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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十点钟,智广到了日军兵营。
  因为已是腊月二十九,工地上收工了。日本兵准许民工回家过年,因为他们自己也过旧年。从济南来了个慰问团,有女歌星,有“万才”,还有“文乐”。一些日本兵正在往院内扛衫槁,搭台子。距离兵营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陡坡,有个日本军官,骑着辆二六的军用自行车,冲了两次没蹬上去。他下了车,脱下呢大衣,正要往自行车把上搭,一扭头看见智广,就说:“小孩,过来。”
  智广走到了他近前。他指指大衣:“你的,你的……”
  他下边说不出来。智广就用日语说:“要我帮你拿着吗?”
  日本军官吃惊地看了他一眼,问道:“你会说日语?”
  智广说:“会一点点。”
  “好,你拿着,我冲上去。”
  智广把大衣抱了过来,军官蹬上车又往上冲,冲到中途,车停了,还没倒下,智广就从后边推了一把,那军官终于冲上了坡。他从车上跳下来,把车一扔喊道:“万岁,万岁。”他不再管那辆车,从智广手中接过大衣、摸着智广的头问:“你叫什么名字?”
  “一郎。”
  “中国也有叫一郎的吗?”
  “不,这是学校里日文老师给我起的日本名。”
  “好,好,你在哪上学?”
  “天津,我家在天津,到这儿看亲戚来了,区长是我亲戚。他叫我给皇军朋友送几盒烟来,我送你两盒烟可以吗?”
  “当然可以,当然!中国人里也有我的朋友,朋友的烟当然可以收。”
  这时一个士兵来向军官敬礼,问他是否需要把车推回去,军官问智广:“你会骑自行车吗?”智广说:“还骑不好。”
  “骑上,到我那里玩去!”
  智广骑上车,摇摇摆摆。这军官竟然从后边替他扶着,连扶带推一直到吊桥口上。哨兵立正行礼了,他才撒手。哨兵也不再问智广,笑着看他和军官一起进了营房。
  这个三角形的城堡,门开在朝西的一面,正对着宪兵工作队那个小围子,相距有一里来地。进了围墙,中间是个三角形的院子,沿着围墙,是一溜红砖白瓦的平房。院子的一头已用土垫起来一个小舞台,四角四个柱子和顶上的横杆,全用红白两色的布缠了起来,迎面横杆上悬着两盏大圆纸灯笼。灯笼上印着日本国徽和“武运长久”的毛笔大字。一些士兵还在最后装饰那个台子。军官领智广到了座北向阳那一排平房中间的一间,帮助推车的士兵赶上去帮他们开了门。
  屋子里是日本式的榻榻米,迎面挂了一幅本县地图,地图下边木架上架着战刀。军官脱掉大衣,智广发现他领章上只有四框一线,并没有星,不过是个准尉。
  准尉有三十来岁甚至更多一点,矮个儿,胖墩墩,脸上挺死板,只在笑的时候才有生气。他从壁橱里找出一纸盒糖,纸盒口印着一个跑步的运动员,上边有几个日本假名。他问智广:“能念吗?”
  智广念道:“苦力果。”
  “好,送给你过年。”
  “谢谢。”
  “你到这儿很久了吗?”
  智广说:“有一星期,不,十几天了吧!”
  准尉说:“这里老百姓生活很苦。还有,他们对皇军很害怕。警备队,中国的和平军也欺侮他们,是吧?不像天津,是吧?”
  “好像是。”
  “是啊!没办法,战争!”
  准尉说到这儿,点起一支烟,大口大口地吸烟,然后眼睛望着远处吐烟圈。他吐得很圆,烟圈急速滚动着往前跑,一个还没散,一个又追出来。他不再和智广说话了。智广站在一边不知走开好还是再呆下去。
  这里立在一边的火炉火小了,这是城市里烧煤块的那种取暖炉。可烧的是木柴,墙根堆了一堆劈好的木柴。智广问他:“我放点木柴进去好吗?”
  “好!”准尉像忽然醒过来似的抖一下,问道,“你不是说来给朋友送烟吗?去吧!”
  “谢谢了。”智广为他加了一块木柴。
  “唔,你的朋友是谁?”
  “片山先生和加藤先生。”
  “唔,他们住在对面。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
  “加藤先生吗,”智广转了转脑子说,“有一天他到小围子去,走在路上偶然碰到我,听我在唱日本歌曲,就和我认识了。”
  “那是好几天以前的事了吧?”准尉若有所思地说。
  “是的,好几天了。”
  “是的,那个伤员,好几天没有去看过了,那个人……唔,你去吧,去吧。”
  智广到对面屋子找到了片山。
  这屋里也是榻榻米,一个铺两副卧具。可有四五个士兵都在屋里说笑,榻榻米上放着一块“栗羊羹”,一瓶啤酒,几个橘子。见智广进去,片山就说:“刚才看见你跟队长一块进来,都问这是谁家的孩子,我说是我的小朋友。”
  碰到一个会说日语的小孩,士兵们很开心,一个人端起枪冲智广说:“你是不是八路的谍报员?”
  智广说:“很可惜,我还没见过八路军是什么样。”
  片山推了那人把说:“不要这样,我们只杀和我们作对的中国人。”
  那人说:“我是开玩笑,看他害怕不害怕。”
  智广说:“害怕就不会到这儿来了!”说着把剩下的烟全从手巾包中倒了出来,几个士兵全笑了,大家伸手去抢。那人赶紧放下枪来抓烟,可他没抢到,气呼呼的说,“不行,把烟放慰问品里,咱们来锤子剪刀布,谁赢了谁先挑,这太不公平了。”
  片山说:“不要来锤子剪刀布了,大家平分好不好?”
  那人说:“不能给加藤,他给那个八路军看伤,每次宪兵工作队都送他烟,他已经占许多便宜了。”
  这几个人争了一顿,仍然把烟平分了。然后又来锤子剪刀布,片山赢了拿了“羊羹”,他送给智广说:“送你过年。”
  这里给队长推车的那个士兵跑来说:“那个孩子还在吗?队长叫他去。”
  智广不知出了什么事,心通通乱跳。随那士兵到了队长室,发现邓明三、宋明通两人正恭恭敬敬站在那儿,桌上放着一个大锦盒,两包点心,几瓶罐头,队长脸上仍然死死板板,可也没有怒气。
  队长说:“今天放民工回家过年,翻译陪军曹去讲话去了,你替我翻译一下好吗?”
  智广说:“遵命。”
  队长说:“请他们坐下,唔,你也坐下。我的翻译怎么能在中国官员面前站着呢?”
  邓明三、宋明通鞠过躬坐下,说是过年了,皇军辛苦,没什么表示敬意的,送来一点纪念品。他们把锦盒打开,里边是三十几个铁烟盒,盒面上是北京前门的图像。邓明三又指指点心和罐头,说这是送给队长个人的,希望不要嫌寒酸,赏脸收下。
  队长板着脸致了谢,又说了几句“中日提携”,“推行第六次治安强化运动”,“要防止八路军谍报人员侵人”等活,就送他们走了。他们刚出门,金队长迎面走了过来。
  金队长今天要见皇军队长,把皮袍子脱了,穿了一身“协和服”,戴了顶战斗帽;虽不骑马,却穿一双带刺马针的靴子;虽未挎刀却扎了条挂刀用的皮带。他见准尉在送客,敬完礼后就立正站在一边,准尉当然还要对邓明三说两句客气话,金队长看到是由智广翻译,露出一脸惊诧。恰好准尉送走邓明三后,又对智广说:“我去有点事,你陪金队长进去。”金队长对智广更加估不透了,再三推让,非叫智广先进门,进去后满脸含笑说:“又幸会了。不知道小老弟还会一口日本话,并且和队长相熟。我以前常来,怎么没见你?”
  智广说:“我昨天说了,我才来几天,金队长还不放心?”
  “不是不是,你跟皇军的关系我怎么不知道?”
  “有些关系是不必全知道的,你不放心可以问皇军队长么!”
  “明白了,明白了,自己人,自己人。别误会,这么小年纪日语就这么好,看出来不同寻常。”
  这时准尉回来了。脸上仍然死死板板的。让金队长坐下后就问:“没什么变化吧?”
  金队长叹口气,低下头说:“怪我没能耐,请队长处分。”
  “我知道不会有变化的,并不怪你。你勇敢地承担这个任务,精神可嘉。”
  “那,按队长命令办吧?”
  “明天,过了午夜十二点再办,叫他过个好年!”准尉毫无表情的说,“让他洗个澡,给他一套新的,干净的衣服。要正式出布告,说明他是间谍,不是一般战俘。”
  “他不肯换。”
  “不用换,他可以把自己的衣服套在外边。我们尊重有骨气的军人。”准尉对智广说,“你可以玩去了。顺便把加藤叫来。”
  智广叫来加藤,他装作看人们装饰台子,留心队长室的动静,过了一阵,金队长和加藤都出来了。加藤急匆匆回他自己屋中,金队长凑过来跟智广闲谈:
  “你常在队长身边,以后有事还请多关照。欢迎你上我那儿去玩,我们作个忘年之交的朋友吧。”
  智广说:“队长很忙,我去打扰合适吗?”
  “不要客气,日子长了我要请你帮忙的地方多了。你常跟各个机关各杂牌队伍的人见面,一定知道他们许多内情,这些人有的很坏,敲诈勒索,无法无天;有的暗地通敌,出卖情报,把新政权、新秩序的名声弄坏了,所以老百姓才向着八路军。你再看到有这些不法的事可以告诉我,我来收拾他们。你也算为新政权效力了。我是汪主席领导下的国民党员,我们要靠友邦的协助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和那些土匪不一样。我们是有理想的人!”
  加藤扎好腰带,背着红十字皮挎包来了,对智广说:“队长叫你晚上在这看戏。等我回来一块吃饭,你自己在这玩吧?”
  智广问:“你上哪儿?”
  他说:“我跟金队长去一趟,有点小事。”
  智广说:“金队长刚才欢迎我去他那里玩,我不去就失礼了,是吧。不知道金队长是不是只说说客气话,我就当真了。”
  金队长说:“不不,你要去我一定欢迎。”说完他却皱起了眉头。
  智广说声:“谢谢。”抢过加藤的挎包背上,金队长无可奈何地和他们一块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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