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二）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一月，当钱文和东菊在距离中苏边境只有六十公里的一个农村读到载有刘小玲的惨死消息的红卫兵小报的时候，他们在无边的恐怖与绝望之中又升腾起了一点点兴奋至少是好奇——他们想知道底下会发生些什么。刘小玲之死是可悲的，但是她的故事居然能够在小报纸上刊登出来，她的惨死居然被解释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结果，最后是苗二进的名字居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小报上，作为摘帽右派的苗二进居然可以大模大样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居然可以用“居心叵测”“残酷迫害”“是可忍孰不可忍”“欠了人民的债”等言语批判工作组，直到批判了“御用红卫兵”……这些事态令钱文觉得匪夷所思而又暗含着一点不敢兴奋的兴奋：莫非……当真……怎么可能……弄不好又是什么阳谋什么陷阱呢。
　　小报的标题是《刘小玲惨死记实》，副标题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铁证”再一行字是“资反路线其心何其毒也”——两行字全部出自毛主席的名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篇“大字报”没有正式公布，但已经烈火燎原般地烧遍了中国。这张大字报传过来让钱文几乎一跳八丈。这张“大字报”令人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从反右以来，谁不汲取这个教训：领导就是爹，领导就是娘，领导就是天王老子，党不是抽象的，党就是你的书记委员科长处长局长小组长和他们所领导的积极分子。领导是反不得的，领导决定你的荣辱、你的祸福、你的升降、你的明暗你的是非曲直直到你的生死存亡。钱文深信，这次“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许多人就是接受了反右的经验，一上来就死保领导，跟着工作组打那些活动分子的。活动分子和积极分子在外文里是一个词，在钱文看来，在中国，含义恰恰相反。什么时候都有一些敏锐好事胡思乱想喜欢独立思考之人，他们一有机会就要显派显派自己，就要显示自己比他那个具体单位的领导高明。他们就是活动分子。他们的头上长着反骨。反右以来毛主席引《三国演义》上的魏延为例大讲反骨之为害。这个说法使钱文老是觉得自己生理上就出了毛病。活像是长了脑瘤或者骨刺。这样生理上右派分子们就是畸变者病灶携带者危险者和不可接触者。而活动分子们干脆说就是潜在的右派。他们在天下未定之时，可能是英雄好汉；在天下已定之后也偶可出出风头，但多数情况下极可能成为乱臣贼子。反右斗争当中狠狠收拾了这些活动分子，打断了他们的脊梁骨，虽然他们中的多数是响应党的号召才“鸣放”的。这样，反右以来，一切都顺风顺水，天下归心，言无二价，说嘛是嘛，于是才有了大跃进，放卫星，三年超英，五年超美，亩产二十万斤水稻，钢产量立即达到一零七零万吨。
　　而某些单位的积极分子形象正好相反，他们是一些老老实实，领导说一不二，有时说话大舌头和结巴——这样才更显出忠厚和驯顺，一般不注意穿衣和打扮，时而显得废寝忘食，往往是形容丑陋者。这也是女为悦己者容，悦己的领导多半喜欢丑的不喜欢俊的，喜欢笨的不喜欢聪明的。家有丑妻，一直被认为是人生一宝；那么对于某些领导来说，身边有几个形容丑陋的积极分子，他们除了从一领导而终以外再无别的出路，令人放心，他们簇拥着领导，却决不会把领导比下去。同时，他们多是不善于讲话却善于汇报者。在选择积极分子方面，一些领导充分弘扬了择劣选拔，逆向淘汰的传统文化积淀。
　　反右以后，积极分子们以保领导批活动分子为表现积极的不二法门。谁能死打向本单位领导挑战的活动分子，谁就能当上风光而又实惠的大左派，升官晋级，分房子坐车，全家光荣，鸡犬升天，一通百通，一顺百顺。不但组长科长是不能反的，左派积极分子也是动不得的。当上了左派人人羡慕，八面灵光!可毛主席的“大字报”，这个这个，怎么把一切都反过来了呢?毛主席怎么给了这些积极分子与候补积极分子硬是一个耳光呢?
　　毛主席太伟大啦!你能不喊万岁?你能不心悦诚服?事情的变化竟是这样离奇，这样出人意料，这样大气磅礴，声势夺人，那么，是不是要当真发生一点什么事情带来什么结果呢?李白诗云：“大人虎变愚不测”。毛主席这神机妙算又岂是他钱文能闻出味儿来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花枪!解放后政治运动多矣，怎么每次和每次如此不同，决不像某些作家甚至是大作家，老是自己重复自己，自己抄袭自己。无极太极，四象八卦，三十六妙计，七十二周天，一百零八星宿，变化莫测，存乎一心。呜呼，狂风暴雨之后，会不会是艳阳高照?白浪滔天之后，会不会是万顷碧波?血腥厮杀之后，会不会是气象一新?山穷水尽疑无路之后，会不会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个人，一群人，从毛泽东到小孩子，八亿人都豁了命，都在那儿打呀打，冲呀冲……能不拼出一点名堂来么?
　　自从一九六四年底以来，钱文之只能继续冷冻，不能透风见亮的形势十分明朗，连“控制使用”都不可能，他再想辙再使劲也无法改变被人民被社会排斥在外的命运。钱文从此得了慢性胃炎或胃功能萎缩。他动不动腹泻不止，吃完菠菜一个半小时就能见到绿屎而吃完胡萝卜两个小时大便就开始发红。他去了无数次医院，吃了可以堆成一座小山的“香砂养胃丸”和“人参养荣丸”，维生素U和肠胃消炎片以及乳酶生和酵母片，没有多少效果。他没有东西可读，没有东西可写，没有任何会议通知他参加，没有任何事情等着他去做，他骨瘦如柴，比在权家店时还不成样子。在权家店劳动时盼着的是表现得好获得摘帽，如今还能盼什么呢?摘了帽的叫摘帽右派，摘帽右派也就永无摘帽之日了。人们窃窃私语，边疆压根就不应该接受他。他来了不久，已经成了人家这里的肌体上的一粒赘疣了。
　　一九六五年春天，钱文一家再次往远里走七百公里，到了一个小镇附近的农村，美其名曰“下乡劳动锻炼”。起码是离开了城市，目标大大缩小了。钱文等了大半年终于等到了这样一个差强人意总算能对付过去的安排，心情稍稍正常，肚子也稍微好了一点。眼不见心不烦，吃饭吧，干活吧，睡觉吧。
　　而等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家村”揪出来，北京市委改组，刘少奇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工作组撤回，特别是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传来之后，他的胃病一吓一惊一振奋之下，反而痊愈了。
　　此后的事愈益离奇，他简直不知道是该怎样反应。刘小玲的惨死使他们感同身受，他们忘不了刘小玲为他们饯行的情景，忘不了刘小玲的朗诵。她的死令他们欲哭无泪，这个世界已经荒谬和残酷到这般田地了么!
　　可小报的出现又使他们升起了一点点希望。至少是增加了一点好奇心。
　　整个“文化大革命”正是这样，令人既惧既悲，且惊且喜。壮志豪情地来到边疆，还想最后一搏，大展宏图呢，如今一看，全他妈揪出来了，来了个全部干净彻底。我是完全没了戏啦，你呢?彼此彼此。多少大人物也翻身堕马喽，谁也甭说谁啦。倒霉就都倒一倒吧，丢人就都丢一丢吧。老天爷他透着公平呀!毛主席就是老天爷呀，今天轮到你，明天轮到他，谁他娘的也跑不了!他也不用为右派的事儿特别负担了，现在揪出来的老哥哥比当年的右派惨多了，钱文几乎是幸灾乐祸地高兴起来了：那些在反右斗争中人五人六的首长们，甭整人啦，你们也尝尝挨整的滋味吧!甭抬不起头来啦，全都快一个鸟样子啦!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两反，你们呢，你们是“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再加上反毛泽东思想!我反动?你比我更反动!既然没个好，咱们也就不要比好了，咱们只能比坏，就是说我坏你更坏，这么一想，泪尽而喜，再想想来边疆时的豪情壮志，便觉得只能哈哈哈了!
　　真有两下子呀，除了毛主席，谁干得出来?调子这样高，斗争这样尖锐，批判得这样彻底，看来中国是要变一番模样啦。
　　可是，眼见全国闹得大乱，凡是有点良心有点本事的人全揪出来了，又不能不忧心忡忡，不寒而栗。如果连所有的党委书记所有的教授专家都消灭了，将来还有他钱文得救的那一天吗?靠谁来搭救他呢?全都一锅端了，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大家都要学工学农学军，都要批判资产阶级，全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到那个时候，连诗人作家学者教授的概念都没有了，连领导、政府的概念都没有了，全国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人民……人民粗手大脚，人民种庄稼，人民造火车，人民扛起枪，人民写诗写小说……全民皆兵，全民皆工，全民皆英雄，全民皆诗人，全民都胜过美国国务卿(毛主席早在四九年就说过，中国一个普通工人农民对于世界和历史的看法已经比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高明万倍)，那将是一副多么伟大多么神奇多么令没有改造好的人毛骨悚然的景象呀!
　　中国太伟大了，中国的创造无与伦比，如果中国不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天堂，那就哪怕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地狱!反正中国人的招数洋鬼子做梦也想不出来。上天或者入地，你都必须跟上!踉踉跄跄，扎扎哕哕，哭哭嚎嚎，疑疑惑惑而又喊喊叫叫，唱唱跳跳，跟啊跟啊跟，全国人民都跟喝醉了一样，都跟发了功串了气一样，反正你必须跟着主席走一条史无前例的金光大道!
　　于是只有长叹，钱文重重地叹息。叹息完了又觉得抱歉，东菊已经向他抗议过不只一次了，说是她甚至在深夜也会被钱文的深重可怖的叹息声惊醒，惊醒以后她无法入睡而钱文照睡不误。这次是他自己警觉了，那么，在无意识的乃至睡熟的情况下，他又是怎么叹息的呢?
　　“我们又有什么办法?”他轻轻地说，他为与东菊坐在一起而又长久地无话而颇觉歉意。“想不到刘小玲就这样死了，”死了，说什么呢?
　　东菊在他出神期间再次拿起了载有刘小玲惨死故事的红卫兵小报，读了又读。小报十分煽情地叙述了刘小玲的故事。说是她在她所在的那所学校第一个贴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大字报，她指出了我们的教育排斥工农兵子弟，分数挂帅，智育第一，师道尊严，宣扬封资修、大洋古，脱离实际，脱离政治，搞资产阶级专政的种种问题。于是学校的走资派和工作组对她恨之入骨，抓她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上的辫子，组织师生把她斗了二十五天，让她喝洗脚水，吃垃圾纸，鞭抽棒打，七十二小时疲劳批斗，搞得她遍体鳞伤。连她的申请入党也变成她意图采用孙猴子钻到铁扇公主肚皮内的战术，钻到共产党内搞破坏的罪证。在她病危之际，医院竟因为她是“牛鬼蛇神”而拒绝给她治疗。死的时候她头大如斗，半夜惨叫，又高呼万岁，吐血如注……
　　他们俩看得胆战心惊，半晌说不出话来。
　　“太可怕了，你哪里想得到，”东菊说：“这都是什么事儿呀!让你没法相信!我们建国初期追求的目标，我们的关于幸福生活的梦想，就是这样的么?”
　　钱文突然激动起来。他说：“不行就是不行。我原来以为自己行呢，其实是压根不行，后来不行，现在更是越来越不行，刘小玲也应该明白，咱们不行，她更不行!都什么年头啦，她是什么份儿上啊，她还要入党，她还要贴大字报，你比党员还积极，你比产业工人还积极，你比党支部还高明，你不是头脑发昏吗?不错，‘文化革命’是主席的号召，可够不够资格，自己应当心里有数，对自己就应当掂量掂量。那么复杂的斗争，咱们看得清吗?‘文化大革命’会怎么发展，咱们知道?看不清的……苏联修正主义——现在叫社会帝国主义啦，不是毛主席指出来，咱们谁能看得清?看不清的看不清的，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赫鲁晓夫、多列士、陶里亚蒂，这不卡斯特罗也够呛——咱们又看清过什么?不听毛主席又听谁的呢?听刘少奇的还是听钱文的?不听毛主席的，听叶东菊的，听刘小玲的，行吗?你能不听毛主席的吗?”
　　钱文没有再说下去。说着说着他忽然觉得自己说的在什么地方有过，他是在全盘照搬别人的话。脑筋转了转，他想起在S大学教鲁迅的作品《风波》时候的事来了，《风波》里的人物说到张勋的时候，说他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手使丈八蛇矛，谁能抵挡得住他?“你能抵挡得住吗?”
　　然而，他感到了安全。当他心高志远忧深思广的时候，他直觉到革命浪潮如泰山压顶，十目所视，千夫所指，他直如等待处决的囚犯，冰冷的枪口瞄准着他的太阳穴，只要十分之一秒钟，“嘎——咕”一声，他就会大脑开花，抽搐颤抖，四肢摊开，消灭在地上——其结果也只不过是臭一块地而已。甚至连一块地也臭不起来。人，蚂蚁般地死去了又死去了，拉着手风琴的和没有拉手风琴的，积极申请入党的和被开除了党籍的，一直到死还深情地歌唱着红卫兵的与一听到红卫兵的狂欢锣鼓便吓得屎尿流满了裤裆的，他们都可能或者已经死了，他已经听够了类似的以死为结局的故事。然后，经过火化，经过消毒，经过清洗，经过打扫拾掇，又有哪一块地变臭了呢?难道世界不是变得愈来愈芳香了吗?说的是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啊!说的是大浪淘沙，烈火炼真金啊!说的是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建造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啊!说的是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啊。
　　说来说去，你是“埃”，你是“沙”，你是“污浊”，你是“昔”，你是“沉舟”，你是“病树”，而人家是“猴”是“棒”是“浪”是“金”是“红”是“千帆”是“万木”呀。想想这些词儿，你能不食消气化，格儿屁着凉吗?
　　而当他认清了自己的渺小与无力，认清了自己与千千万万蠕动着瑟缩着恐惧着糊涂着而又保命心切，顾家顾妻顾子心切的良民顺民绝无二致的时候，便深深地为自己的苟活而庆幸。一想到自己写过诗有过激情(哪怕是革命激情，反正他不够格)动过脑筋有过不安和不快有过眉头深蹙和动辄怔忡的“前科”，用高来喜的话来说，至今也还没有“骟净”，他相信自己确是罪该万死。他期待的只是掌握了真理也掌握了历史，掌握了群众也掌握了暴力的强人猛人们能宽大赦免自己，他期待的是恩如泰山威如泰山，叫你死你就得死叫你活你就得活的万岁万岁万万岁能偶而手一哆嗦，他们能从万岁的指缝间溜过去；用他学到的一句维吾尔人的话来说，叫做饶了我那一小勺肮脏的血吧。当他干脆承认自己是傻瓜是弱者是胆小鬼是低能儿是胸无大志但求苟活但知听喝的可怜虫的时候，他可不是放下了惴惴不安的心!他甚至从而连吃咸菜也吃出了味道，吃胡萝卜也不拉红屎了!
　　活着有多好，吃饭有多香!
　　而他熟睡以后，当深夜醒来或者半睡半醒的时候，他会突然面对巨大的黑洞，巨大的无物没有边也没有底。他禁不住内心的战栗。
　　然后，他最多是突兀地长叹一声罢了。
　　……他着实害怕血污，害怕一条生命被宰割时的抽搐和颤抖。在农村，他亲眼看过阉割动物的场面：是一群小公牛，放牛娃挟紧它们的颈，兽医用利刃割破它们的睾丸皮，一挤，带一点类似人吃东西时吧唧嘴的响动，两个带着紫色微血管网状纹络的睾丸就挤出来了，那牛犊居然没有哼一声，兽医用药棉棍蘸一点碘酒抹到了伤口上，然后把牛臀一拍，牛犊向前走去，也就齐了。下一个再如法炮制。事情简单得出乎意料，比人拉完屎擦屁股还省事。
　　然而他看到了刚刚被阉割完毕的牛犊的已经毁灭了的阳具残留部分的抽搐和颤抖。那抽搐和颤抖表现了无力与无望的痛楚，这痛楚甚至令钱文不但恶心，而且连自己的阳具也随之而酸痛起来。钱文不由得痛恨自己：多么没有出息，这样的人还居然当了共产党员呢!
　　更不要说牲畜被宰杀时的悲鸣、溅血、瞠目、抽搐的样子了。一把钢刀，抹断脖颈，那压在屠夫的膝下的孽畜的眼珠子一下子凸胀出来，是惊恐也是仇恨，是完全的出乎意料，也未尝没有怨恨，恨极了眼珠子便凝固在那里，然后是——他觉得是长久地抽搐和颤抖。生不足畏，死不足畏，令钱文想起来便万分恐惧的是死于非命的生与死之间的漫长的过渡的痛苦。他一旦想起这种过渡，他宁愿承认自己是一事无成的胆小鬼。
　　刘小玲的死又是怎么样的呢?她充满了生的愿望生的热情投身于新中国的社会生活的积极性。她临死时候的抽搐是多么恐怖。一条命就这样消失了。死鱼的眼睛和肚皮应验又应验了。
　　……其实他最不希望的事是他在怀疑什么，他拒绝怀疑更拒绝不满，拒绝穷根究底，拒绝恐惧：他再也不想恐惧了，拒绝陷入黑洞，拒绝抽搐，拒绝翻上死鱼式的眼睛。他绝对不能把辉煌的殿堂的支柱拆移，他无法想象庞贝式的地震与坍塌。他面对黑洞感到的只有肃穆，只有虔敬，只有无奈与无望的清明的踏实——他只想知道所有这一切究是为了什么，或者是什么都不为?什么都不为也不足大惊小怪，人生不能解释的事情本来已经太多太多，再加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就罢了。他只想知道痛苦与不痛苦，意义与无意义究竟有没有不同。他只想知道天亮以后会发生什么或不会发生什么。他只想知道除了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还有没有别的等待的方法。
　　这一切感觉甚至于对东菊也说不清楚。他试过几次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倾诉给东菊，东菊说：“没有那么严重。不要太多想。”这样说完了钱文便无法再说下去。
　　这次对于刘小玲的死的震惊，又不是语言能够表达的了。
　　而没有疑义的是等待的必需。所有的智慧和意志，同情和想象，勇敢和怜悯，恐惧和希望，所有的勇敢和力量，都集中起来，凝结在一个词两个字里，他愿意用血写出这两个字——
　　等待!等待呀!
　　他们住在离城市不太远但已经属于农村的两间土屋里。房屋是用生土坯砌成的墙，歪歪扭扭。没有顶棚，每间屋各有一根裸露的房梁与搭在上面的稀稀落落的椽子。你躺在床上欣赏这梁和椽子，你会担心它们的瘦弱和稀疏，究竟能不能支应得住挡风挡雨的屋顶。
　　房梁和椽子都没有经过太多的加工，它们虽然剥掉了树皮，却没有锯成或锛成刨成方子或圆子。它们保留着原来在树上的生长的风姿。弯曲的木梁像是驼背的老人。各条椽子有的打着麻花，有的一头粗一头细，有的带着黑色木结，有的这一头是一根，另一头却分成了两叉，像是一个大弹弓柄。清晨醒来或中午小憩的时候，他很喜欢观赏这不同形状的保留着树林气息的梁椽，他觉得这里边多有趣味——说不定不规则的排列里隐藏着某种天机。

　　屋里按照据说是当地俄罗斯族的习惯粉刷成淡蓝色。当地人每年春天都要粉刷房屋，买一些廉价的石灰，掺上一些蓝颜料，给公家做事的人则干脆免费拿来办公室里的蓝墨水，掺到石灰浆里，再为了避免掉色而往灰浆里加上许多盐——或者按当地的习惯叫做咸盐，用家家必备的长柄横刷子足足地刷它一遍。这样的带着石灰气味的淡蓝的里墙，显得相当可爱。
　　而从外看，则是污浊的黄泥巴墙，东倒西歪，麦草暴露，牛粪和煤炭等污染了墙壁，屋顶也是起起伏伏，根本不平坦——估计这和梁椽的不规整有关，梁椽的承力极不均匀，顶子自然高高低低。远看这样的屋子，更像是儿童玩的黄土泥，似乎泥巴并未变干变硬，用只大手把房一捏，房屋就会随着变成十分任意的形状。他一见到自己住的房子就想起“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千锤百炼人”的对联。或者更准确一点，应该把对联改作“两间东倒西歪屋，一个远缺锻炼人”吧。他来到这里的农村的冠冕堂皇的名义，就是“锻炼”。他将锻炼成崭新的钱文，那当然是几十年或几百年以后的事。
　　他们的外屋很小，除去一条通往里屋的窄路，外屋铺起了稍稍架高的地板，这大概就正像汉族农民的炕吧?看来原先的设计是全家人睡在外屋，而把稍大的里屋变成客房或者活动室。这里的许多人家都是这样的，全家挤在一个小小的炕上，而把大房间留给客人。可能他们也认为把客人往里让得越深入，就越发显示待客的热情了吧。
　　然而钱文与东菊按照自己的意思住到了里屋，而让儿子住在了外屋。
　　外面是漆黑的夜，风声时大时小，房间里的铁炉已经烧得很热，炉壁透出了幽美的红光，靠近炉火也确实是热得烤人，从窗户缝里仍不断有彻骨的寒气逼进来。以至你无法断定这间房子的所以令人感到不适究竟是由于太热还是太冷。他们曾对儿子说过：“不要离炉火太近，你要知道白薯就是这样烤熟了的。”儿子问：“可这儿哪里有白薯?”是的，哪里有白薯呢?倒是有不少土豆。他们在灶灰里烤熟过土豆。吃烤土豆，这使钱文想起苏联。全中国都在批评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说是赫鲁晓夫在匈牙利说过，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匈牙利人将会吃到更多更多的一种类似“土豆烧牛肉”的菜肴。吃上土豆烧牛肉大概算不上什么共产主义，那么吃不上呢?天呀，你看他的思想是多么反动!谢天谢地，他们到现在为止还是吃得上土豆烧牛肉的啦。他没有不好的意思。
　　真是奇怪，为什么会让他到这边来，到如此靠近土豆烧牛肉的地方来。这边离苏联太近了，离苏联近就像离装扮成美女的白骨精太近一样，似乎有一种危险。当然，中苏边境阴森可怖，想到这条边界的森严有利于心理的平安。向这里迁移的时候他们经过霍城县的清水河子。人们说那里离苏联只有四十公里了。他用眼睛往雾气蒙蒙的那边看了看，只有几株白杨。在白杨的那一边会是怎么样呢?他偷偷地听过莫斯科的华语广播，广播讽刺说中国儿童现在唱的歌是“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为此，苏联的对华广播特别播放聂耳的《卖报歌》给中国听众听……
　　那边至少还可以跳华尔兹舞，可以写爱情诗，可以在抒情歌曲里歌唱姑娘房间里不灭的灯光；那边的电影里也还有历史上的文化名人，有大海，有街头花园的簇簇花坛，有漂亮的男女青年述说他们对于幸福的向往，而我们这里一切有趣味的有生活的有美感的有灵气的东西全部批成了革命的死敌。他在伊犁河岸眺望过下游，说是下游就是苏联了。下游同样是一团团烟雾。苏联的歌曲喜欢歌唱他们的雾，扎哈罗夫的“啊，雾啊，我的雾，弥漫的雾啊……”索洛维耶夫·谢多依的“……穿破迷雾，通向海洋”……千秋万代的友好，镰刀与斧头的一样的鲜红的战斗的旗帜，转眼间成了死敌。逝者如斯夫，只剩下了团团迷雾。
　　这个白天，钱文和东菊在小镇的十字路口看到了法院的告示。这边刚刚枪毙了两个企图叛逃到苏联的人。是两个来自四川的汉族人胆敢叛逃去了苏联，百姓说他们是死催的。逃到苏联的人被遣送回来了，据说，在被押解送回的时候他们高呼“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打倒新沙皇!打倒勃列日涅夫!砸烂勃列日涅夫的狗头!打倒……”他们“觉悟”了，然而已经晚了，等待他们的是漆黑的枪口，是五花大绑，是死刑布告上罪犯姓名上面的大红叉。
　　一个当地的半大小子——一个上过一年中等技术专科学校的少数民族农民告诉钱文，说是死刑犯是拉着手风琴唱着俄罗斯民歌越过了国界。胡说，越境者才没有那个胆子，也没有那个素质。他们九死一生地跑过去，再必死无生地遣送回来。哪里有拉手风琴的浪漫?连饭都吃不上的人会有手风琴吗?然而，这种荒谬的说法仍然使他心坠上了铅。他没有办法想象这一切，苏联已被宣布为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一个向往国际共产主义的叛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傻瓜(死刑告示上说他是富农家庭出身，一贯思想反动)拉着手风琴唱着例如是《山楂树》(还是《纺织姑娘》?)冒死越界，先被那边审了一个六够(他以为那个蓝眼睛的姑娘在那边等待他么?)然后喊着打倒砸烂的口号押解回来，五花大绑，公审公判，游街示众，验明正身，嘎——咕，崩裂的头颅，满身的鲜血……他是怎样颤抖和抽搐的呢?
　　然后是遍身血迹的刘小玲。小报上说她死前发出了惨痛的呼喊。钱文和东菊读小报上关于刘小玲的报道读得全身冷战。然后是毛主席十几次接见红卫兵，毛主席挥着巨手，《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赞歌唱得何等壮丽!是天安门前革命小将的欢呼与热泪。(人生能有几次这样的痛哭?)是满山遍野的打倒和砸烂。是到处不受约束不受节制的批判、揪斗、游街、殴打、自杀、他杀、大字报、大串连……人生得意须尽斗，莫使金鞭空对月。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啊，你的哪根筋突然通过了高压电?
　　“小玲是太惨了……”他补充说。他像是在说废话。
　　“你又在大喘气。”东菊无可奈何。大喘气是相声里常用的语言，意思是一个人不把话说完整，一句话说上半句，过上一段时间又补下半句。
　　风声忽然尖锐和凄厉起来。声音在颤抖，在刺裂，在切割，在呜咽哭泣。根据经验他们判断是一块破布被风刮到了树尖上，也许是一块纸头，那声音就更加可怖。还有些怪声来自他们的窗子。他们的窗户缝上已经糊了一些纸条，没有完全封死，为了多少流通一点空气。这样，由于冷热悬殊，冷气强有力地向室内挤压，有缝的地方、没有缝的地方、纸条糊得牢牢的地方与糊得不太牢固的地方，多少掀起来了一点空隙的地方，分别发出了各种不同的吹风挤风堵风抖风钻风的声响，而糊窗子的纸条也就吱吱叽叽嘟嘟咕咕地抖颤起来，如虫鸣鸟叫，如虎啸马嘶，如鬼哭狼嗥，如吹响了笛子后笛膜在颤动。当然，这是魔鬼的笛子啊!闻之毛骨悚然。屋里的冷热更加不均了。他们的脸烤得红烫，他们的后脑勺却被冷风吹得生疼，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到底是来到了哪里呢?刘小玲，刘小玲到底又是谁呢?
　　……“毛主席有首词，说是‘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他老人家要把昆仑山砍三截，送到亚欧美三大洲，让全球同此凉热。”
　　“明天，我们给窗户缝上再糊一层纸条吧。”
　　“别说全球了，就咱们一间屋，都弄不成一个凉热!”
　　“太伟大了，太伟大了。这样伟大的人那真是几百几千年才出一个呀!”
　　“《介绍一个合作社》里说是全体社员过年的时候吃的饺子也是一个味儿的。那倒挺好的，以后过年，用不着各家包各家的饺子了，全国一个样，说多大个就是多大个，说吃韭菜全吃韭菜……”
　　“呀，太厉害了。我在北京时就感觉到，很多的人实际上并不接受反修防修的方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方针……包括文艺界的一些领导，他们也是想不大通的。或者是坚持毛主席的方针，那就必须把他们全揪出来，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或者就是并不准备当真实行那种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方针。这回倒好，全都揪出来了，干脆全给你折(读阴平)了，那就叫一网打尽!你不服就是不行，毛主席就是洞察一切!靠的是一帮中学生!大学生!毛主席老人家他怎么琢磨出来的?”
　　“毛主席?他老人家是真的老了……”
　　“连农民都反映：现在毛主席多么高兴呀!你看看纪录片!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他咧着嘴这个笑呀，全打倒了，就剩他一个人了，太痛快了……”
　　“嘘……”
　　“没有我们的事。我们坚决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无产阶级的司令部。我们还能拥护谁呢?”
　　他们看看周围，周围没有旁人。儿子在外屋已经睡着。没有人在一旁，他们也要时时表白自己是“好人”是要“革命”的，即使传播了一些不正确的流言蜚语，也立即有所批判有所认识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上有天下有地隔墙有耳，它们都可以作证：他钱文和叶东菊生是毛泽东的人死是毛泽东的鬼，他们虽然时有迷惑，但最终对于毛主席只有死心踏地四个字。他们和八亿中国人民的大多数绝无区别，他们是大大的良民。
　　“现在也挺好。原来以为到边疆来能干一番写作呢，现在明白了，干不成了，都干不成了，也就踏实啦。”钱文苦笑着说。
　　东菊唔了一声。
　　他们接着议论当地边陲小城的事，寒风中在党委大门前的停车场上静坐的红卫兵“小将”们要干什么呢?他们多冷呀。这里是边远地区，什么事都比内地慢个两拍。内地已经如火如荼地批判开了刘少奇的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里的有限的几个高中高师中专的小将们才学着样闹将了起来。他们坐在党委门前，要求党委主要领导人出来向大家检讨自己所犯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这里的主要领导人死活不肯出来与小将们见面，派了一个三把手与大家磨磨唧唧。这里的各级领导基本上是带兵打仗出身，懂得服从命令，懂得一级一级向下压任务检查工作听汇报发指示发脾气训斥下属接待上级对上说一不二对下正颜厉色对群众既关怀又鼓励又教育又高高在上白着眼看人说话官腔官调。这里的领导人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对付学生，而这些屁事不懂的娃娃好像是得到了毛主席的令箭，好像是毛主席告诉他们如今老革命们都不行了，都遇到了新问题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毛主席年轻时写下的这一段话恰恰说明了他们现在的心境。那么他们要说什么做什么呢?他们自己并不清楚。但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天天喊得震天响。“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诗句整天被引用。杀杀杀，杀他个落花流水，斗斗斗，斗他个天翻地覆。在这个气氛中钱文忽然悟出了一个道理，人就是可以“为革命而革命”的，正如世上有“为艺术而艺术”，也就有“为进步而进步”，“为斗争而斗争”，“为改造而改造”，“为造反而造反”。革命的气概使年轻人心潮澎湃，如龙闹海，如虎啸天，不上课，斗人死人，又叫又闹，红旗如火，歌曲如潮，这是革命的气氛也是革命的目的也是革命本身。《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与毛主席语录歌曲的曲调令少年青年人热血沸腾。胡乔木诗云：“大海航行歌四起，营地乐，胜家乡。”这样的诗句钱文读了也只觉热泪盈眶。“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唱起来像是船夫号子，像是搬运工在齐心合力地搬动一台大机床。你眼前没有机床也要拿起一个随便什么东西当机床搬。“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词以一种温柔伤感自恋自艾旷夫怨女的腔调装扮了其实对政治浑浑噩噩的孩子们的燃烧起来的政治热情。而“红卫兵”的称号带来的不仅是浪漫而且是特权，是生杀予夺舍我其谁的尚方宝剑；是一群燃烧起来的孩子——其中有不怎么懂事的小屁孩子，有跃跃欲试而又两眼一抹(读妈)黑的少年，开始有所知识便觉得四面八方都不顺眼的青年人，有本来就觉得读书太枯燥太疲劳太缓慢太受约束因而早就望眼欲穿地等待着可以不读书不上课的那一天的顽童小痞子们，他们都欢呼“文化大革命”的日子。但这些人其实好办，他们只不过是跟着哄跟着玩跟着热闹热闹罢了。而红卫兵中最最可怕的恰恰是那些自以为有也确实有一点点头脑和多一点点志向，但毕竟天真幼稚的青、少年中的优秀分子们，他们被燃烧起来了。没有谁知道自己为什么烧该怎么样烧更没有人知道不可以烧；然而，一下子就烧起来了，大火熊熊，势可燎原，没治没救，扑不灭躲不过降不了，烧啊烧啊烧啊烧啊……钱文有时觉得这干脆是弄假成真。也许一开头只是表现自己的积极，只是一种积极的习惯和不妨试一试的闲着也是闲着的无聊——北方的歇后语实在精彩：叫做阴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叫做管丈母娘叫大嫂子，没话找话。既然不上课了那么总要找一点什么事做做。而一旦积极了也就成了真的和真的一样了：积极很快变成了积极的原因，积极很快变成了积极的动力积极的加速剂，积极也就变成了积极的火种，积极而且变成了积极的目标。弄假成真之后一切语焉不详的理论、歌曲、口号、标语、红旗、大鼓、铜锣还有诗文乃至做激动状的与跟着别人掉下的所谓激动的眼泪，都成了事儿啦，都起到了扭转乾坤兴风作浪震天动地的伟大作用，精神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啦。全中国烧起了无名虚火!没有一个知道这火为何而烧，向哪儿烧，究竟要烧几何。
　　然而也还是不简单。一群中学生娃娃，莫名其妙地与党委领导做起了对，反正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你们领导必须承认你们是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过去，资产阶级从来都是领导们专门给别人戴的帽子。现在，他们成了资产阶级了，是毛主席而不是别人给他们结结实实戴上这顶帽子啦。让领导们也尝尝硬是被戴上帽子有口难辩的滋味吧。这可真是现世报!这可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必须向学生娃娃们低头认错，你必须承认娃娃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你必须承认学生们不是右派而是左派。你必须承认你是资产阶级人家是无产阶级。这是天方夜谭或者笑林广记吗?这是真的!
　　钱文们在家里冻得瑟瑟缩缩，而学生们多半是在党委大门的停车场上在寒风里斗了个热火朝天。毛主席对青年学生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钱文的感觉则是世界是你们的，早就不是我们的了。这么快就不是我们的了，如果不说是压根就不是我们的话。白天进城时钱文他们从党委机关门前经过，只见那位当地响当当的副书记与学生们见面，结结巴巴，黏黏糊糊，一句整话也说不出来。在这个边远的地区，一位书记副书记，本来是多么威风，多么前呼后拥，颐指气使，居高临下的呀!那时候，还不是天下的道理都在他这边!现在呢，突然就没了理了，连个吃屎的孩子也说服不了，连个学生娃娃也招呼不动了。于是你发现，他们是那样拙笨。
　　为什么，不为什么，为什么，不为什么，他们没有谈太多。但是他们从内心里仍然暗暗祝愿学生们平安，他们暗暗为做官当老爷发脾气瞎指挥有时候不怎么讲道理的这些小地方官们陷入窘境喝彩。革命小将的出现，乱批乱斗的出现，以及“停课闹革命”等等，毕竟使沉闷的千篇一律的生活出现了一些变数。特别是对于工作组的批判，更是出人意料——原以为五十年代反右斗争以后，天底下再不会出新鲜事儿了，一切都已经做出了铁的结论：党支部永远正确，工农兵永远最听党的话，形势永远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反动派，革命永远胜利而反革命永远失败；知识分子们呢?知识分子们永远要夹起尾巴改造完了再改造，检讨完了再检讨；犯过右派错误——让我们说的婉转一点吧——的家伙们呢?认罪认罪再认罪，永远是罪该万死；而一些个青年人动辄给党支部提意见呢，那自然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堕入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历万劫而不复。更不用说工作组了，工作组是更上一级党委派来的，工作组就是党就是真理就是天经地义!这一切经过五七年运动以后，差不多全明白了，也全成了宪法啦。只怕宪法还没有这几条家喻户晓、难以动摇、不得违反，反则严惩!宪法也没有这几条具有的一种不容分说的威风!有了这几条，也就再没有新戏可看了。
　　谁想得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伟大，他硬是连下棋的规则都改了，他老人家硬是把士、相、车、马、炮全废掉，弄出来遍山遍野的小卒子，横冲直撞，扫了个不亦乐乎!他老连谁是资产阶级谁是无产阶级谁左谁右的规则都改了，把从来的戏路子全都改啦!听话的突然不怎么灵啦，捣蛋的突然有了谱啦。这怎么能不令人兴奋万分，五体投地呢!

　　同时，他们又暗自为这些娃娃忧虑，依据他们的人生经验——与五七年不同，他们已经有了一些经验啦——与地方官对立绝对没有好结果。不怕官，就怕管，愈往下，愈是书记说了算，你就算一时得了以，往后呢?能永远这样闹下去吗?上学，分配工作，定级别，定工种，分房子，领补助……你永远也翻不出领导的手心。何况是一些屁事不懂的孩子!你们瞎闹腾瞎喊叫几下就成了革命啦?贴几张大字报，“刷”几天课就成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啦?世上恐怕没有这么便宜的事。这些发昏第十三章的“革命小将”们啊!你们危险!
　　可如果连这点危险都没有，一切还有什么意思!
　　“但是我们要小心。不管小将们闹得多么凶，小将是小将，我们是我们。同一件事，小将们做了也许就是革命的，我们做了就会成了反革命。”他们时时相互提醒。他们知道，甚至在乱成一团，党委都瘫痪了的时候，到处也还悬挂着警目的标语：“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这个口号是清华附中的第一支红卫兵队伍提出来的。谁说中学生屁事不懂?中国的中学生，中国的幼儿园里日托全托的孩子们，也都已经精通政治策略与政治禁忌，已经懂得应该怎样从政治上装扮自己了。从“文革”一开始，连孩子打架的时候也都抢着声明：“向毛主席保证……”为的是取信于人。天!
　　“我感到最大的幸福是，早在一九五七年，我就被揪出来了。否则，这次……和这次相比，五七年那回真是绘画绣花请客吃饭温良恭俭让呀。五七年如果没揪出来，我们就会面对着各种难题：今天这样表态，错了，明天那样表态，又错了。还有，五七年不揪出来，现在我非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加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双料货不可，不被红卫兵活活扒一层皮才怪!”
　　听了钱文这一段肺腑之言，东菊竟然大笑起来。她说：“所以说我们还是有福气的……天太冷了。你把火再弄弄好不好?火是你的专利嘛。”
　　“治国安邦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你们知道吗?这后一个对联据说是周总理童年时代他家里悬挂的呢。所以说是难得糊涂呀!”钱文念叨着打了一个哈欠。
　　东菊淡淡地一笑。于是他们不再谈政治。他们不再为刘小玲悲伤也不再为革命小将忧虑。他们更顾不得为那些先是叛逃苏修再是打倒勃列日夫涅最后受到人民的应有制裁的死催的浑球们揉心搓肺。死吧，死吧，该死的都要死的，谁也逃不掉。这就像是一场大地震大洪水大瘟疫一样，劫数到了，死神降临了，死亡变成了小菜一碟，轮到谁就是谁，轮到谁谁就必须把它咽到肚里。哭也罢闹也罢冤也罢恨也罢，你只能死得快些。而没死的，就得活下去。没死的就有权利(也许还有义务)生活。没有死的就有权利取暖、吃羊肉、喝散装白酒……没死的男男女女还照样得拉屎放屁打呃唱歌跳舞亲嘴搂抱摸完了干说说笑笑毫无心肝把良心全部喂了狗。你老下了地狱我们是爱莫能助。你老升了天堂我们也只能是干瞪眼滴馋涎却是毫不嫉妒。这样一个寒冷的大风的夜晚，他们的话题绕了一大圈后，最后关心的只剩下了取暖和平安。愈是寒风大作愈显出了温暖的房间的珍贵，哪怕这房间狭窄矮小，东倒西歪。好像狄更斯的小说里就写过，在狂风呼啸的寒冷的夜晚，有一间烧着火炉的房间是幸福的。狄更斯在哪里写的钱文已经忘记，钱文是在修字号作家爱伦堡的一篇文章里看到他转引的狄更斯的话的。在人们疯狂地厮杀，一个又一个倒在地上，这个挨皮带那个失去自由有家难归另一个不知下落生死未卜的天下大乱的情势下，他们能苟安于土房泥墙之中，烤火于自己的小家里，能不知足吗?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钱文拿起了通条和火钳。他关上炉底下的风门。他用通条捅捅已经烧得有点乏的煤块。煤灰发出了刺鼻的硫黄气味。这里的煤炭很容易点燃也很容易保存火种，只是烧起来气味恶臭，叫人受不了。这种煤燃到高峰会出现黄色、赤褐色或灰白色的大量煤灰，这种煤灰比重不小，比烟煤灰重得多，不会自行脱落，这样热灰就把煤自动封存了起来。如果是一大块煤，自我封闭之后，甚至能维持两三天至四五天最多到一星期。几天没有人在家，炉子却没有完全变冷，那么，用火钳或者钩子拨拉一下火，灰白色的或黄色的灰粉轻轻落下，说不定还保留着一个正在缓缓燃烧的核心。在核心上部与旁边加几块新煤，不一会儿，金色的火焰带着呼呼的风声就烧将起来了。这个煤烧起来火苗金黄有声有色十分可喜。
　　钱文特别喜欢在冬天侍候火，这里有一个美丽的谚语：“火是冬天的花朵”。炉火如花，真是人生的美景。在北京，也烧过煤块煤球后来也见识过了煤气和液化石油气，它们的火苗是由蓝而红，由红而白地变化着的，而这里的无烟煤，火烧得愈旺颜色就愈走向金黄，金黄的火焰拼命向上，时分时合，伸腰摆舞，弄出了各种姿态，并且呼呼作响，像是安装了吹风机一般。听着这种蓬蓬勃勃的声音，看着这种鲜艳变幻的火焰，确是引人入胜。这也算钱文到边疆来的一大乐趣和一个收获吧。
　　然而这种煤的烟气又分外呛人。每天夜晚入睡之前，在收拾炉火的时候，总会有一些恶臭和直觉地令人感到毒性的烟气逸出。躺在床上，闻到这种恶劣的气味，钱文会在尚未睡着，即将睡着的时候突然吓醒，重新披衣起床检查火炉通向烟囱的所谓拐脖处的喉挡。他会仔细地察看嗅寻，看烟囱系统的运行有什么蹊跷之处。他常常怀着深重的疑虑入睡，想象着一夜过去全家三口人被熏倒在床上；紧接着又为自己的担忧的穷极无聊而惭愧不已。
　　他们看了看表，其实才九点多钟，在农村，人们都已入睡。冬季夜长，夜长又能做些什么呢?坐在炉火边胡思乱想，胡说八说，时而心惊，时而凄惨，时而侥幸，时而摇头低头长太息以掩涕。他们来到人世间已经三十多年了，怎么愈盼好日子愈远了，愈努力愈什么也不明白了?说着坐着，脑子渐渐麻木，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和要说什么了。好些事想也想不起来了，好些事已经说过了一百八十次了，好些事愈想愈觉得远，北京是远的，天津是远的，上学是远的参加革命庆祝新中国诞生就更远；连“犯错误”、改造、开文代会、学习反修防修以及张银波、陆浩生、犁原、廖琼琼与刘丽芳……都变得那样遥远了。
　　钱文打开了一个杂牌子四“灯”电子管收音机，嘎啦嘎啦，杂音很大，调了调，出现了社论文件，读得恶毒蛮横，充满了恶意。再调调，出现了维吾尔族歌曲，歌曲是唱的也都是毛主席共产党，但调子多少还有点新鲜，有点民歌风味。他们一听，不由显出了笑容。听了一回，却又觉得大同小异而且吵吵闹闹。便又拧到短波，是苏联的怪声怪气的反华广播，原来的华人广播员都撤走了，只剩下了学了中文的苏联人了，他们讲起中文来，确实会令一方遭难。而电磁波的时盛时衰变成了吱吱嘎嘎的噪音，这声音的伴奏更显出了苏修广播的非法与鬼鬼祟祟。听了半天，一无所获，只是耳边留下了一大堆吱吱嘎嘎。
　　“我们该睡了，”钱文说。他明知道现在睡未免太早，现在睡的结果很可能是半夜醒来，辗转反侧，漫漫长夜，无边无际。但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与其浑浑噩噩浮浮躁躁头重脚轻无所事事地醒着，还不如趁着胡涂先睡下再说。他知道这样胡涂麻木地躺下立即睡着并不成问题，那么也就不必为睡间醒来的无依无靠操心。既然睡下了就理当一直睡下去，夜半睡不着的时候你的任务与主题都是明确的，你知道那时你需要的不是别的而是睡觉，你的麻烦是没有睡着而不是别的什么；即使没有睡着你也有理由说是你在睡觉即将亦即正在睡觉。而如果到了夜九点不睡觉，那你完全不知道应该说自己是在做什么。为了睡觉你知道你应该做些什么，心里数数，心里画圈，放松肌肉，调匀呼吸，随着意念飘浮，自己把自己的意识打乱，像打碎一面镜子，像打破平静的湖面，反正最后要什么也聚拢不起来清晰不起来。当然半夜你也还会胡思乱想，然而，你不会误以为自己醒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胡思乱想，你不会以为这一段时间是为了胡思乱想而特意安排的。你不必承认自己胡思乱想。你更不会觉得自己活得空虚而且窝囊，你不会觉得自己应该至少是对东菊说些什么，分析分析自己的与整个国家的处境，鼓舞自己和互相鼓舞。你从小接受的人生观恋爱观就是这样的，一要分析二要鼓舞，一要真理二要进取，一要理想二要乐观。但你现在苦于不知如何鼓舞分析真理进取理想乐观。你睡上一觉以后至少可以暂时放下分析与鼓舞的天职——你不会因了自己没有话说没有分析没有见解而羞耻。夜半醒来，你意识到的自己的“问题”是失眠，是属于神经科的病理问题。而睡前久久地相对无言、思绪如麻，你感到的则不是神经科问题，而会是政治问题人生观世界观问题信念问题态度问题，至少是水平问题，一句话，那叫做思想问题。五七年人家就告诉你了，你参加革命早有能力有干劲，但是你有思想问题。你必须躲开你的思想问题。你会感到全面地苦苦支撑使自己不反动不发神经不自杀不跳出去闹腾是太吃力了，你所不敢正视的根本性精神危机使你只能逃避到入睡里去。
　　睡吧，睡吧，这像是一个咒语，何以解忧?唯有一睡。就是说，人也可以为睡觉而睡觉。这是他们对于一切回答不了的问题的唯一回答。
　　钱文把火捅开，加了几块大煤，又到外屋看了看正在睡觉的儿子，给儿子盖好棉被，把房门拉紧，把砖地上的小板凳、扫把、便盆、簸箕拾一拾摆一摆，再把桌上的语录本主席像摆放端正，想想一天过去了，一无所获，他们是又忧心又害怕，又庆幸又迷惑，又紧张又轻松——根本不用考虑上班的事儿了。他们只能苦笑着告别这一天又一天。
　　“明天咱们吃什么?”钱文见东菊对于他的“该睡了”的号召没有什么热烈反应，便没话找话地说。
　　东菊笑了。她说：“明天吃什么?明天再说吧。现在还太早。”
　　是的，下一顿吃什么呢?这变成了难题，也变成了唯一尚可一议的话题，在这一话题上他们的谈论是充分自由的。然而没有新意，没有材料，没有食欲，没有想象力。吃来吃去，好像把能吃的都吃过了，吃完了，可以不再吃什么了。
　　却原来自古中国人就常常生活在乱世，遇到这种世道，一面是英雄豪杰大显身手，建功立业，出将入相，一面是老百姓水深火热，啼饥号寒，生灵涂炭。在巨大的历史变动中，谁谁死了，谁谁废了，谁谁被屈枉了，谁谁满门抄斩，夷其九族了，谁谁早晨还是鸡犬升天，炙手可热；晚上就成了冤魂屈鬼，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了，都是小菜一碟，家常便饭，稀松平常，不值一提的事。在这种情势下除了活，活下去，一天三顿饭，还能选择什么呢?
　　正如后主词里所写——人生长恨水长东呀!还以为四九年以后再没有这样的事了呢。四九年以后也还请不走屈原、李商隐、苏东坡呀。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忍剪凌云一寸心?此事古难全!
　　于是从火上拿下了白铁壶。把热水倒入木架上的洗脸盆里。钱文开始擦洗。这里一年四季难有洗澡的地方，就靠自己在脸盆里擦洗。冬天天冷，就更困难。每次擦洗的结果都是水变得黑黑的，身上的污秽干脆是洗不完。换过两回水了，用右手拇指往胳臂上胸上一搓，仍然是泥巴截(读决)儿，永远的没完没了的泥巴截。老百姓说洗澡时候搓下泥巴截来证明人是泥捏成的——关于女娲造人的传说就是这样被人民所接受的。最后只好带着没有洗净的、不但有泥巴截而且还发散着某些臭味的身躯，带着对于在这个地方讲究卫生的绝望，冻得哆哆嗦嗦地，惭愧地穿上内衣。
　　能够标志并从而探求洗的成绩的只有两盆黑水。见到粗粗地擦洗一下水就搞得如此肮脏，钱文不知道是该为此表明洗的大有成效而高兴，还是为自己的臭皮囊的肮脏而悲伤。他已经没有兴趣快乐，正如没有兴趣悲伤。他只是在等待，等待那无可等待的等待本身。等待是等待的结果，等待是等待的前提，等待是等待的目的，等待是等待的全部内容。
　　这时，渐渐传来了由远及近的男子唱歌的声音，那声音的节奏与走路的快慢是一致的，你觉得他在寒风中一面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一面强一声弱一声地喊叫着。那歌声嘶哑而且无望，深情而且憋闷，像是呐喊，像是召唤，像是哭泣，像是嚎啕，像是自己正捶着自己的胸。是醉汉，他们互相看了一眼。这里，人们醉了就唱歌。而如果不是演员不是音乐教师，不醉也就不唱歌。特别是那些单身汉、流浪汉或者与妻子关系不好不愿意回家的人，他们常常深夜醉唱。这边由于离市镇近，常常有深夜歌者光顾。你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甚至于“文化大革命”这样伟大的运动也没有能使他们有所收敛，因为他们都是贫下中农天生的革命动力吧。简单地说，这里的歌曲的发声的特点是质朴无华的呐喊，是直抒胸臆的喷发，干脆可以说是喊叫。他们是在喊歌，是在哭歌，是在叫嚷，他要喊出心灵的焦渴，哭出胸中的块垒，叫出千古的郁闷。歌曲的旋律却又十分曲折有致，丝丝入扣，楚楚动人。每一波都是千曲百回，叫做九曲回肠，叫做滚动吼唱，每一乐段都重复前一乐段的一部分，却又都有些发展补充。他们唱得回肠荡气，入耳入心，绕梁三日。钱文一开始听了这样的歌，激动得泪如雨下，他甚至觉得一个能够这样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的人是幸福的，不管他是醉汉流浪汉还是无家可归的人。后来，他简直不敢再听这样的夜唱，因为一旦听起来他就会激动得不能自已，他会因听歌而哭成一团，那未免失态。
　　“太压抑了。”东菊长长地叹息。钱文摇摇头。他想，也许他也应该真正像本地人那样，喝上一瓶大曲，然后趔趔趄趄地走到大路上唱它一回。人生还是值得的，来边疆还是有收获的，因为有这样的醉后的歌。只是为了听一听唱一唱这样的歌，到人间走一趟，不也是可以的么。
　　“明天，我给你炒几盘肉菜——咱们的牛肉再不吃就要坏了，你也喝点酒，唱唱吧。”东菊好像知道他的心思，说道。也许这是对十分钟前钱文关于明天吃什么的提问的回答?那么，东菊就是更加大喘气了。大家都在左顾右盼地喘着气，一句话分两次说，次与次间相隔十分钟呀。
　　“咱们能唱什么?”钱文悲苦地问。
　　“爱唱什么就唱什么。不行，就唱语录歌，也能痛快痛快呀!”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钱文有一种夸张的，气式的节奏唱了一句，东菊示意他小声一点，以免吵醒儿子。
　　钱文抬起头来，满眼是泪。我太没出息了。他甚至怕东菊看到他的廉价的泪水。
　　深夜的歌者走远了，钱文的歌也没有唱起来。这时传来一阵响动，响声出现在他们家门口。嘈杂的人声使钱文蓦地一惊。怎么了?

　　第五章
　　
　　刘小玲的死像章婉婉的“跳”一样，是“文革”当中的著名事件。后来，当然也就被人们遗忘了。如果记下每一个横死的人，活人就失去了生活的空间。现在把她们写进小说，成为一个章节，成为一个变奏或者回声，一个插曲或者陪衬，也不过是立此存照而已。事件写在纸上，于是真真假假，有有无无，对对错错，哭哭哀哀，疯疯傻傻……记录、延伸、夸张、变异，加上匠人的技巧与神经质的白日梦，并且有时空的混乱跳跃与幻觉现实的自由流通。于是血腥残酷的故事与一无所有的大虚空变成阅读的刺激，审美的契机，艺术的魅力。有误读，自然更会有误写误思，于是，真正的即原本的刘小玲等的遭遇反倒退到后边退到雾中去了。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艺术不仁，以万物为素材。小说家不仁，他细致地有滋有味地描写一切本来不应该描写而应该以生命介入的过程。凡是热衷于描写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和作家，没有一个人有荆轲的血性，更没有刺客的记录；写《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歌德也没有为失恋而自杀。弱者，伪者，你的名字是作家!事件一经写出，就完全变成了小说家言，不经之言。读者切不可刻舟求剑，胶柱鼓瑟，捕风捉影，锔碗的戴眼镜——找茬，无事生非，唯恐天下不乱。本小说牵扯到一些实际存在的地名和单位名，但所有的人物与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不是巧合还是咋的?
　　曾经担任过钱文的改造队的副队长的苗二进的妻子刘小玲是一个干练型、钻研型更是一个能量型的女子，她的身上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她的言谈举止没有任何无意义的消耗。她有着用不完的精力和热情。如果不是早夭，后来的年代她说不定成为一个人物：官员、企业家、教授、劳动模范、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也许她会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领导人。
　　南方人，普通话，说话快，口齿利，轻度近视，肤色黧黑，轮廓分明，身材适中，肌肉紧凑，举止灵活，她有一种“时刻准备着”的姿势，别人与她说话的时候她会注意地倾听，微握拳头，身体前倾，而且她的样子是随时为你效劳随时扑上投入冲锋陷阵。而她一张口，光是微微外翻的上嘴唇就让你感动不已——世上竟有这样热情、这样侠肝义胆的女子!
　　还有她的微尖的鼻子，她的嘴角向后撇去，增加了嘴唇的弧度。这样的嘴似乎令人想起某种禽鸟，太热烈也太外向，因而与众不同。你也许会怀疑她的祖上是不是有欧洲人的血统。在钱文首次与她见面的时候钱文还不知道“性感”这个词。在知道了这个词以后，钱文会想起业已惨死的她来——虽然她的热情从来不表现在吸引讨好异性，而是表现在一种政治进步的与决心作革命良民的积极性忠诚性上。求革命也如求爱，是一种全身心的奉献，全身心的契合，全身心的冒险。刘小玲的故事，是一个以身相许的殉革命之情的故事。
　　时过境迁，刘小玲身上有一些令人，特别是令后人不完全理解的东西。
　　那次聚会之后，一年过去了，钱文夫妇与二进夫妇没有联系，相互音信杳然。在政治形势愈来愈紧张尖锐的情势下，人们自动减少了非必须非公务的来往。信件在政治运动中往往与什么罪证有关，私人通信是愈少愈好，没了才最好。两年过去了，没有信件来往。三年过去了，“文革”如火如荼地搞起来了，他们之间什么消息也没有，突然，晴天霹雳，传来了刘小玲惨死的消息。当“四人帮”倒台，钱文一家回到北京，所有的一切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之后，他们还是常常回忆和议论刘小玲。当初，一九六七年二月从小报上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太意外也太紧张，他们自顾不暇，他们远远没有理解也没有消化这件惊人而又刺激人的事。
　　此后他们也常常想起那个心惊肉跳的冬天，钱文与东菊瑟缩在土屋的火炉边，火光时时照红着他们的脸，燃烧的煤块发出风声，沉闷凝重之中又孕育着许多鼓舞和幻想。室外的严寒、风雪、漆黑、荒凉与室内的憋囚、煤烟气味与人气、冷热不均、苟活苟安……成为对比，更与小报上刊登的首都的腥风血雨、革命狂飙、瞬息万变、慷慨激越成为对比。
　　抱着巨大的期望来到了边疆，然而，这是徒劳的，形势的发展是与人们的心愿相反相悖的。“文革”一开始，钱文反而感到：“又踏实喽您哪!”
　　然后又是一年两年……那时他认为必须长久踏实下去。斯人已矣，众人已矣，而日夜如常，四季如常，岁月无恙。后来，一切都不同了，八十年代他们确是重新焕发了青春，他们重温从曹操到毛泽东都描写过的那种“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沧桑感和豪迈感。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刘小玲的形影仍然萦怀在他们的心头，刘小玲的名字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言语中。刘小玲的故事仍然时时引起他们的追忆、叹息、悲伤和无限的迷惑。涓滴之恩，也当涌泉相报，这是多么中国多么美好的语言。而他们始终欠着刘小玲在那种年月，倾家相送的人情。
　　“你还记得那天刘小玲穿的什么衣服么?”钱文一次又一次地问东菊。
　　最近一次谈论小玲则是他们都已年逾花甲之后，在一九九六年，在一个周末的喝新龙井茶的晚上，茶是朋友刚刚从杭州带来的。他们坐在意大利式紫红真皮沙发上，音响里播放着新录制的唱碟——陈佐湟指挥的中国交响乐团的建团演出：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乐。已经是初夏了，院子里的石榴花开得正红，树叶长得碧绿，高保真和立体化的音响效果极好。人们一个又一个地去了，世界还存在着，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客厅里音乐仍然播放，花盆里绣球花仍然盛开，而走了的人已经听不见也看不见了。他们看不见我们我们也看不见他们了。风暴过去了一次又一次，再再不能过去的风暴也终于过去了。这不知道是让人欣慰还是让人失落。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昨夜梦见了她，也许吧，是她——刘小玲。她说：‘其实我很好，不要惦记我……’我立刻想到她已经不在人间，我说‘是你么?真的是你么?’她闭上了眼睛，她的喉咙里似乎出了一点什么声音。后来我就醒了，我才明白那怪声是我自己发出来的。”叶东菊说。
　　风暴终于过去了?是。风暴也许还在心里。等到心里也风平浪静的时候……咱们这一代人也就该过去啦。
　　“她很能干。她穿着黄色的小棉袄……我忘记了以后是不是梦到过她。只是六七年九月时候，我告诉过你，你翻出了一张我们与她合照的照片，我说她的脸相太苦太惨。后来我梦见了她跟我说‘再见’，那天我有点害怕。她就是那个时候死去的。这是一种感应，要是过去就得说是托梦了。”东菊又说。
　　“可我记得她的棉衣是紫色的，她一身都是紫色的，只有领子是一圈桃红，露在了棉衣外面。”钱文说。
　　东菊想了老半天，她苦苦地回忆着，“不，不是这样的，她穿着褐黄色丝棉袄，脖子上围着一块绿纱，她的头发上系着一条发带，是天蓝色的要不就是白色的……她戴着一副黑框近视眼镜，她一会儿戴上一会儿又摘下它。”
　　然而不，不是天蓝的。是——是什么?米黄的还是乳白的?往事如烟，烟消云散。
　　再说，她根本不戴眼镜。她的样子有点轻度近视，然而，她没有眼镜，她的略显凸起的眼珠正是她的一个风格，与她的嘴唇一起，这是她最为性感的一个地方。它们都显得太火热。本来应该有人吻她的眼睛吻她的唇。即使她戴过眼镜的话，这眼镜连同她，也已经不复存在啦。
　　“你还记得吗?”东菊问：“咱们离开北京，她给咱们饯行那天，她给我们看她的照相簿，其中夹着一张一九五零年的旧报纸，是不是《中国青年报》?上面有她在天安门城楼下晃动鲜花的照片——当然不是她一个人，她只是作为群众、作为女青年之一，碰巧被摄影记者抓拍，摄入了自己的镜头。报纸锌版印刷的这个照片下面有一行字，我还记得是‘万众欢呼毛主席……’，她是万众之一。少了她万众就只剩下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众了。她把这张报珍藏起来，视为她的光荣，报纸早在一九六三年就已经发黄了。她就是把自己与毛主席联系起来了。她简直像是扑火的灯蛾。她一次又一次地向着光明冲去，而冲的结果是烧毁了自身。”
　　钱文蓦然心动，因为东菊说的这个事他完全忘记了。然而，他相信事实正是如此。
　　钱文想说，“我们也差不多。”我们不也是引火烧身么?
　　然而还是有些个不同，差别在何处呢?
　　他俩接着谈论起苗二进。其实，苗二进也是这样的人，他很能干，很积极，直至戴上了帽子仍然热情澎湃，雄心勃勃，活跃奔突，“进步”不已。甚至于你可以说他们夫妻是很浪漫的，把革命浪漫化，把生活浪漫化甚至于把戴帽子改造斗争认罪劳动也浪漫化了。东菊和钱文说。
　　然而他们的美丽的浪漫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钱文想。
　　那么，他在廖琼琼的追悼会上露面而且带上了一个美国老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也不会再永远地保留对于小玲的纪念了。
　　不知道，怪了。你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于是一九九七年的这天晚上钱文给费可犁拨通了电话。他们谈冷空气入侵，谈医药费报销，谈老年人应该补钙补磷补脑，谈他们共同的熟人里最近又有几个突然作古。他们谈各自的急躁、缺乏承受力、健忘……等症状，他们一致认为，他们已经开始有老年性精神衰弱、精神障碍征兆。钱文更强调说他认为他自己已经开始了一个老年性痴呆症过程。费可犁哈哈大笑，说“你这么聪明的人，还说这个，你可真能寻开心……”钱文说：“我们打赌，十年或十五年后，如果我被诊断为确是患了老年痴呆症，你赔我十万元人民币；反之，我加倍输给你!”钱文还说：“我最最希望的就是传媒上能够发布出来，我老钱已经得了痴呆症。这样，许多对我不放心不服气不平衡不耐烦的人就会睡得着觉了。”
　　又是一阵大笑。
　　钱文话锋一转，“老费呀，我最近常常想起二进来，想起他的老婆阿克丽莎……”
　　“太丑了丑死人了，苗二进这是个王八蛋……”费可犁一听二进的名字火就不打一处来。几十年的斗争过去了，许多人心目中都有一批“王八蛋”，许多人还在不断地与自己心目中的王八蛋斗争，可能还要再斗个几十年，斗到咽气为止。在给苗二进定性为“王八蛋”之后，他的描写也就充满了谩骂：“三十多年前，我被送去劳动教养，就是他苗二进王八蛋干的好事，他就是杀良冒功啊，不把我们全送进去，他怎么保得住永远当积极分子?要不是……要不是××同志出来说话我不也跟廖琼琼一样下场了么?这样的人走到哪里手上也会沾上鲜血。他倒是有本事，走到工商处就把工商处的处长顶走了，顶走了不算他整得人家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回乡生产，早就丢了命了。他走到税务科又把税务科的科长拉下了马；后来去了扫黄办，你猜怎么着，三个月不到他就以扫黄力度不够为名向上参了一本，结果，他当上了扫黄办主任。主任的瘾他也只过了半年，他早就退休了，他退休的时候全机关放鞭炮庆祝，说是除了一害，获得了又一次解放，说是总算请走了一头咬群的驴。可惜了的，他是有本事的，可一直没有机会正正经经发挥出来……”
　　费可犁对于苗二进的描绘令人寒战。那时我们不相信周围有坏人，现在，有的人不相信自己周围有好人了。
　　其实，那次费可犁与廖珠珠也应邀参加了给钱文的饯行，他们也吃了刘小玲一夜不眠准备的菜肴。
　　这是一个人人觉得别人欠了自己二百吊钱的年月。
　　而过去呢，那是一个人人自我批评人人觉得自己欠了别人二百吊钱的年月。
　　“他原先的老婆……”钱文还是想把话题引到这儿来。
　　“唉，刘小玲死后不久苗二进就和章婉婉搞到一堆去了，不到一年他又和一个刷两只小辫的女造反派同居，把人家肚子都搞大了。这还了得，右派分子竟然向造反派进攻!他被另一派造反派揪了出来，以腐蚀造反派的罪名把他差点没斗死。一直到了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那阵子，他和一个百货公司的售货员结了婚。后来，谁知道怎么回事，又蹬了人家了，来了个外籍老婆，说是他们俩周游了全球，连毛里求斯都去过了!”
　　“什么什么，他跟章婉婉?没听说过是章婉婉呀，你们别事事都往章婉婉身上扣好不好?”
　　虽然没有根据，钱文还是想替章婉婉说几句话。
　　显然，由于对二进的厌恶，费可犁是对小玲也不会说一句好话的。可犁也正在烦恼中，恰恰是在政治风暴过去，生活变得正常之后，廖珠珠与他离了婚，移民去澳大利亚，走了十年了。再说费可犁这位“老革命”也退了，变得一肚子牢骚，洒向人间都是怨。
　　勃拉姆斯的交响乐完了，音响设置自动变到了下一个唱碟，忽然，成了邓丽君。邓丽君也死了，猝死。她有一个法国男朋友。那个法国人说他并不知道邓丽君是“何方神圣”，对邓丽君的回忆就是他们曾经走到街上拥抱接吻。他是在邓丽君死去一周年，接受香港电视记者采访的时候这样说的。钱文和东菊在深圳看了这个采访节目。倒是新加坡的几个年轻男女令人感动，他们专程去台湾给邓丽君的坟墓献鲜花。作为死亡，人人都不免这条道。刘小玲自以为她是殉了道的，她以殉道者的神圣与崇高热烈地迎接着死。她有丈夫也有孩子。而邓丽君只是突然的哮喘发作。她临死前不太长时间才有了一个看来对她一无所知的智商可疑的男友。谁比谁更不幸?谁比谁的命运更不可思议?
　　忿忿不平而又不得要领。他把费可犁的关于王八蛋的说法告诉了东菊，他们只能相对叹息。怎么这里也拉扯上了章婉婉?东菊轻轻说了一句，“哼，他自己又怎么样呢?可是可是……当然也不能怪费可犁……廖珠珠的脾气……”
　　立体声高低音喇叭里响起了邓丽君的温柔和俗腻的歌声：甜蜜蜜……你的笑容是这样熟悉，啊，在梦里……在哪里见过你?
　　刘小玲是太惨了。他们一致悲哀无比。在流行歌曲里，你不可能找得到真正的悲惨，而只有装模作样的撒娇，喷壶洒下的小雨和轻佻的寻求小费的欢喜。这，是幸福?
　　他们搜索往日的记忆，他们诅咒岁月的冲洗，他们的记忆中竟没有什么明晰的东西，他们的记忆没有为刘小玲留下足够的位置。他们将无法再次将自己的记忆告诉旁人，他们根本无法让旁人相信自己——如果连他们自己也对自己的记忆将信将疑的话
　　一九六七年冬天……是一张质地恶劣印刷也恶劣的新闻纸，是一张红卫兵小报。它的报名是什么?“千钧棒”?不是。“丛中笑”?也不像；可能是“驱虎豹”，也可能是“缚苍龙”、“红卫战报”?有点像“(保)卫(毛泽)东(林)彪”?事后想起来这样的名称多么可笑!“一月风雷”，对，怎么又像是“革命战旗”或者“赤色风暴”?那时候每一个普通的中国成人和孩子的生活里，充斥着多少假设的伟大牺牲和浴血冲杀!那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殊死搏斗而又莫知就里的岁月!
　　是的，就是在那个名称不详的小报上，以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名义，煽情地报道了革命造反派刘小玲同志(注意!是同志，那时同志是人的先决条件，如果刘小玲是同志，就不会有红卫兵去迫害她，就不会被医院拒之门外，她也就不会死掉。)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组迫害致死的全过程。
　　然而这还不是最打动人的，事隔近三十年，回忆起来，最最打动人的是小报上刊登了刘小玲的三篇遗作，一篇是她的惹祸的大字报，一篇是她写的歌颂红卫兵的散文诗，第三篇是她临终前的遗书。三篇文章的文字都十分讲究，钱文有几次忍不住对东菊说：“她的文章简直像是得到了胡乔木的真传，华丽而又精到。”她的文章使他们俩悲痛震惊中拍案叫绝。然而，头两篇文章的印象却随着时间的冲刷而渐渐模糊了，那两篇文章写得再好，隔上一段时间也就与当时流行的众多的“革命檄文”区别不出来了：赤潮滚滚。东方地平线。飒爽英姿。荡涤污泥浊水。创造一个新世界。让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在革命小将面前发抖吧。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乘风破浪，奋勇前进……如此而已。

　　真正难忘的是最后一篇，在这一篇里，刘小玲说：“……我已得了重病，我已受了太多的折磨，然而，肉体的痛苦将不能改变我的坚定信念，遍体鳞伤能令我阵阵昏迷却不能动摇我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热情，皮带与木棍的抽打并不能妨碍我对于红卫兵小将们的尊敬与挚爱，死亡的阴影遮不住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的曙光。因为我知道折磨我的那些人是不能代表真正的红卫兵的。他们是流氓，他们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爱红卫兵，然而我不爱流氓。红卫兵是旧世界的掘墓人，是新世界的建设者，是全人类的希望。红卫兵是披着朝霞的旭日，是高唱着战歌冲杀的英雄，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天兵天将，是人类历史走向转折的开路先锋，红卫兵必将杀出一个红彤彤的崭新世界……”她写得太好了，你无法不为临死前的刘小玲的政治激情所激动。在最后的遗言中她展望未来，她说：“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千年剥削阶级留下的脏东西将会来一个大扫除，面貌一新的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将更加清洁，更加无敌，更加万众一心、勇往直前，把一切艰难险阻踩在脚下。我们的教育将成为真正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教育，我们的文化将成为开天辟地的把颠倒了的一切重新颠倒过来的文化，我们的八亿同胞，人人都将是李白，人人都将是华罗庚，人人都是劳动模范，人人都是麦贤得，人人都是雷锋。在我们中国将出现东方的文艺复兴，我们的人民诗人将远胜过但丁，我们的人民美术家将大大超过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伦勃朗和提香。”她还说阵痛过去就是新生命，黑暗过去就是清晨，风暴过去就是永远的春光灿烂，痛苦过去就是万世万民的亲如一家光明欢乐。她说毛主席发动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实在太伟大了。她说她早已就为社会的不公正特别是为最底层的工农子弟不平，为领导人的脱离群众而痛苦，她想不到这一切毛主席都洞察透底，而且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办法，采取了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特别是依靠红卫兵小将的办法，她活着拥护，死了也永远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说革命是有牺牲的，你可能倒在敌人的枪口下，也可能被流弹击中，你可能死在刑场，也可能死于混入革命队伍的蟊贼的阴谋；她希望她的死使人们更加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把我们的无产阶级队伍红卫兵队伍百倍纯洁，纯洁得像水晶石一样；使人们更加珍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更理解人们为了历史的前进付出了多少沉重的代价。最后她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只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了搞成功了搞彻底了，她是死而无怨的!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她在遗文中献出了她最好的一切，她的激情是那样充沛，那样美好，那样诗意盎然，那样超凡脱俗。当时不用说了，就是事后你一想起她的遗文，你也会激动起来，你会认定：只有懦夫、庸人、爬虫、市侩、痞子、下流胚们才无法理解也无法礼赞刘小玲的这种激情。只有混蛋、白痴、恶棍、窃贼、反革命虎狼才歪曲贬斥刘小玲的这种积极性。刘小玲还说：“我相信，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小流氓们中的大多数会渐渐觉悟过来，我相信我的死去能够唤醒他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呀!”
　　原来，伏契克式的文体，不仅出在捷克，刘小玲面对死亡竟做到了这样地壮烈和深情，这样地无与伦比地英雄主义!
　　然而这遗文毕竟是写得太精致太修辞太高尚太像作文了。以至于你想起来有点迷惑，一个人弥留之际是这样写话的么?
　　也许这遗文经过了苗二进的加工和再创作?它的文字太不女性，而太社论化了。恰恰是二进，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学熟驾御了这种煽情而又高屋建瓴的社论文体。至少，刘小玲的进步，不是刘小玲一个人的事，而是他们夫妻合作的共同事业。
　　小报的第三版，占了大半版版面的是苗二进的长文：《愤怒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深情怀念亲爱的战友刘小玲同志》。二进也大摇大摆地在红卫兵战报上“同志”起来了，这在当时甚至令钱文有一点咋舌羡慕。苗二进的文章风格与刘小玲无异，字字血声声泪，激起人仇恨满腔。尤其是文中描写到他们的女儿，当年才十一岁的苗永红，她的妈妈死的时候一声也没有哭，一滴泪水也没有掉。因为那时组织上还没有对她的母亲的政治面目做出结论，她还不知道妈妈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一直到了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出来，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被证明是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各单位工作组哭爹喊娘，接受批斗，赔礼道歉，铩羽而逃，由革命造反派召开了盛大的刘小玲同志追悼会，苗永红久久地注视着抚摸着刘小玲名字下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