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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的优美姿势－评高行健的获奖演说——茉莉
无论人们出于什么样的动机目的去评价高行健获奖事件，批评也好，赞扬也好，
历史终将不搀杂个人恩怨、不囿于意识形态、不以敌我为畛域、不为国别所左右，
公正无私地去追问一些根本的问题，如：百年来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
其创作是否真的为中国文学「开辟了道路」？高行健在其作品中所体现的人格理想
与社会理想，是否符合诺贝尔遗嘱中关于授奖「给人类带来最大福祉的人」这一宗
旨？
诺奖史上鲜见的，是一个作家如高行健，自己在获奖演说中宣布：他能够「登
上这举世瞩目的讲坛」，「这大抵正是这诺贝尔文学奖的宗旨」。不过，高行健先
生没有论证他是如何给人类带来最大福祉的，（这一点连最称赞高的人也说不出个
所以然），而是谈了一番「文学的理由」。在他的意识流式表述的「理由」中，有
几个非常值得商榷的问题，即：逃避与承担、文学与政治、个体与群体、价值关怀
与名利市场。
一，逃：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意义区分
在灯火辉煌的瑞典文学院大厅里，笔者惊讶地看到，我们中国的「百年第一人」
从容地走向讲坛，侃侃而谈他由逃亡带来的成功，从而把一个「逃」字，画成
了一个举世最优美动人的姿势。
高行健的逃，不但是地理意义上的逃，更是精神意义上的逃。他在演讲中断言
：「还要发出自己个人声音的作家不能不逃亡」。如果这个逃只是指地理意义上的，
那么只是「去留肝胆两昆仑」的问题而已。然而，高行健的逃却有着更广泛的精神
意义，他既要逃出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也要逃出对人群、对社会现实的关注，用
他演讲中自己的话来说：「文学对大众不负有什么义务。」
这样一个消极自保的姿态，这样一曲只求自适的「逃」字谣，居然被一些理论
家们誉为「反抗」——将文学彻底从政治中解放出来。然而，如果我们细察「逃」
的踪迹，就可发现，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逃，其意义截然不同。
就中国当代文学而言，「逃」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当政治无孔不入，专制
者强迫每个人都讲政治，一切都政治挂帅的时候，文学的逃避的确是一种勇敢的反
叛；第二，当专制稍有松动，有人在进行真正的反叛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的反
抗才是货真价实的反抗，逃避只是单纯的逃避而已；第三，当极权统治把政治视为
它的专利，明令「不争论」，不准他人涉足政治（例如最近国内一批自由派学者被
剥夺发表权）的时候，那么，逃避文学在此时不仅没有了反叛的意义，还等于是自
愿接受专制者的意志控制，正中了统治者的下怀。
就地域而言，谈逃避不能脱离语言环境。在民主国家逃离政治可以视为清高，
因为那个政治是欢迎你加入的；在专制国家逃离政治只能说是懦怯，因为那个政治
是不容你置喙的。懦怯本是人性普遍弱点无可指责，但如果硬要将懦怯披上优雅的
外衣，将逃避唱成清越的高调，这就形成了美学上的反讽。
在高行健先生画出的这个「逃」的优美姿势下，所有坚持不「逃」——坚持承
担责任、关怀他人的作家，秉持「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信念的斗士，甚至荷
马史诗里的英雄，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全都成了一大群该被轻蔑嘲笑的傻子和笨
蛋。
幸好这个世界还有人不以逃亡为唯一出路，还有作家愿与无路可逃者共命运。
宁可身陷囹圄也不逃的捷克作家哈维尔，在与妻子的通信中一再讨论身为作家
的责任承担问题。哈维尔问自己：道德责任对自己意味着什么？要求自己承担「为
了这个世界」的责任的命令来自何方？最后，他终于找到理由：「由于认识到我们
自己是这条河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承担起了对整个河流的责任（在大坝和特殊地
平线经营者看来，这当然是愚蠢的）。」
二，「非政治」的共识与矫情
当中共外交部指责诺贝尔文学奖「已被用于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时，高行健
在演讲中也同样痛斥政治是文学的最大敌人，表面上看来针锋相对的对立双方，其
立论前提却是惊人的一致。他们一致的共识是：文学与政治没有关系。
这里我们有必要阐述一下政治的定义。简单地说，政治就狭义而言，是指专门
的政治，如国体的确定与政体的运作；而广义或文化形态的政治，则是指社会个领
域活动中的政治因素，包括人们对政治的观念意识、认同方式和价值观。后者几乎
没有人敢说他完全与之绝缘。
除了上述广义狭义的区分，政治还有善恶之别。共产党一党政治是恶，造福人
民的民主政治是善。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政治全算成共产党的，借反对恶的政治，排
斥对社会的关怀与责任，这是高行健的一贯言论留给给笔者的印象。
一个热爱生活、直面人生的作家，必然和政治相遇。在中国的现实里，政治意
味着自由的展开，意味着对自己出生的那块土地的责任与义务。我们常讲生活是大
海，那么，无处不在的政治可以比喻为海水中的盐分，只要你不是空中飞鱼，你就
没法摆脱海水中的盐分。我们参与政治，并不是我们对政治有什么特殊的兴趣，而
是因为，我们要「从生活出发」（哈维尔语 杂诮裉烊栽谡？胃哐瓜轮泄？骷依
此担 ？尾皇切床恍吹奈侍猓 ？潜匦胙纤？面对的一个课题，是要不要真实反应
生活情感的问题——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无法逃避这样的宿命。
1991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南非女作家戈迪默，在谈到自己的写作时说，她最感兴
趣的是人，是使人不幸或使人幸福的事件，正因为对人的命运的关注，才迫使她去
探索政治的主题，她把自己视为一个「在政治上有说服力的艺术家」。处在南非那
种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中，尽管戈迪默的创作采取一种独奏的形式，但她的作品却
是对生活的一种介入，甚至是一种力求改变生活的抗争姿态。
关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戈迪默认为，应该「在小说中给予政治以一个自然而
然的地位」。文学不能做政治工具，但也不应成为逃避政治的工具。刻意排斥政治
的作家，仿佛是一直在蒸馏过的空气中生存的天外来客，俨然是全权代表文学的「
超人」，其姿态是矫情与不自然的。戈迪默肯定地承认「人是政治动物」，她解释
她的作品中为什么有那么多政治色彩的情节，「因为现实本身就是如此」。她唯一
要避免的，就是在小说中进行政治宣传。
人们常说文学是有情者的事业，其实，真正善的政治更是有情于天下，大气的
文学往往因为容纳政治才有容乃大。对于许多像戈迪默一样来自第三世界的作家，
政治和艺术绝对不是两个极端，而是自然融于一体的「政治美学」。政治与文学，
在现代民主国家不过是一个理论问题，而在中国等专制国家，却是一个道德实践问
题，1989年之后，中国那么多学生市民被镇压，农民抗议，工人下岗卧轨，知识分
子被噤声，连法轮功成员举举手伸伸腿也被监禁致死……，在这种时候说文学不应
与政治有关系的人，我们能说他什么呢？
今天有许多西方人标榜自己脱离政治，以反对一切政治为时髦，那是有他们的
前辈在上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民主制度为前提的。一些西方文人毕生没有经历过
暴政，因而也就不能理解专制下人民的文学需要，读不懂暴政高压下的文学，不能
欣赏有力度的美。就像早就享受婚姻恋爱自由的人，觉得自由婚姻也不过是那么一
回事，因此，对于仍处在封建社会的年轻人要死要活地追求自由恋爱，也就不再倾
注援手的热情。「六四」之后，流亡海外的一些中国作家远离了国内受迫害的场景，
失去了受压制的痛感，他们也学会了以西方人的时髦为时髦，声言追求不问政治的
纯文学，高行健就是令这些人艳羡的成功典型。
瑞典评论家彼德。路德松因此批评高行健说：「他的确讨厌一切关于文学如何
表现政治的言论。至于中国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从来没有
感到一点同谋犯罪感在脑子里闪过。」（> 2000年10月26日）
三，是「开辟道路」还是追逐潮流？
「个人的声音」是高行健在演讲中反复诵读的经典名句。他似乎想要说明，他
被瑞典文学院新闻公报高度评价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就
是因为他让中国文学从政治的工具「回到个人的声音」。
其实，一部中国文学史充满了个人浅唱低吟的声音，这条个人之路源远流长，
绝非自高行健始。如高行健所说，在毛泽东实施全面专政的那些年代里，除了毛泽
东本人「个人的声音」——一个独夫的声音响彻云霄之外，其他个人的声音都曾被
封杀。到了八十年代，中国文坛开始了一场「文体革命」，文学重新回归于它的艺
术本性，语言、结构、技法、叙述方式开始受到优先考虑，作家重新发出他们「个
人的声音」。高行健在这个时候卷入浪潮中。
每一个个人都有自己的声音，不同的「个人的声音」，有其美丑、高下、善恶、
贵贱之分，我们不能不分内容地，凡将「个人的声音」都奉为至尊。只有仔细考察
高行健个人声音中的具体内容，我们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