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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三项


  一个人如果用不光荣的手段达到光荣的地位,他的自尊便无法保持,而凡是自尊无法保持的人,也无不努力破坏别人的自尊,以求心理上的平衡。好比说吧,二抓牌的官由于他是子孙圈的一分子而得来的,他自己就会也想弄一个子孙圈而当圈长,如果是靠他把妹妹、女儿介绍给老板得来的,他就也希望别人把妹妹、女儿照样介绍给他。所以凡是对老板大人服服贴贴、奴态可掬的朋友,对属下也无不眼睛搬家,不可一世,这不仅是心理上的平衡,也是心理上的补偿。
  保持民族自尊心的唯一方法是把别人当人,这要先从根绝苦刑拷打做起。据说干间谍的朋友,最不在乎苦刑拷打,盖一遭遇到苦刑拷打,就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对方所知道的不多乎也。可是芸芸众生,既非训练有素的间谍,又非凶顽泼辣的大盗,怎抵抗得住日新月异的修理学乎?一个受过非刑的人,他身上的伤可能痊愈,他心头的伤却愈久愈新,如果不被逼成颓废,一定被逼得有更大的冲击力。而那些锦衣卫,自然更不会相信人类还有尊严。
  个人自尊即民族元气,保持一分算一分,一个人的自尊一丧,便啥卑鄙奇怪的事都做得出。民族元气一丧,不亡国灭种,已经算很客气啦。

  第一 希望不要过问别人的私生活

  古圣先贤那种“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套,害人不浅。吾祖柏拉图先生理想国时代,或农业社会中,讲这一套还勉强凑和,到了今天这种高度的工商业社会,实是不能再提倡啦,再提倡不但害人不浅,还要害人至死。盖修身和齐家之间,有大大的一段距离,而齐家和治国,治国和平天下之间,更相隔十万八千里,相互间根本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修了身就能齐了家乎哉?齐了家就能治了国乎哉?仿佛做的是香艳绝伦桃花梦。有人说,这种话不能那么刻板解释,而是说:人人都修了身,家自齐;户户都齐了家,国自治。呜呼!这种“人人”焉,“户户”焉,可能乎哉?如果认为可能,我们除了佩服他嘴硬外,别无他法。
  柏杨先生并不是说只要把圣人这一段话反对掉,民族灵性就呱呱复活。而是说,我们必须有新的观念,了解私生活并不那么尖锐地和国家、天下有关。每个人都有保持私生活不受干扰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安乐窝。如此大家的精力才可以用到正路上,不必努力窥探别人的秘密,这才是消除暴戾之气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把人当人方法之一。盖把人当作禽兽,修理一顿,固为害不浅,便是把人当作圣人,硬赶鸭子上架,硬要勉强他去欲神欲仙,也为害不浅。怕的是弄到后来,不但圣人没当成,反而酱在那里,连正常人味都没有啦。
  古人云:“知人隐私者不祥。”意思说将有杀身之祸。我想自己祥不样没有关系,主要的还是国家不祥、民族不祥。

  第二 尊重专家

  在洋大人之国,知识就是权力。在我们中国,则权力就是知识。一个人手里一旦握了点权,他就啥事都懂,尤其是在被他“赏饭吃”的人之前,也就更懂得厉害。不但政治焉、哲学焉、原子弹焉,甚至对性病都成了专家。刚上台的新官崽,最初还有点不好意思,等到日子一久,被赏饭吃的人一多,大家一阵猛捧,他就努力伟大,思一思,想一想,我真有两把刷子呀,遂成了货真价实,不但能拳打脚踢,而且还会呼风唤雨。尤其是忽抬尊头,你说啥呀,气象学教习有啥了不起,他见了我都得鞠躬,他胆敢比我知道得多乎?
  不尊敬专家是奴才气质,这气质诚如老太婆的被子,盖有年矣。从前皇帝们最大的特征是“金口玉言”,他阁下坐在金銮殿上,说铁是金的,铁就马上变成金的,说金是铁的,金就马上变成铁的,不要说无生命的东西,就是天上神仙,也得该头目坐在金銮殿上,用他阁下的金口,封上一封,才能正式到差。嗟夫,我想只有被酱十分沉重的脑筋,才会冒出这种奇怪观念,连神仙都仰仗世上的官“封”。大概小民对权势屈服,已成习惯,以人之心,度神之腹也。这种“权力高于一切”的观念,要想国家有救,必须连根铲除,转而承认专家的价值。任何超级二抓牌,可以利用专家的决定,但不能蔑视专家的决定。而小民遇到官崽和专家冲突时,必须选择专家,不能由谁乱“封”。
  石门水库,便是一个例子,今年(一九六四)已经隆重宣布曰:大风雨之前一定放水,以安民心,而示“自动自发”。呜呼,该库执行长徐鼐先生去年(一九六三)还跳高曰:“事先放水?放了水天如果不下雨,库中空空,谁负责任?”而今年却事先大放,大概已找到负责任的人矣,不知该负责任的朋友是谁?
  不尊重专家的结果是鸭子虽死,嘴却照硬。一个官崽,除了对一圈之长外,上不畏天,下不畏民,中不尊敬专家,小民还有噍类乎?不尊重专家的结果是,造成错误的决策,而我们的敌人也巴不得我们有错误的决策。除了石门水库,又想起来一件事,对日抗战时,政府弄出来一个限价政策,发表之初,老套出笼,那老套是:你也通电拥护,我也写文赞扬,免不了还有人研究它的学问,认为天衣无缝。当时我老人家就听一位经济学者关住门叹曰:“这种权力即知识的玩意如果行得通,全世界经济学者都只有上吊矣。”
  悲哉,有权的朋友大喝一声容易,拍案而起也容易,咬定钢牙,说别人是“的”不是“家”也容易,但教他去干建设性的行动却难。中国如果一直只尊重二抓牌而不尊重专家,便一直不能有啥起色。

  第三 公教人员,必须提高待遇

  一提起提高待遇,有些人就叹气,其实不但有些人叹气,连柏杨先生都叹气,盖事到今天,提高待遇,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使问题更为艰难。有一位朋友,一听到待遇要提高,就脸色大变,我曰:“阁下,我看你有点存心不良,是不是要人饿死?”他曰:“非也非也,要知道未提高待遇之前,我碰到麻烦,一千元就能平安过关,提高待遇之后,恐怕非两千元不能拉倒。”
  朋友的话,属切身之痛,千真万真。盖贪污这玩意,一旦成为风气,便产生奢侈。就是前面提到过,那位从美国回来朋友赞叹的“生活水准高啦”现象,一旦大家均恬不知耻,均以一千元的收入,而作八千元的开支为荣,社会风气就开始糜烂。他已有八千元的奇异办法矣,便是再加薪三千元,他能在乎耶?徒提高他的胃口,而使小民负担更重,社会更往根部腐蚀。
  不过,话虽这么说,其第一因固仍然是待遇太低之故,不治社会会糜烂则罢,要治的话,总不能不从这方面下手。有些人认为只要道德高,耍耍孔孟学会,讲讲“经”书,就可以根除一切不良。此话乃圣人之话,我们除了表示肃然起敬外,别无他法。但如果依柏杨先生之见,提高公务人员待遇,是重要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啥都别谈,谈得多啦,徒费唾沫。
  无论古今中外,公教人员待遇高低,和国势强弱,成正比例。汉王朝的太守,不过类似现在行政区“专员”之官,年收入就两千石。咦,你知道两千石值多少钱?左折右合,吓都吓死你。英国殖民地遍天下,在殖民地当官的家伙,贪污的很少,非英国人比中国人天生高级,而是他们的待遇好,退休后又有保障,中国公教人员所以退休不下来,是生活作怪。洋大人退休之后,可以周游一下世界,中国人退休之后,恐怕周游一下台北,都得思量思量,怎能不在当权的时候,勇猛抓之乎?贺其乐先生是位名经济学家,有一天告柏杨先生曰,一个中国人平均下来,包括衣食住行,一个月至少需要八斗米之数,才能维持。五口之家,至少得有四石。如果待遇只有一石,则只好用别的奇妙之法,去搞三石补充。呜呼,与其各显神通,去自己零搞,何不由政府统筹整搞乎?统筹整搞,小民固然负担大啦,但不由政府整搞,小民的负担反而更大。呜呼,国家也好,王朝也好,政权也好,是建筑在公教人员身上的,却拼命地压之迫之,使其非贪非烂不可,教人一辈子都弄不明白。
  依目前购买力,我想,国民学堂教习月薪至少应有六千元,中学堂教习月薪至少应有八千元,大学堂教习月薪至少应有二万元。三作牌月薪至少应有五千元,警察局长月薪至少应有一万元。法官、检察官月薪至少应有一万二千元,记者老爷月薪至少应有七千元,而稿费也至少千字两百元才够(现在是三十元,使人毛骨悚然)。至于柏杨先生,年迈力衰,每月工钱九百六十元,弄得衣不蔽体,穷气冲天,每到月终,老妻还要去拣煤核,至少也得有二千元,才能免于饿死。否则,薪给制烂得久啦,等到把根烂掉,供给制就得惨叫一声,来个倒栽葱——想独坐高楼,看黄河翻船,不可得也。
  (柏老按:一九八○年底,我老人家月饷高涨到一万七千元,不过仍是高级西餐店三十个“美国牛排”的价钱,买较好一点皮鞋的话,只能买两双!)

  第四 尽可能少开会

  呜呼,开会是民主政治最主要的方式,只有专制政治才不开会,皇帝想怎么搞就怎么槁,柏杨先生反对开会,岂不是反对民主乎哉?这顶帽子奇重,实在不敢当不敢当。问题是我们开会是真开会就好啦,目前流行的开会,似乎有二型焉:一曰精神训话型,看起来大家各端嘴脸,排排而坐,实际上是老板大人或一圈之长在那里训话——训话也者,包括“骂”在内——骂了一顿之后,众头乱点,表示俯首贴耳,然后指示机宜,一哄而散;一是危险分担型,开会的目的不是真正民主,而是“以示民主”,以便有责大家负,万一东窗案发,就可理直气壮曰:“这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这是开会决定的呀。”会议纪录就是挡箭牌,结果是有了功劳,谁都有一份,有了责任,谁都没一份。
  记不得在哪一本书上,看见一篇小说,说的是开会国,天兵天将把该国团团围住,该国唯一的抗敌之策,就是开会。开了无数次会之后,天兵天将忍耐不住,就行攻城,该国人士,精神可嘉,退守郊外柳林,继续抵抗。天兵天将悲天悯人,有好生之德,不忍赶尽杀绝,乃再行团团围住,希望他们投降,可是投降这玩意,岂是有气节之士所肯干的?围困之初,还听见树林里开会之声,叽叽喳喳。围困到七七四十九天,叽叽喳喳的声音没有啦,派孙悟空先生前往一看,咦,全死啦,全渴死啦,尸体左也一堆,右也一堆,身旁还有会议纪录,曰“临渴掘井委员会”,曰“临阵磨枪委员会”,据说当场就把孙悟空先生气得翻筋斗。
  开会是解决问题的工具,现在反而弄成了这种样子。于是,二抓牌大小官崽,整天就有开不完的二型会。别看他阁下其蠢着牛,一旦开起会来,就如鱼得水,口若悬河,这也有意见,那也有主意,结果时间全浪费掉,表面上每天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如漏网之鱼,一个个“为国家,秉忠心,报皇恩”,可是等到真正有公事找他时,他却不见啦。
  根本取消开会,违反时化原则,当然不可,所以最好发明一法,以疗此病。治疗之法多矣,有的主张严厉限制发言,不得超过两分钟;有的主张一星期之中,开会的日子不得超过三天。我想这固然都是好办法,但最好的办法却是绑起一条腿——那就是说,与会人士,一旦起立发言,就有工友同志出现,把他的一条腿绑在另一条腿上,或者索性后屈而绑到屁股上。如果他阁下讲着讲着,站立不稳,“唿咚”一声,栽倒在地,旁边护士担架,早已准备妥当,立刻抬到急救室,不由分说,照屁股上就是一针维他命丙。呜呼,为啥要维他命丙乎?据说维他命丙注射时有奇痛,就是取其奇痛也。
  (柏老按:开会国盛况,请拜读柏杨先生盖世名著《古国怪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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