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散文随笔            
  



                    在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致词
    非常感谢评委们将本届茅盾文学奖授予我们几个人。本来,还应该有许多朋友当之无愧
地集成受这一荣誉。获奖并不意味着作品的完全成功。对于作家来说,他们的劳动成果不仅
要接受当代眼光的评估,还要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
    以伟大先驱茅盾先生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文学奖,它给作家带来的不仅荣誉,更重要的是
责任。我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或少数人写作,而是应该全心全意全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
神需要。我国各民族劳动人民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壮丽的生活,也用她的乳汁育了作家艺术
家。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常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
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牟把握社会历史
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因此,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之中,在无
数胼手胝足创造伟大历史伟大现实伟大未来的劳动人民身上领悟人生大境界、艺术的大境界
应该是我们毕生的追求;因此,对我们来说,今天的这个地方就不应该是终点,而应该是一
个新的起点。
    谢谢。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
    我感评委们将本届茅盾文学奖授予我和另外几位尊敬的同行,就我个人而言,获此殊荣
并不平静。毫无疑问,还有许多朋友本应该当之无愧地受这一荣誉。
    获奖并不意味着一部作品完全成功,因为作家的果不仅要接受现实眼光的评估,还要经
受历史眼光的审视。
    在当代各种社会思潮艺术思潮风云涌的背景下,要完全按自己的审理想从事一部多卷体
长篇小说的写作,对作家是一种极其严竣的考验。你的决心,信心,意志,激情,耐力,都
可能被狂风暴雨一卷而去,精神随时都可能垮掉。我当时的困难还在于某些甚至完全对立的
艺术观点同时对你提出责难不得不在一种夹缝中艰苦地行走。在千百种要战胜困难中,首先
得战胜自己。
    但是,我从未感到过劳动的孤立。许多同行和批评界的朋友曾给过我永生难忘的支持和
透彻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我深切地体会到,如果作品只是顺从了某种艺术风潮而博得少数
人的叫好但并不被广大的读者理睬,那才是真正令人痛苦的。大多数作品只有经得住当代人
的检验,也才有可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那种藐视当代读者总体智力而宣称作品只等未来才
大发光的清高,是很令人信服的。因此,写作过程中与当代广大的读者群众保持心灵的息息
相通,是我一贯所珍视的。这样写或那样写,顾及的不是专家们会怎样说,而是全心全意地
揣摩普通读者的感应。古今中外,所有作品的败笔最后都是由读者指出来的;接受什么摈弃
什么也是由他们抉择的。我承认专门艺术批评的伟大力量,但我更尊从读者的审判。
    艺术劳动应该是一种最诚实的劳动。我相信,作品中任何虚假的声间可能瞒过批评家的
耳朵,但读者能听出来的。只要广大的读者不抛弃你,艺术创造之炎就不会在心中熄灭。人
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这膛村的状况和农民命运的关注尤为深切。不用说,这
是一种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关注。“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土地爱得深
沉……”(艾青)是的,生活在大地上这亿万平凡而伟大的人们,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在很
大的程度上也决定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和未来走向。那种在他们身上专意寻找垢痂的眼光是一
种浅薄的眼光。无经政治家还是艺术家,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才有可能把握住社
会生活历史过时程的主流,才能使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具有真正的价值。在我的作品中,可能
有批判,有暴露,有痛惜,但绝对不能没有致敬。我们只能在无数据胼手胝足创造伟大生活
伟大历史的劳动人民身上而不是在某几个新的和古老的哲学家那里领悟人生的大境界,艺术
的大境界。
    《平凡的世界》对我来说已经成为过去。六年创作所付出的劳动,和书中那些劳动动者
创造生活所付出的艰辛相比,不值一提。但是,我要深深地感谢《花城》文学杂志社会及谢
望新,《黄河》文学杂社及珊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部及叶咏梅,特别感谢中国文联出版公
司及本书的责任编辑李金玉,他们热情而慷慨地发表、播出和出版了这本书,才从书中的故
事又回到了创造这些故事的人们中间。作家的劳动
    我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劳动历史并不长,这里所谈的只是一些肤浅而零碎的认识。
    一个人想搞创作,一开就想接触一些创作方面的理论和技巧,这是必要的。但是,有一
个重要的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这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文学创作这种劳动。
    搞文学,具备这方面的天资当然是重要的,但就我来说,并不重视这个东西。我觉得,
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不完全是智慧的产物,更主要的是毅力和艰苦劳动的结果。
    从工作特点来看,作家是个体劳动者。这种独立性的劳动非常艰苦,不能指靠别人来代
替。任何外在的帮助,都不可能缓减这种劳动的内在紧张程度。有时候,一旦进入创作过程
(尤其是篇幅较大的作品),如同进入茫茫的沼泽地,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等于一个人孤
零零地在篇纸上进行一场不为人所知的长片。时不时会垮下来,时不时怀疑自己能否走到
头,有时,终于被迫停下来了。这时候,可能并不是其它方面出了毛病,关键是毅力经受不
住考验了,当然,退路是熟悉的,退下来也是容易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被困难击败了,悲
剧不仅仅在这个作品的失败,而且在于自己的精神将可能长期陷入迷惘状态中,也许从此以
后,每当走到这样的“回心石”面前,腿就软了,心也灰了,一次又一次从这样的高度上退
下来,永远也别指望登上华山之巅。遇到这样的情况,除过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保持清醒的头
脑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咬着牙,一步一步向前跋涉,要想有所收获,达到目标,就应当对
自己残酷一点!
    文学创作的艰苦性还在于它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任何简单的创造都要比复杂的模仿困
难得多。平庸折作家会反复制造出一堆又一堆被同样平庸的评论家所表扬的文学废品,而任
保一个严肃认真的作家,为寻找一行富有创造性的文字,往往就像在沙子里面淘金一般不容
易。如果说创作还有一点甜头,那么,这种甜头只有在吃尽苦头以后才能尝到。
    为了适应这种艰苦的、创造性劳动的需要,我们必须一开始就培养自己的优良品质。
    首先要有坚强的性格。一个软弱的人不能胜任这个长期艰苦的劳动。性格的坚定是建立
在信仰的坚定这个基础上的。
    一个人要是对社会、事业等等方面没有正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仰,也就不可能具有性格
的坚定性。而一个经常动摇的人怎么可能去完成一项艰难困苦的事业?
    性格也不完全是天生的,主要是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我们不仅应该在创作实践
中,更重要的是应该在日常生活中主动寻找困难,在不断克服各种困难的过程中锻炼自己的
性格,不要羡慕安逸和乐,不要陶醉在一时的顺利和胜利中,我们应该不断地强迫自己自找
苦吃。
    对生活应该永远抱有热情。对生活无动于衷的人是搞不成艺术创作的。艺术作品都是激
情的产物。如果你自己对生活没有热情,怎么能指望你的作品去感染别人?当然,这种热情
决不是那种简单的感情冲动。它必须接受成熟的思想和理智的指导。尤其是在过入艺术创造
的具体过程中,应该用冷静的方式来处理热烈的感情,就像铁匠的锻造工作一样,得把烧红
的铁器在水里蘸那么几下。不管怎样,作家没有热情是不行的,尤其是在个人遭到不幸的时
候,更需要对生活抱有热情。
    应该有自我反省的精神,如果说,一个人的进取精神是可贵的,那么,一个人的自我反
省精神也许更为可贵。尤其是搞创作的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品质。一个对自己经常抱欣赏
态度的作家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应该经常检讨自己,要有否定自己的勇气。有些人否定别
人很勇敢,但没有自我否定的力量,而且对别人出自诚心的正确批评也接受不了,总爱上别
人抬举自己。人应该自,但不要连自己身上的疮疤也爱。要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就要不断地
进行自我检讨,真诚志听取各种人的批评意见;即使别人的批评意见说得不对,也要心平气
静地对待。好作品原子弹也炸不倒,不好的作品即使是上帝的赞赏也拯不了它的命运。这个
真理不要光拿来教育别人,主要教育自己为好。
    总之,文学艺术创作这种劳动,要求作家具备多方面的优秀品质。在塑造艺术形象的过
程中,同时也塑造自己。艺术创作这种劳动的崇高决不是因为它比其他人所从事的劳动高
尚。它和其它任何劳动一样,需要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我们应该具备普通劳动人民的品
质,永远也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像土地一样的贡献。传大的歌德曾经
过样说过:“对于一个从不断的追求中体验到欢乐的人,创造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他所创造
的财富却没有意义。”这是一个劳动者更高的精神境界,愿我们大家都喜欢这句话。病危中
的柳青
    为了塑造起挺拔的形象来,这个人的身体现在完全佝偻了。他本来就不是一个体格魁梧
的人,在进行一生紧张繁忙的艺术创造后,加上越来越危急的病情,身板单薄得风能吹倒。
整个躯体像燃烧过熊熊大火的树木,变得干枯而焦黑,一切生命的嫩枝叶似乎看不见了。
    严重的哮喘使得他喉管里的出气像破风箱发出的声音一,让站在他面前人也压抑得出不
上气来。胸脯是完全塌陷下去;背却像老牛脊背一般曲折地隆起来。整个身子躬成了一个问
号。
    这就是他吗?这就是那个令人敬仰羡慕的艺术家吗?
    这就是他。此刻,他正蜷曲在西安陆军医院内科二楼一间普通病房里,时不时就喘成了
一一团。体重肯定已经不到一百斤了,从袖筒里和裤管里伸出来的胳膊腿,像麻杆一般纤
细。
    探讨他的人看见他住在这么简陋狭窄的病房里,都先忍不住会想:这样一个有成就、有
影响的作家,又害着如此严重而危急的气管炎和肺心病,再不能得到条件更好的治疗环境
吗?
    得不到了。病危的作家先后提出的一些小小的愿望,都遭到了傲慢的冷遇和粗暴的拒
绝。他甚至在中国西北这个最大城市里,一直连一间有取暖设备的住房都找不到,而在几年
前,周恩来总理就作了关怀这个人健康的指示,结果也全然未被某些人当成一回事。在这些
“官”的眼里,这个受人爱戴的艺术家充其量只是个“写书匠”,值得他们这样大的“人
物”关心吗?作家的病情眼看一天天恶化了,可他的医疗和生活一点也不能得到改善。有时
候,竟然得靠儿女们用架子车拉着他穿过车水人流的繁华闹市,才能到医院里去看病。
    这个一生倔强的老头现在已经到了生命垂危之际,难道让他自己东跑西颠求人“走后
门”吗?
    此刻,这个孤独的、病危的老年人,衰败的身体里包藏着一副坚硬的骨头,傲然地躺在
这间暖气不足的病房里。脚地上放着一个儿子自做的拳头大的电炉子。热一热饭菜,烤一烤
冻僵了的手。
    在这里,他仍还是那身农民式的穿戴——正如讲究衣著的人把质地很差的布也要设法做
成毛髦服装一样,他把“的克良”也裁成了这种老百姓的式样。一双脚是很小的,甚比有些
女同志的脚还要小。头却是很大的,尤其是前额的宽阔在一般人中间是少见的。几道深刻的
皱镂刻在光光的脑门上,像海浪留在岩石上的痕主迷一样——谁知道那里面藏着多少生活风
暴的记录呢?
    要是细心的人,就会观察到全右手的指头明显地弯曲了许多,像有什么痼疾似的带着不
能看见、只能感觉到的痉挛,松懈向外撇着——这分明是一只疲劳过度又不能得到良好休息
的手。一副金丝边的蚂昨腿眼镜,用绳子在光头的勺上挽结住,如同小市镇上常见的钟表修
匠一样逗人。只在上唇上那一撇鲁迅式的浓黑的髭须,才给人一种学和艺术家的风度。
    不过,智慧的光芒就是在这张老农似的脸上也是掩饰不住的——它时刻都在那两片镜子
后面辉煌地闪耀着。这是一双无法描述的眼睛。就是在病痛的折磨中,仍然放射着光彩;尖
锐、精明,带着一丝审度和讽刺的意味。这双眼睛对任可出现在它面前的人和事物,一边观
察、分析、归纳,一边又同时在判断、抽象、结论——而所有这一切好象在一瞬间就都完成
了。
    除过眼睛透露出内心的生机外,这个蜷曲在病榻上的人,现在看起来完全是一副弱不禁
风的样子。第一次看见他的人,谁能象得来他曾多次穿越过战争的风暴,尔后在皇甫村的田
野里滚爬了十几个年头,继《种谷记》和《铜中铁壁》之后,又建造起像《创业史》这么宏
大的艺术之塔呢?人们更难想象,在文化革命中,他这副身板怎么能经受得住连续不断的游
街和“喷气式”的折磨?还有用说爱人被整死所造成的精神上的摧残了?
    但这一切他挺过来了。他进行过巨大创造;也经受过巨大的创伤。他时不时被拉进医
院,随后又迈着有力的步伐着有力的步伐走到美好的或者险恶的生活中来。
    现在,他又痛苦地蜷曲在他一生所讨厌的地方了。他自己感觉得来,这次的病情预兆着
不祥,生命的终结也许是指日可待了。在这样的时候,作为一艺术家,他是有理由为自己已
经创造出的东西骄傲的:在我们已有的文学基础上,他自己新建筑起来的艺术之塔似乎要比
他同时代任何人的建筑要宏大和独特一些。真的,在我国当代文学中,还没有一部书能像
《创业史》那样提供了十几个乃至几十个真实的、不和历史上和现实中已有的艺术典型相雷
同的典型。可以指责这部书中的这一点不足和那一点错误,但从总体上看,它是能够传世
的。在作家逝世一年后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代会上,周扬同志所作的那个检阅式的报告在谈到
建国以来长篇小说的成就时,公正地把《创业史》列到了首席地位。是的,在没有更辉煌的
巨著出现之前,眼下这部作品是应该占有那个位置的。
    但此刻躺在陆军医院里的这个人,并不认为他的创造应该在生命结束之前的现在就停
止。不,这个坚强的共产党人和创作欲望强盛的艺术家,决不忙着就写他的“墓志铭”。他
用平静的声音幽默地向他的医生提出一个“建议”:“主上我再活几年吧。”这并不是为了
贪生,他紧接着前面的一句话,大动感情地呼喊:“好让我把创业史写完呀!”不难看出,
诗人最大的痛苦不只是在于自己的命,而在于他不能完成的事业!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试
想:如果不是那十年的动乱和疯狂,搁置了他的创作,弄坏了他的身体,他的《创业史》按
原来的计划本来早已经完成了,而且作为一个成熟了的作家,如果他保持着原来的身体状
况,谁能想象他还会给我们留下些什么!
    尽管他忍不住痛苦地向医生求助,但他自己也明白的知道,他的《创业史》是写不完
了。尽管如此,这个党性极强的共产党人和具有使命感的艺术家,决不在他生命终止他自己
的创业历史。他知道,眼下,他自己的创业史和他所写的《创业史》,都还是不完全的史
诗。他同时也意识到,即就是《创业史》一书不能完成,作为他自己人生道路的创业史应该
是一部完整无缺的史诗。
    不屈的叙事诗认正是抱着这个伟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尽管重病缠身、危在旦夕,他
仍然在这间冷冰冰的病里,让自己衰败的身心燃烧起了熊熊的大火;他要让生命在最后的一
瞬间爆出耀眼的光芒——如同彗星在黑暗中消失之前那样。
    他伏在窗着那破旧的圆桌前,比以往更使劲的用蝇头小楷,连明昼夜地建造他未完工、
也完工不了的宏传建筑。蜡黄的脸上,亮晶晶的汗珠,一串一串地淌下来,枯瘦而颤索的手
指揩也揩不及。此刻,他就像一个笮于收麦季节的关中农夫一般和繁忙。他用越来越运用自
如的笔,在已经勾划过了的画布上,更出色的涂抹着五颜六色的农村生活;用灵巧熟练的艺
术雕刀再一次精雕那些已经令从惊叹的人物肖像。
    原来的那一大群人物继续在蛤蟆滩、下堡村那一喧喧嚷嚷,翻天覆地;而梁生宝、郭振
山等人已经被作家引到了渭原县城——好腾出空子让二流子兵痞白占魁闹个事端吧!让梁大
借此到黄堡镇碰头耍赖吧!让冯有万发火吧!让高增福发愁吧!
    让消息传到渭原县的三干会上吧!让郭振山畅快地笑吧!然后再看梁三所称作他的“伟
人”儿子怎样平息这场纠纷……
    所有象色都被这个匠心高超、病入膏盲的“导演”拉到了另一幕大剧之中;观众在前几
幕剧中已经熟悉的人物在新一幕中陆续登场;而从没露过面的人物又耀夺目的相继出现……
    他一边喘息着,一边赂口里喷着药剂,吞着药丸,一边统帅着《创业史》里各种阶级、
各种类型的人在他为他们铺设的“道路”上喧嚣地前进着。他把蛤蟆滩上所有的这些人都带
到这个病房里来了。他强迫这些人物进入他的心灵;而他也要固执地走进这些人的心灵中
去。他同时运用戏剧导演家的热情和外科医生式的冷静来对付这群不太听话的“熟人”(他
常称《创业史》里的那些人物为“熟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他后半辈子大部分时间都
是生活在这一群“熟”中间的。他能离开自己生活中的亲戚朋友,但永远也离不开他所创造
的这些人物,因为“所有这些人都是他的孩子,又都是戴着各种面具的他自己”(引号内为
卢那察尔斯基的话)。
    在这些日子里,焦急地关心着作家健康的《延河》文学月刊社的编辑们,时不时听见他
被抬进了抢救室;可他的《创业史》第二部的手稿还是一章又一章不断头的送到编辑部来
了;字里行间,犹闻他一片喘息之声!这就是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创造的迹——啊!我们这些
体格健壮的人又能做出些什么呢?
    现在请来看看吧,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中创造着这些奇迹的——
    在这个不到十个平方米的空间里,现在到处摆着维持和抢救生命的医疗器械:立在床头
角里的大氧气瓶,像一颗小型导弹一般矗立;床下是一个汽车轮胎,里面装的也是氧气。
    那破旧圆桌靠墙的一边,放着中国青年出版社送的夏杂的雾化喷药器;而在他自己的手
里,还一刻不停的拿着一个带嘴的橡皮囊,过不了几分钟,就要像给自行车打气一般,往中
里喷着止喘的雾剂。各种输氧和输液的皮管子,从这里那里交着伸到他的鼻孔里或者胳膊
上”有些管子一天二十四小时不下身。在这个用皮管子把他和各处众多的器械联接在一起的
房间里,他本为简直就像一部仪器的主体部分。他就牵引着这些“绳索”生活着,工作着。
累了的时候,就蜷曲到床上,或者靠在家里拿来的那把靠背上有个窟窿的破圈破圈椅里。病
情危急时,双目紧闭,喘成一团,脸立刻变得像荞麦皮一般黑青,常常动不动就被护士们抬
进了抢救室——有几次的确过去了,后来又竟然神奇地活了过来。
    只要活过来,稍微积蓄了一点力气,他就又伏在那张破旧的圆桌旁边,握起笔,铺开稿
纸,面对着他那些可爱的和可僧的人物,全部神经都高度的集中起来了,就像不久前那个拿
着听诊器站在他面前的医一般严峻。
    要是这其间有客人出现在他面前,尽管他是多么的不痛快,但还是立刻把所有创造中的
愉快和肉体上的痛苦都一齐埋藏起来,恢复了他平时惯有的镇定、幽默和乐观的态度。他机
敏的开玩笑;庄严地创造格言和警句;孩子般笑得前伏后仰!
    不论是踏破门限的约稿人,还是纷纷来探望病情的亲戚朋友,或是为了虚荣心见一名人
好出去吹牛皮的“文学界的社会活动家”们,他一律都谦虚和善意来接待。
    他病得实在说不成什么话了,但总是认真倾听别人说话。
    有时他也忍不住一边喘息,一边说了起来。在他高度文雅、遣词酌句、极有教养的谈吐
中,有时冷不丁会冒出来一句他们陕北家乡的粗鲁话。这是一些非凡人物通常都具有的性格
特征。
    不论说什么事,讨论什么问题,长期养成的思考习惯,使他对涉及到的一切都采取一种
认真态度。决不因为严重的疾病压身,或者所面对的问题和事情是属鸡毛蒜皮一类,就让自
己的精神和思想处于麻痹松懈状态。哪怕是谈论苹果树的栽培技术呢,他会立刻使自己处在
园艺专家的位置上,动员他所有这方面的知识来参予这种谈话。强烈的好胜心和自信心与严
谨的科学态度和谦恭的领教精神在他身上好并不对立,而恰当的统一起来,然后力争使自己
在讨论的这一个问题领域中,认识比别人领先,立足点比别人站的更高一些。这不是为了显
能。任何一个搞大事业的人就是时时处处这么严格的把自己训练到生活排头兵的位置上。毫
无疑问,在这个人的生活目标中,有一点是很明确的:一时一事都严格训练自己,使自己最
终能跑在同时代同行业人们的最前头。这个个性很强的人,一生都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就
是眼下已经快要最后倒下去了,他手里握着氧气瓶,还继续往前跑——他觉得最好是把所有
的“文学健将”肟在他的身后!他并不伸出脚去绊倒跑在他前的人;他只是想用他自己的力
量尽量跑在前面!
    现在,这个累得喘成一团的、带着氧气筒的文学“长跑运动员”,在六十年代初显然已
经取得了名列前茅的“名次”,但他仍然在拼命跑着——他自己为自己规定的“冲刺线”还
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他知道他已经永远失去了“冲刺”的机会,但他决不会因此而退下阵
来。他还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他知道他已经就远失去“冲刺”的机会,但他决不会因此而退
下阵来。他殃在正和死亡一分一秒的争夺着时间!
    社会上时刻都传递着他病危的消息。这些消息当然很快就被刚见过他的人证实了。的
确。这个人时时刻都处在生命垂危之中!
    但他一天又一天顽强地活着,不停地创造着。他雕刻《创业史》里的人物,同时也在雕
刻着他自己不屈的形象——这个形象对我们来说,比他所创的任何艺术典型都具有意义;因
为在祖国将面临的一个需要大量有进取心人物的时代里,他是一个具体、活生生的楷模!
    他所住的这个充满各器械的、奇特病房里,唯一的一扇户是朝南开的。在曙色或者暮色
中,他把输氧的皮管用胶布固定在鼻孔里,佝偻着身子,孤独地,若有所念地静静立在窗着
前,向的远方张望;眼前急切地穿过城市南面的一片高楼大厦,寻找云雾缭绕的终南山巅—
—终南山下,正是那熟悉的稻田与麦田交织的田园啊!他在那里的泥土中生活了十几个年
头,可是现在却不能回去了。皇甫村那个他住了十几年的家连同他亲爱的马葳同志(他的爱
人)都在文化革命中被毁灭了——现在那一切都已经成了痛苦的记忆。他现在真像《创业
史》里的单身汉高增福一样带着一种悲壮的性格和一身傲骨率领着他的几个还未成家立业的
“才娃”,在姚士杰、郭世富、郭振山们的冷眼中,不屈不挠地进行艰苦的创业。他坚信地
信仰了一生的事业不会毁灭,就像终南山和终南山下的大地田园永远不会毁灭一样——正因
为如此,他才在这个间不到十平方米的病房里,丝毫也不放弃神圣的使命和职责;全然不顾
即将到来的死亡,仍然继续为已经进笔但还没有完成的一切拼命的奋斗着!
    哦,尊敬的柳青同志,面对着病危中的你,我们简直连一句安慰你的话也说不出口来;
你已经孱弱到了这个样子,但你比我们任何人都活坚强。让我们所有的人都站在你的病榻前
面吧,向你致以深深的、但绝不是最后的敬意,请你相信,就是一个最普通的劳动者,只要
他从你的作品和你自己本身所具有顽强的进取精神中,接受过一些有益的教导,他就不会用
鼾声去回答生活的要求!
    根据过去的印象和感受写于西安答《延河》编辑部问
    问:你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过许多艺术形象,你能向读者真实地描述一下你自己吗?
    答:自己很难描述自己。其实,我在我的作品中已经自觉和不自觉地袒露过自己。从一
切方面说,我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和大多数人一样对生活抱有最实际的想法,并且根据自
己的条件发挥自己的长处,争聚获得某种成功——对我来说,这往往得通过一连串的失败才
能达到。从来都轻视机遇,而把一切希望建立在自己切实的努力之上。只有诚实地劳动,才
可能收获,这是我的生活信务。当然,在生活历程中,也还和常人一样犯各种错误。
    我的最大爱好是一个人苦思冥想。思考的问题和事物广泛而庞杂。当然不都是文学问
题。内心越是活跃和激烈,外表却越是平板和慵懒。相反,外表活跃的时候,内心却在处于
一种相对松弛的状态。思考激烈的时候,路遇熟人,往往忘了礼貌性地打一声招呼,为此总
给别人得出骄傲的印象。加之眼睛近视,平时又不爱戴眼镜,经常遭朋友们抱怨,说在街上
和他们擦身而过竟然视而不见。有时候为避免失礼,行进中如觉有迎面走来,不管是否熟
人,脸上慌忙先做出笑容可掬状。我喜欢生活和艺术中一切宏大的东西,如史诗性著作,交
响乐,主题深邃的油画,大型雕塑,粗犷的大自然景象,未加修葺的古代建筑和观看场面狂
热的足球比赛等。生活习惯随便,几乎到了某种散漫的程度。吸烟无节制,已经到了一种不
可收拾的地步。晚上读书常引起失眠症,但治疗失眠症还靠读书,一直读到书从手中自动失
落为止。
    还是开头那句话,自己很难描述自己,正如摄影师给别人照相时,很少顾及自己的形
象。自己的形象最好由别人来描画。
    问:你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在此以前,你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答:我一九六六年初中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丧失了继续学习的机会,以后的岁月
是在动乱之中度过的。在这些年月里,学习理工科是没有条件的。但文学书籍还总能找到一
些,于是捉住就读,这样便产生了爱好。要在一种事业中取得某些进展,首先得爱好这种事
业,这可能是一个起码的要求。但这还不够,要搞出点名堂,需要扎扎实实地去努力。首先
应该明了,在自己所从事的这一项事业中,前人已经达到了怎样的高度。这就要求大量地阅
读古今中外的文学著作和其它方面的典籍。读文学作品,在文学史的指导下阅读是一个好的
方法。因为你不可能把前人所写的书都读完,实际上也没有必要。根据文学史所提供的线
索,你就会读到中外历代一些最著名的经典著作。这些著作的总和代表了整个人类历史文化
的面貌和水平,有了这个了解,你就再不会犯狂妄的毛病。对于初学写作的人来说,最容易
犯这个病,而这个病往往会断送你在文学事业上的前程。当然,读这些经典著作,不仅仅是
治狂病,最主要的是它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营养。任何时代有成就的作家都得首先吸取前
人的乳汁,才能使自己成熟并把自己的乳汁再留给后人。另外,应积极地投身于火热的社会
生活中去,寻找困难,主动体验生活中一切酸甜苦辣的感情。丰富的生活经历和阅历,丰富
的生活体验和感情体验,这是搞创作的基本财富积累。没有这个积累是绝对不行的。不要让
生活来找你,而自己应该投身于生活,并主动去寻找那些丰富的、严峻的、能给人以磨练的
生活去实践,去体验。当然,心理状态应该是这种生活的一个自然的成员,而不是仅仅抱着
写作的目的才去生活的。有些青年人常常抱怨自己没有所谓“曲折的”生活经历。实际上生
活要靠自己去寻找,去创造。
    读书、生活,对于要从事文学事业的人来说,这是两种最基本的准备。这就是我对以上
这个问题的回答。
    问:当你发表第一篇作品,或创作取得初步成功之后,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答:想得最多的是:最困难的工作将在下面。
    问:你在创作上遇到没遇到困难或挫折?遇到困难或挫折时,你是怎样坚持下去,并终
于取得突破的?
    答:困难或挫折是经常性的。这种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为自己专意设置的。追求的
目标越高,困难和挫折的系数就会越大。但是没有追求,就不可以产生像样的作品。为了
“顺利”而回避困难,实际上等于自己欺骗自己。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困难的事业,一切都是
在不断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中进行的。因此,具备顽强的毅力对作家来说是一个先决
条件。有时候,一个作品到了关键的时候,需要更大的力量才能搞好,而这时候往往是作家
最感吃力的时候。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好比登山到了最后几十米,每一步付出的代价比当
初不知要大多少倍。没有比这更惊心动魄的了。这时候一般的紧强还不够,需要一种特殊的
坚强,那就是,只要腿还能迈动,就继续迈动;即使倒下来,也应该往前爬;即使爬不动
了,失败了,意识和灵魂也应该继续攀登——这是为了下一次攀登而应保持一的一种精神状
态。要知道,一次壮丽的失败就可能产生一次辉煌的胜利。最为悲哀的是永远倒在一个失败
的终上——要认识到,这决不是终点,完全可能是通向目标的一个连接点。要在困难和挫折
中突破,首先要战胜自己。
    问:你是一位有追求的作家,请谈谈在这个问题上的理性思考。
    答:所有作家都追求。所谓追求,就是不满足自己已有东西,力图在生活和艺术中有新
的发现。但关键的问题是追求什么。关于这一点,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理解,我不喜欢利用
生活中的一些偶然的事件而制造故作惊人的作品;我喜欢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实际上是
真正惊人的东西。有些巨大的东西往往在日常细碎之中。河流越是宽阔,表面上越是看不见
波浪。你在生活中发现的新现明,新因素,新品质,这是生活本身的发展和创造所带来的,
并不是你自己创造的。
    因而这种新的发现才能够引起最广大读者的共鸣。你在艺术上的新发现和新创造也正是
这种生活的一种自然的要求,而不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别出心裁。相反,刻意去追求一种时髦
的、商业性的、刺激性的,甚至举办一个生活的怪胎展览会,而标榜自己有新追求历史将证
明这种“前进”充其量不过是脸朝前而两条腿实际上倒退着走罢了。
    问:请以你的作品为例,谈谈你是怎样从生活中获取题材的。
    答:我曾经一再说过,我最为重视自己生活中的体验,而不重视那些道听途说的生活故
事。自己对所表现的生活缺乏一种深切的体验,故事再生动。也不可能写生动。文学作品光
靠曲折甚至离奇的故事,可能有某种吸引力,但很难打动人心。真正的艺术作品的魅力,正
在于作家用生活的真情实感去打动读者的心。因此,生活首先要打动作家的心,作家才有可
能用自己所描写的生活去打动读者的心。我常常选择我自己体验最深的生活题材来表现,比
如《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等作品,如果我没有困难时期在学校的那段生活体验,我
就不可能进行《在困难的日子里》的创作。如果我没有从农村到城市这样的生活经历和这个
经历过程中的各种体验,我也就不可能写出《人生》。实际上,作为故事来说,我听过无数
比这两个作品更为有趣的故事,但这些故事中的生活我没有深切的体验,因此这些故事再绝
妙我也不可能写好。当然,不是自己所有的生活体验都可以作为写作题材的。
    应该把自己的生活体验,放在时代的、社会的大背景和大环境中加以思考和检验,看其
是否具有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不能将自己的思想情绪误认为时代的思想情绪。一定要从自
己的生活体验中寻找到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内涵。总之,还是那句老话:写自己熟悉的
生活。但仅此还不够,应该把自己熟悉的生活上升到时代和社会和高度去认识。
    问:能否向读者介绍一下你的创作习惯?
    答:第一篇作品的产生都极其艰难。在很多情况下,作品不是靠才能而是靠苦熬来完成
的。在动笔之前是漫长的构思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意放纵思绪,使其达到恣意泛滥的程
度。不急于形成一种写作的格局。即使形成了一种较为完整的格局,也很快双被打烂,试图
寻找更好的选择。经过许多次的反复,知道自己在这一题材领域中再没潜力可挖的时候,才
开始动笔。极重视动笔前的准备,但不拟定详细的提纲,只记下一个大的情节发展脉络和要
点。我的体验是,作品中最重要的东西首先要变成自己血肉般的一部分。头脑里记不住的,
即使记在纸上也不起作用。
    写作时喜欢一鼓作气,从始至终保持同样激情。最怕写作过程中情绪被意外的干扰打
断,什么地方被打断了,什么地方就常常留下一块疤痕,即使后来精心修补,也很难再是本
来的面目。为了保持生活的逼真感,常选择和作品很相似的环境中写作,这样可以随时将作
品的细节带到环境中去印证,需要的时候可以立即到生活中去补充。比如写《人生》时,我
住在陕北一个小县城的招待所,出城就是农村。有一晚上,写德顺凶带着加林和巧珍去县城
拉粪,为了逼真地表现这个情节,我当晚一个人来到城郊的公路上走了很长时间,完了回到
桌面上,很快把刚才的印象融到了作品之中,这比想象得来的印象更新鲜,当然也更可靠。
    工作时间一般在中午到凌晨两点为最佳。上午睡觉,觉有午休习惯,吃完午饭后用一个
小时看报纸。写作时不愿读书,但每在必须详细读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
日报》、《参考消息》四种报纸。读报是一种长期的习惯,有时所处地方偏僻,读不到报
纸,但必须想办法读到。自我感觉读报是一种最好的休息和调节。因为整天在虚构的世界
里,极想看看当天真实的世界里发生了些什么事。奇妙的是,这种时候,读报往往给当天的
写作带来许多新的启发,并且对作品构思的某些方面给予匡正。
    工作环境和桌面在外人看来是零乱的,但对我一说却是“整齐”的。因为一切从自己工
作方便出发,使得一坐下来就能立刻进行工作。
    要求自己写作时的心理状态,就像教徒去朝拜宗教圣地一样,为了虔庄地信仰而刻意受
苦受罪。工作中由于艰难而难以忍受之时,闭目遥想那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而艰辛地跋涉
在朝圣旅途上的宗教徒,便获得了一种力量。但我是一个绝对的无神论者。我只是说,为了
达到目标这样一个信念,就得有一种与此相符的工作精神。也有垮下来的时候,这会造成一
种长时间的痛悔而使自己追念莫及。
    问:对批评家的意见重视或感兴趣吗?受过些什么启发和影响?
    答:很重视。深刻的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常常使作家看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有些批评
家的文章看了会使人立刻产生一种创作的欲望。对国内文学批评的现状来说,使人感到不满
足的是,有些批评的立足点较低,并且视野也嫌狭窄。
    问:谈谈的阅读范围。
    答:范围比较广泛。除过文学外,各种门类的书都读一些。对俄罗斯古典作品和苏联文
学有一种特殊的爱好。杂志中除过文学作品外,喜欢读《世界知识》、《环球》、《世界博
览》、《飞碟探索》、《新华文摘》、《读者文摘》和《青年文摘》等。
    问:在中国或世界名某种中,你最喜欢谁的作品?
    答:喜欢中国的《红楼梦》、鲁迅的全部著作和柳青的《创业史》。国外比较喜欢列
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肖洛霍夫、司汤达、莎士比亚、恰科夫期基和艾特玛托夫的全部
作品;泰戈尔的《戈控》、夏绿蒂的《简·爱》、马尔斯的《百年孤独》等。这些人都是生
活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他们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巨大的海洋。
    问:你当前最关心的、思考得最多的是什么?
    答:自己的工作如何和我们的社会改革相适应。在短短的几年里,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广阔的,深刻的,迅猛的,使人大有目不暇接之感。生活提出了许多
新的课题,需要作家来研究。文学如何反映这个大改革,已经迫切地需要作家们做出回答。
有些目光敏锐的作家已经写出了反映这方面生活的作品。有的作家正在对生活深入研究,艰
苦地做着一些准备工作。
    问:社会上有人传说你要写《人生》的续集,你是否有这个打算?
    答:我没有这个打算。《人生》小说发表后,许多读者就写信建议我写续集。有的人并
自己且写了寄给我看。《人生》电影公映后,更多的人向我提出了这种要求,而且许多人正
在自己写续集。我也看到了报纸上报道“万元户”要续写《人生》的报道。对我来说,《人
生》现在就是完整的。
    对于《人生》这部作品,我欢迎批评界和读者、观众继续争论。但我希望争论以外的其
它宣传能够消失,这种宣传已经使我苦不堪言。我希望自己能平静地工作。
    问:你对办好《延河》有什么意见、建议和要求?
    答:《延河》曾经是一家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刊物,发表过许多优秀作家作品。它还扶植
和培养了许多作家。我自己就是通过这个刊物走上文学之路的,因此我对这个杂志充满了尊
敬的感情。
    近几年来,文学杂志如林,《延河》仍然做了大量有创见的工作,成绩很大。当然,也
还存在一些不足。我觉得主要是版面反映的题材比较窄,影响了读者面。另外,对于本省创
作力量的发掘,以及发挥自己的长处和特点不够。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在进行改革的形势下,
《延河》本身适应这个形势,在工作方面和版面内容上有个大的改进。
    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阎钢同志:
    收到你八月十七日信时,我正在搬家,里外一片混乱。读罢你的信,我很激动,这主要
是由于你对《人生》的敏锐的理解所引起的。
    这部作品写完已经一年了,你的信重新唤起了我过去几年中为这部作品前后所经历的那
些沉重的思想历程、感情历程和工作历程;唤起了我对这部作品在那些“老熟人”的深沉的
回忆——我把他(她)们送到读者面前时,像刘立本出嫁巧珍一样只是感到终于了结了一桩
沉重的心事,长出一口气,以后就淡了:嫁出去的女子泼出去的水,由人去看去说吧。现在
你把这些人物又引到我的眼皮底下,使我的心不由又为他(她)们震颤起来。
    是的,避免人物的简单和主题的浅露,正是我在这部小说中尽力追求的,我自己也很难
确切地说出这部作品的全部意思来。我当时只是力求真实和本质的反映出作品所涉及的那部
分生活内容。当然,我意识到,为了使当代社会发展中某些重要的动向在作品里得到充分的
艺术表达,应该竭力从整体的各个方面去掌握生活,通过塑造人物(典型)把我们时代最重
要的社会的、道德和心理的矛盾交织成一个艺术的统一体,把具体性和规律性、持久的人性
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个性和普遍的社会性都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应该向深度和广度追
求。
    《人生》显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和广度。我的能力不够,我告诉过你,我为这中小东
西苦闷了三年——苦不堪言!灰心和失望贯穿始终。面对大量复杂的多重的交错关系而一筹
莫展。同时,对主题的发展线索没有深邃地理解的时候,也是作家痛不欲生的时候。就我的
体验而言,这个过程主要是和自己的浅满与无能斗争的过程,收益如何,看你对自己能狠心
到什么程度。
    现在我向你谈谈这部作品写作之前的一些零乱的思考。
    我国当代社会如同北京新建的立体交叉桥,层层叠叠,复杂万端。而在农村和城市“交
叉地带”(这个词好像是我的“发明”——大约是在你和胡采同志主持的西安地区作家座谈
农村题材的那个会上说的),可以说是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经
说过,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从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发
生了持续时间很长的、触及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人的社会大动荡,使得城市之是,农村之
间,尤其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相互交往日渐广泛,加之全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农村的
初级教育的普及以及由于大量初、高中毕业生插队和返乡加入农民行列,城乡之间在各个方
面相互渗透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样,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与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
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
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现代思想意识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等等,构成了当代生活
的一些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一切矛盾在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精神道德
方面都表现了出来,又是那么突出和复杂。
    实际上,世界各国存在着这么个“交叉地带”,而且并不是从现代开始。从古典作品开
始,许多伟大的作家早已经看出了这一地带矛盾冲突所具有的突出的社会意义。许多人生的
悲剧正是在这一地带演出的。许多经曲作品和现代的优秀作品已经反映过这一地带的生活;
它对作家的吸引力经久不衰,足以证明这一生活领域是多么丰富多采,它们包含的社会意义
又是多么重大。当然,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这一生活领域的矛盾冲突所表现的内容和性质全
带有新的特征。
    你知道,我是一个血统的农民的儿子,一直是在农村长大的,又从那里出来,先到小城
市,然后又到大城市参加了工作。农村可以说是基本熟悉的,城市我正在努力熟悉着。相比
而言,我最熟悉的却是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因为我曾长时间生活在这个天地里,现
在也经常“往返”于其间。我曾经说过,我较熟悉身上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
的人,以及在有些方面和这样的人有联系的城里人和乡里人。这是我本身的生活经历和现实
状况所决定的。我本人就属于这样的人。因此,选择《人生》这样的题材对我一说是很自然
的。问题是如何表现,这就是我前面已经简略地谈到我的苦恼所在。
    目前我国的文学创作的天地无疑广阔多了,严肃的作家都在努力追求。但正如你指出
的,情况有些“纷扰”,最通常的“流行病”有两种:制造时髦的商品或有震动性的“炸
弹”,不是严格地从生活出发,以“新”的刺激性为目的;另一种是闭着眼不面对生活和艺
术的现实,反正过去的都是永放光辉的法宝,新出现的都叛逆,都应该打倒,老公鸡叫鸣,
总就那么一声!而最糟糕的还不仅仅在此,最糟糕的是在以上这两种东西互相指责对骂、混
战一场的时候。这似乎是逼迫所有的作家必须在他们之间选择此甲或彼乙,否则,你就可能
会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真正的文学,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与以上两种现象毫不相干。但是,在中国,要在作家
的灵魂和工作中排除这些现象的干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心平气静地在这种“夹缝”中追
求自己的道路,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对事业的虔诚的态度。在国内有两位前辈作家在
创作和合作生活上对我发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同志,一位是健在秦兆阳
同志,他们对文学和从事这个事业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抱有一种令人尊敬的严肃态度。他们
都直接地教导了我。只是我自己经常时不时露出毛躁的毛病,这是常令我痛心不已的。就我
个人来说,《人生》的写作,一方面是“夹缝”中锻炼走自己的道路的能力和耐力;另一方
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向这两位尊敬的前辈作家交出的一份不成熟的作业。
    归根结底,作家不能深刻理解生活,就不深刻的表现生活。对于作家来说,有生活,这
还不够;必须是深刻理解了这些生活才行。只有这样,才可能在大量多重的、交错复杂的人
物关系中伸缩自如;才可能对作品所要求的主题有着深邃的认识和理解;然后才可能进行艺
术概括——当然,这个过程更加繁难,否则,尽管你对生活有了一定的理解和认识,也仍然
可能制造出赤裸裸的新闻性质的所谓作品来;这样的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即使最及时地反
映了当前的政治和政策,也只能像马克思在责备拉萨尔的悲剧时所说的:“席勒式地把个人
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
    不知不觉已经写了许多,至于《人生》,我实在不想多说什么,我从读者写给我的信中
强烈地意识到,当代读者的智慧和他们理解与欣赏作品的水平,已经向作家提出了很高的要
求,我们必须拿出更成熟的作品来,才能与我们的时代和人民的事业相适应。我自己并没有
多少信心,但我总是想努力的。自我们认识以来,你对我的创作一直寄予热忱的关怀。
    我不仅希望你对我鼓励,同时也希望你对我批评——后一方面比前一方面更重要!
    西安今年出奇地凉爽,几乎过了一个“冷夏”。最近有机会回家乡看一看吗?致
    敬意!路遥
    路遥同志:
    短简收悉,我为你高兴。
    你带来了好消息,你的消息唤起我种种想法。近期以来,很少有小说像《人生》这样扣
人心弦,启人心智。你很年轻,涉世还浅;没想到你对于现今复杂的人生观察得如此深刻。
在创作道路上,你也很年轻,经验不足,没想到你纵身一跃,把获奖的中篇《惊心动魄的一
幕》远远抛到后边。作为一个文坛的进取者,你的形象,就是陕西年轻作家的形象。
    有同志说这是一部爱情小说,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我认为不是,或不全是。有同志说这
是一部揭露生活阴暗面的小说,从作者品立意这高来看,我认为不是,或不完全是。有同志
说作品主人公高加林是农村社会主义新人;有同志说他是个人奋斗者的典型。有同志说高加
林见新忘旧、吉新厌旧;有同志说他追求真正婚姻的自由,为事业寻找文化相当的合法配
偶……其说不一,不一而足。按我的经验,作家笔下的性格复杂到使评论者聚讼纷纭、莫衷
一是,往往证明这一性格确真而不矫情。
    高加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就是复杂到相当真实的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的
崇拜者、城市姑娘黄亚萍觉得,这个年轻人既像保尔·柯察金,又像于连·索黑尔,是具有
自觉和盲动、英雄和懦夫、强者和弱者的两重性的人物形象。性格的复杂性、两重性,是人
生社会复杂性、流动性的生动反映和深刻表现。从《人生》总体结构的揣测观察,高加林无
疑地正在探索社会主义新人的道路,看得出来,他把这种人生新人的探求放置在相当艰苦的
磨练之中。
    《人生》中偶然的机缘主宰着人生的命运。情节跌宕有致,故事大起大落,人生之路崎
岖难行,高加林不断的翻跟斗。高加林在谋业问题上,由被挤掉到荣任,再由荣任又被挤
掉,这就是今天的人生,今天的人生中被你巧妙地截取下来的一小段。这一段选得好,人情
世故都有了。高加林在事业上的三部曲,造成了他同巧珍爱情关系上的三部曲,也造成了同
亚萍关系上的三部曲,以及同父老村民们关系的三部曲,从而在一个生活难题面前引出现实
关系的深刻描写。这一点是高明的。不错,三部曲的偶然机缘,使一个有为的青年难以有所
作为,得失荣辱,似在反掌之间。
    但是,在偶然的背后呢?有没有宰偶然的东西?这东西又是什么?这个问题,你——作
者有所感,但没有明言;我——读者,有同感,却难以言传。你把一个有抱负双有毛病的年
轻人投进不正之风的泥潭,以至不能自拔,由此引出一连串发人深思的故事来。你很敏感,
你敏锐地感觉到新的事物,你又在努力使自己深刻地理解这些新的事物。你深刻理解了吗?
你掌握你的人物的命运了吗?你不以教育者自居,只管让你的主人公在人生的道路上如实地
表现自己——奋斗又奋斗,碰壁又碰壁,挣扎又挣扎,最后,觉醒又觉醒,终于,在人生观
的高度上领略人生的真谛。但是,你没有写完,没有写到觉醒,尽管作品已露出真情和深
意,完全可以独立成篇,然而,毕竟没有写完。
    你给读者出了难题。
    读者解题的过程,就是艺术欣赏的过程。高明的作家,总是留有余地,激发读者投身其
中,死死地拽住他们,以其无比丰富的聪明才智,和作家一起共同创造自己的典型形象。
    爱情的描写异常动人。你发现了一个多么可爱的女子啊!
    我指的是巧珍。她虽土而不俗,不知书却达理,自插而不自贱。他爱高加林,如痴般地
爱着,但绝不向爱乞求,她自始至终没有失掉自己的尊严。她可以为他而死,但必须以对方
的爱情作为前提。她恨高加林,但更多的是怨而不是怒,她不像有些农村姑娘失恋之后,或
者忍气吞声,甘愿在命运面前认输;或者死去活来,一哭二闹三上吊。她反而从失恋中痛感
到文化知识对于普通农妇的重要,反而以已嫁之身暗中扶助加林而毫无报复的企图。巧珍的
可爱,足以使读者的精神为之升华。较之高加林,这是一个丰富而不复杂的灵魂。较之电影
《乡情》中的那位翠翠和《牧马人》中的那位秀芝,巧珍一点也不逊色,甚至更易使人动
情。
    巧珍和加林,都是你的发现,你的创造。
    归根结底,《人生》是一部在建设四化的新时期,在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为青年人探
讨“人生”道路的作品。目前,探讨“人生”的小说多了起来,大多数是不错的,但也有的
小说把“人生”引向宗教,把“人生”引向虚无,把“人生”引向自我,把“人生”引向生
存竞争。在这种纷扰的情况下,而且在目前中国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受到“挑战”和冲击的
情况下,《人生》的出世,怎么能不叫人高兴非常呢?
    当一些文艺工作者不顾生活的真实,不顾艺术典型化的方法,不顾文学艺术在精神文明
建设中的特殊作用,华而不实、花里胡哨,咋咋呼呼搞那些伪文学、“隐私文学”、“性爱
文学”
    的时候,一个年轻的、不大为人们注意的作家闷了整整三年,几次动笔,几作作罢,终
于在一九八二年上半年默默无闻地献出了这部十二三万字的精心之作,这样认真而踏实的态
度,难道不使人高兴吗?
    我成了义务推销员,最近以来,凡有机会,都要宣传《人生》;宣传《人生》多么好,
多么适合改编电视剧和电影;宣传现实主义的不过时;宣传现实主义并非老而无用。我当然
不认为现实主义不要发展,不要扩大,不要吸收包括西方现代派在内的手法和技巧,诸如内
心的独白,意识的流动,直感和印象,象征和荒诞、迭印、时空交叉,多视角,多声部街道
等等。当然,我也不认为只有现实主义才能描绘中华民族的面貌和心理,反映中国社会主义
的革命和建设,独尊儒术。我们有过教训,我们没有那么狭隘。
    平心而论,现实主义需要充实和发展。因为时代充实了,发展了。你是坚持现实主义、
革命现实主义的,你多年来孜孜不倦,读了不少外国作家的名篇,你假苦觉得传统的现实主
义手法不够用,想借助诸如“意识流”之类一用,我认为不但不坏,而且很好。以生活和人
民为基础和前提的艺术创造、艺术革新,都理应受到鼓励而坚决地不准横加干涉。
    革命现实主义从善如流,革命现实主义生命常青,现在还不到革命革命现实主义的命的
时候。现实主义应该和现代派展开竞赛,用理论,用创作。
    我扯得远了,请你给我以提示:你怎样写作《人生》,怎样理解《人生》才不致离题万
里?
    我刚自外地开会回来,迟复为谦。武汉太热,涿县凉爽,保定中暑,北京时热时好,西
安如何?
    握你手!阎纲关于《人生》的对话
    王愚:《人生》发表后,引起了读者的重视,在文艺界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全国各
地报刊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
    我读过你的三部中篇后,感到在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每一部都有不同程度的进
展。你在构思《人生》时,窨有些什么具体设想?
    路遥:这部作品,原来我写的时候,确实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反响。我写农村题材,不是
一天两天的事了,也不是突然想起要写它,这部作品的雏形在我内心酝酿的时间比较长,大
概是一九七九年就想到写这个题材。但总觉得准备不充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想通,几次动
笔都搁了下来。然而不写出来,总觉得那些人物冲击着我,一九八一年,下了狠心把它写出
来。我只想到把这段生活尽可能地表现出来。当作品发表了以后,得到了读者的热情支持,
收到了上千封来信。我自己实在不想说什么,主要是想听听评论家的意见。
    王愚:你写《人生》,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地探索“人生,搞评论的人谈起来,不免“隔
靴搔痒”,也计只有你自己更清楚这种探索的甘苦。
    路遥:根据目前发表的评论文章看,评论家们还是敏锐的,对这个作品内涵的东西,都
基本上看到了,有些地方连我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提出的作品中的不足之处,有些意
见秀有价值。即使那些反面意见,对我也很有帮助。
    王愚:你的《人生》,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对当前这个转折时期中划综复杂的生活矛
盾的把握。面对当前整个文学创作的进展来看,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也不仅是
《人生》,你的三部中篇,在这个问题上都有比较突出的表现,最初发表,后来又得了奖的
《惊心动魄的一幕》,尽管有些地方不免精疏,但对于十年浩劫时期那虔诚混合着狂热,惶
惑交织着冲动的复杂状态的描绘,尤其是挖掘主人公内在的精神力量,使他的性格发出闪
光,内容是比较厚实的。你的《在困难的日子里》也是这样,在那样一种困难的时刻,在那
样一个年轻人身上,一种坚毅不屈、冰清玉洁的性格力量,和周围严峻的生活矛盾,互相冲
撞,回响着悲壮的基调。在《人生》中,对这个转折时期的诸种矛盾,从人物的命运,从人
物的内心活动中完整地展现出来,比前两部更为深刻、广泛。你在好几次讨论会上的发言和
你写的文章中都提到,要写交叉地带,胡采用同志也谈过这个问题,我是很同意这个观点
的。在当前这个除旧布新的转折时期,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渗
透、互相交织,呈现出纵横交错的状态,作家要反映这个时代,就要从这样一个视角考虑问
题。以我个人的偏见,当前有些作品其所以单薄,或者狭窄,或者肤浅,主要的恐怕是局限
于狭小的生活范围,写农村就是农村,写城市就是城市,待业青年就是待业青年,就呈论
事。其中一些较好的作品,也有一定的生活实感,但很难通过作品看到时代的风貌,常常是
有生活而没有时代。当然,也有的作品,只有空喾的时代特点,没有具体的生活实感,那也
不行。你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觉得你在反映矛盾冲突问题上,有自己的思考。
    路遥:这方面我是这样想的。生活往往表现出复杂的形态,有些现象,矛盾、冲突浮在
表面上,一眼就看得到,有些作家常常被这种表面的东西所吸引,所迷惑,不少作品就是描
写这些东西的。但生活中内在的矛盾冲突,有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看清楚的,而作家的工作
主要在于拨开生活中表面的东西,钻探到生活的深层中去,而不能满足于表现生活的表面现
象,这样,作品才能写得深一些。
    王愚:你这个见解很深刻。不少作家到生活中去,一下子被生活的表面现象吸引住了,
抑制不住自己的热情,没有经过反复的思考、消化、酝酿,常常是描写有余,思考不足,就
很难深下去了。
    路遥:像农村生产责任制,这是现行政策,在农村和农民中间有着很大的反中央委员,
从表面上看,农民富起来啦,有钱啦,有粮啦,要买东西。但作品仅仅停留在这一步描写
上,写他们有了钱,买电视机,飞翔高档商品,写他们昨样把钱拿到手,又花出去,这样写
当然不参说没有反映农村的新变化,但毕竟不足以反映新政策带来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
个作家,应该看到农村经济政策的改变,引起了农村整个生活的改变,这种改变,深刻表现
在人们精神上、心理上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的变化,而且旧的矛盾克服了,新的矛
盾又产生了,新的矛盾推动着体制的不断改革和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
的调整。总之,整个农村生活经历着一种新的改变和组合,应该从这些方面去着眼。从表面
现象着眼,就容易写得肤浅、雷同。我自己原来也是这样,所以写的作品很表面。这样的作
品,引不起读者对生活更深刻地思考。因此,我觉得作家应向生活的纵深开掘,不能被生活
中表面的东西所迷惑,你刚才提到关于交叉地带的问题,就是我在现实生活感受到的一种新
的矛盾状态。我当时意识到的是城乡的交叉,现在看来,随着体制的改革,生活中各种矛盾
都表现着交叉状态。不仅仅是城乡之间,就是城市内部的各条战线之间,农村生活中人与人
之间,人的精神世界里面,矛盾冲突的交叉也是错综复杂的。各种思想的矛盾冲突,还有年
轻一代和老一代,旧的思想和新的思想之间矛盾的交叉也比较复杂。作家们应从广阔的范畴
里去认识它,拨开生活的表面现象,深入到生活的更深的底层和内部,在比较广阔的范围内
去考虑整个社会矛盾的交叉,不少青年作家的创作都是从这方面去考虑的,我的《人生》也
是从这方面考虑的,但还做得很不够。
    王愚:就目前来看,《人生》展现的矛盾,是很不单纯的。
    路遥:回过头来看,有些地方显得很不满足,这个作品就主题要求来说,还应该展现得
更广阔一点,现在还有一些局限。但就这部作品来说,再增加点什么已经很困难了,只有等
将来再补救。主要是还要更深一步的理解生活。
    王愚:也计正因为这样,对《人生》的评价就有一些不同看法。我以为,你写《人生》
是要剥开生活的表象,探索生活内在的复杂矛盾,因此,《人生》的主题就是单纯一句话能
说清楚的。从作品的内涵看,你是探索转折时期各种矛盾交叉点上的青年一代,究竟应该走
什么样的人生道路的问题。高加林的理想和追求,具有当代青年的共同特征。但也有历史的
情性加给青年一代的负担,有十年浩劫加给青年一代的狂热、虚无的东西。这些都在高加林
的身上交织起来,因此,认为作品回答的问题就是高加林要不要改造,高加林的人和观是正
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嫌简单了些。《人生》的主题应该是交叉的,是从一个主线辐射开来反
映了时代生活的各个方面。
    路遥:这方面的争议多半集中在高加林身上,这是很政党的。对高加林这个人物,老实
说我也正在研究他。正因为这样,我在作品中没有简单地回答这个人物是个什么样的人。
    谈到作品的主题,过去把主题限定在狭小的范围内,总要使人一眼看穿,有点简单化
了。当然也不是说让读者什么也看不出来。我的意思是,作品的主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因为生活本身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生活是一个复杂万端的综合体。作品是反映生活的,
真实的反映生活的作品,就不会是简单的概念的东西,应该像生活本身的矛盾冲突一样,带
有一种复合的色调。我在《人生》中就想在这个方面进行一些探索,主要表现在高加林身
上。至于作品的思想性,我觉得,作品的每一部分都渗透着思想,而不是只在作品的总体上
有一个简单的思想结论。作家对生活认识的深度,应该在作品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渗透着。
    王愚:对!这个问题题得好。当读者读作品时,应该处处都能引起他的思考,而不是读
完作品才证明了某个结论的正确或谬误。
    路遥:就是这样。像托尔斯泰的作品,处处都会引起读者的深思。《安娜·卡列尼娜》
开头的第一句话就引起人们的思索。优秀的作品,每一部分都反映了作家对生活认识的深
度,应该这样去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
    王愚:作品的主题思想是丰富的,作品的人物也不应该是单一的。像高加林这样的人
物,就不能够简单地去理解他。他的追求和理想,有这个时代青年人的特色。他想在当民办
教师的岗位上,想在改变农村落后风俗上,做出一些成绩,想取得一些施展才能的条件,恐
怕无可非议;但他身上也夹杂着一些个人的东西,追求个人成就、患得患失,碰到不顺心的
境遇灰心丧气,等等,这一切交织在他身上,引起了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使他处在一个发
展过程中,高加林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的艰苦跋涉者,而不是一个已经走完人生道路的单纯
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他的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发展变化,触发着青年朋友们的思索,究竟应该
怎样认识复杂的人生。总之,这是一个多侧面的性格,不是某些性格特点的平面堆砌。
    路遥:我觉得,人物形象能不能站起来,关键是这个形象是否真正反映了生活中的矛盾
冲突,有些评论对人物的看法比较简单。往往把人物思想的先进与否和人物的艺术典型性混
一谈,似乎人物思想越先进,典型意义就越大,衡量一部作品里的人物是否塑得成功,主要
看它是否是一个艺术典型。至于根据生活发展的需要,提倡写什么典型,那是另外一个范畴
的问题,不应该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这样的观点,在读者和初学写作者中间已经引起某
种程度的混乱。至于高加林这个形象,我写的是一个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中,在生活里并不
应该指责他是一个落后分子或者是一个懦夫、坏蛋,这样去理解就太简单了。现在有些评论
家也看出来他身上的复杂性,认为不能一般地从好人坏人这个意义上去看待高加林,我是很
同意的。像高加林这样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生活经验不足,刚刚踏上生活的道路,不成熟是
不可避免的。不仅高加林是这样,任何一个刚走上生活道路的年轻人,也不会是一个成熟
的、完美无缺的人,更何况高加林处在当时那么一种情况下,对任何事情都能表现出正确的
认识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个青年人的身上,绝不是一切都应该否定的。我自己当民这个人
物时,心理状态是这样的,我抱着一种兄长般的感情来写这个人物。因为我比高加林大几
岁,我比他走的路稍微长一点,对这个人物身上的一些优点,或者不好的东西,我都想完整
地描写出来。我希望这样的人物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最终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青年,目前出现
在作品中的这个人物,还没有成熟到这一步。这并不是说我护短,在作品中可以看到,我对
他思想感情上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批评是很尖锐的。对于作家的倾向性,咱们已经习惯于看他
怎样赤裸裸地去赞扬什么,批判什么。我认为,一个作家的倾向性应该包含在作品的整体构
中。我的倾向性,表现在《人生》的整体中,而不是在某个地方跳出来,同加林批评一顿。
    王愚:这一点,有些评论文章没有讲得秀充分,我觉得你最后那样的结尾,或者辩不是
结尾的结尾,已经指出来,对于高加林这样的人物,实实在在的扎根在生活的土地上,才会
有一个新的开始。你对高加林是寄予厚望的。
    路遥:这里面充满了我自己对生活的一种审美态度,这是很明确的。至于高加林下一步
应该怎样走,他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由生活来回答,因为生活继续在
发展,高加林也在继续生活下去。我相信,随着我们整个社会的变化、前过,类似高加林这
样的青年,最终是会走到人生正道上去的,但今后的道路对他来说,也还是不平坦的。
    王愚:对。他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上还会遇到许多风风雨雨。
    路遥: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在矛盾中前进的。
    王愚:你创造高加林这个形象时,是有原型呢,还是从很多青年人身上概括出来的呢?
    路遥:我自己是农村出来的,然后到城市工作,我也是处在交叉地带的人。这样的青年
人我认识很多,对他们相当熟悉。他们的生活状况、精神状态,我都很清楚,这些人中包括
我的亲戚,我家里就有很多这样的人,我弟弟就是这样的人。我在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感
受,才概括出这样的人物形象。
    王愚:高加林的形象,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恐怕主要是作者认认真真、老老实实从生
活出发,把握了生活中复杂的矛盾冲突,而又完整地表现了出来。这个人物不仅是农村青年
的写照,也是这个时代一些青年的缩影。
    路遥:高加林作为一个当代青年,不仅是城市和农村交叉地带的产物,其他各种行业也
有高加林,城市里的高加林,大学里的高加林,工厂里的高加林,当然,更多的是农村中的
高加林。这样的青年,在我们社会中,并不少见,我当初的想法是,我有责任把这样一种人
物写出来,一方面是要引起社会对这种青年的重视,全社会应该翔他们,从各个方面去关怀
他们,使他们能健康地成长起来,作为我们整个的国家和未来事业是要指靠这一代人的,所
以我们必须要从现在开始,严肃地关注他们,重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从青年自身来说,在
目前社会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要求时,他们应该正确地对待生活和对待人生,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尤其是年轻时候,人生的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永远有一个正确对待生活的问
题。
    王愚:应该说,高加林的性格是多层次的,在他身上不仅仅是个人特点的堆砌,而是反
映了我们时代的诸种矛盾。
    另外一些人物也是这样,有些人物,在已发表的评论文章中还谈的不多,像刘巧珍这个
人物,是一个很美的形象,但也反映着农村女青年自身的一些矛盾,还有高明楼这个形象,
你没有把他简单化,他身上有多年来形成的一种优越感,甚至一种“霸气”,但却有他顺应
时代发憎爱分明的一面,有心计、有胆识,也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刘巧珍这个形象,你突出
加以表现的,更是我们这个民族悠久的历史所赋予这一代青年的一种美好素质,看来,你是
很欣赏这个人物的。
    路遥:刘巧珍、德顺爷爷这两个人物,有些评论家指出我过于钟爱他(她)们,这是有
原因的。我本身就是农民的儿子,我在农村里长大,所以我对农民,像刘巧珍,怀着这样一
种感情来写这两个人物的,实际上是通过这两个人物寄托了我对养育我的父老、兄弟、姊妹
的一种感情。这两个人物,表现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种传统的美德,一种在生活
中的牺牲精神。我觉得,不管社会前进到怎样的地步,这种东西对我们永远是宝贵的,如果
我们把这些东西简单地看作是带有封建色彩的,现在已经不需要了,那么人类还有什么希望
呢?不管发展到什么阶段,这样一种美好的品德,都是需要的,它是我们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最基本的保证。
    当然他们有他们的局限性,但这不是他们的责任,这是社会、历史各种原因给他们造成
的一种局限性。
    王愚:我们的历史的惰性,限制着他们应该有所发展的东西不能发展。
    路遥:正因为这样,他们在生活中,在人生道路上不免会有悲剧发生,像刘巧珍,她的
命运是那么悲惨,是悲剧必的命运。我对这个人物是抱着一种深深的同情态度的。
    王愚:相形之下,我总觉得黄亚萍这个人物写得单薄了一点,我所谓“单薄”就是说黄
亚萍身上虚荣、肤浅的东西写出来了,这个人物内心里必然会有的矛盾冲突,她在人生道路
上的颠簸,似乎都写得不够深。这也许是我个人的偏见,不知你究竟怎样想,好些评论文间
也没有更多的提到这个人物。然而从这个人物和高加林的关系来看,应该是既有互相影响的
一面,也有互相矛盾的一面。刘巧珍美好的心灵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她在
困难的时候温暖了高加林的心,坚定了高加林在生活中支撑下去的信心。这是和高加林旗旗
鼓相当的一个形象。但高加林和黄亚萍之间,互相沟通、互相冲突的东西毕竟太少,似乎只
在于衬托出高加林的悲剧命运。
    路遥:这个作品确实有不足的地方,我写较长的东西经验不是很丰富的,因为牵涉到的
人物比较多,有的人物就没有很好去展开,我对这些人物的关注也不够,和一个初次导演戏
的导演五样,常常手忙脚乱,有时候只能盯住内上主要角色,对一些次要的人物照顾不过
来。而一些有才能的、经验丰富的作家,就像一个胸奶全局的导演,使每一个角落都有戏,
我现在还是一个实习导演,只能关注主要人物。黄亚萍这个人物,我原来设想的要比现在的
规模更大一些,这个人物现在的表现还是个开始,她应该在以后的过程中有所发。
    现在作品已经完成了,来不及弥补了。如果这部作品能够展开的话,可能比现在好一
些,也不仅是黄亚萍一个人,还有其他人物,像高明楼这样的人,如果作品再往前发展,说
不定,他还会上升到主要地位上去,我现在还只能关注到主要的部分。当然一个完整的作品
是不应该有次要部分的。
    王愚:像戏剧演员常说的,在舞台上只有演员,没有小角色。
    路遥:这就像盖一所房子,你关心的主要是横梁、立柱,而且想办法搞得独特一些,其
他部分就来不及精雕细刻了,有时候甚至是用一般的材料来填充。这样,有些地方显得很平
庸,我也是很不满足的。
    王愚:艺术创作上要照顾到每一部分,确实是不容易的,不仅关系到作家的器识,也关
系到作家的经验和功力,不少大师们在结构上下功夫,确非偶然。在托尔斯泰笔下,像《安
娜·卡列尼娜》中的奥勃朗斯基这样的人物,应该说是次要的,但他在作品反映的生活范围
内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使得整个作品的结构显得那么熨贴和匀称。《人生》后面的两个情节
似乎和整个作品的结构贴得不是那么紧,一个是高加林从乡村到城市的地位的变化化,是由
于他叔父的偶然到来;而他从城市又回到乡村,却是碰到张克男的母亲那样一个女人,出于
妒忌而告密,都过于突然。这些地方不知你是怎样考虑的。
    路遥:艺术作品高不开虚构。关键问题要看作品描写的矛盾冲突、人物的命运,以及冲
突的转化和发展,从历史生活本质的角度检验,是不是合情合理的。有些地方看起来,偶然
性太明显,主要还是作者没有写充分。后面两个情节,不能简单地说是偶然的,只能说我没
有写充分。
    王愚:由此,我想到当前小说创作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常说现实主义要演化,结合《人
生0》的创作来看,这个“深”一方面是反映生活中矛盾冲突的深刻性,一方面是人物性格
的内在的丰富性,也就是更深刻的反映多侧面的性格。今年《延河》二期发表的陈涌同志的
文章,提出了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他认为文艺作品表现矛盾冲突,不光要表现人和周围
事物的矛盾冲突,而且要更进一步反映人物本身的矛盾冲突,即使新人形象也是这样。你的
《人生》,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很突出。
    路遥:实际上,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孤立的,是和整个社会密切相关
的,互皙射的。有些作品,尽可以编造许多动人的故事,但他们没有关注人物的精神世界,
人在作品只是一个道具,作品就不会深。欧洲有些作家,包括大仲马,为什么比巴尔扎克,
托尔斯泰低一筹,原因也在于此。
    王愚:今天和你的谈话,使我受益不浅。作家要研究生活。研究人物;评论家就要研究
作家,研究作品,注意作家们在研究生活上、反映生活上有什么新的经验,新的思考。
    这样,作家和评论家才能成为真正的朋友。
    路遥:实际上,作家和评论家都应该研究生活。评论家研究生活,也研究作品;作家研
究生活,也重视评论。只有这样,评论家才能准确地评价作品,作家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
    王愚:最近,听说《人生》和《在困难的日子里》都要改编成电影,你除了改编这两部
电影外,还有什么新的打算?
    路遥: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改革的洪流中,生活的矛盾冲突和变化比较剧烈,我不想
匆匆忙忙去表现这个变化。
    这种变化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课题,对作家说来尤其如此。这个改革才开
始,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我想深入研究这个改革的各种状态,
以及人们的各种心理变化,暂时还不可能写出什么来。一个作家与出一篇引起人们注的作
品,好像爬上一座山坡一样,也许前面会有一片洼地,只有通过这片洼地,他才有可能爬上
另一座山坡。《人生》法文版序
    当这本书衩张荣富先生译成法文出版的时候,我要借此机会向法国读者朋友致最亲切的
敬意。我向来对法兰西辉煌的文化艺术抱有十分崇敬的感情。伟大的法国文学,无论是其古
典作品,还是现代作品,都对我的文学活动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因此,当这本书译成你们优
美的语言并被你们阅读时,我感到荣幸而愉快。
    中国和法国是两个相距遥远而又在各个方面不尽相同的国家,但我认为,人类的心灵都
是相通的。文学艺术正是沟通人类心灵的桥梁。但愿我的这本书能作为“桥”上的一颗小小
的石子。
    作为一个与本书主人公有类似经历的中国青年,这本书所描写的生活,都是我自己深切
感受过的。
    这部小说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二年,曾在中国文学批评界和读者中引起巨大的争议。这种
争议实际上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束。当然,这种争议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上发生
的。我无法想象你们会对这部作品产生什么看法。
    这部书的故事发生在我国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四人帮”刚刚覆灭,中国的改革还
没有大规模展开的时候,那时,中国一个恶梦般的时代结束了,而新的生活还处于酝和探索
之中;长期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在中国生活中已经处于最复杂最深刻的状态。悲剧的主人公
就是中国这个时期的产儿——他们的悲剧当然有着明显的社会和时代的特征。
    但这同时也是青春的悲剧。在我看来,只要是青年,不管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和什
么样的国度,在他们最初选择生活道路的时候,往往不会一帆风顺。我自己就是从一条坎坷
的生活道路上走过来的。因此我完全理解那些遭受痛苦与挫折而仍然顽强地追求生活的青
年。我永远怀着巨大的同情心关注他们的命运;即使我为他们的某种过失而痛心的时候,也
常常抱有一种兄长的宽容态度。
    这部小说发表并引起广泛的社会争议后,我曾收到几千封中国读者的来信,让我本人评
价书中人物的是非曲直。实际上,许多问题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要求自己竭力真实地描
写生活,但是非最好还是让人们去评说!致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你们优秀的文学传统曾对我的生活和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由此,我始终对你们的国家
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的小说《人生》被你们译成俄文出版,我深感荣幸。借此机会,我
谨向闻名于我国的青年近卫军出版致以崇高的谢意。许多中国读者都知道,H·奥斯特洛夫
斯基著名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正是在这一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对我们来说极
其珍贵。你们可以想到,此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附:《人生》俄译本后记〔苏〕谢曼诺夫
    还在我去中国旅行这前不久,我在莫斯科就拜读了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那时就知
道,路遥是“文革”之后登上文坛的中国作家。中篇小说《人生》是他在中国引起热烈反响
的第一部较大的作品。这篇作品最早把注意力引向对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的描写,反映了当
代尖锐的生活冲突,围绕这部中篇小说,无论在读者中间,还是在评论家中间,都引起了争
论。但是,争论的最终结果是新作者被承认了,而且成为一九八三年度全国文学评比的获将
者之。
    以后,我看到过根据路遥小说改编的电影,这部电影在世界各国放映,电影是感人的和
富有特色的(特别是对农村婚礼的精彩描绘),但是,中篇小说始终揭示了社会冲突,在描
绘否定人物、反映城乡生活中展开。最后,我在中国和作家路遥本人会见了,他是一位纯朴
的、同时又是一个聪明的、善于思索的人。作家本人比我想象的要稍稍老一点,他已经是陕
西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这个陕西是中国北方的一个省。而这个北方已经为中国和全世界输送
了许多优有的散文作家,例如赵树理,他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其
他一些描写中国农民的作品在我国已广为人知了。
    更有意味的是,路遥不久之前写成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一九八六年推出第一
部)也是献给农村的。这部长篇小说使读者转向“文革”时期。作家赵树理正是在这个时期
被迫害致死的。作者对历史现实进行了广泛的概括,积极地运用了民族传统。同时,路遥既
和欧洲文化,也和俄罗斯文学遗产联系着。
    现在,中国的社会生活正在发生着广泛的变化,吸收欧洲文化已是一个现实问题,而路
遥的思想是特殊的,他认为创作自由和民族责任感对于一个作家同等重要:“我们不能容忍
社会上的某些低级的审美观点”,“作家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一
旦消极地对待劳动人民,那么,我们的作品就会成为无根的草。”
    人这里流露出路遥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民族的根首先在农村。中篇小说《人生》像中国
当匠其他许多作品一样,在这一点上,接近我们的“农村”散文。作者没有把农民理想化,
既写他们热爱劳动、俭朴和正直,同样又写出他们缺乏文化、怯于和乡村领导干部斗争。正
是这些农民——借助各种必要的条件——终究成为中篇小说里道德原则的荟萃所在。
    近来年,全面的“寻根文学”在中国发展起来了,但是,这并不完全是路遥向我们提供
的内容,而更准确的是以中国乡土主义或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精神对古代和原始力
量的理想化。路遥带着谴责的态度谈到这种文学:“令人费解的是,为了‘寻根’,是不是
要号召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深入到‘原始森林’里去。”
    当然,年轻作者的中篇小说是在中国文化长期衰退的时期以后写出来的。因而,中篇小
说无论在艺术思想发展方面,或者是在风格表现手法方面,都绝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人
生》以对中国当代文学不寻常的关注热情,在十分温柔的形式里所传达的鲜明的社会性而吸
引着人们。中国的评论家不是毫无缘由地说道:“中篇小说描绘出复杂的生活冲突。城市和
乡村,社会和家庭,奋进与沉沦,希望和悔恨,爱情和苦闷交相错综在一起,而所有这些都
是在当代社会生活真实的画面里展示出来的。”《路遥小说选》自序
    承蒙青海人民出版社的关系,我将自己迄今为止的小说作吕挑拣出一部分,编成了这本
选集。通过这本书,读者大约可以看出我十来年在学习写作的道路上弯弯曲曲的爬蜒痕迹。
这些作品都没什么改动,保持着初发表时的面目。之所以这样,并非这些作品没有可修改之
处,而是我常常没有能力这样做。我感到,如果在总体上不能复原当初创作时的那种心理状
态,即使后来想弥补作品的某些缺憾,也往入等于疤上补疤,因此也就放弃了这种应该而且
必需的努力。
    我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生于陕北山区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在农村长大并读完小
学,以后到县城读完高小和初中。青少年期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农村和县城度过的。十七岁
之前没有出过县境。中学毕业后返乡劳动,并教过农村小学,在县城做过各式各样的临时性
工作。一九七三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一九七六年大学毕业后来到省城的文学团体工
作。一九八二年成为专业作家。我的生活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这样一个
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这个过程的种种情态与感受,在我的身上和心上都留下了深举动的印记,因此也明显地
影响了我的创作活动。
    我的作品的题材范围,大都是我称之为“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这是一个充满矛盾
的、五光十色的世界。无疑,起初我在表现这个领域的生活时,并没有充分理性地认识到它
在我们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