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钱锺书声辩》
       (李洪岩 范旭仑,   4/8/00 8:23:05 PM)

摘自《钱锺书论坛》

就《为钱锺书声辩》答客问

李洪岩 范旭仑

《为钱锺书声辩》,李洪岩、范旭仑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342千字。

《为钱锺书声辩》出版后,承蒙海内外朋友或来函或电话表示称赞,谨此致谢。有些朋友也提出一些问题,这里一总予以回答,与大家交流,欢迎批评指正。
问:你们为什么写这本书?
答:汉代思想家王充写过一本《论衡》,我们写这本书,目的与王充是一样的。王充写那本书,他自己说是因为“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是反为非,虚转为实,安能不言?”就是说,他要用“真美”之言来澄清“虚妄之言”,扭转“是反为非、虚转为实”的不正常状态。面对这种不正常状态,作为有责任感的思想家,王充觉得自己不能“不言”,所以写了《论衡》。我们这本书,也可以叫做“钱学论衡”、“钱锺书辨证集”,目的也是把“是”归为是,把“非”归为非,对“失实”的“众书”予以辨证,为钱锺书先生作声辩。
问:钱先生如果健在,会希罕你们给他作声辩吗?
答:钱先生的著作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是任何“虚妄之言”都无法伤害的。所以,钱先生不需要任何人给他作声辩,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钱先生固然可以不同意什么人给他作声辩,可我们也不能眼看着“虚妄之言”流行而不管。所以,这两种态度和行为并行不背,各尽本分而已。
问:那么,你们在书中批评了哪些“虚妄之言”呢?
答:可以举个例子。这本书批判的最大的“虚妄之言”,就是吴宓先生对钱锺书的谩骂。我们知道,吴宓在日记中骂了钱锺书。《吴宓日记》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后,许多人看到吴宓对钱锺书的骂语,觉得很吃惊。于是,有些人就提出:钱锺书做了一些错事,所以吴宓才骂他。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通过对史料的考察,我们认为:钱锺书没有做过任何错事,吴宓骂钱锺书是没有道理的。而且,吴宓在日记中还骂过许多人,大都没有道理。中国人有个思维定势,总是觉得骂人有理,骂人有利。在法庭上,也总是觉得原告比被告有理。实际上,骂人这事要具体分析。对坏人坏事,当然要骂,骂得激烈些也没有关系。但是,对好人好事,就不应该骂。不但不应该,而且骂人者还应该受到谴责。人家钱锺书没有做任何错事,没有任何对不起吴宓的地方,你为什么骂人家呢?所以,我们这本书对吴宓作了谴责,认为吴宓这个人胡骂人乱骂人,这是不对的,也是不好的。
问:除了钱锺书与吴宓的纠葛,你们还批评了哪些“虚妄之言”?
答:具体有哪些,可以去看书,这里只简单举几个例子。我们主要给一些“钱学”论著挑了许多硬伤。这些硬伤,应该说是很离奇的,不要说学者,就是中学生,都不应该出现。钱先生博大精深,可论述他的文字却错讹得离奇,我们觉得有必要进行揭露和批评。不然的话,怎么对得起学问?怎么对得起钱先生?例如,有个小有名气的杂文作者,年纪已经很大了,居然说“渠侬”这两个字不能“并用”。实际上,随便翻翻词典就知道,这两个字当然是可以“并用”的,钱锺书自己就经常使用这个词。这个杂文家还张冠李戴,把张三的文章说成是李四的,然后对李四大批特批,并把大批特批的文章一稿多投,四处发表,等回头一看,原来他所批的文章根本就不是李四写的。这真是太离奇的讽刺了。再如,有个写《钱锺书传》的人,居然把民国三十四年说成是1934年。还有人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宋诗选注》说成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把代词“我们”解释成钱锺书与杨绛,把温源宁的杂文集《不够知己》说成是杂志,等等。这些,是学识问题,但也是学风问题,文德问题。
问:怎么说是学风问题、文德问题呢?
答:首先,搞学问要有个严肃态度。不仅钱锺书研究,做任何事都应该先有个严肃认真的态度。学问贵在一个“诚”与“敬”。没有“诚”和“敬”,就会觉得搞研究很容易,就会轻率地写文章,也就不能不出错。这就是一个学风问题。其次讲到“文德”。文风不正的人往往缺乏文德。例如,上述那个作《钱锺书传》的人,批评别人不该这样,不该那样,且不论他的批评对不对,单就事实而论,他所批评的那些问题就无一不存在于他的书中。这些,我们的书中都一一举出来了。所以,我们的书除了做学识方面的批评外,对文风、文德的问题,也不放过。
问:那么,你们做的都是一些常识性批评了?
答:不尽然。钱先生有句名言:在研究古代 ── 是否竟可以说“古今”或“历代”?── 文评时,正像在社会生活里,我们得学会孟子所谓“知言”,把古人的一时兴到语和他的成熟考虑过的议论区别开来,尤其把他的由衷认真的品评和他的官样套语、应酬八股区别开来。作常识性的批评容易,但真做到“知言”,就不容易了。做到“知言”,需要学识,也是对学识的考验。在钱锺书研究中,许多人不知言,完全不能把钱锺书“一时兴到语和他的成熟考虑过的议论区别开来”,无法“把他的由衷认真的品评和他的官样套语、应酬八股区别开来。”例如,钱锺书给他写信,落款称他为“兄”,他就觉得自己是钱锺书的哥哥了,可钱先生的著作呢,他却不好好读,因此连钱锺书经常使用“渠侬”这两个字都不知道,更不用说比较深一些的论断了。
问:那么,你们是否觉得只有你们两人才对钱锺书“知言”呢?别人都不如你们俩呢?
答:不是这样。我们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引用西方谚语说:“出去剪羊毛,没准还会给人剃成秃瓢。”就是说,我们虽批评别人,但不敢保证自己就没有错误。不过,我们欢迎大家批评,批评得激烈些也欢迎。凡指出我们的错误的,我们都会致谢。
问:你们作这种批评,是否有压力?
答:压力很大。“钱学”打假惩劣,也正如商店里的打伪劣、官场上的反腐败,其艰难困苦,一般无二。我们承受了种种谎言,接听了多次匿名电话,还受到单位组织劝阻,被人告状,等等。可我们全不在乎,依然披挂整齐,跃马鏊战。我们的上方宝剑,只有一件:真理之勇和文章之德!我们打败论敌的途径,只有一条:熟读钱著和拥有常识。
问:能否讲得详细些?
答:例如,有篇《钱锺书和他的读者》,发表在《好书》99年9、10期,居然说李洪岩“靠研究钱锺书已经买了小汽车”。实际上,李洪岩不但好多年前就会驾驶小汽车,而且近年还购置了一套120平米的复式豪宅,但都不是“靠研究钱锺书”搞来的。试想,靠研究钱锺书怎么会弄到汽车和洋房呢?这就是编造谎言的一个例子。对这些,有必要的,我们就澄清;无必要的,我们就听其享受言论自由。
问:你们这样做的力量来自哪里?
答:来自钱锺书先生。钱先生的本色是批评的,钱锺书著作可以说是批评论著,批评人性,批评世事,批评学问。举两个例子。
1933年10月10日,光华大学教授朱言钧发表《道德定律的存在问题》,钱锺书则于10月24日夜里草成批评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紧接着,出来一位第三者。包玉珂在11月10日发表评论文章,又对钱锺书提出批评。钱锺书在11月25日发表《阙题》给予答复。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钱锺书立即在《大公报·文艺副刊》把它批评了一通。不久,郭绍虞在原地套用原题予以回应。在这种两军对阵中,钱先生光讲是非,不管利害。所以,他笔锋尖刻,可这犀利文风语气并没有影响论辩双方的感情。郭绍虞后来在《沧浪诗话校释》中频繁称引钱著,又请钱先生做顾问。朱公谨先生则是钱先生出国留学的担保人。这种前辈学者的古风不作久矣。
讲是非,不讲利害,钱先生既是这样做的,更是这样主张的。钱先生说过,文章千古事,岂能以年辈名位迂回袒护?唐代诗人司空图诗说:“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宋代诗人唐庚诗说:“诗律伤严似寡恩”。若用朱熹生动的话来引申,就是:“看文字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决不恕他。用法深刻,都没人情。”所以,严武是杜甫的恩人,而篇什只附骥尾以传;黄庭坚是陈师道的老师,陈氏却昌言“人言我语胜黄语”。谈艺衡文,即便君臣父子间,也没有加恩推爱之例,比如杜审言吧,是杜甫的爷爷,却不能跟杜甫沾光冒充大诗人。研治钱锺书之学,正应该采用钱先生的这种态度。不论对钱先生,还是对杨绛,抑或对其他什么人,都采取这个态度。换言之,就是用钱锺书的精神和方法研究钱锺书。钱先生高明的学识,我们永远也企攀不上;钱先生残酷的批判风格,我们却乐意终生效仿。
问: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
答:也与我俩的性格有关。我们两人都不是“人情练达”的人。“练达”者,取义有二。正面的指精明干练的强人胜者,背面的指滑头混蛋。钱先生把这种人比作“琉璃蛋”、“油浸枇杷果”:“俯仰尊贵之颜,逶迤势利之间,意无是非,赞之若流;言无可否,应之如响。”他们能够把“是非”和“利害”有机地结合起来,即便在学术上也如此。当利害和是非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的屁股老是坐在利害那方面。遇到一个事情,不是问对还是不对(学),而是想有利还是有害(术)。这个势利小人样的学术,在钱锺书先生那里绝看不见,我们也学不来。
学术批评的出发点,也正有这样两个维度。一个是从利害出发,一个是从是非出发。
如果从利害出发,我们大可不必写这本书,省却得罪人。可是,钱锺书先生“真理之勇、文章之德”的教导,在我们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了神经和脉络,我们也是“不得已”啊。
问: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为钱锺书声辩》的内容?
答:这本书的文章大都在海内外的报刊上公开发表过,但只是我俩近年来读钱论钱的小部分集成。因为考虑到篇幅不能太长,所以许多文章没有收进去。例如批判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的文章,原本发表在《人民政协报》1998年8月17日,就临时撤下来了。现收入的文字,可分为四类:一类是平实的学术讨论,如第一篇《如何评价钱锺书》;一类是从思辨渠道发表的观感,如《身后闲事谁管得》;一类是考订辨正各种与钱锺书相关的错讹,如《杨绛〈钱锺书与围城〉辨证》;一类是对各种无理取闹的回报,如《致章明同志》。浮在纸上字面的人物各路各色,尊者贤者,学者玩家,都有。对学者,我们一般比较客气,因为专家学者的败笔大可谅解,谁也不能拍胸脯大言学术研究不犯错失误。但对玩家,我们就不客气了。他们根本就没有半点学术研究的能力和资格,却偏喜粉墨登场,症候有三:一是把杂文当论文,以梦呓醉话来冒充实证与逻辑;二是以东掠西贩来捞钱盗名;其三,奔走权门,矫托势利,看脸色,探风情,冒坏脓,泼脏水,以冀分得一杯残羹。我们要对斯人斯物还敢稍假以颜色,就对不住写人性大书给我们看的钱锺书先生;得勉力学钱先生样,让大家好生鉴赏鉴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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