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答吴心柳先生 心柳先生： 谢谢你三月十三号给我的信。 很早就读过你谈音乐的文章，经常读到你的通讯和作品， 我剪贴了一些，因为非常喜欢。 你在第一点中说： 大家对“文明”与“文化”这两个字用得太笼统，因此 胡先生的“小脚”、“大监”，您的“梅毒”、“太保”都成为论 题、成为把柄。 、 我非常赞同你指出的“成为把柄”的话。现在本是一个帽子乱 飞的时代，一些三十年代的文人们，天天想编织几顶大帽子朝 人头上戴；不仅此也，他们甚至摘下他们过去的旧帽子朝人脑 袋上丢。他们的惯技是抓你文章中的一个词儿，加上个字头 或字尾（尤其是爱加Eism），做成“把柄”。然后不谈你文章中 的深意，就到处宣传起来：例如我文章中提到“梅毒”，他们就 说我提倡“梅毒主义”；我提到“太保”，他们就说我是“文化太 保”；我提到“周树人”，他们就说我“想当鲁迅二世”，这种无聊 的行径，就正是你所说的“难堪的技术犯规”。 他们另一个法宝是抬出“这青年”、“这孩子”来跟李敖连 在一起。因为李敖是“青年”、是“孩子”，所以是“儿戏”是“童 言”，并且“胜之不武”。虽然“胜之不武”，他们跟我斗起来却 不遗余力：胡秋原的几淌长篇骂我；郑学稼一连骂我六个月， 叶青发行的杂志连骂我十三期，其他还有“从良”后的内幕杂 志、港台两地的有背景的刊物，以及可发表他们私人信件的晚 报……总之，能使的法宝他们都使出来了。前些时候我看到 叶青骂我的文字，说我李敖该“回到大学历史系去再读几年” 我看了真忍不住要笑。我心里想道：“我在历史系只念了四 年，他们就吃不消了，就要这样围攻我了。我若‘再读几年’， 他们更要焦头烂额了！” 心柳先生，我说这话你不会以为我是自满吧！我这样说， 心中并不好过。在七三六期《新闻天地》中的一篇《台湾‘挤’ ‘挤’‘挤’‘挤’》，说我“搞得天下大乱”。如果这是事实，那么 最“乱”的，就该是那些三十年代的文人。她们既口口声声称 我是青年人，他们就该知道跟我打笔仗是不妥当的，因为一代 扰攘的他们已是另一个时代的落花飞絮，他们的方法是旧式 的，军多只是三十年代的方法。人世的沧桑与历史的无情，早 已“论定”了他们的成绩与败绩，可怜的是，他们仍旧酱在小磨 坊里，没有一个能自觉他已是褪了颜色的人儿！ 他们太不行了，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一个不行的李敖一出 面，他们就招架不住了！就要用长文、报纸和杂志来浇我凉 水、扯我后腿了！ 就是这些人，他们居然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扮演了一副角 色，直到六十年代的今日，还在跑他们的龙套。这是何等可 怜！又何等可悲！所以我说，我心中并不好过。 你在第二点中说： 究竟是要西哪一化……至少，请主张西化的朋友，写 文章时先来那么一点点科学味儿的表率。 这个意见我极赞成。我也赞成把这种问题谈得细一点，你说： “现代的西方学人治学态度不是一向想对‘愈小的事要知道得 愈多’（To know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吗？”至少 我个人，我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我在写《给谈中西文化的 人看看病》的时候，就跟小鲁、汝森和孟能说，这篇“看看病”的 文章只是一篇导言或引论。想不到这篇一出来，就像唐僧掉 在盘丝洞里——被人穷缠了一阵，真是不虞之“毁”，也真划不 来。 半年前，当我写文章初遭这些人找碴的时候，本来我还就 他们不清楚的地方予以解说乃至讨论，所以“翻旧账”于先， “再看病”于后，目的无非是补充说明，同时盼望他们有听我补 充说明的一点雅量。 但是事实的发展却异常丑恶，这些人的年纪与修养，正好 成反比例，他们一发现个人的“神龛”有了动摇，立刻就本能的 开始自我防卫，而防卫的手法就未免千奇百怪了！ 他们有的骂我的“令尊堂”；有的造谣说我写文章是“有传 授的”，并且跟我有”深厚的世交关系”的胡适之“鼓励”我“骂 人”；有的预言“打手”李敖将“首先滚入粪坑之内”；有的说有 人“抹干”我的“眼泪”，给我“糖果”；有的说我“恶毒已极，下流 之至”；有的说我跟陈序经“穿着一条裤子”；有的说我是“拿人 家的苍蝇当螃蟹吃的叫化子”、是“小丑”、是“奴下奴”；有人说 我得到“一个教育机关、一个学术机关”和“一个后勤机关”“不 断集会”的支持；最后，有的漂亮的太太亲自出马，骂了我一 顿，并且声言要打我的耳光。 心柳先生，这些“恐怖的报酬”与“长者的风度”，你看了做 何感想？在这些“报酬”与“风度”的泛滥下，我想你不会同意 我跟他们继续讨论真假对错吧？ 所以，几个月来，我一直用“老僧不闻不问”的态度来应付 外界的营扰，同时我深信，唯一我该做的事，就是如何从“看看 病”式的导言或引论，转进到细谈一些问题，多写几个分论。 至于谈得细一点，首先就涉及到西化的起脚点的问题，在 这一问题上，我觉得我们该从基本观念上一古脑儿丢掉任何 农业社会的ideology。此“障”能除，其他一切不难。因为在 实际上，我们已朝西化路上走——虽然走得太慢。试看看高 等学术机构：大学中六个学院，理、工、农、医早已没“东方”的 影子（园艺系的一点东方庭园的图案与中医学院等等都不足 道）！法学院中除了一点政治思想史、一点法制史、一点等因 奉此的应用文外，再也找不到“国粹”或“国渣”的影儿！文学 院算是“东方文化”的逋逃薮，外文与考古系是西化了的，中 文、历史、哲学三系则纯是乌烟瘴气，看不到几分新思潮。除 了极少数有新头脑的教授外，其他教授只能说是“陈货出清” 式的大甩卖！ 从高等学术机构往下看，用大量观察（mass－obbervation） 的法子去看。“物质”方面，我们早已是“西学为用”了！除了 我的长袍和少奶奶们的绣花鞋外，还有几件东西不西化或受 西化的影响？（女人的旗袍已暴露到“苏茜黄的世界”，这真使 洋婆子羡煞！） “东方文化”的瓦解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尽管我们还到处 看到四书五经、看到穿西装捧死人牌位的孝子、看到深知“人 间羞耻为何物”的法学家……可是我们不必灰心，我们该知道 使人不串假戏不是一蹴可几的事，我们还得慢慢来。我们的 老祖宗就曾在白天挂“儒家”的羊头而卖“法家”的狗肉，到了 晚上，又行“道家”的房中术。我们串假戏的本领是有“传统” 的！ 最低层的小百姓从曳引机中展开他们的憧憬，最高层的 知识分子从学理工展开他们的抱负，很少人肯在故纸堆中钻 研他们的“伟业”了！他们看到这些线装书中的者小蠹虫们高 谈“义理”或“考据”，他们早就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第一流的聪明才智早已不搞这些鬼东西了！工程师学会 庆祝五十年，这比史语所五百年、新亚书院五千年还令人高 两百八十八年以前，吕留良在他答张菊人的信里，痛苦地 写道： ……横术广广，吾道无人，其可不疾病屈头而肩此大 担那……亦以同溺于漩涡之中，不得不号责子有力善泅 者耳。（《吕用晦文集》卷一） 几年来，在守旧的“漩涡”，我一直期待能有“善泅者”出来 游泳给我们看，可是我等不到。最后我只好自告奋勇。也许 我游不到、游不快、游不好，但我总费劲游了就是。我不游，我 干什么？难道我也去打牌？ 李敖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文星《第五十八期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 〔后记〕这信发表在《文星》第五十八号（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 台北出版）。发表后，自然又被文警和文丐臭骂一通。东方望看了 我这封信，写了一篇《要学“打牌”》（《文星》六十号《忽然想起》，一 九六二年十月一日），他感慨他说： 如果自问不是“有力善泅”者，总以少下水为妙。于是乎只剩 下一样玩艺儿我可以学：打牌。 这段有趣的提示，也许值得每一个知识分子思考的。既不“有力善 泅”、又不学“打牌”的人，往往都给东方望惹来麻烦。东方望曾负“生 教”重任，我后来在“生教所”，就受他管辖。“昔为座上客，今为阶下 囚。”——这位老“朋友”，使我人生多了离奇的一页！ 附录 吴心柳先生来信 李敖先生： 最近一连读过您几篇文章，又隐约发现您也是青年人，故而对 文章后面那个挥洒凌厉、周敏好学的“影子”，十分心仪。虽然，我 不尽然同意您的观点，但这封信的主旨，仍然是一个议者对作者所 乐于表达的一种敬意。 我不是学历史的，也不懂哲学，但对于最近的东西文化论战。 感到头昏目眩。第一、我觉得大家对“文明”与“文化”这两个字用 得太笼统，因此胡先生的“小脚””、“太监”，您的“梅毒”、“大保”都成 为论题、成为把柄。这真是一种难堪的技术犯规。第二、我觉得参 战双方首先应该把“西方文化”立一界说，主张全盘西化的，究竟是 要西哪一化？西方文化也有多种多类，是否照单全收？会不会拉 肚子或撑死？我们外行人比较要先知道这一点，不然文理淆混，徒 见意气。现代的西方学人治学态度不是一向想对“愈小的事要知 道得愈多”（To know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吗？我已同 时向萧盂能、陈小鲁二兄发出呼吁，至少，请主张西化的朋友，写文 章时先来那么一点点科学味儿的表率。 因此，我倒很想读一篇您写的：《我们要从哪里吸收西方文 化？》。若此文一出，对徐道邻先生那封公开信，也算有了答复了（徐 先生说您主张吸入梅毒呢！如不弄清楚，恐怕台北市卫生局也不 答应的）。还有：每月花钱买杂志的人，也是喜欢“对愈小的事情知 道得愈多”的（至少这种人不会大少）。我希望学史的人挺身而出。 以一种科学而负责的精神，把中西文化的本质做一定量与定性分 析，除去其“最大公约数”（这一部分东西最容易给学混子会来踢皮 球了），把剩下精粹相异之点，来一个分析比较，然后登高一呼：“我 主张丢掉米饭改吃面包！”就是错了，也比胡秋原先生那种“一泻千 里尽见浑水”的大文要可爱得多。至于四十年前的尊攘德赛之论。 当时已嫌太笼统，今天不该说得更清楚一些么？ 当然，“立界”绝非易事，事实上，今天的东方不管你反对与否， 也正在不停的“西化”之中。在台湾，没有人再以为啤酒、香烟、电 影、西装，为西方“文明”了；但在日本，连歌剧、基督教（所谓“小群” 的）、原子炉、军刀机都以为是他们自己的了。我们局外人就是想 知道在史学家心目中，中国人应该如何丢掉那块“沿习之饼”（The Cake of Custom），而借摹拟、消化，去创造一个新的文化个体而已。 您是学历史的么？如果不，这份业余或半业余的研习精神可 真惊人。我是一个新闻记者，非对历史与文化前途有特大兴趣，只 是像采访新闻一样，想知道“事实”而已。 吴心柳 三月十三日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