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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几乎有两天时间,他忽然变得来困顿而沉默,和平日完全不同了。
  这天吃早饭的时候,他更加显出一种十分疲惫和心不在焉的神气。他的一切举动都很懒散,吃一两口,便又把筷子杵在碗里沉思起来,仿佛他是在尽无聊的义务一样。他那颇大的食量减了很多,刚才吃了半碗,就退回屋子里去了。
  随后我走进房门口去,希望能够同他谈谈,让他振作起来。他轻声地苦笑道:
  “你进来坐呀。”
  我带点拘谨地走进去了。但我为一种深沉的不安压抑着,再也找不出一句话来,仿佛断了舌头一样。这种尴尬情形可以说是我们几个月来仅有的一次。
  我们彼此都浸没在沉默里面。他是架了腿坐在一张矮椅子上的,他的对面是两扇敞开着的窗户,可以望见天空云影。
  他用双手兜住后脑,眼睛眨着,闪着忧愁的柔和的光芒。这样的时间延长了很久。最后,咬了咬苦思着的嘴唇,他忽然对着我看望了。
  他把双手搁下,搭在膝头上面,吁了口气,问我道:
  “你看过伤兵开刀么?”
  “卫生处搬来了吗?”
  “就在副官处附近,——应该去看看呢。”
  他站起来,睒了一会依旧沉思着的眼睛,不声不响地走出去了。
  于是我立刻跑到副官处去。最近,我们的周围都在不断地进行战斗,这是我知道的,但还不清楚卫生机关在东湾里村。我们的思想,几乎被当地的和平空气弄麻木了。找了好久我才找到那远在村外的开刀的地方,以及伤兵的住所。然而我去得不凑巧,负责人不在,而那位白求恩大夫又是极严格的,于是我就只好回去,等待一个适当的机会了。
  断臂团长正在屋子里和秘书谈天。题目是一对青年同志的恋爱,于是我也参加了谈话,找着证据,并且大胆地论断起来。但当我们正把一件细事看作重要发现的时候,贺龙将军忽然走进来了,随即追问我们谈话的内容。
  年轻秘书于是向他追述起来,而末了,他懒懒地切断他道:
  “这是造谣:她要他买红布做什么?”
  他又找了一个反证继续说了几句。但是他的欢笑是勉强的,做作的,这件往常很可以使他发一大篇议论的题目,并不怎样惹他关心。他随手取了那份五团新近送来的报纸《战旗》,摊在炕上,坐下去默默阅读起来。
  其间,那个有着一副孩子脾气的团长,忽然笑了。随即骂了一句粗话,笑道:
  “师长!那个白大夫开起刀来真蛮呢,从前帮你做饭的那个老王,也叫他把腿干锯了。这家伙在六团团部里当司务长。
  他问我:胡子在哪里?我说就在附近,——嗨!这个家伙马上就流起眼泪来了。说,我想看一看他。我跟了他这么多年,现在腿干也锯掉了。”
  说完他又纵声笑将起来。贺龙将军也十分勉强地笑了笑;
  但他立刻又勾下头读报去了。我觉得他的眼睛里有着某种东西的柔和的闪光。他盘着一条腿坐在炕上,一支手斜撑着身子,右手大拇指的指甲在芦席上随意划着,嘴里细声细气地哼着一种模糊不明的曲调。十分显然,他是在尽量控制自己的感情。
  但他终于慢慢把头扬起来了,苦笑着叹息道:
  “人一过四十岁心就慈起来了。”
  我们都沉默着不做声。
  “一夜没有睡着,”他接着说,口气听来叫人难受,“早上一早就爬起来到卫生处去了。脚呀,手呀,堆了一大堆。同志,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肉,共产党的血呢。”
  他用同样闪着柔和的光辉的眼睛直视了我一分钟,于是发愁地笑了笑,吁一口气,拿起油印的《战旗》,躺下去了。
  他双手绷着报纸,轻声地朗诵起来;但他显然是在更加费力地控制自己的感情,以免暴发出来。……
  下午,在和周士第参谋长谈到伤兵问题的时候,他的神色还照旧显得忧愁。他不大赞成他们以往的办法。仅仅派一个侦查班,就把成百的开过刀的伤兵送到铁路以西去。他以为这是很危险的;虽然从未出过岔子,并且每一次都有老百姓帮助侦查放哨。在某一个地区,一次,甚至群众自动负责,让伤兵改了装,把他们安全地输送到目的地。
  “总不能老是这样,”他苦恼地说,“最好赶快发展两个游击队,沿铁路搁起,就一点问题也没有了。”
  他又叮嘱到伤员们的伙食,并以为副官处应该多有几个杂务人员一道招呼。一位同志含笑说道:
  “他们都不愿意去。”
  “为什么呢?”
  “近来有些人笑他们是犯过错误的。”
  “这样认识不对呢!”他稍稍有点兴奋了,“一个同志犯了错误,难道胡子这样长了,他的错误也还在吗?这不对!你们应该随时考核,看犯的什么错误,改过没有,改过了就马上注销!”
  他愤愤不平地沉默了一会,随又严重地关照参谋长道:
  “士第!你一定把这件事好生搞一下吧!”
  随后,虽然黄昏已经来临,他还是约了我们一道出去游逛。他沉默地穿过村街,撅着烟斗。中途,我们碰见两个入伍不久的小鬼,只有十二三岁,穿着空空荡荡的大人的军服。
  他用手招呼住他们,一个个地帮他们扣好那敞开着的领口,很当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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