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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车祸的唯一方法是严守交通规则。洋人车祸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酗酒，这一项在中国并不常见，所以我们的车祸应该比较少才对，不过因为中国人有不守规则的传统性格，车祸反而更高。这是五千年传统文化中最特殊的部分，一种牢不可破的肤浅和虚骄。稍微有点成就，就伟大不掉；稍微有点头脸，就表演特权；稍微会走啦，就自以为他随时可以飞。于是乎，不过只有一千公里的开车经验，就自以为车子在他手中能横着走。常看到有些司机老爷，口衔香烟，两眼眯成一条缝，沾沾自喜于他的技术和车子的性能，一起步就六十公里，而且故意地以分毫之差，擦过行人或别的车辆，真教人连昨晚上吃的番薯都呕出来也。 但我们也不能专门责备司机，比汽车更要使人冒火的还有别的——若机器三轮车焉，若摩托车焉，若人力三轮车焉，最后还有行人焉。机器三轮车比计程车还可怖，若干年前，台北市政府社会局长李蕴权先生，就是丧生在机器三轮车之下。它可怖的地方是煞车不行，它所以说撞上就撞上，非不煞车也，而是煞不住也。一种机器推动的玩艺，纯靠手煞车的力量去煞那可怜的中柱，好像用麻绳去拴飞机一样。这种车最好禁止，如果不能禁止，则政府应该帮助它把煞车弄结实，尤其机器三轮车后面有两个突出的直角钢架，小伙子开得兴起，忘了钢架，呜呼，真不敢想。 摩托车现在也要考驾驶执照啦，这是一个好现象，但规定五十西西以上的才考，于是商人就推出来一种四十九西西的。我想考也可，不考也可，考起来只不过使监理所的威风更大，晚娘脸更凶。但要考的话，似乎应该规定，就是一西西半西西的也照考不误，以求安全。不过主要的是，应该加强管理。有些烧包朋友，骑着那玩艺就像骑着飞弹，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作“之”字形飞驰，认为他那玩艺除了上天之外，简直啥都可以办到。还有些“全家乐”朋友，前前后后，坐满了人，“喀嚓”一声，死亡的死亡，断腿的断腿。嘉义有位先生载着母亲撞死；台北中山北路昨天就又发生一桩，一个家伙，带着太太和四个孩子，全部报销。这种乱坐人的节目，必须取消，天下才能太平。 人力三轮车比较收敛一点，而且淘汰之期，在所不远，车夫朋友，也都支持一天算一天，但愿他们早日转业。不过有些地方，也能气出鼓胀来。 说来又话长，今年（一九六七）年初时候，一位朋友开了一辆车经过台北南京东路，偏偏一辆三轮车竟然踏上快车道，遇到红灯时，它领头停下，该朋友忍不住心头之火，就用保险杠照三轮车的屁股，那么轻轻一顶。三轮车夫回头一瞧，一语不发，把三轮车踏到慢车道，下了车，转过玉体，又回到原处，把袖子一卷，读者老爷莫急，他袖子一卷不是打架，而是就往该朋友车前一躺，结果花了五十元才买他爬起来。 另有一件供贵阁下娱乐的事，发生在前年夏天，柏杨先生于该天到台北厦门街找朋友借钱，就看见了一幕。一个眼看就要倒楣的家伙，开着他的老爷汽车，停在平交道栏杆外面，恭候火车通过。他倒是没有撞人的，可是，他不撞人，人却撞他，一辆风驰电掣的人力三轮车，从后面赶来，煞不住车，从旁边擦过，勇敢地撞到该老爷汽车的车头上，车夫先生的袖子被粉碎了的照后镜刮破，当然也流出来一点尊血。好啦，这就够啦，他下了三轮车，悲惨哀号，好像美国印第安人已驾临台北，要剥他的头皮。人群闻声云集，一齐怒吼曰：“你们有汽车的人没有一个讲理的，把人撞成这个样子，还不在乎呀，拉下来揍他。”该倒楣分子只好赔了一百二十元。 这两个故事使人垂头丧气，南京东路那么一撞，当然欺人太甚，但三轮车踏到快车道上，同样也欺人太甚，而快车道上突然出现了三轮车，三作牌却没有看见，就未免难为情啦。厦门街一剧，证明中国人已丧失了思考和判断能力，只论强弱，不论天理国法，穷苦的三轮车夫如此，蠢血沸腾的群众如此，二抓牌不用说，更是这个调调。呜呼，除非你有势，你就很难有理，有理也没处说，说啦也没有用。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不按事实判断是非，只按直觉判断是非。脚踏车撞了行人，脚踏车再有理也没理；汽车撞了三轮车，汽车再有理也没理；汽车撞了行人，那就更没有个完。 同样情形，行人不守交通规则也是车祸的主要原因。一个十八世纪农业社会的腿，最好走十八世纪农业社会的路，要走二十世纪工业社会的路，似乎就得换上二十世纪工业社会的腿。有些朋友走路就好像得了低头疯，《儒林外史》马二先生逛庙会，形容曰：“他不看女人，女人也不看他。”低头疯则是“他不看车子”，如果再碰到“车子也不看他”，就头破血流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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