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
    我十三岁时，常到我爸爸的书柜里偷书看。那时候政治气氛紧张，他把所有不宜摆
在外面的书都锁了起来，在那个柜子里，有奥维德的变形记，朱生豪译的莎翁戏剧，甚
至还有十日谈。柜子是锁着的，但我哥哥有捅开它的方法。他还有说服我去火中取栗的
办法：你小，身体也单薄，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但实际上，在揍我这个问题上，我
爸爸显得不够绅士派，我的手脚也不太灵活，总给他这种机会。总而言之，偷出书来两
人看，挨揍则是我一人挨，就这样看了一些书。虽然很吃亏，但我也不后悔。
    看过了变形记，我对古希腊着了迷。我哥哥还告诉我说：古希腊有一种哲人，穿着
宽松的袍子走来走去。有一天，有一位哲人去看朋友，见他不在，就要过一块涂蜡的木
板，在上面随意挥洒，画了一条曲线，交给朋友的家人，自己回家去了。
    那位朋友回家，看到那块木板，为曲线的优美所折服；连忙埋伏在哲人家左近，待
他出门时闯进去，要过一块木板，精心画上一条曲线……当然，这故事下余的部分就很
容易猜了：哲人回了家，看到朋友留下的木板，又取一块蜡板，把自己的全部心胸画在
一条曲线里，送给朋友去看，使他真正折服。现在我想，这个故事是我哥哥编的。但当
时我还认真地想了一阵，终于傻呵呵地说道：这多好啊。时隔三十年回想起来，我并不
羞愧。井底之蛙也拥有一片天空，十三岁的孩子也可以有一片精神家园。此外，人有兄
长是好的。虽然我对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无异议。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科学和艺术是怎样的事业。我哥哥后来是已故逻辑大师沈有鼎
先生的弟子，我则学了理科；还在一起讲过真伪之分的心得、对热力学的体会；但这已
是我二十多岁时的事。再大一些，我到国外去旅行，在剑桥看到过使牛顿体会到万有引
力的苹果树，拜伦拐着腿跳下去游水的＂拜伦塘＂，但我总在回想幼时遥望人类智慧星
空时的情景。千万丈的大厦总要有片奠基石，最初的爱好无可替代。所有的智者、诗
人，也许都体验过儿童对着星光感悟的一瞬。我总觉得，这种爱好对一个人来说，就如
性爱一样，是不可少的。
    我时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很多烦难的问题就变得易解。人活着当
然要做一番事业，而且是人文的事业；就如有一条路要走。假如是有位老学究式的人
物，手执教鞭戒尺打着你走，那就不是走一条路，而是背一本宗谱。我听说前苏联就是
这么教小孩子的：要背全本的普希金、半本莱蒙托夫，还要记住俄罗斯是大象的故乡
(萧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里说了很多)。我们这里是怎样教孩子的，我就不说了，以免得
罪师长。我很怀疑会背宗谱就算有了精神家园，但我也不想说服谁。安徒生写过光荣的
荆棘路，他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当然，他是把
尘世的嚣嚣都考虑在内了，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
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
蜻蜓。这样说固然有煽情之嫌，但想要说服安徒生，就要用这样的语言。维特根斯坦临
终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从牵牛花丛中走
过来了。虽然我对他的事业一窍不通，但我觉得他和我是一头儿的。
    我不大能领会下列说法的深奥之处：要重建精神家园、恢复人文精神，就要灭掉一
切俗人——其中首先要灭的，就是风头正健的俗人。假如说，读者兜里的钱是有数的，
买了别人的书，就没钱来买我的书，所以要灭掉别人，这个我倒能理解，但上述说法不
见得有如此之深奥。假如真有这么深奥，我也不赞成——我们应该像商人一样，严守诚
实原则，反对不正当的竞争。让我的想法和作品成为嚣嚣尘世上的正宗，这个念头我没
有，也不敢有。既然如此，就必须解释我写文章(包括这篇文章)的动机。坦白地说，我
也解释不大清楚，只能说：假如我今天死掉，恐怕就不能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说道：我度
过了美好的一生；也不能像斯汤达一样说：活过，爱过，写过。我很怕落到什么都说不
出的结果，所以正在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