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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安忆的《心灵世界》

戴 燕


  小说家王安忆在复旦大学开了一学期课,讲“小说到底是什么”,这一学期课的讲稿现在变成一册书,书名取做《心灵世界》。前年,我在《上海文学》等杂志上偶然读到这本书的部分章节,那时候它们便引起我的注意,我有些好奇,作为一个小说家,她怎样在课堂上讲小说?
  之所以有这个兴趣,是因为长久以来,从事文学这一职业的,基本上分成了两摊子人,一摊子专管写,俗话叫创作,一摊子专管评,又号称研究,而在大学里,由于有“不为培养诗人小说家,只为培养文学研究者”的明确口号,不用说,更是加深了研究者与创作者之间的隔膜。今日大学的讲坛,已经很少有具备创作经验的教师了,而按照现有的教科书和教学方式,说得严重一点,文学在我们的课堂上正在日益失去它的文学性——或者抽象为高深莫测然而枯燥教条的理论,或者沦落为适于记诵然而形同衣冠的知识。无论中外,无论古今,无论什么样的作品,课堂上听到的,似乎永远都是那一套以不变应万变的老话,那几刀不见肉也不见血的标准化切割,那几条颠扑不破不说也罢的规律,和那几句不痛不痒顶多隔靴搔痒的官话。板起面孔教训的,虚情假意敷衍的,洋洋洒洒一大篇看到底却没有一句着实的,想方设法取悦于人而出语低俗格调卑下的,不但在课堂上,就是在专门的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文章里,甚至在以文学鉴赏为名目的出版物中,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我们好像越来越丧失了阅读文学的能力,在那些活泼生动、变化万端的文学作品面前,我们好像感觉迟钝而又心力衰竭,苍白单调的理论和千篇一律的说辞,麻木了我们柔软和富于弹性的文学触觉,更可畏惧的,是在某一种绝对理性的支配下,我们不知不觉地站到文学的对面。
  说到底,我自己也是在这样的语境里边,养成了所谓文学研究的习惯,并且日复一日不由得不跟着惯性走的,这自然使我对王安忆的讲稿抱了一种期望。恰好被王安忆选中的小说,都是比较为人熟知特别是为我这一代人熟知的,像《心灵史》,像《复活》,像《呼啸山庄》和《百年孤独》等,这给阅读带来了很多方便,事实上也正由于对这些小说的熟悉,使我很快意识到作为小说家的王安忆,到底是有点不同凡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并不从通行的文学概念入手,也不遵照早被人视之为当然的分析逻辑,她是先用自己个人化的感觉,触及将要进入分析视野的小说,只在自己的感性光照之下,沿着那些小说的肌里,耐心地将它们剥笋般地剥开来,一层层剥到芯芯里边,当然,她那支特别擅长写故事写人物写场面,总能曲尽其妙的小说家的笔,也恰到好处地帮助了她的感性的延伸,往往是那些被分析的小说,在她的解说过程中,又还原成为一个小说,借用她在讲稿里解释现实世界与小说世界的关系,最喜欢打的一个比方,便可以说是当她把人家小说的房子拆成砖,顺手就再砌了一座小说的房子。以这样的方式教学——虽然我不知道王安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讲、讲课的效果又如何——等于是把小说原汁原味地送给了学生,我想,它的好处至少是不会让学生读小说读到最后,只拣到思想纲要或索隐系年一般的硬骨头。
  王安忆也许还不能满足我们文学课堂上所有的需要,但这不妨碍她给我们以聪明的启示,现在,当我看到这些讲稿的全部,又进一步了解到原先所感觉到的王安忆的那种独特的感性,其实也是有她自己的理性为根基的。她在第一讲中就告诉我们,文学绝不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反应或翻版,文学是一种独立的存在,这是她的很强的一个理念,整整十三讲,每一讲都是在强调亦可以说是在精心地围绕着这一点。她说,小说是描述心灵世界的,这才是文学的本质,我相信,她这样规定文学的本质,这样强调小说的脱现实性,是有她的道理的,因为有道理,也不怕轮到别人的时候,再给文学下出一个别的定义来。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我以为王安忆特别看重的是,第一,她要尽可能瓦解文学是意识形态工具的观念,第二,她要瓦解小说的集体话语意识,这就是她的道理所在,是这十三篇讲稿的核心,而我也以为恰是在今天,她的这一想法真正地切中了要害。
  所以,我特别赞同她在第一讲里所做的,在给小说以明确的定义之前,从“小说不是什么”讲起。我有一种感觉,对应于现在的文学教学和文学评论及研究状况,把小说定义为什么,或者说把文学定义为什么,也许还不是那么迫切需要做的事,就像沈约当年以八病的形式,从反面对诗歌加以声律上的限制一样,它的相对的宽松程度和包容性,对于诗歌本身来说,比之后来严格的唐律,未必就不好。肯定固然重要,可是否定却更能够促人反思,尤其当文学已经非常地意识形态化、非常地体制化的时候,以一种瓦解的姿态,首先令文学重新回到文学的位置,令人们对于文学的感性得以恢复,得以自然蓬勃地生长,大概正是必须要经过的步骤。
  (王安忆《心灵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 9 9 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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