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社会安定的时候，它也是安定的，很少变动，但是
在政治社会起了一个大变动的时候，它也立刻跟着来一次大变动。近百年来，我们的社
会变动得很大，因而我们的语言文字的变动也特别大。鸦片战争以后，舶来了大批新名
词，它们使我们的散文乃至诗歌，改变了面貌，饮冰室文和人境庐诗是其典型的例子。
五四运动以后，语体文代替了文言文，白话诗代替了旧诗，当时以为这一变动似乎是最
大的了，但从今天看来，也还只是一种书面语文的改革，其影响还没有波动到口头语言。
解放以来，语言文字的变动才是真大，非但今天的白话文已不是五四时代的白语文，连
今天的口头语也已不是五四时代的口头语了。例如“坦白”，“靠拢”，“支援”，
“联系”，“打通思想”，“克服困难”，“如所周知”，“做好准备”，这些都已经
成为目前每个人的口头语，现在讲的时候不觉得它们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仔细想一想，
就可以发现这些词语所代表的思想情况，在从前是很难适当地表达出来的。我最欣赏
“坦白”这个词语。这不知是谁的天才创造。他把一个状词用成动词，像我们这些被旧
的语文习惯拖住辫子的人，决不敢作这样的尝试。可是这个词语帮我们解决了一个不小
的困难。在这个词语未诞生以前，我们常常用“招认”，“供认”，或“招供”，这些
词都像用在罪犯身上的，在非罪犯身上就不适当。或者用“承认”，意义似乎又轻淡了
些。倘若用“忏悔”，又像是一个教友的口气了。现在我们都用“坦白”，真是再合适
也没有了！
    有此新词语，在最初出现的时候，意义似乎仅限于一方面，否定的或肯定的，但用
到后来，似乎就泯灭了这一区别。例如“一贯”这个词语，最初只用在否定的意义上。
譬如说某人一贯的不重视劳动，或一贯的做小广播，或一贯的与人民为敌。但是当我们
有一天看到报上出现了一句“中国人民是一贯的爱好和平的”，这才觉得这个词语的倾
向性在改变了。再举一个例子，“高度的”这一个状词，一向似乎专用在肯定的事物状
态上的，例如高度的爱国主义，高度的艺术性等等，但最近我又发现了一句：“当时残
酷的官吏高度的剥削人民”，于是我对这一个状词又得另眼相看了。
    “现场”这一个词语，我看见过好几次，总觉得有点古怪。这个词语在从前很少人
用得到，只有人民警察才常常用到它。这是指事故发生后的当场情况，例如室内发生了
谋杀案，那么在尸体未移动，室内一切器物未改变出事时的位置的时候，就叫做现场。
可是这个词语，现在却变成“场地”的意义了。
    我在北京阜成门外看到过一块大木牌，写着“现场不准吸烟”，过去一看，才知是
一个建筑工地，写着禁止工人吸烟的，那里边并没有发生工伤事故。这一类的语文现象
目前也存在着很多，也许是它们变得太左倾了，也许是我的接受性太右倾了。
    有一个新词语，却使我感到很为难。五四运动叫我们把“拙荆”，“贱内”，“内
人”，“内子”，“老婆”，“家小”，“屋里”以及“阿大的娘”一概废弃，改用
“太太”。现在大家都不说“太太”了，现在叫做“爱人”。这个名词，不知怎的，我
这张五十多岁的嘴巴里，总是叫不出来。听见七十多岁的人在把他的尊夫人叫作“爱人”，
我真是衷心地佩服不已。我没有勇气用这个名词，一半固然因为它似乎太青年性了，中
年以上的人用起来有点“肉麻当有趣”，另外一半理由却是以为它的意义不够明确。从
逻辑上来看，“爱人”不一定是“妻”，尽管你可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男子
除了“妻”以外不再有“爱人”。但是我们如果向一位国际友人介绍自己的妻子，说这
是“我的爱人”，他一定会怀疑，或者竟要偷偷地打听一下，这位女客到底是他的妻子
还是他的外室？或者他会诧异，怎么中国人竟把他的外妇公然介绍给人家，这倒是社交
上少有的事。
    年轻人不会对这个名词感到尴尬。“爱人”可以是妻子，也可以是未婚妻，也可以
是“女朋友”。如果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称他的妻子为“太太”，确是反而有点少年
老成。
    我个人虽然不很赞成，也不习惯“爱人”这个名词，但也不抹杀它的好处。它的好
处是男女双方都可以使用。五四运动虽然把“太太”这个名词普遍化和平民化，但它只
解决了一个问题的片面。妻子称丈夫没有变成“老爷”。而“先生”这个名词似乎又不
受女界的欢迎，很少采用。因而一方面虽然叫她为“太太”，另一方面却依然是“他”
或“阿大的爷”。“爱人”这一名词既然双方都可用得，这就可见解放以后祖国语言的
改革，确是照顾到全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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