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的足迹
  三毛是个纯真的人,在她的世界里,不能忍受虚假,或许就是这点求真的个性,使她踏踏实实的活着。——三毛的母亲
我的少年

  在我十二岁半的那年,我进入台北省立第一女子中学,去做一个穿绿制服的中学生。当时我是一个很胆怯的孩子,年纪比其他同学要小一些我的成绩在小学时代一直很好。上了中学以后,也许是心理因素的影响,我的数学成绩一下子掉得很差,最好也不过考个五十分。但是其他功课都还算不错,其中国文、英文、地理是我最拿手的三门课业。

  初二的时候,由于我的数学不好,老师上课看我时,眼光非常冷淡。我是一个很敏感的孩子,哪个老师喜欢我多一点,我的哪门课就会特别好。数学老师的那种冷淡,使我的数学成绩始终好不起来。每次她上课我就头昏脑胀,什么也听不进去,因为我感到她的眼睛像小刀一样随时会飞来杀我。

  后来我发现,她每次出小考题目,都是把课本后面的习题选几题出来叫我们做。当我发现这个秘密时,就每天把数学题目背下来,由于记忆力很好,一晚上我可以背十多道代数题目,就因为会背数学,那阵子我一连考了六个一百分。数学老师开始怀疑我了,这个数学一向差劲的小孩,怎么会功课突然好了起来?

  有一天,在两节数学课中间休息时间,数学老师对我说:“你跟我到办公室来。”我当时就知道情况不妙了,但也没办法反抗她。到了办公室,她丢了一张试卷给我:“陈平啊,这十分钟里,你把这些习题演算出来。”我一看上面全都是初三的考题,整个人都呆了。坐了十分钟后,我对老师说:“对不起,老师,我不会做。”老师挥挥手叫我回教室去。她从书桌上拿起一瓶墨汁和毛笔,也跟在我后面进了教室。

  下一堂课开始,她当着全班的同学说:“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最喜欢吃鸭蛋,今天老师想再请她吃两个。”然后,她叫我上讲台。老师拿起毛笔蘸进墨汁里,蘸得饱饱的,饱得毛笔都胖了起来,然后,在我的眼睛周围画了两个大黑圈。她边画边笑着对我说:“不要怕,一点也不痛不痒,只是凉凉而已。”画完,老师又对我说:“你转过身去让全班同学看一看。”

  当时,我还是一个不知道怎样保护自己的小女孩,我乖乖地转过身去,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起来。老师等同学们笑够了,叫我到教室角落一直站到下课,于是,我带着满脸黑黑的墨汁站在教室的一角。等到下课,老师又对我说:”“你不要走,你从走廊走出去,到操场绕一圈再回到教室来。”那时候正是下课时间,走廊上许多同学在玩耍,他们一见我的模样,都尖叫起来。我乖乖地照老师的话,绕了大操场一圈后才回到教室。

  这件事发生后,我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也没有告诉我的父母──我在学校受了这样大的精神刺激和侮辱。我情愿这个老师打我一顿,但是她给我的却是我这一生从没有受过的屈辱。晚上,我躺在床上拚命地流泪。这件事的后遗症直到第三天才显现出来。那天早晨我去上学,走到走廊看到自己的教室时,立刻就昏倒了。接着,我的心理出现了严重的障碍,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到后来,早上一想到自己是要去上学,便立刻昏倒失去知觉。那是一种心理疾病,患者的器官全部封闭起来,不再希望接触外面的世界,因为只有缩在自己的世界里最安全。

  为了把自己囚禁起来,我在窗户外面加上了铁窗,门也加锁,我高兴时把它们打开,不高兴时就把它们全部锁起来。在这种情形下一直到十九岁,我才慢慢重新接触这个社会,这七年的囚禁代价就是那一瓶墨汁和一支毛笔造成的。一直到现在,我都认为,这个代数老师是第一个改变我的命运的人。当然,我也很感激这七年,在这七年里我不知道读了多少好书。

  在我十九岁以前虽然把自己关了起来,但我并不是真的一步也不离开家的,一星期总有一天我要出门,去跟顾福生老师学油画。

  老师看我既不上学又没有朋友,总是那么孤独,就对我说:“你的画并不是画得很好,但我看过你写的文章,觉得你在这方面有一点天分。”那时候,我的文章已经在白先勇主编的《现代文学》上刊出了。老师又问我:“你怎么不去交些朋友呢?”我说:“我很害怕。”因为,我的少年到青年等于是一片空白。

  老师给了我一个地址:“你去跟她做朋友吧!”

  这个女孩的名字叫陈秀美。

  后来我去看这个陈秀美──也就是今天的作家陈若曦,陈若曦知道我的情形后一直劝我:“你不要一直关下去嘛!这条路这样走下去不是个办法。你总得走出来。”

  有一天若曦告诉我:“我听说文化学院已经开办一年了,你为什么不去求求创办人,看看能不能做一名选读生呢?一样的注册、缴费、考试、拿成绩单,只是教育部没有你的学籍,你愿意吗?”

  我是十分愿意的。考虑一阵之后,我当天就写了一封信给张其昀先生,把自己少年失学的经历都写了。我记得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是:“区区向学之志,请求成全。”

  信是上午限时寄出的,晚上就收到了张其昀先生的亲笔回信,里面只有几个字:“陈平同学:即刻来校报到注册。”

  到文化学院见张其昀先生的那天,我拿了自己画的油画、国画,还有杂志上刊出的文章。我想向学校证明一下,我会些什么。

  张先生看了我的作品后,笑着跟我说:“我觉得你有两个方向可以走,一个是文学方面的路,另外是走美术方面的路。好在你没有学藉,要读哪个系可以自由选择。”说着,他拿给我一份申请单。结果,我填了哲学系。他看了以后十分意外。“念哲学,你不后悔吗?”我告诉他:“绝对不会。”

我的初恋

  我是文化学院第二届的学生。那时在戏剧系有一个男生比我高一班,我入学时就听说他是个才子,才读大学不久,已经出了两本书。由于好奇,我特地去借了他的书来看,一看之后大为震惊和感动──他怎么会写得那么好!

  这个男孩是当过兵才来念大学的,过去他做过小学教师。看了他的文章后,我很快就产生了一种仰慕之心,也可以说是一种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对英雄崇拜的感情。从那时起,我注意到这个男孩子──我这一生所没有交付出来的一种除了父母、手足之情之外的另一种感情,就很固执地全部交给了他。

  我对这个男孩,如同耶稣的门徒跟从耶稣一样,他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他有课,我跟在教室后面旁听;他进小面馆吃面条,我也进去坐在后面。这样跟了三、四个月,其实两个人都已经面熟了,可是他始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我的心第一次受到爱情的煎熬。其实,现在想想,那不能称之为爱情,而只是一种单相思,蛮痛苦也蛮甜蜜的。

  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男孩子,一种酸涩的初恋幻想笼罩着我。我曾经替自己制造和他同坐一趟交通车的机会,为的是想介绍一下自己。但是他根本不理睬我,我连话也没跟他说上。直到自己几篇文章发表后,我在学校请客,我们才有了一次机会。当同学们吃合菜、喝米酒的时候,他一个人晃晃荡荡地走了进来,同学们喊住他:“今天陈平拿稿费,她请客,大家一起聚聚!”

  我给他倒了一杯酒,细算着:今天我是主人喔!他总得和我照个面吧!谁知,他举杯把酒喝个精光后,却转身和别的同学干杯去了,而我,本来还想和他来个四目交流呢。当时,我自卑感、挫折感很深。但我又为自己找了理由:“他越躲我,表示他看重我,不然他可以大方地和我说话呀!”

  同学散了,凉风习习,我一个人在操场的草地上走着。忽然我发现隔着很远的地方,有个男孩站着。那不是他吗?我的一生不能这样遗憾下去了,他不采取主动,我可要有一个开始。

  于是我带着紧张的心情朝他走去,两个人默默无语地面对面站着。我从他的衣袋里拔出钢笔,摊开他紧握着的手,在他的掌心上写下了我家的电话号码。自己觉得又快乐又羞涩,因为我已经开始了!

  还了钢笔,对他点个头,眼泪却禁不住往下掉,一句话也没说,转了身拚命地跑。那天下午我逃课了,逃回家里守着电话,只要电话铃声一响,就喊叫:“是我的!是我的!”

  一直守到五点半,他真的约了我,约我晚上七点钟在台北车站铁路餐厅门口见。我没有一点少女的羞涩就答应了。这样,我赴了今生第一次的约会。

  初恋,也就从那时开始。非常感谢这位男同学,他不只给了我人生不同的经验和气息,也给了我两年的好时光,尤其是在写作上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教育。可是,我们的初恋结果──分手了。

  两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已经临近毕业,我们的感情很好,非常亲密。但是两年的交往,彼此觉得这份感情已经失去了弹性,因为我们没有钱,什么地方也别想去,总不能一天到晚的散步、吹风、淋雨呀!既然两人那么合得来,下一步该谈及婚姻了。我希望他给我一个保证、一个答案──毕业后,两个人是不是有个未来。

  “你毕业,我休学,两人一起做事,共同生活,总可以吧?”我总是这样拗着脾气说。

  他不想拖累我,总是坚持他的意见,要在事业上安稳时再谈及婚姻。拗了一阵子后,我想到了一个方法,也可以说是笨方法。为了“恐吓”他给我一个感情上的保证答案,我告诉他:“我有一个朋友在西班牙,在那儿有事业,要是你毕业不要我,我就出国去。”

  其实,我并不想出国,但为了逼他,我真的一步步在办理出国手续。等到手续一办好,两人都怔住了:到底该怎么办呢?

  临走前的晚上,我还是不想放弃最后的机会:“机票和护照我都可以放弃,只要你告诉我一个未来。”

  他始终不说话。“我明天就要走了喔!你看呀!我明天就要走了,你真的不给我一个答案!?”我再逼他的时候,他的眼泪却不停地滴下来。再也逼不出答案来时,我又对他说:“我去一年之后就回来。”两人在深夜里谈未来,忽然听到收音机正播放着一首歌──《情人的眼泪》。他哼唱着──“为什么要为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要不是有情人跟我要分开,我眼泪不会掉下来,掉下来……”

  而我听到这里时,眼泪则像瀑布般地流泻下来。我最后一次问他:“有没有决心把我留下来?”他头一低,对我说:“祝你旅途愉快。”说完起身要走。我顿时尖叫了起来,又哭又叫的扑过去打他。我不是要伤害他,而是那两年来爱、恨的期盼与渴望全落空了!我整个人几乎要崩溃了。在没有办法的情形下,我被感情逼出国了。

  所以,数学老师是改变我命运的第一个人,而这个男孩是第二个人。我在这两件事情,都受到了很大的挫折。

我的婚姻

  西班牙的秋天,树叶尽落,冬天将来临。我住在马德里大学附近一个修女院的女生宿舍里。到西班牙不久,我认识了一个男孩子,中文名字我叫他荷西。他很纯真,我们是很普通的朋友、我和他踢足球(我守球门),骑摩托车,打棒球,到旧货摊购物,和他过着很快乐的日子。每星期有三四次,荷西会在宿舍旁的大树下等我。修女们总是调侃我:“Echo!Echo!(我的英文名字)你的表弟来!

  ”当时,我读大学二年级,荷西念高三。

  有一天,两人在公园闲坐,荷西对我说:“Echo,你等六年,我有四年大学要念,还有两年兵役要服,六年一过,我要娶你。”他的愿望是拥有一栋小小的公寓。他外出赚钱,我在家煮饭给他吃,这是他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当时我很感动,他说的话,不就是自己初恋时对那位男孩子说的话吗?我知道,荷西对我是认真的,这已不是一份普通的感情了!我不能伤害他。再说六年的时间太长了,他能没有变化吗?

  我告诉荷西:“我们都还年轻,你也才高三,怎么就想结婚了呢?”他说:“我是碰到你之后才想结婚的。”我不允许他再到学校找我,我们分手了。我还记得分手的那夜情景:他硬要我先走,我不愿先走。他拗不过我,就倒着往后跑,手里拿着他从未戴过的法国帽,一面挥手,一面喊道:“Echo!再见!Echo!再见。”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还扮着鬼脸。那种景象──在马德里喊着我的名字倒着跑,除了大枯树和平原外,羽毛般的雪花隔着我俩在天空中漫天飞舞,那种景象我永远也忘不了。

  当时,我强忍着眼泪看着荷西远去。他是一个很难得而且对我真诚、真心相爱的人。我几乎忍不住要狂喊他的名字,叫他回来。

  荷西很守承诺,六年间我们没有互通消息。其间我又去了德国、美国,也不时地与他的朋友们联络,就是没跟他通信。六年之后,命运再度把我带回马德里。回马德里不久,有位朋友打电话急促地对我说:“你快来!”我不知他家发生了什么事,忙坐车赶过去。朋友带我进入房间后,要我把眼睛闭上,随后将门关上出去了。接着又有人开门走进来,用一双很温柔的手臂,从背后把我整个人环抱起来在房间里打转。我张眼一看,哎呀!竟然是个子高大、长满胡须的我当年的小朋友──荷西。他回来了!我高兴地尖叫起来,快乐地拥抱他,亲吻他。他长大了!整整六年时间!

  他急迫地说:“来!来!来!到我家去,有样东西给你看。”到了他家,荷西把门打开,哇,满墙全是我放大的照片!可是,我从未寄照片给他呀?!“是我偷了你寄给朋友的照片,送到照相馆去翻拍放大的。”由天年代已久,照片都发黄了。我看着满墙的照片,再看看这昔日的小男孩,告诉自己:“我这一生还要谁呢?在我们之间,年龄的差异已不再是问题了。”

  “荷西,记得你六年前的最大愿望吗?如果我告诉你,我要嫁给你,会太晚吗?”他流着眼泪说:“天啊!一点也不晚!一点也不晚!”

  两人没有恋爱的历程,在沙漠里就决定结婚了。其实,两人的感情是婚后才慢慢培养起来的。年复一年,就彼此在沙漠中生活着,而我却感觉眼前看到的全是繁花似锦。

  他与我是生生世世的夫妻,以前一切的感情纠缠和枝枝节节都已经过去了,我已变成了这样纯洁的一个人──荷西太太。

  荷西的工作危险性很大,他干危险工作时,我都要守在他的身旁,因为他曾经碰到过很多险情,恰巧都是我不在他的身边的时候。所以我一再叮咛他:“潜水时,我在岸上候着,那你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你要记住喔!不要去跟永恒拔河。”最后,他还是出事了──

  尸体被打捞起来时,正是中秋节。日已尽,潮已去,皓月当空的夜晚,交出了再不能看我再不能说话的他。尸体放在墓园旁的小屋里,去看他时,我已经半疯了。不管别人说“那是他”,我还是无法相信荷西真的离开了我。不是说好的,等工作回来时,吃我煮的饭吗?

  父母、朋友都被我挡在门外。这是我们夫妻最后一个晚上,我要留下来独自守灵。进到小屋中,我没有叫,更没有哭,和平日生活般握住了荷西的手:“荷西,你不要怕,我上有高堂,有父母,不能陪你一起走,现在我握住你的手,那边会有神来接你。你勇敢地走过去,再过几年,我会去赴你的约会。”我一遍又一遍地说着。

  一生中虽然爱过很多男人,跟了荷西之后,我是他唯一的女人,他也是我唯一的男人。这是一段悲伤的故事,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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