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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陶然亭

作者:邓友梅

  “四人帮”把国民经济推到“崩溃边缘”的日子里,虽是百业萧条,却也有几处应运而兴,发达得邪乎的所在。比如说北京的公园。除去上了锁的北海,其余的都透着格外热闹。每天从开门到静园,人一直像稠粥似的。细看一下,游客随着时间更迭,也作有规律的变换。早晨开门到八点来钟,是锻炼身体的老人、喊嗓子练腰腿的演员和候补演员们;八点到午后,主流是背着大黑塑料包的各省外调、采购人员;太阳西斜,就换为成双成对的男女青年,远远看去像二路纵队的分列式游行。
  老管参加“陶然亭早班”,是因为医生劝他加强体育锻炼。而他在那间小屋里,也确实憋得百病丛生,半宿半宿睡不着觉。
  一开头,他只想找个清静地方练深呼吸,做广播操。练了几天,不行。人类还保留着老祖先的群居特性,离群独立在这里也难以生存。你走进树林刚要作深呼吸,来了几个二十上下的小伙子。左边一个喊:“谢谢妈!”右边一个唱:“几天来察敌情收获不小,”后边忽然冲你脑勺大叫一声:“我踩着地雷啦!”换个宽敞地方作广播操吧,又有几个武将围着你拧族子、翻吊毛,最后把你当球网,打起羽毛球来。白色的球像只银镖似的总在你头上来回飞。
  于是他想入伙。
  折磨了几天,瞅准一个地方。远对云绘楼,近傍鹦鹉冢,松树林中有一张长椅,三个老头固定在那里锻炼。老年人不惹是生非,就参加这一伙吧。
  他鼓起勇气走进树林,弯腰踢腿作广播操,老头们看看他,又各自去活动自己的。从此老管就每天到这儿来。日子多了他就分清了三人的面貌:一个收拾得整洁精神,总戴一副水晶茶镜,他心里管他叫“茶镜”;一个宽服大袖,留一撮胡须,他暗地叫他“胡子”;还有一个满头白发,穿一件洗褪色了的旧军装,他送个外号叫“将军”。
  早春季节飘起雪花来。老管打着一把黄油布伞,照常来到了陶然亭,一下雪,练嗓的、耗腿的年轻人不来了,身体太弱的老年人也不来了,园子里格外的清静。老管舒畅地呼吸着清凉空气来到小松林,茶镜和将军却早已开始了练功:将军打着伞,茶镜在伞下骑马蹲裆式站着,在活动十个指头。大概老管的坚持的精神感动了他们,茶镜手虽未停,却冲他点点头。老管退休以来,除去买东西,和人说话都很少,今天竟有人向他点头打招呼,心里一阵热乎,连忙对茶镜把头深深点了两点,又向将军着实鞠了一躬。将军打着伞笑嘻嘻地向他也还了礼。正这时胡子穿一件肥大的风雨衣走来了,他一边走一边点头,嘴里说“早、早”,眼神平均地把他的问候分给每个人,也朝老管看了一眼。
  练了一套拳后,胡子就说东边有个亭子,不如到那里去坐一会儿。这时老管也不见外,跟着一起往亭子走去。老管主动凑过去和茶镜攀谈。
  “您老今年高寿?”
  “还小呢,才七十一,您怕没有一个花甲吧!”
  “刚六十一。”
  “不像。”
  “您贵姓?”
  “这个,您就称呼我茶镜吧!”
  老管心想是不是自己心里叫他茶镜,不小心叫出了声,叫他听见过?便疑疑惑惑地笑了笑。
  胡子插嘴说:“我们都这么叫他。我们在一块遛早二三年了,谁也没打听过谁的姓名住址。”
  “嗯、嗯。”
  “倒也没别的,就是图个放心。”茶镜笑着说:“省得说句什么话,过后说的人后悔,听的人也害怕。”
  进了亭子,茶镜一放下伞就从兜里掏出个装胶卷的小铝盒和半个怀表壳。他从铝盒里倒出点棕色的粉末,放在表壳里伸到胡子眼前。
  “您试试这个!”
  胡子用拇指和食指蘸了蘸,然后就举在鼻孔处揉起来:“熏得不错,可惜没买到好鸭梨。”
  “这话您说!跑遍东西南北城,都是这一份,看着挺水亮,可没味儿!大概是上化肥上的。您也闻一鼻子。”茶镜把表壳又伸到将军面前。
  将军战战兢兢用一个指头蘸了点,把它抹在离鼻子老远的嘴唇上,然后说:“像好茶叶味。”
  茶镜把表壳又伸到老管面前,这友好的举动不能谢绝,老管就一边说“谢谢”,一边用手指蘸了点抹到鼻孔里,立刻鼻子一辣就打起喷嚏来。
  “这是提神的,”茶镜自己闻着说,“您是不是觉着清醒多了?”
  “嗯,清醒——啊嚏——多了。”老管掏出手帕赶紧擦眼泪。
  这一阵友好交流过去,将军就从兜里掏出本书来,问道:“再读一段?”
  “当然,当然。”
  “甭问。”茶镜说。
  胡子接过去就大声念起来。念的是毛主席著作。
  总共就念了一小节,将军按自己的体会发表了一通议论。胡子和茶镜听得连摇头带点头——说到毛主席的英明论述就点头,对照现在有些人的作法就摇头。老管感慨地说:“没想到你们老几位还天天坚持学毛主席著作,而且学得这么认真。”
  将军说:“我借他的眼睛使,我的眼被伤害了,一看书就头痛。”胡子说:“我们借他的头脑用,刚才他讲的您听见了,不是比报纸上说得更叫人入耳吗?”茶镜说:“也没别的,就是听听毛主席到底怎么说的。要不别人总说是按毛主席指示办,可干的事越看越别扭,也弄不清到底是咱反动,还是有人玩花招!”
  闲谈了一阵,胡子站起身说:“到点了。明天见。”
  胡子和茶镜出东门,老管和将军出北门。分道之后将军对老管说:“你这个年纪练广播操不合适了,明天我教你太极拳吧,吴式的。”
  老管笑道:“我这个锻炼有一搭无一搭,练什么都行,只要能消磨时间就好!”
  将军说:“革命者只有积蓄力量的时间和使用力量的时间,哪有供消磨的时间呢?”
  老管不再说什么,将军也不再问什么,两人在北门外分了手。回去的路上老管觉着心里有了暖气,腿上有了力气,快到家门口他才琢磨出点味儿来,似乎今天又回到了人的世界!
  第二天起老管就跟着将军学太极拳。
  老管已经有些年什么也不学、什么也不敢学了。所以学习这件事本身就使他很兴奋。等到将军教了几个式子,又讲了通阴阳虚实,以意带气的原理,他可入了迷。他要求将军重新把已教过的两个式子丁是丁、卯是卯地再来一遍。这个要求,使将军大为高兴,他脱掉外衣,不厌其烦地一个关节、一个重点地细说,直到他自己脑门见了汗。
  “今天就到这儿吧。”将军说,“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学风严谨,一丝不苟的人。我们国家就需要多有几个这种人,这作风要保持下去。”
  老管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像挨了一棍子。心想这不前功尽弃了吗?他自从背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游街起,就立志把那勤谨严肃,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扔进垃圾箱。几个所谓“造反派”大大成全了他这一志愿。不仅拆散了他的攻关组,封闭了研究室,把技术资料当作罪证送进“反白专展览会”,而且最后把他这个人也踢出了职工队伍。他暗自庆幸,要不是自己早有了远离学问的准备,怎禁得住这么大的打击?没想到刚学了两个太极拳式子,苦心扔掉的积习就又回潮,甚至潮得叫人看出来了。再联想到将军说的最后一句话,有股说不出的苦涩味便在嗓子眼。
  老管坐在椅上,为了赶走心头的杂乱就注意看别人练功夫。看了一阵,瞧出点门道来,敢情茶镜和胡子练的功夫都挺特别,从来没见别人练过!茶镜是骑马蹲裆式站着,像触了电似的抖动十个指头;胡子前腿绷,后腿弓,单用一只左手握着他的手杖左右地画圈。
  大家收住式子回到椅子上来时,老管就好奇地问茶镜:“您练的这是哪一功?”
  “家传的功夫,没名。”
  老管又问胡子:“您老那一套?”
  “自己发明的,我起名叫肘臂功。”
  老管问有什么功效,胡子不回答,却把手杖送给了他。
  老管伸手一接,由不得大吃一惊,竟是竹竿里藏着根钢筋!有大拇指粗细。
  老管吃惊的样子引起三个人大笑。茶镜说:“我看你左手耍棍一点也不哆嗦了。这套功夫果然练得有效。”胡子说不光锻炼有效,这和他戒了酒也有关系。
  将军说:“你真把酒戒了!那我得代表成千上万的人祝贺你。”
  胡子说:“这也要归功酒厂,他们能把白干烧得又酸又苦,也不容易。”
  说到酒,可触到了老管的伤疤上。他一连摇了几下头说:“说不得。”说是“说不得”,可一口气就说了下去:选料不顾标准了,酿造不守规程了,质量无人检验了,工艺无人监督了,老工人派去看大门,工程师调去管过磅……正当大伙听得入迷时,他却戛然而止。原来发现说得兴头,又打破了自己定的“不谈业务”的清规。
  这隐情仿佛在座的人都无语自通,所以谁也不往下追问,只是带着怀念的口吻说起十年大庆时摆满大酒馆小酒铺的各色名酒。将军还说日内瓦会议时,周总理用茅台酒招待各国领导人,宴会后酒瓶子都被客人要走当了纪念品。
  他们以为把时间拉远就会让老管从不快中解脱出来,可没想到只要不离开酒字,他就仍然陷在烦恼的漩涡中。他们说到的那些酒。有的是他参与酿造的,有的是经他品尝评定的,茅台包装的定型化他也参加了一定的意见。他们越谈他心里越腻味。直到读毛主席著作,他也没从那忧郁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将军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别犯愁,将来那些名酒还会摆满我们的大酒馆小酒铺,而且还会有新品种新风味。因为喝酒的人喜欢这样,造酒的人也喜欢这样。”
  老管苦笑着说:“还能有那一天!”
  “有积蓄力量的时间,就一定有使用力量的时间。”
  学习时间他昏昏忽忽什么也没听进去。临到散伙了,走在湖边上他倒清醒了些,忽然想起了一句刚才要问的话。
  “胡子戒了酒,你说代表成千上万的人祝贺他,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对成千上万人有好处。”将军说。
  “你怎么知道呢?”
  “《红楼梦》里四大家族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百姓也是这样。一个人的长处对所有的人有利,短处也就值得大家担忧,虽说没有用电子计算机核算过,可肉烂在锅里,我这算帐准不错,因为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人。”
  “嗯,怕不一定,”老管琢磨着说,“要退了休呢?”
  “胡涂话!官衔、职务可以退,对人民的责任,对国家的义务,这是与生命共存的东西,怎么退法?”
  “要是有人不许你负责任,不让你尽义务呢?”
  “除去夺走生命,不然怎能办到?”
  老管不再吱声,可是心中不服。心想你们老三位不也和我一样,每天到陶然亭一泡就是半天?冬去春来,人海沧桑似乎与你们都无关,还谈什么负责任、尽义务呢?
  日子一天天过去,等老管学会一套吴式拳,已是1976年4月初。
  这几天天安门前花如海,诗如潮,整个北京城的人,两只眼睛都闪起了异样的光彩。老管一天没动,两天没动,第三天忍不住了,出了陶然亭蔫不溜地坐车到了前门,然后顺着广场往北走。许多诗词、花圈都迫使他留步。他又爱看,又怕看,惊喜地发现人民发出如此强力的吼声,又担心会引出什么祸事。使他注意的还有一幅国画,画的是在一棵松树上立着一只鹰。老管喜爱国画,在被抄家抄走的东西中,就有一幅名贵的国画,画的也是鹰,那是名画家华一粟的作品。听说华一粟叫几个“造反派”把右腕骨砸成粉碎性骨折,已经僵直,终生不能执笔了。他被没收的那幅鹰,怕也早已翻过来写了大字报。今天看到的这幅鹰,笔法很像那一幅,使他怀念起看熟的那张画和从来未见过的画家本人。怀念起中国的传统文化,最终归结到怀念保护、扶持这一切的周总理。他觉得脸上冷飕飕的,两颊已经湿润了。
  一股人流拥来,把老管挤到了一边,他回头一看,只见人群中间两只巨大的花圈露出在人头之上,隐隐听见洞萧演奏出的哀乐声。那是中国传统的葬礼用曲,已经多年没听见了,一听那旋律仿佛碰见了熟人。老管踮着脚,想看看清楚,可是人群太厚,他看见的仍是那露出人头的半截花圈。
  第二天打过拳,读过书,到了闲聊时间。这时,旁边有两个生人,老管没注意,就冒冒失失地说:“听说天安门前,人山人海呀……”
  茶镜正往表壳上倒鼻烟,顿了一下,看着胡子。胡子伸手蘸了点,往鼻上抹着说:“嗡嗡,今天这点烟味更醇了。”
  大家都不再吭声。
  老管觉得这里的气氛和天安门前,完全是两个时代,两个世界,很有点气闷。忍耐不住,又说了半句:
  “这人民的意志……”
  茶镜把表壳伸到老管面前说:“你尝一点?”将军站起来点点头说:“西边月季园的月季开了,血点红,凤头紫,照夜白,各按各的意思开,合在一起就成了春天。你看他们在冬天全都残枝败叶,原来心里在暗使劲呢!”
  说完他冲老管神秘地一笑。
  大家心里都不痛快,散得格外早。老管一个人往回走着,觉得和天安门那热烈沸腾生活相比,这陶然亭简直是坟墓。
  想到自己是被人硬逼着走到这坟墓里来的,既气不忿,又委屈,可又想不出离开这一伙他该往哪里去。
  这天晚上,他早早就铺上床要入睡,可是居民组长砰砰地敲门,叫他上民兵小分队听广播去,全市居民一个不能落。
  他到了民兵小分队,人已挤满了。和平日居民开会一样,人们都低眉敛眼,不说不笑,全屋里冷森森的。他觉得有些异常。
  八点半钟,广播了《人民日报》文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听完广播,他浑身乏力,腿软得连楼梯都上不去了。这晚上他一夜没有合眼,这时他才发觉自己从天安门广场回来是暗暗滋生了一线希望的,只是在这希望破灭之后他才看清它。
  很奇怪。昨晚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怎么自己一点风声没听见?原来从天安门回来到今早上去陶然亭自己和谁也没接触。而今天从陶然亭回来自己又反锁了门。那三位老兄听到这个消息会有什么反响呢?一定仍是那样木然处之。他觉得能锻炼成那样没有烟火气,着实不容易。锻炼为了活着,活着为了锻炼,这种循环太有点嘲弄味道了。
  外边传来第一班公共汽车的滚动声。他起床、穿衣,然后从紧锁的衣箱中找出一瓶密封的“燕岭佳酿”。这酒是他研究一生酿造,最后的一次成果。本来是留下作了纪念的。出了四月五日那样的事,他觉得这个纪念没有意义了。应该让它和自己的事业一起被忘却。他带着它去陶然亭。想和那三个伙伴共同喝光,当作和自己的大半生告别。他把酒放在书包里,提着来到陶然亭。这天早上来的人特别少,可三个人却都早到了,各自站在各自的位置上,练自己那一套功夫,不比往日用力,也不比往日松懈,一切和昨天、前天、大前天一样。
  老管把书包挂在松树上冷静一下,也开始打自己的吴式拳。
  学习的时间,将军掏出毛选第二卷来,翻了半天,指着对胡子说:“今天临时改学这一段吧。”
  胡子就念道:“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
  念完之后,将军照例要谈几句体会。可今天他半天没吭声。
  大家说:“该你了,怎么冷场呢?”
  “我想说的,毛主席早说透了,”将军用手抚摸着自己的脑门说:“老一辈的,周总理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小一辈的,这几天给咱们当了先锋。前有车,后有辙,咱们剩下路都不多了,没多少工夫再闹鬼打墙,奔有亮光的地方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吧。这几年,咱们的家底,凡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都抖落得差不多了。还有些家底是在人们心里、脑里、手心里的。这一部分更宝贵,更难得,谁要有谁就把它看好吧。不然等到有一天人民用着它时,发现保存它的人白把它扔掉了,那可上对不起祖先下有罪于子孙了。”
  将军说完,眼光朝每个人都扫了一下。老管感到脸有点发热,躲开了他的视线,心想也许将军是泛泛而论,并没有所指吧。
  到了聊天的时候了。胡子提议今天往西边转转,那里有个幽静所在,而且他有点东西给大家过目。
  过了白石桥,绕过云绘楼,转过一道山口,步人一片园中之园的草坪上。这里密密种了些云杉、雪松、柑橘、冬青。胡子并不停步,领着大家照直钻进雪松林里。找一块宽敞地方站稳,从他的蓝书包里拿出一个报纸包,打开报纸,取出一轴画卷,抬手挂在云杉上。
  这是一幅国画,画的只是一棵青松和一只雄鹰,那鹰却是展翅飞翔着。边上题着字:
  “丙辰清明后二日,有感而作,一粟左手。”
  老管像被电一击,呆在那里了。
  将军过去拉住胡子的左手,眼睛湿润起来。
  “天安门前那一幅真是你画的,你真是华一粟,你的左手真……”
  “我的左手是你给它生命的。一年多来你旁敲侧击,总是启发我,鼓励我。我不想再对你隐姓埋名了,叫你看看,叫你放心……”
  “是叫总理老人家放心!”将军说,“我们没权利放弃自己责任,年轻人都走到我们前边去了。”
  茶镜不声不响,从书包里掏出一支牙色的萧,靠在树上,呜呜咽咽吹出支送葬曲。老管顿时想起了在天安门广场听到过这个调子。将军和胡子把脸转向茶镜,屏声敛气听他吹奏,可是茶镜没有奏完,把萧夹在腋下,摘下眼镜,去擦眼泪,萧落在草坪上。胡子赶紧捡起来。他看看萧上刻的字,拍拍茶镜的肩膀说:“这萧是你自用的?”
  “是的!”
  “你是萧子良?”
  “不错。”
  将军和老管把疑问的眼光投向胡子,胡子说:“京剧界的老前辈,给梅先生、程先生保了多年弦的,总理很赞许过。”
  “他们掰断了我左手三个指头,”萧子良说:“我已经发誓至死不摸乐器了,可天天听他开导,我活了心;见你咬着牙练拐杖,我动了情。这才下狠心练我的手指头,现在弦还不能拉,可吹管可以按眼了。”
  胡子问将军:“你对我们这么关心,是不是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我就知道你们是中国公民!”将军说,“有权势的一伙不会往这里凑!真正的反革命不敢往这里凑!我只是尽了个革命同志的义务。习惯使然,没有特别用心关照哪一位呀!”
  胡子问:“能不能让我在画上题个款,送你作纪念呢?”
  “画我保存,将来送给配得到它的人,我的名不值一题,要写就写革命者三个字吧。”
  胡子从书包里掏出墨盒毛笔,题了“献给革命者”几个字,卷起来交给将军。老管心里一动,把那瓶酒也掏了出来说:“这个也交你保管。”
  将军问:“什么意思?”
  “我,我决定把我中断了的一项研究再拾起来,那是一种新酿造法。将来有了用那种方法酿的酒我再拿一瓶来,两瓶放在一起,请你们品评。”
  将军接过酒,用力地抱住老管说:“我说没有可供消磨的时间,说对了吧?”
  在那一年十月的狂欢日子里,游行队伍经过陶然亭墙外,都看见土山上有一支小小的啦啦队,一个挑着国画,画的是被绳拴着的四个螃蟹;一个拉着二胡,奏的曲子叫“大得胜”;还有两人各执一面三角旗,上边写着“高兴”、“痛快”。
  中央某部的队伍经过这里时,人们骚动一阵,大声地朝那四个满是白发的人喊起来:“老书记、老书记、老书记!”拉弦的、举画的和一个打旗的全把疑问的目光投向穿旧军装的那一个。那位老人两手高举,连连点头示意,满脸泪痕,连山下欢呼的人看得都擦起泪来。
  这四个人如今仍然准时在小松林中相会。但是已经把闲谈的节目取消了。他们都很忙,没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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