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胡适博士从美国回来，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他立即倡导一个文学改良
运动。这是一次针对传统的封建文学的革命行动。经过热烈的宣传、辩论和尝试，这一
次文学革命结束了中国旧文学，创造了中国新文学。在思想、形式和语言方面，以民主
主义思想清除了封建思想，以西方文学形式代替了旧传统文学形式，以人民的口语代替
了传统的文言，这就是“新”的意义。
    如果以十年为一代，我是这个文学运动的第二代作家。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间，
我在上海投入了文学工作。我写了一百多篇小说、诗歌和散文。我主编了五个文学刊物。
主要的，也是最长久的，是一个文学月刊：《现代》，它出版了三十一期。在这个刊物
上，我侧重为中国读者介绍了西方新时代文学，包括苏联文学。
    一九三七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抗日战争。不久，又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的
文学生活受到了干扰。我不得不放弃文学事业，而在各个大学里担任古典文学的教学工
作。
    战争和政治变革，使中国新文学的气候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
九年，中国新文学的主题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的新文学完全从属于政治，为政治需要服务。
    在这三十年间，活跃于三十年代或四十年代的中国作家，一些人下世了，一些人转
变了，余下来的一些人，搁笔不写了。我很幸运，早已中止了创作生活。我的文学创作，
早已绝版，没有一个文学青年曾见过。因此，我可以平安地度过这三十年，藏身于古典
文学书丛中。
    我自己知道，我的小说不够好。我只是从显尼志勒、弗洛伊德和艾里斯那里学习心
理分析方法，运用在我的作品中，当时这是使读者感到新奇的，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开头就指责我的创作方法是唯心论，不能容许它们在社会主义文学中存在。
    八十年代，有一些青年作家偶然从图书馆中找到我的小说，他们很有兴趣，要为我
重新评价；也有一些青年作家，企图学习我的创作方法。这样，我的小说意外地复活了。
不过，只有三四年时间，现在，这个潮头已经过去了。青年作家已经在向前走，探索新
的创作方法，不再欣赏三十年代的意识流文学了。
    我的小说的偶然复活，对我自己来说，这是意外的好事，因为它们得到了全部重印
的机会，而且，文学史家也已把我的名字及作品补入了他们的著述。
    现在，中国文学出版社已选择了十篇我的作品，用以供应外国读者。编者要求我自
己写一篇序文，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向外国读者说明我的作品在过去六十年间的处境。
我的作品，在中国新文学中，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只能被看作是，在六十年前，一个
倾向于西方现代文学的中国青年的文学实验，它们没有得到成长和发展的机会，就自杀
了。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八日
［附记］
    中国文学出版社选了我的十篇小说译为英文，编入他们对外介绍中国文学的《熊猫
丛书》，书名为“One　Rainy　Evening”（“梅雨之夕”）。
    此书于今年春季向世界各国发行。一个月前，有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美国博士生来
访，他说已买到了我这一本小书。他对我写的序文非常赞赏，他说：“这是一个最简单
明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纲要。”这倒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角度。现在把这篇序文的原
稿发表，以留存这一个文献。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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