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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理性精神的缺失●周然毅 当我们回首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中国文坛的时候，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忙碌而又辛苦的时期，各种先锋品牌竞相亮相，维新派批评家们忙不迭地为一个个新的品牌大声叫好。然而，尽管先锋派从形式到内容的创新尝试未尝没有一定的价值，但是这些尝试最终导致了读者的唾弃和文学的低谷。于是，中国文坛又开始了新的探索，应该说，90年代中期出现的个人化和私小说就是这一探索的产物。不幸的是，个人化和私小说很快就只剩下直裸裸的“性”。正当这批作家津津乐道于做爱的时候，中国的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工人阶级正在承受着改革的阵痛。生存状态的急剧变化必然导致心理状态的变化，前期对于改革开放的热烈天真的憧憬已被竞争的残酷和苦涩感所取代。工人阶级正在为找寻自己的代言人而望眼欲穿。 谈歌的工业题材小说就是在这个时候风靡社会的。他的“写给工人兄弟”的作品代工人发言，受到了这个阶级的热烈欢迎。而他的关注现实人生的创作精神又为文坛注入了新鲜的空气，使一部分批评家像见到久违的朋友一般欢欣鼓舞，备感亲切。我当时着实也为谈歌及其作品手舞足蹈了许久。但是近来当我读谈歌的新作的时候，已经不再那么激动，我甚至对时下一些批评家将谈歌的创作方法定性为现实主义的做法也感到怀疑。这是因为，一者谈歌自在文坛崭露头角起就一直这么写着，无法超越自己，他的工业题材的小说已经出现了一些情节构思的重复，人物形象已趋于类型化；二者他的创作仍停留在记载当前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艰难境况上，缺乏现实主义作家所应具备的历史理性精神(如果不是有意回避的话)，因而他的作品所流露出来的倾向性不是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而是相反。具体来说，就是对改革开放的必要性的怀疑和否定。 现在我们来看看谈歌的新作《年初》。《年初》可以看作是《年底》的续篇（尽管两篇作品中有些人物姓名不一致），因此应该把两部作品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年底》以年底厂里召开的一次订货会为主线展开故事。 在那个订货会上，为了伺候好前来订货的那“一帮流氓”，厂办公室主任老梁喝酒喝得住了院，刘厂长也喝得晕晕乎乎的了，办公室干事小李答应嫁给湖北廖主任的傻儿子为妻，换来了廖主任的一千万订货合同，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销售科长魏东久因组织订货会得力将被提升为经营副厂长。《年初》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围绕一家外国公司与大阳厂的合资事件引发出种种矛盾冲突。 有着二十年创作经验的谈歌懂得“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恩格斯：《致敏·考茨基》)，因而在谈歌的作品中，叙事主体很少直接发议论，而是借人物命运和人物语言来表明作品的倾向性。在处理人物命运的时候又往往对“好人”作悲剧性处理，这是因为“悲剧是人的苦难和死亡”（《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第31页），“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全集》第1卷第297页），能产生一种特殊的审美效果即崇高感，使人的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在《年初》中，厂长刘志明、党委书记周天、劳动模范韩志平、总工程师陈英杰、工人张大山、张黑娃父子都是普遍意义上的好人，然而，好人并没有一生平安。刘志明是机械局的副局长兼大阳厂的厂长，去大阳厂之前，局长曾经向他许愿，只要他坚持两年不出问题，就调回局里主持工作，因此起先他只是想平平安安地维持完剩下的半年就回到局里去。然而，就在这半年时间里，刘志明目睹了周天、陈英杰的鞠躬尽瘁和老工人韩志平、张大山的高风亮节，经历了种种苦辣酸甜，发现“工人就是我的知己”，最后决定留在大阳厂。党委书记周天关心工人疾苦且一身正气。他不满厂长刘志明的维持会长态度，顶住市长司徒文的压力，坚决不同意外商提出的“裁减七千名在岗职工”的合资条件。他不顾自己一身的病，家庭负担重，坚持每月支助韩志平100元，最后累死在工作岗位上。总工程师陈英杰身患绝症却瞒着别人,靠吃厂里卫生所仅能提供的止疼片坚持工作，不为外资公司优厚的待遇和工作条件所动，为大阳厂的新产品数控机床WT耗尽心血。劳动模范韩志平老伴患癌症，医药费一点也报不了，家境极为艰难，只得靠下班后卖菜为生。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拒绝了到东风厂上班一月两千块钱的诱惑，他的理由很简单：“我的技术是在大阳厂学来的”，“我怎么好在大阳厂最困难的时候，拿着大阳厂的技术就跑呢”。当得知外商的合资条件是裁减七千名工人时，韩志平说：“如果真是合资能使大阳厂好起来，那么就把我们这些老职工开走吧”，“只要能让我们吃上口饭。我们怎么都行”。退休老工人张大山失去儿子后，厂里一些人以为没个十万八万摆不平，但老人家仅仅要求厂里帮助支付儿子上大学时的欠款中尚未还清的八百多元，并说如果厂里困难就算了。这些都是多么好的干部，多么好的工人啊！与此相反，像魏东久、许满仓一类人物却能够左右逢源，“是人不是人的就当官儿”。如果顺着作品倾向性的导引，读者自然会问：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坏人的势和好人的磨难或死亡？答案就是改革开放。而且，故事的结局还告诉读者：曾经让一些人梦寐以求的吸引外资原本是没有必要的啊！此外，作品中一些“好人”的语言如“这改革怎么越改越不像话了，改得工人们医药费医药费报不了，工资工资也开不了，过去国家穷，可孩子们上学总是不要钱的，现在国家富了，怎么连上学都要收费了啊?……真是操蛋了。都这样了，报上还一个劲地嚷形势大好呢”(《年底》 )，“一个企业的好与坏与环境与体制的关系不像有些人说得那样严重”，“片面强调厂长负责制就有可能演变成个人独裁”，“大阳厂的这七千名职工，几十年来，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过多少贡献啊，现在他们有的老了，我们就能够把他们扔出去不管了嘛”（《年初》），也表明了作品的倾向性。 显然，导致作品的这种倾向的原因就是作家本人历史理性精神的缺失。因此，与其说谈歌是在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反映生活，倒不如说他是在用带有自然主义色彩的笔调铺陈生活的烦恼和无奈。固然，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看着那么多企业发不出工资，那么多的人面临着下岗，心里自然不是个滋味，但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眼光仅仅局限于眼前的这些现象是不够的，还应该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看到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像巴尔扎克那样，“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像鲁迅先生那样，揭示出中国人的劣 根性。由此可见，历史理性精神的缺失，使谈歌的作品失去了应有的深度。 不过，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谈歌的作品，由于其写给工人兄弟的写作宗旨，由于其关注社会现实、分享艰难的忧患意识，由于其关心劳动群众疾苦、为民请命的基本格调，由于其真实地记载了当代中国国有企业在改革的阵痛中艰难挣扎的困窘以及由此导致的工人阶级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步履维艰的生存状况，因而要比那些现时仍然走红的一次性消费式的所谓个人化、私小说要大气得多，厚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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