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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文学月报》在讨论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小说发表前后，曾听到一些批评，也收到读者的来信。现就借《文学月报》的版面，一并作复，算是加入讨论。 这个中篇的写作，前后跨三个月。查记录，从1984年9月22日写到同年的12月25日，其间因去北京、济南而一度中断。写成后读稿的感觉与写前的预期大致吻合。因想投往月刊，篇幅则不敢加长。 这篇小说，以我本人的想法，主要是想写给当父母的与当教师的人们看的。因此用了第一人称，用了一个孩子的口吻。小说中的故事由三菱来叙述，以求更贴近一位年轻人的心理。 全文实际写了八个少男少女，四男四女（稿子写成后，为它取名时将三菱的妹妹漏了，于是成了“一共七个”）。作为作者，对他们的看法和褒贬当然是有区别的。也写了几个当父母的，也有区别。我无意将这八个少男少女来概括中国的全部少男少女，也不准备将小说写成论文或调查报告，那是社会科学的事。文学不同于科学。 我想，不管我们愿不愿承认，愿不愿“看见”，那些孩子这样的存在都是一个事实。他们不仅存在着，还在成长着，今后还将负起建设、保卫和领导我们这个国家的责任。因此，必须正视他们。 我四岁开始当舅舅，二十七年来，有了八个甥侄，他们不总是让我看得惯。我曾当过教师，教过的许多学生中很有叫我头疼的一些人。我是社会的一分子，见过许多“文学青年”或非文学青年，我要自己努力去理解他们。 我们的社会，是以雷锋为楷模的社会，但是，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雷锋的，甚至不可能完全消除犯罪行为。这个道理是如此明白，但在文艺作品中，一些似乎不那么有光彩的形象往往得不到描写。描写并非为了鼓励不良行为，不是这样，相反，是要求人们正视它。假如我们有信心，有勇气的话，只能正视它。同时，这种描写也是为某些行为正名。社会发展到今天，旧式的父子关系再也不可能维持下去了。这是很可惜的，也是必然的。 在写作中，我没用我们都习惯的方法来为三菱贴金。其实，他既清楚又不清楚自己。他的话既当真又不正真。他既气壮又气馁。到第十九节的结尾他问出“我是谁？”时，悲哀已到了顶点，毫无幽默感可言。我曾对一位朋友说，这篇小说再不能写下去了，再写就全没了欢悦的色彩。要是仔细一些谈的话，可发现这小说不是个喜剧，三菱也并非他自称的“乐观主义者”。 顺便提一下，《文学月报》六期上华玉章同志的文章拜读了，得益匪浅。但有几处确是误会，如三菱并没骂过他父亲“下流”。更没欣赏反转片的“浪得入味了”（这时他反用出了全文中最激愤最刻薄的词句）。另外，似乎没有“三个妙龄少女都对三菱钟情”的情节。负片和三菱几乎是冤家，对申光是三菱在自作多情，唯一可以拿准的是反转片，可惜最终还是闹翻了。所以，三菱也不是“大观园里的贾宝玉”。至于七个少男少女“没有一个真正刻苦读书的”，说得也不确，至少有申光在读着，并被三菱讥作“书呆子”。阿克发为了读书而去课余卖瓜，三菱为了阿克发读书而去当模特儿，这样的精神，实在不应称作“阿混”。 我们以往熟悉的是高尚的语言配上高尚的举止，于是皆大欢喜。可惜生活中就是有许多例外，假如文学不斜视的话，理应去表现。 说实在的，我很有点怪罪自己的意思。文中，我在三菱身上堆积了真诚，坦率，正义感，不图名，不贪利，不盲从，乐于助人，蔑视等级观念，不逃避体力劳动，不坐吃老子，不乱交女朋友……这么多难能可贵的品质，真怕三菱消受不起。生活中，我确实没遇见过集这么乡优点于一身的好青年。何况，他还有决非无病作吟的痛苦感。有人曾批评我过于理想主义。不能说这种批评全然不对。 三菱是个矛盾的人物。他不爱读书，却又读着。自以为不以姑娘为然，却又终于和反转片“在鬼魂前相吻”。他有非常诗意的理想，同时又在不停地骂人。他一面腹诽父亲，一面又遵命回家，被父亲的一句话（“咱们谈谈吧，孩子，谈谈吧。”）引得心都疼了（我的心都疼了。真的。这是多大的诱惑呵！）。他一面极想独立，甚至想把妹妹也领出家门，一面又自知“我的学问也差得老远，他们犯不上要我”。所有隐蔽在他贪嘴之后的重大冲突，对于一个孩子，确实过于沉重了。 小说中提到了一些家长，提的最多的是三菱的父亲。我不想往他脸上抹黑，他做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有时甚至也很有分寸。但是，他的爱终于没被儿子所接受。他与我们的许许多多家长一样，不懂自己儿女想的。正是他与阿克发的父亲，使得三菱与阿克发终于弃学。细究起来，除去坚守寨子的申光，其余的几位不再上学，多少也与其家长的态度有关。可见，仅仅当一个“没有恶德”的家长是不够的。三菱说“老子不知儿，小子好忧愁”。他并没说“小子很快活”。年轻人是希望被父辈理解的。这和父辈希望理解年轻人真正的思想一起，构成两代人沟通的心理基础。 小说中信笔提到了去年的一篇全国得奖小说，我以为将可尊敬的父辈与下一代对立的写法是极不妥的。对少男少女们，还应有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善意，而不仅仅予以皮相的漫画式的描写。假如我们的父辈囿于某些原因不能理解他们，那么，作为他们的兄长的我们，更不该乱说一气。这样于事无补。 我在小说中也写了一些公认的坏事，如偷瓜，未婚先孕，“临孕脱逃”等。这些最容易叫中国人气忿的事确能在生活中找到。我无法事事让三菱来充一下英雄，因此只在文中做了些曲折的手脚。比如偷了瓜还钱，比如不将富士和负片的关系写得令人羡慕。文中还有一些更常见的坏事，如负片的等级观，言行极不一致；如富士的钱财观念等。有些我们已经麻木了，在听到那种口是心非的单口相声式的发言，我们会有“笑死我啦！”之感么？ 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少男少女必然也变得复杂，如果家长们、老师们、领导者们只有爱心与热情，没有与此适应的心理准备与学识准备，必然会败下阵来。看一眼如今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这样的担心也许不是完全多余的。 因为看多了耳提面命式的小说，想起写这样的一篇。我想试着“以不严肃表现严肃，以不正经表现正经”。做个实验。在社会生活中，以严肃来表现不严肃的事较多，大到“四人帮”的言语，小到偷儿的申辩，常常如此。这种现象，构成讽刺小说的基石。文学史上，有《唐·吉诃德》等一批名著。我所说的实验，也不是新鲜招式，文学史上有《麦田里的守望者》、《第二十二条军规》及荒诞派戏剧等。但我没敢走得太远，基本还是用很写实的手法，只在遣词造句上掺入大量口语式的和幽默、机智、诙谐、挪揄、刻薄的话，掺入主人公的自嘲。同时，将全篇处理成内冷外热，寻求行文的流动感、跳跃感。这些不光为了给三菱造型，还想使小说好读一些，耐读一些。 我想，在纯文学和俗文学之间应当可以有路相通。目前，发表纯文学的期刊大受俗文学和纸价的冲击，度日维艰。假如能在坚持艺术方向的前提下，兼发一些好读又不媚俗的稿子，想来会扩大读者面。真正的纯文学作品是极难得的，中国也远没到涌出足以满足那么多纯文学期刊的版面的作家群。如果我们的一部分刊物和一些作家能稍稍放下点架子，不光有益于自身，也可给俗文学以新的生命力。写俗而不俗，其实是非常难的，何况又要读者愿读。我很愿做点试验，梦想有一日写出“阳春巴人”来。 前几天看报，有条消息说，在“读书热”中，在多少多少万职工上职大业大电大夜大函大的同时，上海工人的实际操作水平下降了零点六级。乐极生悲呵！ 改革中的社会是个异常复杂的社会，我自幼学到的非A即B式的评判方法常常碰壁。于是，笔下的形象有时也模糊起来，不是一个“好”字或“坏”字了得。少男少女们也不复诗中的纯洁、天真。我想，大人最好从一厢情愿的境地中自拔，不要对孩子说瞎话，以免被孩子笑话，也可少教孩子们一点口是心非。 虽说我喜欢三菱，为自己作品辩解，但这篇作品确实不是上乘之作。在好作品渐多的今天，重读它也能读出小汗。但愿会出现少男少女们描写自己的佳作，到那时，我的这篇不成形的作品自然可以消隐了。 （原载《文学月报》1985年第1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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