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四）
第十一章
两地一心，在犁原倾心《庄子》的时候钱文也迷于《庄子》。许多年后，钱文仍然很欣赏“逍遥派”这个“文革”专用名词。逍遥，本来出自《庄子》，这个词首先是好听，其次是美丽，一见到它就觉得受用。逍——遥——，阴平——阳平——飘摇，招摇，娇娆，妖娆，萧条，还有迢迢，寥寥，悄悄，萧萧，这些词的发音都好得不能再好，而最好的是逍遥。庄子的用意也好，他的北冥南冥，翼若垂天之云，怒而飞，御风而行，吸风饮露，游乎四海之外，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都那么自由，那么畅快，那么广阔，那么无束无拘。作为一种想象，作为一种风格，作为一种境界，他是钱文的梦。小学时候，他半懂不懂的读——不，只能说是看——过一点《庄子》，他对逍遥二字一见钟情，他看着这两个字有一种长大了才说得出来的不饮而醉的感觉。
然而这与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背道而驰的，与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斗争是背道而驰的，与“文化大革命”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使命是背道而驰的。打江山的人逍遥不了，坐江山的人更逍遥不了，吃皇粮的，有一官半职的都逍遥不了。他钱文选择了革命，也就是选择了使命，选择了奋斗，选择了匆忙，选择了终生的浴血奋战。选择的结果……他成了“文革”当中的逍遥派，而且在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那么多“逍遥派”，这不是东方哲学东方政治的奇迹吗?这不是南辕北辙，画虎成犬，龙种下出了一窝窝跳蚤么?在史无前例、风雷雨电、山崩地裂、瞬息万变的大革命运动之中，在震动世界、触及灵魂、要死要活、人人发狂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最后那么多的人在其忧如焚的同时其乐逍遥，不上班，不斗争，不学习，不汇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是后人能够相信的么?
他也想起卢梭的一条理论，在某种情况下会形成一种特殊的平等乃至民主，因为，除了君临天下的唯一人物外，大家都变成了一个样儿。想想看，刘少奇揪出来了，朱德被说成是大军阀，彭、罗、陆、杨揪出来了，省委书记们全部打倒了，文艺界的四条汉子揪出来了，各地的文联主席、作协主席、党组书记、著名作家著名评论家全都无例外地揪出来了，不分左派右派，不分老(解放)区新区，不分老党员新党员非党员，不分积极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也不分级别高低待遇好坏，不分谁是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全都变成了一个鸟样，我是乌龟你他娘的是王八，我是资产阶级你狗日的是修正主义，我反党你该死的反社会主义，我是败类渣滓你是狰狞丑恶，我坐喷气式你戴高帽子，我是公安六条规定的不准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几种人，你是专政对象，谁也不比谁好，也就是谁也不比谁坏，真是天下大同物我无间天赋人权平等博憎齐善恶而同祸福，还有什么不平?还有什么不甘?还有什么不服?还有什么不满不快不宁不肯罢休?
钱文胡思乱想：革命(狭义的，即专指夺取政权)恐怕也要有自己的规律的吧：当最多是百分之一的人口是革命者的时候，革命是伟大的悲壮的，理想的崇高的，是有可能赢得另外百分之十、二十最多是三十的人口的敬佩与追随，拥戴和崇拜，从而带动大多数后知后觉者，观望者和困惑者，随大流者和易兴奋者，风卷残云，翻天覆地，从事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的。而当百分之三十、五十、直至九十的人口宣称自己是革命者、或被宣称被要求成为革命者的时候，革命自然就大大地贬了值，革命变成了过日子的唯一出路，成了非如此不可的饭碗、规章、条文、套话，成了混世混事保头颅和饱肚胜利的招牌；那些自封的和被封的非革命不可者当中，就会有百分之三十至九十的毫无革命气味的稀里糊涂者、谁来给谁纳粮者、打着革命招牌谋私利者，如果不是更坏的投机者和骗子的话。这样子的俗人，一旦没有书记处长天天管着他们，他们不去逍遥，难道要让他们去真的革起命来?
你试图让所有的鱼儿化作飞龙，结果江河湖海里堆满的是鲫瓜子；要求所有的鸟儿翱翔为雄鹰，结果雄鹰为了从众也变成了灰家雀；指望六亿神州尽舜尧，结果并不是舜尧而是侏儒的大量繁殖吞没了东西南北；以最华美最高超最超前的思想理论治国，造就出来的却是成吨的乡愿和成千吨的唯唯诺诺。寂寞啊，伟大的导师!
人人革命的结果必然是除了反革命的都革命，也就是除了革命者只剩下了反革命才不革命，这样，既扩大了消解了革命也扩大了并消解了反革命，最后，是取消了革命，真逍遥假逍遥，一起逍遥起来……
早在一九五七年就打入冷宫的“右派分子”们，当初，不叫他们革命了的时候，他们是何等地孤苦伶仃，向隅而泣，浑若丧家之犬啊。等到“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看到那么多比自己幸福百倍、崇高百倍、神气百倍、显赫百倍——有的干脆就是当年批判自己搞臭自己的“左派”天之骄子们纷纷落马、游街、挨打、喷气式、抄家、关牛棚、坐正式的监狱、跳楼上吊抹脖子服毒拧开煤气龙头，其命运还不如当年的右派们呢，那么，在震惊和恐惧的同时，“右派”们会不会因了自己的处境不再那么孤单而感到某种卑劣的幸灾乐祸的安慰，并从而变得逍遥一些，心安理得一些，或者用后来时行的一种说法，叫做变得比较能够自我认同一些了呢。
当然，这种境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文革”开始，钱文一再地诚惶诚恐，心惊肉跳，谨小慎微，时时刻刻觉得什么事即将发生，而且北京也一再传过来什么大字报上点了他的名，什么会议上批了他的诗之类的消息。他已经拟好了检查交代材料和检举材料，从运动的第一天他就思考一旦被关进牛棚，他到底检举谁。已经不像反右时候那样幼稚了，检举的要义在于既要应付运动，又要明举暗保，不能做缺阴德、搞得生孩子不长屁股眼儿的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却始终没有等到什么大事情。“文革”已经将钱文遗忘，也就是说钱文已经被“文革”排除。钱文的政治智慧还表现在他的饮食与大小便上，运动一开始，他自觉地减少了饮食。一听到口号声锣鼓响，他立即进厕所。请想一想，万一这响动着的革命小将是冲着他来的，而他膀胱里直肠里屎尿充裕，那能不出洋相吗?从厕所出来，他还要抢先披一件上衣，他必须有所准备，也许被揪去游街批判六个小时一天一夜，穿得太少了，冻死岂不是活该!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已经细腻到了什么程度啦!
更大的智慧当然还多，但那就比较一般啦，不如上面的细节更感人。比如运动一开始钱文他就含笑烧掉了所有的字纸，其中有诗稿，也有他在雁北台权家店劳动改造时候与东菊之间的通信，那个时候他们写的信也许未来完全可以当做抒情散文来发表的。甚至于，连宝宝襁褓时期他们为他记的“婴儿日记”他也一把火送走了，不用说，给婴儿记日记是资产阶级的事情，有哪个贫下中农玩这个?最可贵的是，他焚烧这些字纸的时候并没有任何遗憾，往事已经太多，包袱已经太重，感受已经如磐，生命已经陷入了泥沼。烧了好，烧了好，何必留下那些哩嗦的痕迹?人生自古谁无死?世间最烈是“文革”!请问，“文革”都碰上了，世上还有什么难舍难离之物?世界应许给我们的，或者说是我们奉献给世界的绝对不是两只小麻雀的卿卿我我，甜甜腻腻，而是铁与血的挥舞，剑与火的狂欢!到头来，一场大火唯灰烬，三生有幸是无痕!“文革”这一天一到，最舍不得的也得舍得!一不做二不休，你珍惜什么就糟蹋什么，你愈是心疼就愈是证明了这样糟践的必要，就更要发挥出爆破轰炸的天才天赋，这才算打垮了你心中的最后的土围子。何不就此解脱，来他个干干净净!六根除净，烦恼不生，舍弃一切，才有未来。色即是空，空而后色，一穷二白，白茫茫大地真革命!不破不立，不止不行，不杀不生，置之死地而后生。“文化大革命”不就是一次全民族的典礼吗?光明光明，光而后能明，不光何以明之?痛快痛快，痛而后快，不痛何以快哉!不痛死你整死你压死你你能够成为新人么，世界能红彤彤么?天翻地覆，桥断水倒流，夤缘时会，浑水摸鱼，这才叫收获了一个小小的果子，于是拉大旗做虎皮的小丑这才吧唧吧唧嘴，挤眉弄眼，装腔作势，声称自己一贯正确了!他忽然明白，林黛玉为什么最后要焚稿断痴情了。林黛玉烧了自己的诗稿以后，会感到一种轻松，一种新生的吧，她从而走得舒服一些了吧!可恨那个越剧《红楼梦》，王文娟演的那个林黛玉，烧稿子时候竟是哭哭啼啼的!真是周扬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呀!真是中了俞平伯大概还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毒呀!在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专政下，中国文艺能有什么希望?还不是陈陈相因，拾人牙慧，酸腐霉变，像蚯蚓般地自吃自的或相互吃自己的排泄物!没有毛泽东的大手笔，中国文化还有什么希望!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现在的形势是天下大乱；伟大领袖又教导我们说，大乱才能大治。江青同志教导我们说，乱透了就能大治了。唉哟号，呼唷哈，乱吧，闹吧，折腾吧，咱们中国怎么老是乱不透呀!大恐怖才能带来大希望，大破坏才能带来大兴奋，大惨烈才能带来大痛快，大混乱才能带来世上最美丽的新乐园!既然钱文只是一个弱者一个政治上的白痴战斗里的胆小鬼历史的渣滓……那就夹紧你的尾巴闭紧你的鸟嘴，睁大你的眼睛张大你的嘴巴，看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导演的大戏磅礴好戏连台险戏惊魂悲戏断肠吧!今生何幸，小子何德，恭闻其盛，与知其欢，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心战栗之，心破碎之，灭我方知革命伟，挖(换)心更道人民奇!
他惊奇于学生娃娃一瞬间便成了革命的主力，他惊奇于毛主席在天安门上一次又一次检阅红卫兵，他惊奇于所有的党组织在一夜间瘫痪，所有的领导头一天还是党的化身第二天清晨便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他震服于出来个一月革命又出来个革命委员会，他震服于一下子那么多红卫兵小报红卫兵战斗队，一下子那么多民主自由同时乱杀乱砍乱批乱斗……中国，搞科学不行，搞医学不行搞商业不行搞工业也不行，可搞起革命来世界第一，天下无双!不似政变，胜似政变，自上而下，胜似自下而上。那规模那气势那代价都超过了一次武王伐纣，超过了芦沟桥事变和八年抗战，这不绝了么，毛主席造共产党的反，学生打倒老师，工人打倒厂长，文盲打倒知识分子，娃娃打倒成人，真是移山填海，江水倒流，太阳从西边升起，真是奇观大观!古往今来，南北东西，上哪儿去找这样的政治家去?不服行吗?不喊万岁行吗?不五体投地热泪盈眶叩头如捣蒜你还能怎么着?然后是保守派造反派无尽厮杀，然后是毛主席一次次视察大江南北，然后是庆祝最高最新指示的发表连夜游行，连“火宫殿的臭干子(臭豆腐干)好吃”也作为特大喜讯而掀起了湖南长沙的午夜游行狂潮火炬照耀如白昼!多少湖南的而且不仅湖南的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为了湖南风味臭干子而热泪盈眶激情满怀热血沸腾!天上望见了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地上闻到了臭干子，心中相信“文化大革命”!多么抒情多么动人多么温馨多么垂涎三尺三!这段歌词不比所有的“我的心太软”还心软，不比所有的“丑而温柔”还温柔，不比所有的“爱的寂寞”还寂寞!它比所有的流行歌曲加在一块儿还动情!“文革”当中只要一提到毛主席就鼻酸就眼热如点了辣椒油就柔肠寸断、千般思念万般挂牵呀!然后是所有的电影所有的戏剧所有的刊物全部停顿，而人们毫无感觉，毛主席导演的大戏已经超过了所有剧场影院里可能出现的节目，有革命这场戏就再不要任何别的戏了!还有群众组织开除共产党员的党籍，还有所有的领导职务改称勤务员，还有最红最红最红的红这种修辞方式……这样的场面你一生能碰到几次!
然而，大兴奋也容易带来大疲倦，大希望也容易带来大虚空，大轰大嗡过去以后，留下的是实质上的冷冷清清。政权换人换名换口号都没有带来任何真正的新意，只不过是更多的动荡，更少的秩序，更多的浪费生命，更少的有意义的工作。而唯一的与钱文有直接关系的事件——即他从一开头就做好了准备的，叫做时刻准备着迎接着的被批被斗，竟然一再地没有发生。他能够不寂寞吗?
(此后钱文听到过不止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位干部，或者是教授，或者是演员总之是一个知识或半个知识分子，由于运动中一直没有搭理而耐不住失落，自己跳出来贴大字报揭发自己，批判自己，自己写材料交代自己的反动思想反动言论，最后被斗了一个不亦乐乎乃至一命呜呼，才算了事。也有后来后了悔的，然而，拉屎容易缩屎难，悔亦晚矣。其实主席早说过，反动派是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大部，舒服大部，彻底消灭，彻底舒服。)
中国人——中国的有志之士而不是草莽小民——最怕的是什么呢?是艰苦吗?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苦吗?是动乱吗?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趁火打劫，混水摸鱼。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创造的新成语叫做乱中取胜，都说明了至少是一部分有志之士的对于乱的癖好。砍头只当是风吹帽，全世界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国家有这样的豪言壮语，这样的英雄逻辑!刑场婚礼，气壮山河。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中国人死得何等轰轰烈烈!重于泰山，死得其所，碧血丹心，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几个短语短句表现了怎样的勇敢和镇静!中国的一些有志之士其实最耐不住的是寂寞和冷清，中国是世界上最热闹的国家，在什么都缺的那些年代，中国从来不缺少热闹。三亲六友，七姑八姨，天地君亲师，四维八纲，五伦六艺，四世同堂，五世其昌，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还不知道谁敌谁友就已经革起命来啦——反对的是冷冷清清，追求的是轰轰烈烈，阶级敌人再加阶级弟兄，我家的表叔数也数不清，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中国人从小就最不愿意孤独，中国人从小就是睡大炕长大的，中国人的生命意义全部存在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不被表扬还能不被批评吗?不被嘉奖还能不被惩罚吗?不能三妻四妾，还能不被阉割去势吗?不能流芳百世，还不遗臭万年吗?这才是中国的有志之士的心理模式，思维模式。
寂寞中钱文倒是没有走上自我生事的路。经过五十年代的伟大洗礼，他早已就不是有志之士了。他只祝愿人们忘记了他，他恍然大悟，自己毕竟是死老虎，用高来喜的话说，早在五七年就骟过了的，或者是差不多已经骟净了的。六十年代初死灰复燃，八届十中全会再加“文化大革命”等于再次骟了一次。这样的死老虎，或者更正确一点说是死老鼠，不是反而消停了么?
感谢命运，感谢生活，感谢伟大的党!
大乱避城，小乱避乡，钱文为自己的侥幸而热泪盈眶，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总结的全身避祸的经验而五体投地。这真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是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可不是吗，小乱，指土匪绑票之类，当然是常常发生在乡村，故而小乱应该避其乡也；大乱云云，则必指政治性的动乱，而所谓的政治性动乱必指权力争夺，“权权权命相连，不但要忆苦思甜，尤其要忆苦思权”，“文革”中创造的这些狗屁不通的套话，倒是很坦率地告诉了人们一些东西，吃果果，赤裸裸!权力争夺当然是发生在权力中心，首都起码是大城市。乡下在那种情势下反而是太平无事的了，故云大乱避城也。中国人的学问都放到应付乱世上了，还有心思做别的吗?他住在边远一角，听到各种张三投河、李四自尽、王二麻子上吊、教授抹脖子、专家拧开煤气开关的消息，钱文惊恐筛糠之余，禁不住产生了几分得意!死鼠一只，花岗糁子粥一勺，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中的一名，缩脖塌腰，低眉顺眼，伶仃单薄，屁滚尿流，却能保其项，全其臀，虚其心，实其腹，与妻儿团聚一堂，痛享天伦之乐，每天呼吸循环，消化排泄，早出晚归，有穿有住，二便正常，三餐无虑，养猫养鸡，麻将扑克……借问天堂何处有，钱文近指自己家，在如今的中国，钱文过的是怎样美好的日子!
苏联不是爱讲什么幸福吗，电影《库班的哥萨克》译配中文对白的时候不是更名为《幸福的生活》吗?而《幸福的生活》的主题歌曲，当年钱文周碧云祝正鸿常常一起合唱的三声部曲子，一上来不是这样唱的么：“不在那遥远大海的彼岸，不在那汹涌波涛那边，我们的幸福和我们在一起，就在我们亲爱的祖国……”钱文是何等地体会到这歌词的奇妙呀!
从“文化革命”开始，钱文变成了三不管的人。没有人承认他是革命干部革命群众是文艺人是人民或者干脆说是一个人，也没有人明确他不是革命干部革命群众不是文艺人不是人民或者干脆不算是人。没有人通知他不得革命，更没有人与他串连革命商议革命发动革命。同样，虽然身在农村，也没有人承认他是农民或者公社社员——因为很简单，他并不从生产队领取口粮，虽然记了工分却不参加分配。这样，去不去农村劳动，也渐渐地无人过问。钱文趁机多在家休息休息，但也不敢休息得太多。反正他不敢革命也不敢反革命，不敢积极也不敢消极，不敢瞎忙活也不敢大休息。
但毕竟是从所未有的，空前绝后的逍遥。逍遥的他养猫。在猫的悲剧发生，猫氏家庭全部毁灭之后，他把精力转到了养鸡上。他养了十只母鸡一只公鸡。养鸡与养猫不同，养猫是情感性的，人需要猫儿的娇小媚顺灵气与依偎，捕鼠云云，倒在其次。养鸡就更农家化得多了，曰蛋曰肉，谁能免俗，谁能无欲?
第一只是大来航鸡，浑身雪白，冠子虽鲜红而巨大，蔫蔫地疲软耷拉，毫不英武，显然并非公鸡。它下蛋不算太勤，但个儿极大，洁白圆润均匀，望之幽雅，抚之神怡，适合做静物写生的对象。它的高贵的形象令钱文另眼看待。第二只是小白鸡，冠子大且挺拔，像公鸡，它像洋土杂交的种，脖颈部长着些许黑毛。它的食欲特佳，什么都吃，最要命的是它常常跑到厕所觅食，两条腿上动辄沾满粪屎，臭气熏天。它的性格也比较乖张，十分脱离群众，排斥同类。它吃起食来不许身边有任何同类与之共享，它吃食前与吃食过程中不断啄咬五米内的同类，咬起来奋不顾身，令同类生畏。许多大鸡洋鸡都让它三分。它个小劲大，“生产能手(能抓)”，每天一至二枚蛋，蛋不大，形状浑圆，表皮粗糙，如劣质乒乓球。公鸡过来踩蛋，它不高兴时跳起来去啄公鸡，决不随便接受性侵犯，公鸡也只好知难而退。第三只是个纯黑的鸡，买来时气息奄奄，骨瘦如柴，经过钱文精心喂养，渐渐有了相貌，有了声气，只是一直不下蛋，钱文后来听信了别人的说法，当地人说那鸡已坐下了不育病症，不能下蛋的了。钱文忍痛将它杀了，杀后才发现它肚子里已有两个整蛋，还有一串蛋黄如珠——它必是个下蛋能手——能抓——无疑。人间鸡间，同样地需要知音知蛋，伯乐伯忧。万事失误多半出在缺乏耐心上，可叹。第四只鸡又秃又笨，叫食时别的鸡都来了它不来，别的鸡吃饱了，它来了，来了先乱蹬一气，把所有好吃食蹬到地上，再就着灰土胡乱用餐。尤其可恶的是它到处乱下蛋，它曾把蛋下到墙头上，邻居看到了告诉钱文，他才把蛋收回来。钱文收回了笨鸡下的蛋，忽然又嘀咕起来，是不是过去还下过很多蛋，被邻居掏走了呢?不能说无亦不能说有。他又叹息自己的渺小卑劣，如果邻居压根不告诉自己此鸡下了蛋，不是自己一枚蛋也得不着吗?这边远村，为了谁的鸡在谁的窝下了蛋，嘀嘀咕咕，争争吵吵还少吗?钱文早先还以为自己多么伟大多么清高呢。其实，把一个伟大人物放置到最底层，让他过最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让他处于最底层农民的处境，他的思想境界一定比农民好吗?我看大大地不见得!
不管怎么说，研究鸡的贤愚不肖，鸡的各自性格风度智商做派行为方式生活方式，还是极有趣的。鸡也罢猫也罢，都是别一个世界。世上之人多多囿于自己鼻子底下那点经验那点思虑之中，哪里知道世界的辽阔与各有千秋!鸡之不同，各如其貌，何况人乎?想通过一场场运动把全中国的人都教育过来统一起来，最后连亲密战友林彪也叛离了。毛主席老人家实在是太辛苦了啊。
钱文的公鸡是豪气满乾坤的大芦花鸡，听它打鸣确是人生享受，听之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闻风思舞，不爱红妆爱武装，不爱庸庸碌碌的生，只爱浪浪漫漫地死。那比悲悲切切的神童鲁贝尔金诺·鲁莱第的意大利拿玻里歌曲独唱好听多了。惜哉它之不能征战也，堂堂仪表，伟伟身躯，遇到前来进行性侵略的别家公鸡，每战必败，逃之夭夭，就这样还动不动被别家公鸡啄得满冠子满脖子血。于是它只能眼看着别家的臭公鸡脏公鸡强暴自己的“妻妾”而不闻不问。钱文遇到这种情况只觉血往上涌，倒是钱文时不时地拿起扫帚冲上去，驱赶入侵外敌，赶完了又笑个不住，胜乎犹败，钱文无地自容。
最后他决定给此只令主人蒙羞的银样蜡枪头芦花公鸡处以极刑，公鸡无勇，其为公鸡也乎?
只是这个鸡宰过之后，做成了辣子鸡丁，钱文一口也没吃。
淘汰了芦花公鸡以后，一群母鸡变成了寡妇集体。初时还好，时间一长，各种怪事就都出来了，母鸡跳到母鸡身上假踩蛋，公然的同性恋；还有牝鸡司晨，早起乱打鸣，其声恐怖，公然的性变态；这都令钱文懊恼。人不应该过没有人性的生活，鸡也不应该过没有鸡道的生活呀!他几次想引入性入侵者，对这群母鸡实行性开放政策，偏偏别家的公鸡已经被他打怕，不肯冒险逐欢。要不就是芦花公鸡已经下了人肚，其他公鸡入侵已经过于平淡，失却了性入侵的挑战性，引起了其他农家公鸡的性冷淡，他的一群母鸡不得不过着索然守寡的日子。他只好再花钱买了一只小公鸡。此公鸡太小，一下子放到性饥渴多日的众母鸡中，招架不住，有时竟被母鸡啄得团团转。其狼狈不堪之状，也是令钱文哭笑不得。
自养鸡大业兴旺发达以来，钱文一家营养无虞，每天是煮鸡蛋卧鸡蛋炒鸡蛋煎鸡蛋蒸蛋羹，更多了便腌咸蛋煮茶蛋……钱文全家尝到了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幸福的欢欣。
离钱文住地不远有一个兵团农场，农场后来接受了一部分知识青年前来再教育，据说有一次劳动休息期间知识青年们观看公鸡踩蛋，被知青中的一个积极分子汇报上去了，为此领导们彻夜研究，以对待革命接班人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出了几项防止精神污染的重要规定：其中一项是知青生活劳动处所必须与家畜家禽保持足够的距离。这个故事很快传遍了方圆百里，使长久以来没有文艺节目可看也没有消闲读物可读的人们得到了一种欣赏口头文学传奇的快感。
此后又传出来一个反动笑话：说是这个农场某领导为了避免鸡踩蛋对于知识青年的不良影响，下令宰鸡，恰好他本人也嗜鸡，他在三个月内吃了许多鸡，有一次他吃着吃着鸡想起了知青，便叫一个女知青来喝他吃剩下的鸡汤……
农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一个个哈哈大笑。一人问道：“除了吃鸡汤，没有吃鸡脖子么?”
“鸡脖子，鸡脖子……”众人重复着，笑得直不起腰，人民群众是多么快活呀，他们似乎对农场领导天生地不喜欢，也对知识青年并无好感，钱文甚至觉得他们的笑声里包含着幸灾乐祸的成分。
农民们也喜欢议论那些被打倒了的大人物。人们普遍认为，这些人原来享受着高级待遇，吃香的，喝辣的，四方吹捧，八面威风，享够了荣华富贵，如今再打倒再抄家再坐监再枪毙也是值得的了。至于批斗游街，戴高帽子，农民们根本不认为是问题。他们说：“那有什么?把他们的工资给我，我情愿让红卫兵斗死!死了家里人也不愁吃喝啦!”他们又说：“挨一天斗就能挣这么多钱，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一位因盗窃罪被劳改过的农民说：“劳改有什么不好?天天有饭吃，不但有咸菜而且有时候有酱豆腐，过年过节有时候还见肉呢，比在生产队里强多啦!”
钱文不敢再听下去了，他觉得尴尬，他哭笑不得。
他又不能不佩服中国农民的求实的逍遥。
母鸡不断地闹趴窝——孵蛋，这也使钱文十分困扰。喂了又喂，养了又养，好不容易到了春天，好不容易下开了蛋了，好不容易进入了下蛋的高潮，没有一个月，趴窝了。一趴窝，据说前后得四五个月不下蛋，这岂不赔了本儿?邻居们告诉他，遇到母鸡思雏，可以用浇冷水的办法强迫母鸡改变中枢神经兴奋点，中断趴窝反应。浇水一次无效还可以再浇两次三次。钱文又觉得这样做太不符合鸡道主义。钱文的悲哀在于他动不动推己及人，乃至于推己及鸡，他想如果是一个女人，想生孩子了，你能用什么冷水浇头的方法去中止生育过程吗?人已经活得够残酷的了，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难道不应该帮助鸡活得快活一点吗?人就不可以积点德修点好吗?这么一想，全完了。
钱文下不了手，而东菊一直是有工作的，她照旧在学校教书，有一段还被相好的老师拉去参加了一派群众组织，也就招致了另一派组织的攻击……她们的被攻击也极有趣，她们不是被说成错误或者反动，而是被说成“王光美”，大概是因为这几位女老师穿戴比较整齐，头发也梳得又光又美吧。看来不把女人改造成母大虫丑八怪是达不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目的的。总之她忙，她不管养鸡的事。
于是，热心助人的邻居干脆代他们动手，遇有趴窝思雏之鸡则冷水猛浇之，使之一心向蛋，再无邪念。其他母鸡一浇冷水也就罢了，栖栖惶惶地过上几天，便回心转弯子开始重新下蛋。人是真恶呀!看来不论御鸡御民，妇人之仁是没有意义的，该怎么下手您就怎么下手，您才能达到事有所成人有所为，钱文的那点人道主义鸡道主义，除了说明钱文是一个窝囊废以外，什么也说明不了。由此也可见知识分子无用之一斑。秀才倒是会吃鸡蛋，可他们不仅是造反三年无成，养鸡也不会有成的。幸亏毛泽东看透了秀才冷淡了秀才躲开了秀才制服了秀才，中国才庶几做出了点事情!浇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让我们给趴窝的和将要趴窝的母鸡们狠狠地浇冷水吧，浇他个痛快淋漓!搞他一个鸡类的泼水节!
只是那只相貌高雅的大来航鸡，长着钢筋似的神经，顽固地坚持着它的抽象的鸡性论，锲而不舍，百浇不挠，怎么恶治也不改其求子停蛋的初衷。钱文制止了邻居的进一步迫害，为它的趴窝做起了准备。他不放心自己的鸡蛋，便跑到市场上买了十只蛋，多了他怕孵不出来。他先检查了一只蛋，把蛋打开，果然，是有胚的，然后，他把其余九只蛋放置到大来航的肚子下边。从此他变成了大来航的助产士。他为来航准备了精饲料和洁净水。他定时把饲料和水拿到来航趴的专窝旁边——早拿出来只能被别的鸡吃掉，咕咕叫着，请来航用膳。来航对饮食十分冷淡，偶而出来用一点，多数情况下不吃不喝，无声无息，只是静静地趴在那里。一只鸡竟能因了后代而绝食静“坐”，钱文总是担心它会因了只有支出没有进入而体力不支。钱文不敢造次，他听说如果惊扰了正在趴窝的母鸡也可能导致中途停趴，一窝等待出世的小鸡便将变成臭蛋，毁几个蛋不足惜，但想到若干正在出生的雏儿夭折，钱文于心不忍可惜的是钱文自己不会趴窝孵蛋。
钱文始终不相信不理解一个椭圆形的光光的静静的蛋，怎么可能变成毛茸茸、吱吱叫、有头有身有翅有腿、有嘴有目、能吃能拉的活生生小鸡儿呢?也许别的农家的鸡蛋能够孵化出来，他的这只来航鸡能行吗?这样马马虎虎地放下九只蛋，能变出活物来?生命如斯，未免太简单，太轻易了吧。
也许大来航会变得不耐烦起来?也许夜半会受到黄鼠狼的袭击?也许它趴得不匀，蛋受热不均，造成怪雏?也许那十个蛋中恰恰是他打开的那一只是受了精的蕴含着伟大的生命的，而其余是只能腐化不能孵化的?也许会突然变天，一阵暴风雨会把鸡窝毁坏?也许这只大来航终于在功亏一篑之时坚持不下来了使九只鸡蛋的事业半途而废?总之他忧心忡忡，他放不下心来。他痛感到生命的脆弱，他不愿意有意无意地犯下伤生害命的罪。
到了第二十九天了，人们说鸡雏快该出来了，恰恰东菊带着儿子又回北京探亲去了。他养猫和养鸡的关键时刻都恰好赶上妻儿不在家。他早晨只顾了送他们上长途汽车，他们要坐三天长途汽车再坐四天火车才能到达北京。他的心飞到了漫漫的公路与铁路上。他想象着妻儿路上的七天生活，衣服?食物?睡眠?当然，他们买不起卧铺票，硬座票是三十多块钱，而硬卧是五十多块。他知道每天最乏是凌晨时分，那时甚至会疲倦地钻到座椅下面去，而座椅下面是尘土，是果皮垃圾，甚至是痰……到了北京当然就好了。这里坐公共汽车一律一角，而北京是四分、七分、九分、一角一分……他也真想回一次北京喝一回啤酒酸奶，吃一回烤鸭薄饼。啊呀不好，忘了让他们多带一点手纸了，路上遇到尴尬情况，需要用纸怎么办?
正这么想着呢，他依稀听到了一点点叽叽声。什么声音?虫乎鸟乎?
忽然明白了，小鸡!
他的心狂跳着，他走到了来航鸡专用的趴窝窝，他打开窝“门”的时候只觉得喘不过气来，他实在承受不住蛋而鸡的诞生的激动——那其实就是盘古开天地的激情呀，盘古的故事应该就是来自鸡雏破蛋壳而出的伟大事变的启发吧——他也尤其害怕看到几只没有生命迹象的蛋的存在——那应该说是生命的领地变成了死亡的领地——那也太悲哀了。与应该出现生命的地方出现的是死亡这样的悲哀相比，甚至右派左派这样的事情也显得没有什么意思，显得那不过是人类吃饱了撑的自找麻烦罢了。
于是他看到了盘古的开天辟地，看到了上帝的创世，看到了众神众生的诞生。已经有四只鸡雏在大来航身体周围吱吱鸣啼，有三只蛋壳正在从鸡雏身上脱落，那蛋壳倒像是雏儿的披肩，还有两只蛋正在被啄破，被啄下的蛋皮上带着血污。蛋壳是破碎的与肮脏的，蛋壳是丑陋的和枯萎的，然而，小鸡鲜活美丽。最有趣的是，小鸡一旦破壳而出，伸展开身躯，就显得比一个鸡蛋硕大得多，你无法想象如何在一只有限的蛋里包藏起那么大那么活的生命，你无法设想把一个生命从蛋壳外再掖回到蛋壳中，却原来，不仅是魔鬼，一只鸡雏也不可以再要求它回到装载它限制它的瓶子(蛋壳)中。
……这是一次洗礼，面对生命的诞生，面对古老的鸡生蛋或者蛋生鸡的悖论，钱文感到了庄严也感到了平静。同时它不知道怎么样去形容大来航母亲为自己的“子女”所做的奉献。孵出九只鸡雏(早知这样有把握，当初多放它五六个蛋就好了)以后，大来航骨瘦如柴，形象全无，就是说一只鸡为了爱也不拒绝走形。而且，整整一个多月，大来航很少吃喝，它做的只有一件事，找到吃的东西咕咕叫个不住，把一切食物无私地交给她的孩子。
物极必反，乐极生悲，小鸡很快长大了，最高记录曾经达到十三只母鸡七只公鸡，钱文人立鸡群，俨然觉得成了鸡场主人，世界的主人，成了老财，成不了地主至少也成了富农，有过一次他一天捡了十三只蛋——有两只鸡早晚各下一蛋即当日每鸡二蛋，其余母鸡是各下一蛋。养鸡已经成为钱文生活的意义生活的乐趣了。诗人鸡人，似乎天生相通。人一辈子本来就可以胜任多少角色呀!
天嫉钱文养鸡方面的巨大成就，天灭钱鸡，在得到十三蛋的第四天，黄鼬光临了，小母鸡一死一伤。钱文气急败坏，亡鸡补牢，采取了大大加固鸡笼鸡窝的措施。又一周，一只小公鸡打蔫，立即有邻居指出，该鸡患了鸡瘟。这次钱文没有手软，当即把此鸡宰杀。吃了此鸡块后，钱文腹泻不止。又三日，另两只鸡——从辈分儿上说是一老一少，呈鸡瘟状，钱文给它们喂四环素和消炎片，它们不吃，钱文一只只鸡填塞。喂完了病鸡再喂好鸡。未见效果，此两鸡又一命呜呼了……如此这般，最后只剩下了又秃又傻的那只小个头儿鸡，这只小鸡的生命力着实惊人，它应该属于抗瘟良种，不可多得。可见上苍也是搞平衡的，丑人自有丑人福，丑鸡自有丑鸡运。大来航太漂亮，小混种太强悍，它们都是首当其冲，鸡瘟一来便一命呜呼。而秃丑笨鸡一枝独秀，秀出于林，经住了严峻的考验。钱文甚至计划第二年开春购买最好的公鸡与之交配，再用它的蛋孵育抗瘟英模良种鸡雏。然而，谁想得到，此鸡在一枝独秀后的第二个月，它竟然因去不雅的地方——粪坑觅食，坠入大粪坑中，溺死了，一个抗瘟英雄死得如此不堪，钱文想起来痛不欲生：天亡我也，天辱我也，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不尊，以粪坑为生命陵园。亡就亡吧，为什么偏偏如此糟践一只顽强执著的鸡!鸡而抗瘟，是其罪乎?天何意哉?天乎天乎!
钱文受到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好端端的十几只各具个性的鸡说没就没了，它们究竟造了什么孽，犯了什么天条，要这样被上苍赶尽杀绝!这里头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逻辑，什么样的秘密呀!过去他一在房前出现，就有许多鸡围上来，咯咯啾啾，叫个不住，向他要食要水，而他，也从鸡们的期盼中意识到了自己的重要性。现在呢，一片虚空，众生皆空!
一年后他还在梦中看到自己的鸡，他也想念自己的猫，钱文生不逢时，冤孽深重，少年曾气盛，长大徒胆虚，无福无德，祸延猫鸟!真是死者早已矣，生者常恻恻，一人不得道，鸡犬下地狱!呜呼痛哉，呜呼愧哉，呜呼恨杀我也!
于是他不再养任何活物。生命是太牵肠挂肚啦，生命是太悲苦太罪孽啦。唯愿长寂寂，岂敢苟生生!
钱文并且思索，虎头蛇尾，莫非就是万有的共同规律?鸡如此，猫如此，中苏友好何尝不如此?作家诗人的大作和生平何尝不如此?他钱某人何尝不如此?文化大革命会不会也如此?
这样规模的养鸡，从此成为绝响，成为历史拒绝的泡沫；对于钱文是今生不再了。呜呼!
第十二章
喂猫养鸡的生命的生驻坏死的故事令钱文黯然神伤，而且还有人啊。这期间钱文常常参加农民们的丧葬、婚礼、婴儿满月和儿童的割礼。生老病死变成了一定之规的礼节，生老病死都非常容易非常平常。一位青年参军走了，他的父亲说：“只怕他赶不上给我送终啊。”钱文觉得可笑，因为说这个话的是全村最壮的一个中年人。没过三年，他病了，黄疸性肝炎，没有钱去镇上治病，飞快地死了，死了四天服役的独生子才赶回来。回来后那一家的哭声震撼了全村。三天后，村里的小流氓们眉飞色舞地向钱文描绘头一天半夜他们看到的这位回家奔丧的青年与村里的一位傻姑娘在大队部依墙做爱的“皮影戏”，说是他们二人的动作全部被油灯投影到窗帘上了。
而农民从来不讲什么什么不能承受之轻。农民承受的砍土镘、抬把子、麦捆、秸秆、铁锨、麻袋都只有难以扛动之重。春天浇水平地，夏天打拢挖沟，秋天收割搬运，冬天运柴运煤，这就是人生，谁也改变不了的人生。在农民的人生包括死亡面前，知识分子的一切烦恼无非是吃饱了撑的而已。
钱文再也不敢饲养活物了，生命使他感到的是无穷的哀伤。他的兴趣便转入了有机化学产业——发酵制造酸奶。在边疆，常常令他兴起思京之叹的一个是啤酒一个是酸奶。那些年当地没有“正规”啤酒。倒是有制造土啤酒的，因为这里出产啤酒花。很可能是俄罗斯族的习惯，影响了本地民族，他们用啤酒花、麦麸、蜂蜜和做面包用的鲜酵母做那种介于俄式饮料喀瓦斯与德式啤酒之间的所谓啤酒。把原料放入大玻璃瓶子里，瓶口用橡皮塞住，再用木榔头将瓶塞砸实砸死，放到烈日下暴晒，以热促变，土啤酒乃告成功。成功后将土啤放入冷水中降温——边疆的井水即使在盛夏也是很冷的。饮用时再把橡胶瓶塞取出，外取瓶塞的时候会发出乒的一声巨响，如打开法国香槟然。这种工艺似乎保留着先民的古朴，这个过程稚拙有趣。
当地的俄罗斯人大致上是十月革命后逃过来的“难民”——即白俄，谁知道当初他们的祖先是公爵还是将军，后来他们定居在这里，看水磨，养蜂，捕鱼，做小生意，为居民粉刷房子，反正不肯务农。也许他们的上辈经历了十月革命的暴风雨，反正他们在中国是逍遥自在，自成一格。即使“文革”高潮中，小镇桥头总会看到一位胡须黄黄的俄罗斯老头在那里卖蜂蜜和洋葱、莫合烟和莫名其妙的药品，这也正是边疆小镇的宽松之处吧。
六十年代中苏交恶时，苏方放宽了对于十月革命时期的逃亡者后代的政策，他们大多又回返到俄国去了。其中知识分子则宁愿去澳大利亚或加拿大，总之，白俄们的聚集时期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许多白俄的居民走掉了，但他们的生活习惯包括饮食习惯还保留在这里。制造土啤便是其中之一。斯人已去，风范犹存。用这种土办法制作的啤酒，其味甘甜顺畅，无往而不适，喝起来也很迷人，但是它毕竟太轻飘太可口了，太可口的东西显得幼稚，初级，没有质地。这种土造啤酒缺少的是真正啤酒所具有的那种苦涩和专注，凝聚和忧伤。而且此种土啤的制作工艺复杂，钱文不敢轻易尝试。
酸奶的制作就容易多了。钱文做酸奶是无师自通。他先用一点点和面用的酵面，置放于一小杯煮沸消毒过又晾凉了的牛奶中。二十四小时后，一小杯牛奶就变成酸酪了。钱文过滤酸酪，把带着生面味儿的面团淘汰，然后以此酸酪为酵母，将之掺入到更多的煮沸消毒再晾凉的牛奶里，搅拌均匀，二十四至四十八小时后，酸奶即大功告成。钱文饮之喜欲狂：营养，细柔，新鲜，活性，微醺，洁白与清凉不但抚摸着口腔也抚摸着灵魂。他们已经很久很久得不到这种抚摸了。在全国变成了炼狱的时刻，在人们的神经变得粗砺如荆棘之时，在什么都废黜什么都变成了非法的时候，在你要死我要活有今儿个没有明儿的时刻，钱文得享自酿酸奶之乐，钱文之妻儿得享酸奶之美味与营养，这是奇迹!什么叫神仙，这就是神仙，什么叫逍遥，这就叫逍遥，什么叫知足，这就叫知足，知足常乐，能忍自安!
家庭酿制，手工酿制的吸引力与刺激性还在于每次与每次的酿制结果不尽相同——叫做不可预见性，叫做陌生感。这正是一切工业化标准化生产所不具备的。温度湿度不同，空气含菌状况不同，容器清洁程度不同，有时候用的容器也不同，给不在酿制的牛奶加盖，密封的操作不同，再说牛奶每次的质地成分也未必相同，乃至操作者的情绪不同，各次的搅拌、指法与呼吸不同，都会引起成品的微妙差异。有时做出的偏甜，有时偏酸，有时较凝固，有时较稀薄，有时多酒味，有时无酒味，有时极白有时偏绿乃至于蓝。有时极芳香，有时不香，个别时候还会有一种奶的腥气直至臭味。遇到最后一种情况，钱文便把酸奶倒到和面的盆子里，用它当酵母发白面或玉米面，蒸馒头窝头。这样做的馒头窝头口感很好，更细更松也更营养。
然后钱文从做酸奶发展到全面做饭。比较起来，东菊比他更忙碌，她到了此地仍然教学生，虽然一会儿是停课闹革命一会儿是复课闹革命，总还要去应应卯。于是钱文负起了天天做饭的主要责任。他的做饭常常失败，做饺子的时候放多了五香粉，味道很怪。炒菜时他常常在菜快要做熟的时候发现锅太干了，便加放一点水，岂知一放水炒菜便变成了煮菜，味道一塌糊涂。在他认真地做了饭又做失败了的时候他特别不欢迎批评，愈是做坏了他愈需要表扬和歌颂。还好，东菊深知他的这一点心理，不论他做的饭如何恶劣都能甘之若饴。也有特别成功的时刻，本地是很少有鱼的，一旦从沿海地区运来了点带鱼，菜市场里就会排上长队。得知菜市来鱼后，朋友们奔走相告，生怕错过机会，但是朋友们谈到来鱼的喜讯的时候，也会开玩笑说：“只不过，人比鱼多。”是说鱼一来，排长队的人数超过了到货的鱼数。这样的苦况中，如果排了两个小时的队买到二斤带鱼，又是何等的快乐!钱文做鱼，舍得搁油，煎炸完了再炝锅，葱姜蒜辣椒花椒糖料酒酱油和醋，他都大放特放，结果收效极佳，东菊与宝宝边吃边夸奖，皆大欢喜。于是钱文也深信自己会做鱼，一有鱼就处于兴奋状态乃至颠狂状态，做之其乐无穷，食之其乐无穷，后来发展到闻鱼之腥味而其乐无穷，想到鱼而其乐无穷。只是在吃完鱼，收拾完洗涮完鱼盘子之后，闻着房间里的残余的鱼腥，钱文会感到突然的失落，觉得悲喜交集，觉得与弘一法师临终前的感受相通。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安知鱼儿被吃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烧鱼之乐?天下者汤锅，文革者炉火，小民者残渣鱼儿也。
做饭也会带来不快，问题不在于他的做饭成绩，他深知自己不是一个好厨师，他自从一九五七年以来，养成了遇事反省的习惯，反求诸己，三省吾身，他差不多都做到了，他不害怕没把饭做好。他最苦恼的是饭做好了却不能按时吃，有时候是因为有客人，有时候是因为东菊的一点工作没有做完——如写班主任总结报告等，有时候他认为是毫无道理，例如东菊正在洗脸或者正在擦皮鞋……反正菜烧出来了，摆在了桌子上了，他认为那是转瞬即逝的最佳机遇，早了菜没有烧好，晚了菜就会丧失掉那最初最美最新鲜的色、香、味。错过了最佳机遇，他会面有愠色，他会埋怨不已，错过得太多他会大发雷霆，再严重他会因此而歇斯底里。人做什么多了就会变成相应的什么，他深信这一点。做饭他操心的就是饭，他变成了大师傅，写诗操心的就是诗，他成了诗人，革命操心的就是革命，他成了革命者，改造就操心改造，他是正在改造的右派。三教九流，宁有种乎?
为吃饭时机问题，他与东菊之间出现了多次不愉快，他明白，他已经没有更多的事可做，更多的脾气可发了。
还不是因为他会做鱼，在家里形成了他会做鱼的舆论。他爱做饭了，他自认为也被认为是渐渐会做一点吃的东西了。他就希望诸事服从他的做饭，他就要干涉旁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他悟了吗?
渐渐地，东菊也对执炊来了兴趣，亏她办得到，她竟然买到了新版的《中国名菜谱》与《大众食堂菜谱》。这事也不简单。那是在林彪的事情出来以后，全国召开了出版工作会议，使除了一个人的著作再也不敢出别的书的全国出版界出起了一点新书。说是毛主席亲自指示可以出严复译的《天演论》，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和《金日成文集》。还说是作家姚雪垠得到了毛主席的特许，他的《李自成》也可以出版了。姚先生真是天之骄子!此外也还出版了一些《赤脚医生手册》《新华字典》与上述两本烹调书。钱文看到两本烹调书以后，对领袖感激涕零，难以言表。久违了，这种不是讲阶级斗争而是讲吃喝的奇书!
钱文最得意的是从奇书中学到了制作奶油炸糕的本领。从前——现在已经要说“从前”啦——在北京，位于东安市场的“东来顺”所做的“奶油炸糕”，是他们最爱吃的小吃之一。他们无法想象那种松软细腻、明丽乳黄、质地介于固体与粥状液体之间的食品是怎样做出来的。尤其是那种炸糕的形状，大圆球(或圆饼)上附着着一两个小圆球，活像是一种冬季戴的绒线帽子，算是绝了。他们到达边疆之后几次用纯正奶油酥油试图做炸糕，全部失败。读了菜谱才知道，所谓奶油炸糕，根本不用奶油，它是用纯蛋黄混合上面粉、油和水，搅成糊状物，再用圆勺子盛起，放入烧热了的油锅中炸成的。由于糊状物一下子倒不干净，先倒下来的势急，在热油中迅速凝固，结成大球，余下部分势缓，积累到一定程度再离勺而下，于热油中结成小球，便出现了球上有球的奇特形状，外焦里嫩，外坚里柔，金黄乳白，妙不可言。敢情全部窍门和精髓就在于奶油炸糕里无奶油，叫做名不符实是也。
当他们执着于奶油时，他们做不出来，当他们不用奶油而做奶油炸糕的时候，他们成功了。会者不难，难者不会。“文革”的做饭伟业中，他们又创造出了自己的新记录!他们三人吃得高兴陶醉，物我两忘，幸福得喘不过气来。
吃完了，继续自我欣赏与相互欣赏这次奶油炸糕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批林批孔的伟大胜利，他们争着说，不知道怎么样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那时候边疆小城的一个饺子馆的开张也悬挂着庆祝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的标语。庆功之后，钱文看一下锅里的油，回到了现实，叹道：“可惜的是，小半斤油一家伙就没了!”
“没关系，咱们想办法找人帮忙从北京给咱们捎肥肉来。现在他们都是这样，在北京买肥肉馅，炼出油来，放到一个铁盒子里，油浮在上面，油渣带瘦肉沉到底上，托列车员带过来，且能吃一阵子呢。”东菊说。
“可咱们不认识列车员呀!你说的就好像那个故事，老鼠集会讨论怎么样防备猫的袭击，一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给猫的脖子上戴一串铜铃，那样猫一过来众老鼠就会听到警报，及时躲避。可是，谁给老猫挂这串铃铛去呢?就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是啊，认识了列车员就有肥肉炼的油可吃了，可是，谁又认识列车员并且有这样的交情呢?”
钱文的故事使大家笑个不住。东菊说钱文的故事文不对题，钱文说正是比喻恰当。东菊说是吃奶油炸糕吃高了兴了，废话也就多了起来。“别看现在闹得欢，小心秋后拉清单。”不知道是由于太高兴还是由于高兴不忘晦气丧气，钱文莫名其妙地嗫嚅着去收余油，没有漏斗，他要全凭手的准头把剩余的油通过细细的瓶颈倒入油瓶。多次做饭，钱文练出了这项绝技，能把一个大铁锅里的油倒成一个细流，让它百分之九十九流入瓶内。谁知吃奶油炸糕这次，他不知道是由于太兴奋了还是太心疼油了，他的锅沿碰倒了油瓶，油瓶倒在了地上，一锅余油洒在地上不算，原来瓶里的少许油也流出了一半。
乐极生悲，天杀我也!谁让你这样猖狂!谁让你这样快乐!谁让你这样疯傻!什么年头，你倒是美了个够!你哪里有快乐的权利!
钱文面如土色，因美食而舒畅的肚子开始痉挛起来。
东菊说，她听说，油泼在地上还是可以收起来，因为油与污秽尘土的比重不同，各种脏东西都会沉淀下去，油浮在上面应该还是干净的，还是可以用的。于是展开了挽食油于既倒(去声)的抢救活动。总算略有成绩。
到了“文革”中后期，一九七四年春节，钱文一家回到边疆的大城市以后，正是家家耽于烹调的高峰期，愈是没的吃就愈是重视吃。各家经常是互相邀请，彼此作客，分享佳肴，交流感情，切磋厨艺。一九七三年，这应该说是他与东菊炊事上的一个顶点，今生今世也难于逾越了。为了菜谱二人就研究一次又一次。最后东菊还把菜谱写到纸上了。他们邀请了十四位客人，大桌子，小桌子，大椅子，小板凳，直到床板全用上了。东菊做了滑溜肉片，干炸小丸子，海米烧油菜，还拌了白菜心粉丝配红绿青椒丝，自制沙拉油(自己用蛋黄和菜籽油打出来的)拌土豆丁；钱文做了烧带鱼和奶油炸糕。那次，他们做饭做疯了!万般皆伪劣，唯有吃饭真!宾客们齐声喝彩，掌声笑声不断。他们那天共喝了四瓶二锅头酒!在物质极端匮乏，政治极端压抑的年代，只要有一小片自由，只要有一小点物资，只要有巴掌大的一点空间，只要爪子离开猎物片刻，就能创造出多么快乐的生活!人是多么顽强!人是多么无耻!人是多么苟且!人是多么愿意生活!
饭后，他们俩累得躺了两天。他们想起了刘小玲为他们饯行做的大菜来了。真不容易呀，他们叹息。
……那段时间，还有多少渺小的快乐和细微的关怀，有多少友朋的善意和邻舍的情谊，有多少人生的庸常的趣味和零星的享受，像石头缝里生长着的草，滋生着，成长着，碧绿着，挣扎着，点缀着。此后的新的历史时期大好光阴里，等到钱文等人“伟大”起来即人五人六起来以后，反而享受不到了。却原来那也是昙花一现，今生难再的好日子!
多么奇妙!差不多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六年这九年，他们过着十分渺小的生活，人如尘土，命若飞蓬，过了今天，谁知道明日?这也是上天的一种特殊的恩赐，是一种机缘，是一种运气。钱文常想，他这一辈子是太炎热了，他从小就革起命来了，不久又成了革命的“对象”，加上诗人的头衔和活动，此后他愈来愈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一个文化人物一个政治人物啦。他的悲剧在于总是有事做，总是忙碌着。他一会儿成为这些人的宠儿，一会儿被目为异己，一会儿被视作希望，一会儿又因为失了别人的望而被诅咒被攻击。他常常被注视被讨论被研究被哄抬或者被歪曲，他似乎是一个符号，一个皮球，一个话题，却并不是他自身尤其不是他自身的全部。他常常遗憾于自己缺少平常人的身份、经验和心理反应机制。然而，毕竟在“文革”开始一年后的九年中，他多少地找到了自己的生活，他虽然犹犹豫豫，他虽然放不开胆过这种没有人管理没有人监督没有人布置验收没有人批评表扬的属于自己的生活，虽然你仍然渴望着组织上的召唤渴望着接上与全知全能的领导的关系，但是他毕竟尝到了一个断线风筝的带苦味的甜头，却原来人也可以不拴着一根线而生活。他毕竟可以揭开一个人五人六或者候补人五人六的雾障，放下一个人五人六或者候补人五人六的架子，你知道了吃喝拉撒睡的重要，你知道了人总是要活着，而从活着的角度看你和其他的凡人本没有多大差别。你承认活着本身就具有某种意义，并不是说意义必须听从外力的制定。你终于可以注意到日出日落，旦复旦兮，阴晴雨雪，天时变兮，春夏秋冬，四时行兮，酸甜苦辣，五味辨兮，鸡狗猫兔，禽畜怜兮，生老病死，人多忧兮，茫茫人海，踽踽独身，人生本来就不是一个编制完美的计划，一章配器精当的交响，一场敌我分明的大战。人生本来就会有许多困惑，许多尝试，许多等待，许多无奈和仓促的决定，许多孤注一掷的冒险——这还是好的，而更多的时候是得过且过的苟且。这不太美妙么?是不太美妙。这调门太低了么?是调门不高。然而这是生活，这是人生，这是平凡，这是你自身，你承认了这一面，你正视了这一面，至少是一面，然后，有可能谈其他了。
真是难解呀，生活应该是一个有目的有意义有程序的步步为营步步作业呢，还是一种随遇而安，因人而异，梦想、咀嚼、自慰、温习、怀疑、平静的或永远不得平静的过程?生活需要主题吗?什么是生活的主题?谁来掌握生活的主题?也许你最后只能说一句话：“我还是不明白，我还是不明白呀!”
这是悲剧吗?消灭悲观与悲剧的痴心，就不可悲吗?
那么，这十来年，钱文被社会生活排斥在外，被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排斥在外，这究竟是一种大悲哀还是一种大解脱呢?是命运的恩典还是惩罚?是一片空白一个黑洞还是一种机缘一个奇遇呢?也许我们还可以设问，世界上究竟是要做这个那个，自以为能够做这个那个，而又被认为是相反的不但做不成这个那个而且做的事情恰恰相反的有为之士即人五人六多，还是并没有一定要做这个那个，也不认为自己一定能做成这个那个，他们只是悄悄地活着罢了的百姓凡人多呢?圣人不死，大乱不止，老子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了。让我们再问一句，世界上那么多伟人、救世主、教主、活佛、英雄、豪杰，那么多秦始皇刘邦项羽拿破仑希特勒，他们究竟是为平民百姓带来的太平快乐温饱富足多，还是战争屠杀混乱恐怖多呢?东周列国，楚汉交兵、三国演义，两次世界大战，可谓英雄辈出……世界上究竟是伟人多的国家人民幸福还是伟人少的国家人民幸福?风流人物的业绩背后连带着多少普通人的颠沛流离，家破人亡!究竟是伟人主政的国家人民日子好过还是普通人主政的国家人民日子好一些?如果老百姓对伟人的态度多一点保留，如果伟人也去搓一搓麻将，养养鸡，酿酿酸奶，逗逗猫，如果伟人的自我感觉降低那么一点点，老百姓是受到的损失更多还是获得的益处更多呢?世上有不杀人不压倒对手不要求普通人为他或她认为正义的事业付出代价的伟人么?世上真的有把普通人看得和自己一样重要一样有价值的伟人么?敬爱的刘少奇同志对掏粪工时传祥说：“我是国家主席，你是掏粪工，这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他说得多么真诚，多么理想!钱文丝毫不怀疑少奇同志讲这个话的美好情操和良苦用心。共产党不是说要消灭体脑、城乡、工农之间的三大差别吗?共产党的领导不叫总裁而叫书记(原文即秘书)，不也是志在废除官员只保留秘书吗?现在，“文革”开始了，所有的头头不叫书记又叫勤务员了，如果今后中国的所有领导都叫勤务员了，那么，今后勤务员就成了最神气最权威最受人尊敬最受人羡慕的官气十足的称呼了。后来，刘少奇又被说成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分工呢?这一切都是来自一些多么伟大的理念呀!多么可惜，多么遗憾，伟人的伟大与平凡的现实之间总是留着那么大的距离，请问，如果伟人与现实不存在距离，伟人还能显得那么伟吗?
反正不论过去与今后钱文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谴责有多么强烈，也不论当时钱文想起国事来是怎样地忧心如焚，在“文革”中的一大段他确实过上了奇妙的珍贵的难得的也许是对他的后半生意义重大的不平常只因为太平常的日子!此前此后，钱文接触过多少人五人六呀，其中有真诚的与忘我的革命家。他们从小生活在革命队伍里，他们对革命无比忠诚，他们的一言一动一思一念都高度地革命化了，然而，他们并不是总是成功的，例如胡耀邦同志，他其实是多么需要一点普通人的生活经验普通人的视角和智慧呀。还比如毛主席，如果他多一点庸常的心态，多一点对于平凡的世界的俯就而少一点天马行空的大手笔，对于他本人，对于中国人，该是多么大的福气!
还有风光呢，不是这一段日子，他钱文怎么可能享受这样的土地，这样的风景!沙漠里的绿洲，农家栽种的果园，蜀葵、波斯菊和玫瑰，这里的农民说，花朵乃是来自天堂。没有比在葡萄架或者南瓜架下面小坐，听着羊儿咩咩，看着燕子双双飞翔，喝着奶茶更惬意的了。田间是烈日、尘土、大树与浓荫。雨后的大片苜蓿地，绿而蓝，蓝而紫，芳香如新收获的番薯。水渠，牛拉的高轮车，代步小毛驴，冬天大块大块地降落的雪。特别是那阳光灿烂的家乡河，河水奔流，汹涌澎湃，昼夜冲刷着黄土河岸，时而土壁砰然坍塌，沙洲上有野鸭栖息，河边草地上有放牧的牛羊，对岸的篝火缓缓升起，远处的浮桥依稀可辨，顺流想象，那端就是国界。这是多么奇妙的地方!不犯“错误”，怎么可能驾临到这一方宝地!放逐方知天地阔，挥锄更感边疆亲!
他珍惜养鸡养猫酿奶执炊的经验，他珍惜远地的风光，他也珍惜一醉方休的记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的诗写得多好。劣质酒，呛人的莫合烟，羊肉菜的既膻且鲜与煮得很烂的土豆与洋葱的甘甜浓拙的气味，还有各族同胞特别是体力劳动者的各有特点的汗气人气，混合在一起，使你知道——使你嗅到真正的人间，民间。这样的民间，恰恰是那些整天民间长民间短的知识分子们根本摸不着门儿的。人们按照一定的礼仪劝酒敬酒，一个劣质酒杯依次传递。而且这里的特点是边饮边唱。钱文不能断定饮酒对于声带是否有不良作用，反正饮酒对于唱歌的情绪作用极佳。也许这里的人民，是用情唱歌而不是用声带唱歌的吧。你到了这里才发现，为艺术而艺术是完全行得通的，因为你可以随便唱而没有人会注意你在唱什么。你可以唱爱情歌曲，你可以唱革命现代京剧的样板戏唱段，你可以唱英文或者法文或者日文歌，你可以唱少数民族语言的歌曲，你可以唱救亡、起义、战斗、送别、调情、狎妓、颓废、宗教、悼亡任何一种或几种歌曲。无论什么类型的歌曲，在酒后也就丧失了它们原有的区别。你在这里唱什么都会一样地痛苦，一样地从内心深处向外倾吐，向外发散向外宣泄。无论唱什么都一样地绝望一样地兴奋一样地多情而又豪壮，沉闷而又千回百曲。这里的民歌旋律是滚动性的，每一乐段似乎都来自前一乐段，重复前一乐段又添加了变化了一点唱法。这样的歌你觉得特别容易学但是就是学不会学不准。这样的歌唱起来就没有完。这样的歌就像人生，不断重复不断变化，变来变去还是那个又苦又甜的调子。这样地唱起歌来你觉得伟大如毛泽东彻底如“文化大革命”也无法将文艺搞得整齐划一，你拿艺术当武器，当教科书；我拿艺术下酒，我拿艺术销愁，在“文革”中照下照销不误。而酒是通向艺术的天梯，酒是歌曲的火种，酒使你回忆起应该回忆的，使你遗忘掉应该遗忘的，并且兴奋起应该兴奋的。喝了酒以后你成了艺术家，你得到了那么多平日得不到的刻骨铭心的体验。你喝了酒以后成了感情丰富的，善良的，充实的与富有想象力的好人，你品尝到了爱恨悲欢怨怒也体验到了爆炸和疯狂，你感觉到了无奈却也感觉到了毕竟没有白活一趟的满足。你还可以乘酒兴说一些废话、大话、空话、傻话，当然也许会说一些巧话、智慧的话和带血的通神的恶毒的飓风一样地扫荡或者像闪电一样发光的话。你可以发牢骚，你可以借机攻击你不喜欢的人，你也可以借机阿谀奉承，讨好与你共处酒乡的某一位人士。你还可以乘酒讲一点黄色笑话，发泄一下你的贮藏太多的力比多。钱文把《东坡志林》上那些荤故事改头换面，用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全部讲给农民们了。
喝着的时候，钱文爱听当地少数民族农民唱俄罗斯民间歌曲，因为这边曾经住过大量白俄，接下来俄罗斯族也没有走净，许多农民会唱俄罗斯民歌。这种歌曲令钱文想起中苏友好的五十年代，想起自己喜爱的那些塑造了他们这一代人的感情的歌儿，但本地农民唱的是另外的更民间的曲目，唱法自然也与“红旗歌舞团”或者“庇雅特尼斯基民歌合唱团”的唱法不同，它更质朴也更混合，把俄罗斯与本地少数民族的唱法掺和在一起。如遇故人，似曾相识，唤起回忆，面目全非，熟悉却又陌生，亲近反而遥远。钱文只觉得没有想到，他的五十年代之梦竟在这里找到了呼应。友谊牢不可破也好，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也好，往事不再重复，却毕竟没有消失，你中有我我不知道，我中有你令人依依。
醉了以后有一种特殊的清醒，在总体的晕晕忽忽之中，你获得了某一部分的特别清晰和敏锐。你的视野可能受到了限制，你的眼睛有点发直，然而，在某一部分，你看着什么都像从高级相机的取景镜框中看出去一样，你觉得那个世界更集中更明丽而且轮廓凸显，富有立体感。你明明灰头土脸，低人一等，前途渺茫，心情黯淡，然而喝过酒以后，你叫起来，闹起来了，你吹起牛来，你大笑起来，笑着笑着忽然你五尺高的汉子嚎啕大哭起来了。人之大患在有吾身，酒之大用在无吾身。你忽然忘记了过去未来却获得了当下的瞬间，你忘记了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周围是一些什么人，你更忘记了自己是什么人，有什么麻烦，有什么痛苦，有什么一年复一年就是实现不了的愿望。你只剩下了一种兴奋，一种晕眩，一种血液的充溢和奔流，一种心房的撞击，一种疾风的吹拂，一种力量在推动着你前进和旋转，而你又原地不动。啊——啊——啊——你的声音忽然响亮起来了，你的细胞饱满起来了。你说话，拉长了声音却忘记了内容，叫做得意而忘言。你要笑却笑成了起伏低回的仰天长啸。你要与某人辩论，却与那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你要站立却变成了摇摇摆摆的舞蹈。你想大哭一场，你发出的却是无人懂得的断断续续的讯号。你想演说，于是你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然而你并不知道自己究竟要说什么。你要分析，你要判断，你要声明，你要语出惊人醍醐灌顶，却只剩下了一团活力一片混沌。你顺手一抓就是一个结论一个命题，说什么就是什么说什么就不是什么。你说自己是大好人，然后连忙说不是。你说科学已经发明了生男生女的自我控制法，然后说生男生女都是天意，人不要变更天意。你说某人是一个英雄，接着就说他其实说到底是一个恶棍。你说你要拥抱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压根就在你的怀抱里，天地人，日月星，然后你说你只是一粒灰尘，或者连灰尘也算不上。边说边不忘歌颂“文化大革命”，你说“文化大革命”实在好，好啊，好啊，你哭起来了。
然而说酒真的令人忘记一切又是不对的，酒使人忘记了许多，又提醒人不可忘记那最重要的：一个是政治，一个是生命安全。也许这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事儿。其实并没有多少人真的关心政治理解政治，人们之所以个个关心政治还是由于政治是安全的首要因子。那个时候，威胁人的安全的不是车祸，不是结核菌，不是癌细胞，而是政治。人们喝了酒说话大胆多了，包括发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