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山,虎啸龙吟

  
作者:毕淑敏
我16岁的时候,离开北京,穿上军装。火车不断地向西向西。到了新疆的乌鲁木齐。 又换上汽车向西向西在茫茫戈壁上奔跑了6天以后,到达南疆重镇喀什。这一次汽车不是向 地面上的哪个方向行驶了,而是向“天上”爬去。又经历了6天无与伦比的颠簸,我作为藏 北某部队第一批女兵5个人当中的一员,到达了这块共和国最高的土地。这块土地是喜马拉 雅山、冈底斯山和喀喇昆仑山聚合的地方,平均高度在海拔5000米以上,它有一个奇怪的 名字,叫做“阿里”。 没有人知道“阿里”是什么意思。我曾经问过博学的藏学家,也没能给一个明晰的回 答,只是说这个词汇可能属于一个早已消亡了的语系。于是我就沿用了一个我在阿里搜集到 的民间传说:阿里的意思是“我的”。 “我的”什么呢?我的高原?我的山川?我的牦牛和我的盐巴?我的清澈的湖泊和险恶 的风暴?不知道。人类的远祖用我们不懂的语言,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永恒的谜。 也许在先民们眼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它们都在呼喊着“我的”。从北京来到 西藏的阿里当兵,严酷的自然环境将我震撼。所有的日子都被严寒冻硬,绿色成为遥远而模 糊的幻影。 吃的是脱水菜,像纸片一样干燥的洋葱皮,在雪水的浸泡下,膨胀成赭色的浆团,炒或 熬以后,一种辛辣而懊恼的气味充斥军营。 即使在日历上最炎热的夏季,你也绝不可以脱下棉衣,否则夜里所有的关节就会嘎嘎作 响。 由于缺乏维生素,我的嘴唇像兔子一样裂开了,讲话的时候就会有红红的血珠掉下来。 这是很不雅的事情,我就去问老医生怎样才能治好嘴唇?医生想了半天,说你要大量地吃维 生素。我说吃啦,每天都吃一大把,足足有20多片呢!可我的嘴唇为什么还是长不拢?医 生说那就是你说话太多了,紧紧地闭一个星期的嘴巴,你的嘴唇就长好了。我说,那可不 行,我是卫生员的班长,就算跟伙伴们可以不说话,跟病人也是要讲话的……老医生表示爱 莫能助。 后来我的嘴唇还是我自己治好的。夜里睡觉的时候,用胶布把自己的嘴巴给粘起来,强 迫裂开的口子靠在一起,白天撕开照常讲话。坚持了一段时间。在某一个清晨就好了。 由于缺氧,我的指甲猛烈地凹陷下去,像一个搅拌咖啡的小勺。年轻的女孩就是爱斗 嘴,有一天,女卫生员争论起谁的指甲凹得最厉害,最后决定用注射器针头往指甲坑里注 水,一滴滴往下灌,水的滴数多而不流淌溢出者为胜。记得我荣登榜首。好像是贮藏了好多 滴水吧,在指甲的中心凝聚得圆圆的,像一颗巨大的露珠。我在藏北高原当了十几年的兵, 把自己最宝贵的青年时代留在了冰川与雪岭之间。我曾经背负武器、红十字箱、干粮、行军 帐篷,徒步跋涉在无人区。也曾骑马涉过冰河,急驰在雪原,给藏族老乡送医送药。 我曾在万古不化的寒冰上,铺一张雨布席地而眠。初次这样露营时,我想,醒来身体还 不得泊在一片汪洋之中?我真是高估了人体的微薄热量。黎明,当我掀开雨布查看时,只见 雪原依旧,连个人形的凹陷都没有。除了双膝像凝固般的疼痛,一切都很正常。攀越海拔 6000多米的高山时,心脏仿佛在胸膛炸成碎片,要随着急遽的呼吸迸溅出嘴巴。仰望云雾 缭绕的顶峰,俯视脚下深不可测的渊薮,只有17岁的我,第一次想到了死。 我想这样爬上去太苦难了,干脆装着一失脚,掉下悬崖……没有人会发现我是故意这样 做的,在如此险恶的行军中,死人的事经常发生。我牺牲于军事行动,也要算作小小的烈 士,这样我的父母也会有一份光荣…… 我把一切都周密地盘算好了,只需找一块陡峭的峭壁实施自戕的方案。片刻之后,地方 选好了。那是一处很美丽的山崖,天像纯蓝墨水一样浓郁地凝结着,有凝然不动的苍鹰像图 钉似地锲人苍天。这里的积雪比较薄,赭色的山岩像礁石一般浮出雪原……(我知道要找一 块山石狰狞的地方下手,否则叫厚雪一垫,很可能功亏一篑)。 一切都策划好了,但是我遇到了最大的困难。我的脚不听我的指挥,想让右脚腾空,可 是它紧紧地用脚趾抠住毛皮鞋底儿,鞋底儿粘在酷寒的土地上,丝毫不肯像我计划的那样飞 翔而起……我转而命令左脚,它倒是抬起来了,可它不是向下滑动,而是挣扎着向上挪 去……青春的肌体不服从我的死亡指令,各部分零件出于本能,居然独自求生…… 那一瞬我苦恼之极,生也不成,死也不成,生命为何如此苛待于我? 一个老兵牵着咻咻吐白气的马走过来,他是负责后卫收容的。他说,曼巴(藏语:医 生),拉着我的马尾巴吧,它会把你带到山顶。我看了一眼马毛被汗湿成一缕缕绳子样的军 马,它背上驮着掉队者的背包干粮和武器,已是不堪重负。 不。我不。我说。 老兵痛惜地看着我说,你是不是怕它扬起后蹄踢了你?放心吧,它没有那个劲了。在这 么陡的山上。它再累也不敢踢你。只要它的蹄子一松劲,就得滚到峡谷里去。它是老马了, 懂得这个利害。你就大着胆子揪它的尾巴吧。 我迟疑着。久久没有揪那条马尾。 不是害怕马,甚至也不是怜悯马。我在考虑自己的尊严。 一个战士,揪着马尾巴攀越雪山。这是不是比死还让人难堪? 我的意志做出一个回答,生存的本能做出另一个回答。 意志终于在本能面前屈服,我伸出手,揪住了马尾巴…… 我的瞳孔看到许多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万水千山之间。他们发生过悲凉或欣喜的故 事,被呼啸的山风卷得漫无边际。我为一个20岁的班长换过尸衣,脱下被血染红的军装, 清理他口袋里的遗物。他兜里装着几块水果糖,纸都磨光了,糖块像个斑驳的小乌龟,沾着 他的血迹……我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的兜里也有和他一样的水果糖,这件小小的物品使我 觉得他是兄弟。 我们把他肚子上覆盖的铁瓷碗取下来。碗里扣着的,是他流出的肠子——敌人的子弹贯 穿了他的腹腔。严寒使掉出的肠管变得像水泥一样坚硬,没有办法再填回他的肚子里去了。 我们给他换上崭新的军装,把风纪扣严严实实地系好。除了他的腰间因为膨出的肠子, 扎了皮带也显得有些臃肿,真是一个精干的小伙子呢。 趁人不注意,我在他的衣兜里又放上了几块水果糖,我不敢让别人知道,因为老兵们一 定会笑话我的,他们把生生死死看得像蚕蜕皮一样正常。但我真的觉得,这个班长很需要这 几块水果糖。糖是我特意挑的,每一块糖纸都很完整,硬挺地支楞着,像一种干果的翅膀。 那个班长被安葬在阿里高原,距今已经有20多年了。我想他身边的永冻层中,该有一 小块泥土微微发甜。他在晴朗的月夜,也许会伸出舌头尝一尝吧? 1980年我转业到北京,结婚、生子,操持家务……一个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该干的事 情,我都很认真地做了。贤妻良母好医生,这是人们众口一词的评价。对一个30岁的医生 来说,你还需要什么? 按说是不需要什么了,我应该安安静静地沿着命运已经勾勒的轨道,盘旋下去。但是, 我虽然从小生活在北京,对北京的一草一木都无比熟悉。此次归来,我却不再是过去的那个 我了,怀里那么多藏北的风雪,强烈地撞击着心脏。我对这个巨大的都市,感觉陌生。 我到过这个国家最偏远最荒凉的地方,在横贯整个中国的旅行中,我知道了它的富饶与 贫瘠。我在妖娆的霓虹灯中行走,身旁会突然显现白茫茫的雪原。在文明的喧哗与躁动之 间,我倾听到遥远的西部有一座山在虎啸龙吟…… 我有父亲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很好的天赋。只是由于他们那一代 人所处的环境,使他戎马一生,始终未能从事文学。我从他的目光里看到了期望,我决定一 试。 但我除了爱看小说以外,从未经过正规的文学训练。 我决定先系统地学习。恰巧这时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招收自学生,不必到校听课, 只要在规定的日子里参加考试,取得了相应的学分,就可以毕业了。 我开始了偷偷的学习。为什么要偷偷的呢?我总觉得一个医生要学着写小说,是件不正 常的事情。你想啊,医生是和人的性命打交道的职业,谁愿意把自己的命交到一个三心二意 的人手里?虽说我在上班看病的时候,绝对全神贯注,但我仍为自己的自学感到惭愧。 人们知道了我的自学,仍然找我看病,我真的是一个很有人缘的内科主治医生。但是病 人们说,毕大夫,你这是何苦呢?你不是有了医学的大专文凭吗?这如今图的什么呢?我无 法回答。 一个微茫的希望在远方磷火般地闪动。我想用我的笔,告诉世人一些风景和故事。我想 让我的父母惊喜。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学完了大学中文系的所有课程,以毕业论文“优”的成绩结束了 自学。于是在一个普通的日子,我铺开了一张洁白的纸。那是在深夜的内科值班室,轮到我 值班,恰好没有病人。 日光灯管发出嘶嘶的叫声,四周一派寂静。记忆在蛰伏了多少年后苏醒,将高原的生命 与鲜血铺陈于我面前。 我的处女作中篇小说《昆仑殇》在不到一周内完成了。 从那以后,我写了大约100多万字的作品,获得了多次的文学奖。 我写了高原严酷的军旅生活,也写了贫民百姓的酸甜苦辣。我的笔触有时涉及女性微妙 的心理,有时也探讨经济领域眼花缭乱的现象……我是一个写作题材比较宽泛的作家,写作 的时候心绪比较收松。我总想,自己原本是个医生,因为有话要说,才拿起笔来。假如有一 天,我的话说完了,就回去当医生,治病救人,也是很神圣的。 我后来又读了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得到了硕士学位。现在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专 业作家。之所以暂时的不当医生了,主要还是为了对病人负责。一边看病一边写作,无论自 己多么在意,有时也难免分神。影响了写作不要紧,耽误了病人就糟了。告别医院的那一 天,我心里好忧伤,有一种流离失所的凄凉…… 医生和作家都是与人为善的事业,可叹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可选择其一。 我的父亲已经仙逝。他的眼晴在天上注视着我,更使我有一种无法逃遁的庄严感。 为了西部那座美仑美奂的雪山,为了我的父母殷殷的期望,我将努力写作;直到我无法 胜任这一神圣的工作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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