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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如巧


  风气之先和点铁成金,有异曲同工的功效,一个人本领通天,如果没有运气,他的本领便等于一个屁,即令不等于一个屁,硬干苦干,着实挣扎了一阵,结局也会稀里哗啦,锅也砸啦,碗也砸啦。而一个啥本领都没有的人,一旦吉星高照,就是在马路上闲荡,都会有一块五十克拉的钻石掉到口袋里,不要都不行。俗云:“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柏杨先生套之曰:“写得好不如写得巧。”常有些小子,喟然叹曰:“有些名扬国内,妇孺皆知的大作家,他们写的,使人看了直觉发麻,实在不忍卒睹,若某某,若某某,连初中二年级学生写的都不如。”原因简单得很,该作家得风气之先,也就是写得“巧”也。一○年代,中国文学由文言蜕变成白话,凡是曾写两句白话的朋友,就一律得其所哉,写到如今,该作家怎能不“大”?等到台湾光复,文坛一片真空,大多数作家都留大陆,几个半路出家的和尚,或都确实有很沉重的感慨,或者根本是穷极无聊,闲着也是闲着,写写文章,也可以消磨时间。继而发现,写文也是一条谋生之路,盖一九五○、一九五一年的稿费,一千字十元,固高得使人神魂飘荡。于是你也写我也写,他也写她也官,三篇文章一登,男的成了男作家,女的成了女作家,年纪小一点的成了新作家,年纪大一点的成了老作家。
  呜呼,干啥都得有眼光,要看得准,发得狠,一口咬定,锲而不舍,终必会搞出名堂。风气之先型的大作虽然不忍卒睹,可是声名既在,仍然有吃有喝。柏杨先生在三○年代便迟了一步,若那时候就一马当先,活到今天,轻则可以当上理监事,重则可以出国讲学。而如今依然故我,乃眼不明、手不快之报也。我说这些,对年纪大的朋友没有啥用处,但对后生小子,却有裨益。既有志当作家,自应目观四面,耳听八方,观空就钻,文章通与不通,俗与不俗,笨与不笨,均没关系。不过凭天地良心说,风气之先型对中国文化的提高和普及,有其崇高的贡献,盖此型非同小可,与其他型迥然不同:其他型均因其他凭仗而起家,大家既知底蕴,也就不再苛求,有志之士,因无法弄到那些条件,自无可奈何;唯独风气之先型是靠文章起家的,所以其影响也特别巨大。年轻小子,往往对作家十分崇拜,拜读了大仲马先生的文章,包管目瞪口呆,可能此生连笔都不敢提。但是拜读了风气之先型的文章,用不了看三十页,准拍案而起曰:“写这种文章的竟然也是作家,早知如此,我早成了作家啦。”然后翻箱倒柜,把小学堂时的作文簿找出,撕下一篇,寄到报馆,于是乎作家出世。咦,风气之先型对年轻后进有这种鼓励,世人不可不知,故不宜一笔抹杀他们的价值也。
  介绍作家介绍到“随稿登床型”,实在非常抱歉,好在这个名词,不是柏杨先生发明的,总算差湛告慰。此语大概来自电影明星的“随片登台”,某某某先生套之以指责某女作家,说她为了出版她的大作,不惜和书店老板或编辑老爷,双双携手,进入洞房(写到这里,柏杨先生插一句话,只不过两年之后,不知道怎么搞的,该某某某先生义愤填膺,反过来为该女士努力辩护,又说她是淑女啦。变化莫测,难懂,难懂)。我们这里乃借用一下他阁下的发明,来阐扬这一类型的奥秘。
  呜呼,年头显然很乱,但有一项定律却千古不变,那就是,一个女孩子如果甘心情愿为她的“事业”而登床,不管她是自己登床,或是使人登床,也不管是演电影登床,或是写文章登床,反正一句话,只要她“肯”,她就可以成大名而捞大钱。这和她漂亮不漂亮,美丽不美丽无关。纵是《红楼梦》上的刘姥姥女士,如果也忽然向往起来新潮派,以新潮派笔法写下一本完全以做爱和乱伦为主题的小说,同样地也可千古不朽,把一些臭男人勾得精神恍惚。如果该女作家不是刘姥姥女士而是潘金莲女士,她就更有招徕的力量,该书准定十分畅销,她也就非成为委屈万状的淑女不可矣。
  我们隆重地介绍这一型,并非对谁有所不敬,而只是说明天地之大,无奇不有。一个女人焉,或者去洋大人之国泡上一泡(泡一天就够啦,如果泡十年八载,当然更是上策),或者在大学堂读了几天(读几天就够啦,只要嘴硬,就等于毕业啦),或者在高级中学堂或初级中学堂读几天,作文簿上连续三次都得“乙”,想成名的欲火再烧得她浑身不舒服——去当影星吧,一时没有门路;去当歌星吧,嗓子不太听指挥;去当舞星吧,苦于找不到大亨;去当画家吧,又不能马上见效——于是当女作家遂成为唯一捷径。克里丝汀小姐以一个土头土脑的乡下姑娘,一旦“肯”啦,再加上一点先天的异禀和后天的努力,以及臭男人贱气冲天,搞到后来,竟搞得英伦三岛都为之震动。则一个文理尚称能顺的女人,一旦她“肯”,一面写稿,一面脱而登之,她能不成为空前绝后的伟大淑女兼女作家乎?谨此隆重介绍,读者先生如果不信,不妨举目向名女人群中搜索搜索,包管你掩口而笑,乐不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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