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子灯            
  



    这里的风俗,有钱人家的小姐出嫁的第二年,娘家要送灯。送灯的用意是祈求多子。元
宵节前几天,街上常常可以看到送灯的队伍。几个女佣人,穿了干净的衣服,头梳得光光
的,戴着双喜字大红绒花,一人手里提着一盏灯;前面有几个吹鼓手吹着细乐。远远听到送
灯的箫笛,很多人家的门就开了。姑娘、媳妇走出来,倚门而看,且指指点点,悄悄评论。
这也是一年的元宵节景。
    一堂灯一般是六盏。四盏较小,大都是染成红色或白色而画了红花的羊角琉璃泡子。一
盏是麒麟送子:一个染色的琉璃角片扎成的娃娃骑在一匹麒麟上。还有一盏是珠子灯:绿色
的玻璃珠子穿扎成的很大的宫灯。灯体是八扇玻璃,漆着红色的各体寿字,其余部分都是珠
子,顶盖上伸出八个珠子的凤头,凤嘴里衔着珠子的小幡,下缀珠子的流苏。这盏灯分量相
当的重,送来的时候,得两个人用一根小扁担抬着。这是一盏主灯,挂在房间的正中。旁边
是麒麟送子,玻璃泡子挂在四角。到了“灯节”的晚上,这些灯里就插了红蜡烛。点亮了。
从十三“上灯”到十八“落灯”,接连点几个晚上。平常这些灯是不点的。
    屋里点了灯,气氛就很不一样了。这些灯都不怎么亮(点灯的目的原不是为了照明),
但很柔和。尤其是那盏珠子灯,洒下一片淡绿的光,绿光中珠幡的影子轻轻地摇曳,如梦如
水,显得异常安静。无宵的灯光扩散着吉祥、幸福和朦胧暧昧的希望。
    孙家的大小姐孙淑芸嫁给了王家的二少爷王常生。她屋里就挂了这样六盏灯。不过这六
盏灯只点过一次。
    王常生在南京读书,秘密地加入了革命党,思想很新。订婚以后,他请媒人捎话过去:
请孙小姐把脚放了。孙小姐的脚当真放了,放得很好,看起来就不像裹过的。
    孙小姐是个才女。孙家对女儿的教育很特别,教女儿读诗词。除了《长恨歌》、《琵琶
行》,孙小姐能背全本《西厢记》。嫁过来以后,她也看王常生带回来的黄遵宪的《日本国
志》和林译小说《迦茵小传》、《茶花女遗事》……两口子琴瑟和谐,感情很好。
    不料王常生在南京得了重病,抬回来不到半个月,就死了。
    王常生临死对夫人留下遗言:“不要守节”。
    但是说了也无用。孙王二家都是书香门第,从无再婚之女。改嫁,这种念头就不曾在孙
小姐的思想里出现过。这是绝不可能的事。
    从此,孙小姐就一个人过日子。这六盏灯也再没有点过了。
    她变得有点古怪了,她屋里的东西都不许人动。王常生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永远是
什么样子,不许挪动一点。王常生用过的手表、座钟、文具,还有他养的一盆雨花石,都放
在原来的位置。孙小姐原是个爱洁成癖的人,屋里的桌子椅子、茶壶茶杯,每天都要用清水
洗三遍。自从王常生死后,除了过年之前,她亲自监督着一个从娘家陪嫁过来的女佣人大洗
一天之外,平常不许擦拭。里屋炕几上有一套茶具:一个白瓷的茶盘,一把茶壶,四个茶
杯。茶杯倒扣着,上面落了细细的尘土。茶壶是荸荠形的扁圆的,茶壶的鼓肚子下面落不着
尘土,茶盘里就清清楚楚留下一个干净的圆印子。
    她病了,说不清是什么病。除了逢年过节起来几天,其余的时间都在床上躺着,整天地
躺着。除了那个女佣人,没有人上她屋里去。
    她就这么躺着,也不看书,也很少说话,屋里一点声音没有。她躺着,听着天上的风筝
响,斑鸠在远远的树上叫着双声,“鹁鸪鸪——咕,鹁鸪鸪——咕”,听着麻雀在檐前打
闹,听着一个大蜻蜓振动着透明的翅膀,听着老鼠咬啮着木器,还不时听到一串滴滴答答的
声音,那是珠子灯的某一处流苏散了线,珠子落在地上了。
    女佣人在扫地时,常常扫到一二十颗散碎的珠子。她这样躺了十年。
    她死了。
    她的房门锁了起来。
    从锁着的房间里,时常还听见散线的玻璃珠子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的声音。
    晚饭花
    李小龙的家在李家巷。
    这是一条南北向的巷子,相当宽,可以并排走两辆黄包车。但是不长,巷子里只有几户
人家。
    西边的北口一家姓陈。这家好像特别的潮湿,门口总飘出一股湿布的气味,人的身上也
带着这种气味。他家有好几棵大石榴,比房檐还高,开花的时候,一院子都是红通通的。结
的石榴很大,垂在树枝上,一直到过年下雪时才剪下来。陈家往南,直到巷子的南口,都是
李家的房子。
    东边,靠北是一个油坊的堆栈,粉白的照壁上黑漆八个大字:“双窨香油,照庄发
客”。
    靠南一家姓夏。这家进门就是锅灶,往里是一个不小的院子。这家特别重视过中秋。每
年的中秋节,附近的孩子就上他们家去玩,去看院子里还在开着的荷花,几盆大桂花,缸里
养的鱼;看他家在院子里摆好了的矮脚的方桌,放了毛豆、芋头、月饼、酒壶,准备一家赏
月。
    在油坊堆栈和夏家之间,是王玉英的家。
    王家人很少,一共三口。王玉英的父亲在县政府当录事,每天一早便提着一个蓝布笔
袋,一个铜墨盒去上班。王玉英的弟弟上小学。王玉英整天一个人在家。她老是在她家的门
道里做针线。
    王玉英家进门有一个狭长的门道。三面是墙:一面是油坊堆栈的墙,一面是夏家的墙,
一面是她家房子的山墙。南墙尽头有一个小房门,里面才是她家的房屋。从外面是看不见她
家的房屋的。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天井,一年四季,照不进太阳。夏天很凉快,上面是高高的
蓝天,正面的山墙脚下密密地长了一排晚饭花。王玉英就坐在这个狭长的天井里,坐在晚饭
花前面做针线。
    李小龙每天放学,都经过王玉英家的门外。他都看见王玉英(他看了陈家的石榴,又看
了“双窨香油,照庄发客”,还会看看夏家的花木)。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
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
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没有一点声音,在浓绿浓绿
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
    这是李小龙的黄昏。要是没有王玉英,黄昏就不成其为黄昏了。
    李小龙很喜欢看王玉英,因为王玉英好看。王玉英长得很黑,但是两只眼睛很亮,牙很
白。王玉英有一个很好看的身子。红花、绿叶、黑黑的脸、明亮的眼睛、白的牙,这是李小
龙天天看的一张画。
    王玉英一边做针线,一边等着她的父亲。她已经焖好饭了,等父亲一进门就好炒菜。
    王玉英已经许了人家。她的未婚夫是钱老五。大家都叫他钱老五。不叫他的名字,而叫
钱老五,有轻视之意。老人们说他“不学好”。人很聪明,会画两笔画,也能刻刻图章,但
做事没有长性。教两天小学,又到报馆里当两天记者。他手头并不宽裕,却打扮得像个阔少
爷,穿着细毛料子的衣裳,梳着油光光的分头,还戴了一副金丝眼镜。他交了许多“三朋四
友”,风流浪荡,不务正业。都传说他和一个寡妇相好,有时就住在那个寡妇家里,还花寡
妇的钱。
    这些事也传到了王玉英的耳朵里,连李小龙也都听说了嘛,王玉英还能不知道?不过王
玉英倒不怎么难过,她有点半信半疑。而且她相信她嫁过去,他就会改好的。她看见过钱老
五,她很喜欢他的人才。
    钱老五不跟他的哥哥住。他有一所小房,在臭河边。他成天不在家,门老是锁着。
    李小龙知道钱老五在哪里住。他放学每天经过。他有时扒在门缝上往里看:里面有三间
房,一个小院子,有几棵树。
    王玉英也知道钱老五的住处。她路过时,看看两边没有人,也曾经扒在门缝上往里看
过。
    有一天,一顶花轿把王玉英抬走了。
    从此,这条巷子里就看不见王玉英了。
    晚饭花还在开着。
    李小龙放学回家,路过臭河边,看见王玉英在钱老五家门前的河边淘米。只看见一个背
影。她头上戴着红花。
    李小龙觉得王玉英不该出嫁,不该嫁给钱老五。他很气愤。
    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
    三姊妹出嫁
    秦老吉是个挑担子卖馄饨的。他的馄饨担子是全城独一份,他的馄饨也是全城独一份。
    这副担子非常特别。一头是一个木柜,上面有七八个扁扁的抽屉;一头是安放在木柜里
的烧松柴的小缸灶,上面支一口紫铜浅锅。铜锅分两格,一格是骨头汤,一格是下馄饨的清
水。扁担不是套在两头的柜子上,而是打的时候就安在柜子上,和两个柜子成一体。扁担不
是直的,是弯的,像一个罗锅桥。这副担子是楠木的,雕着花,细巧玲珑,很好看。这好像
是《东京梦华录》时期的东西,李嵩笔下画出来的玩意儿。秦老吉老远地来了,他挑的不像
是馄饨担子,倒好像挑着一件什么文物。这副担子不知道传了多少代了,因为材料结实,做
工精细,到现在还很完好。
    别人卖的馄饨只有一种,葱花水打猪肉馅。他的馄饨除了猪肉馅的,还有鸡肉馅的、螃
蟹馅的,最讲究的是荠菜冬笋肉末馅的,——这种肉馅不是用刀刃而是用刀背剁的!作料也
特别齐全,除了酱油、醋,还有花椒油、辣椒油、虾皮、紫菜、葱末、蒜泥、韭花、芹菜和
本地人一般不吃的芫荽。馄饨分别放在几个抽屉里,作料敞放在外面,任凭顾客各按口味调
配。
    他的器皿用具也特别精洁——他有一个拌馅用的深口大盘,是雍正青花!
    笃——笃笃,秦老吉敲着竹梆,走来了。找一个柳荫,把担子歇下,竹梆敲出一串花
点,立刻就围满了人。
    秦老吉就用这副担子,把三个女儿养大了。
    秦老吉的老婆死得早,给他留下三个女儿。大凤、二凤和小凤。三个女儿,一个比一个
小一岁,梯子蹬似的。三个丫头一个模样,像一个模子脱出来的。三个姑娘,像三张画。有
人跟秦老吉说:“应该叫你老婆再生一个的,好凑成一套四扇屏儿!”
    姊妹三个,从小没娘,彼此提挈,感情很好。一家人都很勤快。一进门,清清爽爽,干
净得像明矾澄过的清水。谁家娶了邋遢婆娘,丈夫气急了,就说:“你到秦老吉家看看
去!”三姊妹各有所长,分工负责。大裁大剪,单夹皮棉——秦老吉冬天穿一件山羊皮的背
心,是大姐的;锅前灶后,热水烧汤,是二姐的;小妹妹小,又娇,两个姐姐惯着她,不叫
她做重活,她就成天地挑花绣朵。她们两个姐姐绣得全身都是花。围裙上、鞋尖上、手帕
上、包头布上,都是花。这些花里有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是凤。
    姊妹三个都大了。一个十八,一个十七,一个十六。该嫁了。这三只凤要飞到哪棵梧桐
树上去呢?
    三姊妹都有了人家了。大姐许了一个皮匠,二姐许了一个剃头的,小妹许的是一个卖糖
的。
    皮匠的脸上有几颗麻子,一街人都叫他麻皮匠。他在东街的“乾陞和”茶食店廊檐下摆
一副皮匠担子。“乾陞和”的门面很宽大,除了一个柜台,两边竖着的两块碎白石底子堆刻
黑漆大字的木牌——一块写着“应时糕点”,一块写着“满汉饽饽”。这之外,没有什么东
西,放一副皮匠担子一点不碍事。麻皮匠每天一早,“乾陞和”才开了门,就拿起一把长柄
的笤帚把店堂打扫干净,然后就在“满汉饽饽”下面支起担子,开始绱鞋。他是个手脚很快
的人。走起路来腿快,绱起鞋来手快。只见他把锥子在头发里“光”两下,一锥子扎过鞋帮
鞋底,两根用猪鬃引着的蜡线对穿过去,噌,——噌,两把就绱了一针。流利合拍,均匀紧
凑。他绱鞋的时候,常有人歪着头看。绱鞋,本来没有看头,但是麻皮匠绱鞋就能吸引人。
大概什么事做得很精熟,就很美了。因为手快,麻皮匠一天能比别的皮匠多绱好几双鞋。不
但快,绱得也好。针脚细密,楦得也到家,穿在脚上,不易走样。因此,他生意很好。也因
此,落下“麻皮匠”这样一个称号。人家做好了鞋,叫佣人或孩子送去绱,总要叮嘱一句:
“送到麻皮匠那里去。”这街上还有几个别的皮匠。怕送错了。他脸上的那几颗麻子就成了
他的标志。他姓什么呢?好像是姓马。
    二姑娘的婆家姓时。老公公名叫时福海。他开了一爿剃头店,字号也就是“时福海
记”。剃头的本属于“下九流”,他的店铺每年贴的春联都是:“头等事业,顶上生涯”。
自从满清推翻,建立民国,人们剪了辫子,他的店铺主要是剃光头,以“水热刀快”为号
召。时福海像所有的老剃头待诏一样,还擅长向阳取耳(掏耳朵),捶背拿筋。剃完头,用
两只拳头给顾客哔哔剥剥地捶背(捶出各种节秦和清浊阴阳的脆响),噔噔地揪肩胛后的
“懒筋”——捶、揪之后,真是“浑身通泰”。他还专会治“落枕”。睡落了枕,歪着脖子
走进去,时福海把你的脑袋搁在他弓起的大腿上,两手扶着下腭,轻试两下“咔叭”——就
扳正了!老年间,剃头匠是半个跌打医生。
    这地方不知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传统,剃头的多半也是吹鼓手(不是所有的剃头匠都是吹
鼓手,也不是所有的吹鼓手都是剃头匠)。时福海就也是一个吹鼓手。他吹唢呐,两腮鼓起
两个圆圆的鼓包,憋得满脸通红。他还会“进曲”。好像一城的吹鼓手里只有他会,或只有
他擅长于这个玩意儿。人家办丧事,“六七”开吊,在“初献”、“亚献”之后,有“进
曲”这个项目。赞礼的礼生喝道“进——曲!”时福海就拿了一面荸荠鼓,由两个鼓手双笛
伴奏。唱一段曲子。曲词比昆曲还要古,内容是“神仙道化”,感叹人生无常,有《薤
露》、《蒿里》遗意,很可能是元代的散曲。时福海自己也不知道唱的是什么,但还是唱得
感慨唏嘘,自己心里都酸溜溜的。
    时代变迁,时福海的这一套有点吃不开了。剃光头的人少了,“水热刀快”不那么有号
召力了。卫生部门天天宣传挖鼻孔、挖耳朵不卫生。懂得享受捶背揪懒筋的乐趣的人也不多
了。时福海忽然变成一个举动迟钝的老头。
    时福海有两个儿子。下等人不避父讳,大儿子叫大福子,小儿子叫小福子。
    大福子很能赶潮流。他把逐渐暗淡下去的“时福海记”重新装修了一下,门窗柱壁,油
漆一新,全都是奶油色,添了三面四尺高、二尺宽的大玻璃镜子。三面大镜之间挂了两个狭
长的镜框,里面嵌了磁青砑银的蜡笺对联,请一个擅长书法的医生汪厚基浓墨写了一副对
子:不教白发催人老
    更喜春风满面生
    他还置办了“夜巴黎”的香水,“司丹康”的发蜡。顶棚上安了一面白布制成的“风
扇”,有滑车牵引,叫小福子坐着,一下一下地拉“风扇”的绳子,使理发的人觉得“清风
徐来”,十分爽快。这样,“时福海记”就又兴旺起来了。
    大福子也学了吹鼓手。笙箫管笛,无不精通。
    这地方不知怎么会流传“倒扳桨”、“跌断桥”、“剪靛花”之类的《霓裳续谱》、
《白雪遗音》时期的小曲。平常人不唱,唱的多是理发的、搓澡的、修脚的、裁缝、做豆腐
的年轻子弟。他们晚上常常聚在“时福海记”唱,大福子弹琵琶。“时福海记”外面站了好
些人在听。
    二凤要嫁的就是大福子。
    三姑娘许的这家苦一点,姓吴,小人叫吴颐福,是个遗腹子。家里只有两个人,一个老
母亲,是个踮脚,走起路来一踮一踮的。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妈妈很慈祥,儿子很孝顺。
吴颐福是个很聪明的人,十五岁上就开始卖糖。卖糖和卖糖可不一样。他卖的不是普通的芝
麻糖、花生糖,他卖的是“样糖”。他跟一个师叔学会了一宗手艺:能把白糖化了,倒在模
子里,做成大小不等的福禄寿三星、财神爷、麒麟送子。高的二尺,矮的五寸,衣纹生动,
须眉清楚;还能把糖里加了色,不用模子,随手吹出各种瓜果,桃、梨、苹果、佛手,跟真
的一样,最好看的是南瓜:金黄的瓜,碧绿的蒂子,还开着一朵淡黄的瓜花。这种糖,人家
买去,都是当摆设,不吃。——吃起来有什么意思呢,还不是都是糖的甜味!卖得最多的是
糖兔子。白糖加麦芽糖熬了,切成梭子形的一块一块,两头用剪刀剪开,一头窝进腹下,是
脚;一头便是耳朵。耳朵下捏一下,便是兔子脸,两边嵌进两粒马料豆,一个兔子就成了!
马料豆有绿豆大,一头是通红的,一头是漆黑的。这种豆药店里卖,平常配药很少用它,好
像是天生就为了做糖兔的眼睛用的!这种糖免子很便宜,一般的孩子都买得起。也吃了,也
玩了。
    师叔死后,这门手艺成了绝活儿,全城只有吴颐福一个人会,因此,他的生意是不错
的。
    他做的这些艺术品都放在擦得晶亮的玻璃橱子里,在肩上挑着。他的糖担子好像一个小
型的展览会,歇在哪里,都有人看。
    麻皮匠、大福子、吴颐福,都住得离秦老吉家不远。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几乎每天
都能看到她们的女婿。姐儿仨有时在一起互相嘲戏。三姑娘小凤是个镴嘴子①,咭咭呱呱,
对大姐姐说:
    “十个麻子九个俏,不是麻子没人要!”
    大姐啐了她一口。
    她又对二姐姐说:
    “姑娘姑娘真不丑,一嫁嫁个吹鼓手。吃冷饭,喝冷酒,坐人家大门口!”①
    二姐也啐了她一口。
    两个姐姐容不得小凤如此放肆,就一齐反唇相讥:“敲锣卖糖,各干各行!”
    小妹妹不干了,用拳头捶两个姐姐:“卖糖怎么啦!卖糖怎么啦!”
    秦老吉正在外面拌馅儿,听见女儿打闹,就厉声训斥道:“靠本事吃饭,比谁也不低。
麻油拌芥菜,各有心中爱,谁也不许笑话谁!”
    三姊妹听了,都吐了舌头。
    姐儿仨同一天出门子,都是腊月二十三。一顶花桥接连送了三个人。时辰倒是错开了。
头一个是小凤,日落酉时。第二个是大凤,戌时。最后才是二凤。因为大福子要吹唢呐送小
姨子,又要吹唢呐送大姨子。轮到他拜堂时已是亥时。给他吹唢呐的是他的爸爸时福海。时
福海吹了一气,又坐到喜堂去受礼。
    三天回门。三个姑爷,三个女儿都到了。秦老吉办了一桌酒,除了鸡鸭鱼肉,他特意包
了加料三鲜馅的绉纱馄饨,让姑爷尝尝他的手艺。鲜美清香,自不必说。
    三个女儿的婆家,都住得不远,两三步就能回来看看父亲。炊煮扫除,浆洗缝补,一如
往日。有点小灾小病,头疼脑热,三个女儿抢着来伺候,比没出门时还殷勤。秦老吉心满意
足,毫无遗憾。他只是有点发愁:他一朝撒手,谁来传下他的这副馄饨担子呢?
    笃——笃笃,秦老吉还是挑着担子卖馄饨。
    真格的,谁来继承他的这副古典的,南宋时期的,楠木的馄饨担子呢?一九八一年九月
十日皮凤三楦房子
    皮凤三是清代评书《清风闸》里的人物。《清风闸》现在好像没有人说了,在当时,乾
隆年间,在扬州一带,可是曾经风行一时的。这是一部很奇特的书。既不是朴刀棒杖、长枪
大马;也不是倚翠偷期、烟粉灵怪。《珍珠塔》、《玉蜻蜓》、《绿牡丹》、《八窍珠》,
统统不是。它说的是一个市井无赖的故事。这部书虽有几个大关目,但都无关紧要。主要是
一个一个的小故事。这些故事也不太连贯。其间也没有多少“扣子”,或北方评书艺人所谓
“拴马桩”——即新文学家所谓“悬念”。然而人们还是津津有味地一回回接着听下去。龚
午亭是个擅说《清风闸》的说书先生,时人为之语曰:“要听龚午亭,吃饭莫打停”。为什
么它能那样吸引人呢?大概是因为通过这些故事,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扬州一带的世态人情,
说出一些人们心中想说的话。这个无赖即皮凤三,行五,而,故又名皮五子,这个人说
好也好,说坏也坏。他也仗义疏财,打抱不平。对于倚财仗势欺负人的人,尤其是欺负到他
头上来的人,他常常用一些很促狭的办法整得该人(按:“该人”,一词见之于政工干部在
外调材料之类后面所加的附注中,他们如认为被调查的人本身有问题,就提笔写道:“该
人”如何如何,“所提供情况,仅供参考”云云)狼狈不堪,哭笑不得。“促狭”一词原来
倒是全国各地皆有的。《红楼梦》第二十六回就有这个词。但后来在北方似乎失传了。在吴
语和苏北官话里是还存在的。其意思很难翻译。刁、赖、阴、损、缺德……庶几近之。此外
还有使人意想不到的含意。他有时也为了自己,使一些无辜的或并不太坏的人蒙受一点不大
的损失,“楦房子”即是一例。皮凤三家的房子太紧了,他声言要把房子楦一楦,左右四邻
都没有意见。心想:房子不是鞋,怎么个楦法呢?办法很简单:他们他的三面墙向邻居家扩
展了一尺。因为事前已经打了招呼,邻居只好没得话说。
    对皮凤三其人不宜评价高。他的所作所为,即使是打抱不平,也都不能触动那个社会的
本质。他的促狭只能施之于市民中的暴发户。对于真正的达官巨贾,是连一个指头也不敢碰
的。
    为什么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即扬州八怪产生的时代)会产生《清风闸》这样的评书和
皮凤三这样的人物?产生这样的评书,这样的人物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喔,这样的问题过于
严肃,还是留给文学史家去研究吧。如今却说一个人因为一件事,在原来的外号之外又得了
一个皮凤三这样的外号的故事。
    此人名叫高大头。这当然是个外号。他当然是有个大名的。大名也不难查考,他家的户
口本上“户主”一栏里就写着。但是他的大名很少有人叫。在他有挂号信的时候,邮递员会
在老远的地方就扬声高叫:“高××,拿图章!”但是他这些年似乎很少收到挂号信。在换
购粮本的时候,他的老婆去领,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喊了几声“高××”,他老婆也不应
声,直到该负责人怒喝了一声“高大头!”他老婆才恍然大悟,连忙答应:“有!有!
有!”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被批斗的时候,他挂的牌子上写的也是:
    三开分子
    高大头
    “高大头”三字上照式用红笔打了叉子,因为排版不便,故从略。
    (谨按:在人的姓名上打叉,是个由来已久的古法。封建时代,刑人的布告上,照例要
在犯人的姓名上用红笔打叉,以示此人即将于人世中注销。这办法似已失传有年矣,不知怎
么被造反派考查出来,沿用了。其实,这倒是货真价实的“四旧”。至于把人的姓名中的字
倒过来写,横过来写,以为这就可以产生一种诅咒的力量。可以置人于死地,于残忍中带有
游戏成分,这手段可以上推到巫术时代,其来历可求之于马道婆。总而言之,“文化大革
命”的许多恶作剧都是变态心理学所不得不研究的材料。)
    “高大头”不只是说姓高而头大,意思要更丰富一些,是说此人姓高,人很高大,而又
有一个大头。他生得很魁梧,虎背熊腰。他的脑袋和身材很厮称。通体看来,并不显得特别
的大。只有单看脑袋,才觉得大得有点异乎常人。这个脑袋长得很好。既不是四方四楞,像
一个老式的装茶叶的锡罐;也不是圆圆乎乎的像一个冬瓜,而是上额宽广,下腭微狭,有一
点像一只倒放着的鸭梨。这样的脑袋和体格,如果陪同外宾,一同步入宴会厅,拍下一张照
片,是会很有气派的。但详考高大头的一生,似乎没有和外宾干过一次杯。他只是整天坐在
门前的马扎子上,用一把木锉锉着一只胶鞋的磨歪了的后跟,用毛笔饱蘸了白色的粘胶涂在
上面,选一块大小厚薄合适的胶皮贴上去,用他的厚厚实实的手掌按紧,连头也不大抬。只
当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人从他面前二三尺远的地方走过,他才从眼镜框上面看一眼。他家在南
市口,是个热闹去处,但往来的大都是熟人。卖青菜的、卖麻团的、箍桶的、拉板车的、吹
糖人的……他从他们的吆唤声、说话声、脚步声、喘气声,甚至从他们身上的气味,就能辨
别出来,无须抬头一看。他的隔着一条巷子的紧邻针炙医生朱雪桥下班回家,他老远就听见
他的苍老的咳嗽声,于是放下手里的活计,等着跟他打个招呼。朱雪桥走过,仍旧做活。一
天就是这样,动作从容不迫,神色安静平和。他戴着一副黑框窄片的花镜,有点像个教授,
不像个修鞋的手艺人。但是这个小县城里来了什么生人,他是立刻就会发现的,不会放过。
而且只要那样看一眼,大体上就能判断这是省里来的,还是地区来的,是粮食部门的,还是
水产部门的,是作家,还是来作专题报道的新闻记者。他那从眼镜框上面露出来的眼睛是彬
彬有礼的,含蓄的,不露声色的,但又是机警的,而且相当的锋利。
    高大头是个修鞋的,是个平头百姓,并无一官半职,虽有点走资本主义道路,却不当
权,“文化大革命”怎么会触及到他,会把他也拿来挂牌、游街、批斗呢?答曰:因为他是
牛鬼蛇神,故在横扫之列。此“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为“大”也。
    小地方的人有一种传奇癖,爱听异闻。对一个生活经历稍为复杂一点的人,他们往往对
他的历史添油加醋,任意夸张,说得神乎其神。这种捕风捉影的事,茶余酒后,巷议街谈,
倒也无伤大雅。就是本人听到,也不暇去一一订正。有喜欢吹牛说大话的,还可能随声附
和,补充细节,自高身价。一到运动,严肃地进行审查,可就惹了麻烦,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了。高大头就是这样。
    高大头的简历如下:小时在家学铜匠。后到外地学开汽车,当了多年司机。解放前夕,
因亲戚介绍,在一家营造厂“跑外”——当采购员。三五反后,营造厂停办,他又到专区一
个师范学校当了几年总务。以后,即回乡从事补鞋。他走的地方多,认识的人多,在走出五
里坝就要修家书的本地人看来,的确很不简单。
    但是本地很多人相信他进过黄埔军校,当过土匪,坐过日本人的牢,坐过国民党的牢,
也坐过新四军的牢。
    事出有因,查无实据。黄埔军校早就不存在,他那样的年龄不可能进去过,而且他从来
也没有到过广东。所以有此“疑点”,是因为他年轻时为了好玩,曾跟一个朋友借了一身军
服照过一张照片,还佩了一柄“军人魂”的短剑。他大概曾经跟人吹过,说这种剑只有军校
毕业生才有。这张照片早已不存在,但确有不止一个人见过,写有旁证材料。说他当过土
匪,是因为他学铜匠的时候,有一师父会修枪。过去地方商会所办“保卫团”有枪坏了,曾
拿给他去修过。于是就传成他会造枪,说他给乡下的土匪造过枪。于是就联系到高大头:他
师父给土匪造枪,他师父就是土匪;他是土匪的徒弟,所以也是土匪。这种逻辑,颇为谨
严。至于坐牢,倒是确有其事。他是司机,难免夹带一点私货,跑跑单帮。抗日战争时期从
敌占区运到国统区;解放战争时期从国统区运到解放区。的确有两次被伪军和国民党军队查
抄出来,关押了几天。关押的目的是敲竹杠。他花了一笔钱,托了朋友,也就保释出来了。
所运的私货无非是日用所需,洋广杂货。其中也有违禁物资,如西药、煤油。但是很多人说
他运的是枪枝弹药。就算是枪枝弹药吧:抗日战争时期,国共还在合作,由日本人那里偷运
给国民党军队,不是坏事;解放战争时期由国民党军队那里偷运给新四军,这岂不是好事?
然而不,这都是反革命行为。他确也被新四军扣留审查过几天,那是因为不清楚他的来历。
后来已有新四军当时的负责人写了证明,说这是出于误会。以上诸问题,本不难澄清,但是
有关部门一直未作明确结论,作为悬案挂在那里。他之所以被专区的师范解职,就是因为:
历史复杂。
    “文化大革命”,旧案重提,他被揪了出来。地方上的造反派为之成立了专案。专案组
的组长是当时造反派的头头,后来的财政局长谭凌宵,专案组成员之一是后来的房产管理处
主任高宗汉。因为有此因缘,就逼得高大头终于不得不把他的房子楦一楦。此是后话。
    “文化大革命”山呼海啸,席卷全国。高大头算个什么呢,真是沧海之一粟。不过他在
本地却是出足了风头,因为案情复杂而且严重。南市口离县革会不远,县革会门前有一面大
照壁。照壁上贴得满满一壁关于高大头的大字报,还有漫画插图。谭凌霄原来在文化馆工
作,高宗汉原是电影院的美工,他们都能写会画,把高大头画得很像。他的形象特征很好掌
握,一个鸭梨形的比身体还要大的头。在批斗他的时候,喊的口号也特别热闹:
    “打倒反动军官高大头!”
    “打倒土匪高大头!”
    “打倒军火商高大头!”
    “打倒三开分子高大头!”
    剃头、画脸、游街、抄家、挨打、罚跪,应有尽有,不必细说。
    高大头是个曾经沧海的人,“文化大革命”虽然是史无前例,他却以一种古已有之的态
度对待之:逆来顺受。批斗、游街,随叫随到。低头的角度很低,时间很长。挨打挨踢,面
无愠色。他身体结实,这些都经受得住。检查材料交了一大摞,写得很详细,很工整。时
间、地点、经过、证明人,清清楚楚。一次一次,不厌其烦。但是这种检查越看越叫人生
气。谭凌霄亲自出马,带人外调。登了泰山,上了黄山,吃过西湖醋鱼、南京板鸭、苏州的
三虾面,乘兴而去,兴尽而归,材料虽有,价值不大。(全国用于外调的钱,一共有多
少?)
    他们于是又回过头来把希望寄托在高大头本人身上,希望他自己说出一些谁也不知道的
罪行,三番两次,交待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态度很重要。态度好,可以从轻;
态度不好,问题性质就会升级!”苦口婆心,仁至义尽。高大头唯唯,然而交待材料仍然是
那些车轱辘话。对于“反动军官”、“土匪”、“军火商”,字面上决不硬顶,事实上寸步
不让。于是谭凌霄给了他一嘴巴子,骂道:“你真是一块滚刀肉!”只有对于“三开分
子”,高大头却无法否认。
    “三开分子”别处似不曾听说过,可以算得是这个小县的土特产。何谓“三开”?就是
在敌伪时期、国民党时期、共产党时期都吃得开。这个界限可很难划定。当过维持会长、国
大代表、政协委员,这可以说是“三开”。这些,高大头都够不上。但是他在上述三个时期
都活下来了,有一口饭吃,有时还吃得不错,且能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要说是“吃得
开”,也未尝不可。轰轰轰轰,“文化大革命”过去了。
    高大头还是高大头。“三开分子”算个什么名目呢?什么文件上也未见过。因此也就谈
不上什么改正落实。抄家的时候,他把所有的箱笼橱柜都打开,任凭搜查。除了他的那些修
鞋用具之外,还有他当司机时用过的扳子、钳子、螺丝刀,他在营造厂跑外时留下的一卷皮
尺……这些都不值一顾。有两块桃源石的图章,高宗汉以为是玉的,上面还有龟纽,说这是
“四阳”,没收了(高大头当时想:真是没有见过世面,这值不了几个钱)。因此,除了皮
肉吃了一点苦,高大头在这场开玩笑似的浩劫中没有多大损失。他没有什么抱怨,对谁也不
记仇。
    倒是谭凌霄,高宗汉因为白整了高大头几年,没有整出个名堂来,觉得很不甘心。世界
上竟有这等怪事:挨整的已经觉得无所谓,整人的人倒耿耿于怀,总想跟挨整的人过不去,
好像挨整的对不起他。
    然而高大头从此得了教训,他很少跟人来往了,他不串门访友,也不愿说他那些天南地
北的山海经。他整天只是埋头做活。
    高大头高大魁伟,然而心灵手巧,多能鄙事。他会修汽车、修收音机、照相机,修表,
当然主要是修鞋。他会修球鞋、胶鞋。他收的钱比谁家都贵,但是大家都愿多花几个钱送到
他那里去修,因为他修得又结实又好看。他有一台火补的“机器”,补好后放在模子里加热
一压,鞋底的纹印和新的一样。在刚兴塑料鞋时,全城只有他一家会修塑料凉鞋,于是门庭
若市(最初修塑料鞋,他都是拿到后面去修,怕别人看到学去)。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
间,在他不挨批斗的日子,生意也很好(“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好像特别费鞋,因为又要
游行,又要开会,又要跳忠字舞)。他还会补自行车胎、板车胎,甚至汽车外胎。因此,他
的收入很可观。三中全会以后,允许单干,他带着一儿一女,一同做活,生意兴隆,真是很
吃得开了。
    他现在常在一起谈谈的,只有一个朱雪桥。
    一来,他们是邻居。
    二来,“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经常同台挨斗,同病相怜。朱雪桥的罪名是美国特
务。
    朱雪桥是个针灸医生,为人老实本分,足迹未出县城一步,他怎么会成了美国特务呢?
原来他有个哥哥朱雨桥,在美国,也是给人扎针,听说混得很不错。解放后,兄弟俩一直不
通音信。但这总是个海外关系。这个县城里有海外关系的不多,凤毛麟角,很是珍贵。原来
在档案里定的是“特嫌”,到了“文化大革命”,就直截了当,定成了美国特务。
    这样,他们就时常一同挨斗。在接到批斗通知后,挂了牌子一同出门,斗完之后又挟了
牌子一同回来。到了巷口,点一点头:“明天见!”——“会上见!”各自回家。
    朱雪桥胆子小,原来很害怕,以为可能要枪毙。高大头暗中给他递话:“你是特务吧?
——不是。不是你怕什么?沉住气,没事。光棍不吃眼前亏,注意态度。”朱雪桥于是仿效
高大头,软磨穷泡,少挨了不少打。朱雪桥写的检查稿子,还偷偷送给高大头看过。高大头
用铅笔轻轻做了记号,朱雪桥心领神会,都照改了。高大头每回挨斗,回来总要吃点好的。
他前脚挂了牌子出门,他老婆后脚就绕过几条街去买肉。肉炖得了,高大头就叫女儿乘天黑
人乱,给朱雪桥送一碗过去。朱雪桥起初不受,说:“这,这,这不行!”高大头知道他害
怕,就走过去说:“吃吧!不吃好一点顶不住!”于是朱雪桥就吃了。他们有时斗罢归来,
分手的时候,还偷偷用手指圈成一个圈儿,比划一下,表示今天晚上可以喝两盅。
    中国有不少人的友谊是在一同挨斗中结成的,这可称为文革佳话。
    三来,他们两家的房子都非常紧,这就容易产生一种同类意识。
    两家的房子原来都不算窄,是在挨斗的同时被挤小了的。
    朱雪桥家原来住得相当宽敞,有三大间,旁边还有一间堆放杂物的厢房。朱雨桥在的时
候,两家住;朱雨桥走了,朱雪桥一家三代六口人住着。朱雪桥不但在家里可以有地方给人
扎针治病,还有个小天井,可以养十几盆菊花。——高大头养菊花就是受了朱雪桥的影响。
他的菊花秧子大都是从朱雪桥那里分来的。
    谭凌霄和高宗汉带着一伙造反派到朱雪桥家去抄家。叫高大头也一同去,因为他身体
好,力气大,作为劳力,可以帮着搬东西。朱家的“四旧”不少。霁红胆瓶,摔了;康熙青
花全套餐具,砸了;铜器锡器,踹扁了;硬木家具,劈了;朱雪桥的父母睡的一张红木宁式
大床,是传了几代的东西,谭凌霄说:“抬走!”堂屋板壁上有四幅徐子兼画的猴。徐子兼
是邻县的一位画家,已故,画花鸟,宗法华新罗,笔致秀润飘逸,尤长画猴。他画猴有定
价,两块大洋一只。这四幅屏上的大大小小的猴真不老少。一个造反派跳上去扯了下来就要
撕。高大头在旁插了一句嘴,说:“别撕。‘金猴奋起千钧棒’,猴是革命的。”谭凌霄一
想,说:“对!卷起来,先放到我那里保存!”他属猴,对猴有感情。
    抄家完毕,谭凌霄说:“你家的房子这样多?不行!”于是下令叫朱雪桥全家搬到厢房
里住,当街另外开门出入。这三间封起来。在正屋与厢屋之间砌起了一堵墙,隔开。
    高大头家原来是个连家店,前面是铺面,或者也可以叫做车间,后面是住家。抄家的时
候(前文已表,他家是没有多少东西可抄的),高宗汉说:“你家的房子也太宽,不行!”
于是在他的住家前面也砌了一堵墙,只给他留下一间铺面。
    这样,高、朱两家的房屋面积都是一样大小了:九平米。
    朱家六口人,这九平方米怎么住法呢?白天还好办。朱雪桥上班,——他原来是私人开
业,后来加入联合诊所,联合诊所撤销后,他进了卫生局所属的城镇医院,算是“国家干
部”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上学。家里只剩下朱雪桥的父亲母亲和他的老婆。到了晚
上,三代人,九平米,怎么个睡法呢?高大头给他出了个主意,打了一张三层床。由下往上
数:老两口睡下层,朱雪桥夫妇睡中层,两个孩子睡在最上层。一人翻身,全家震动。两个
孩子倒很高兴,觉得爬上爬下,非常好玩。只是有时夜里要滚下来,这一跤可摔得不轻。小
弟弟有时还要尿床,这个热闹可就大了!
    高大头怎么办呢?也总得有个家呀。他有老婆,女儿也大了,到了快找对象的时候了,
女人总有些女人的事情,不能大敞四开,什么都展览着呀。于是他找了点纤维板,打了半截
板壁,把这九平米隔成了两半,两个狭条,各占四平米半。后面是他老婆和女儿的卧房;前
面白天是车间,到了晚上,临时搭铺,父子二人抵足而眠。后面一半外面看不见。前面的四
平米半可真是热闹。一架火补烘烤机器就占了三分之一。其余地方还要放工具、材料。他把
能利用的空间都利用了。他敲敲靠巷子一边的山墙,还结实,于是把它抽掉一些砖头,挖成
一格一格的,成了四层壁橱。酱油瓶子、醋瓶子、油瓶子、酒瓶子,板子、钳子、粘胶罐
子、钢锉、木锉、书籍(高大头文化不低,前已说过,他的字写得很工整)、报纸(高大头
关心世界、国家大事,随时研究政策,订得一份省报,看后保存,以备查检,逐月逐年,一
张不缺),全都放在“橱”里。层次分明,有条不紊。他修好的鞋没处放,就在板壁上钉了
许多钉子,全都挂起来。面朝里,底朝外,鞋底上都贴着白纸条,写明鞋主姓名和取鞋日
期。这样倒好,好找,省得一双一双去翻。他还养菊花(朱雪桥已经无此雅兴)。没有地方
放,他就养了四盆悬崖菊,把它们全部在房檐口挂起来。这四个盆子很大。来修鞋的人走到
门口都要迟疑一下,向上看看。高大头总是解释:“不碍事,挂得很结实,砸不了脑袋!”
这四盆悬崖菊披披纷纷地倒挂下来,好看得很。高大头就在菊花影中运锉补鞋,自得其乐。
    “四人帮”倒了之后,高大头和朱雪桥迭次向房产管理处和财政局写报告,请求解决他
们的住房困难。这个县的房管处是财政局的下属单位,是一码事。也就是说,向高宗汉和谭
凌霄写报告(至于谭、高二人怎么由造反派变成局长和主任,又怎样安然度过清查运动,一
直掌权,以与本文无关,不表)。他们还迭次请求面见谭局长和高主任。高大头还给谭局长
家修过收音机、照相机,都是白尽义务,分文不取。高主任很客气地接待他们,说:“你们
的困难我是知道的,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嘛,一定,一定设法解决。谭凌霄对高宗
汉说:“这两个家伙,不能给他们房子!”
    中美建交。
    朱雪桥忽然接到他哥哥朱雨桥的信,说他很想回乡探望双亲大人。信中除了详述他到美
的经过,现在的生活,倾诉了思亲怀旧之情,文白夹杂,不今不古,之外,附带还问了问他
花了五十块大洋请徐子兼画的四幅画,今犹在否。
    朱雪桥把这封信交给了奚县长。
    奚县长“文化大革命”前就是县长。“文化大革命”中被谭凌霄等一伙造反派打倒了。
“四人帮”垮台后,经过选举,是副县长。不过大家还叫他奚县长。他主管文教卫生,兼管
民政统战。朱雪桥接到朱雨桥的信,这件事,从哪方面说起来,都正该他管。
    第一件事,应该表示欢迎。这是国家政策。
    第二件事,应该赶紧解决朱雪桥的住房问题。朱雨桥回来,这九平米,怎么住?难道在
三层床上再加一层吗?
    事有凑巧,朱家原来的三间祖屋,在被没收后,由一个下放干部住着。恰好在朱雪桥接
到朱雨桥来信前不久,这位下放干部病故了,家属回乡,这三间房还空着。这事好解决。奚
县长亲自带了朱雪桥去找谭凌霄,叫他把那三间房还给朱家。谭凌霄当时没有话说,叫高宗
汉填写了一张住房证发给了朱雪桥。朱雪桥随奚县长到县人民政府,又研究了一下怎样接待
朱雨桥的问题。奚县长嘱咐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尽量不要多谈,还批了条子,让他到
水产公司去订购一点鲜鱼活虾,到疏菜公司订购一点菱藕,到糖烟酒公司订几瓶原装洋河大
曲。朱雪桥对县领导的工作这样深入细致,深表感谢。
    不想他到了旧居门口,却发现门上新加了一把锁。
    原来谭凌霄在发给朱雪桥住房证之后,立刻叫房管处签发了另一份住房证,派人送到湖
东公社,交给公社书记的儿子,叫他先把门锁起来。一所房子同时发两张居住证,他这是存
心叫两家闹纠纷,叫朱雪桥搬不进去。
    朱雪桥不能撬人家的锁。
    怎么办呢?高大头给他出了个主意,从隔开厢房与正屋的墙上打一个洞,先把东西搬进
去再说。高大头身强力壮,心灵手巧,呼朋引类,七手八脚,不大一会,就办成了。朱雨桥
来信,行期在即。
    奚县长了解了朱雪桥在墙上打了一个洞,说:“这成个什么样子!”于是打电话给财政
局、房管处,请他们给朱家修一个门,并把朱家原来的三间正屋修理一下。谭凌霄、高宗汉
“相应不理”。
    县官不如现管,奚县长毫无办法。
    奚县长打电话给卫生局,卫生局没有人工材料。
    最后只得打电话给城镇医院。城镇医院倒有一点钱,雇工置料,给朱雪桥把房子修了。
    徐子兼画的四幅画也还回来了。这四幅画在谭凌霄家里。朱雪桥拿着县人民政府的信,
指名索要,谭凌霄抵赖不得,只好从柜子里拿出来给他。朱家的宁式大床其实也在谭凌霄家
里,朱雪桥听从了高大头的意见,暂时不提。
    朱雨桥回来,地方上盛大接待。朱雨桥吃了家乡的卡缝鳊、翘嘴白、槟榔芋、雪花藕、
炝活虾、野鸭烧咸菜;给双亲大人磕了头,看看他的祖传旧屋,端详了徐子兼的画猴,满意
得不得了。热闹了几天,告别各界领导。临去依依,一再握手。弟兄二人,洒泪而别,自不
必说。
    地方上为朱雨桥举行的几次宴会,谭局长一概称病不赴。高主任因为还不够格,也未奉
陪。谭凌霄骂了一句国骂,说:“海外关系倒跩起来了!”
    谭凌霄当然知道朱雪桥在墙上打洞,先发制人,造成既成事实,这主意是高大头出的。
朱雪桥是个老实人,想不出这种招儿。徐子兼的画在他手里,也是高大头告发的。这四幅画
他平常不大拿出来挂。有一天“晒伏”,他摊在地上。那天正好高大头来送修好了的收音
机。这小子眼睛很贼,瞅见过。除了他,没有别人!批给朱家三间房子,丢了四张画,事情
不大,但是他谭凌霄没有栽过这个跟头。这使他丢了面子,在本城群众面前矮了一截。这些
草民,一定会在他背后指手划脚,嘁嘁喳喳地议论的。谭凌霄常窝火,在心里恨道:“好小
子,你就等着我的吧!””他引用了一句慈禧太后的话:“谁要是叫我不痛快,我就叫谁不
痛快一辈子!”
    高大头知道事情不大妙,但是他还是据理力争,几次找房管处要房子。高宗汉接见了
他。这回态度变了,干脆说:“没有!”高大头还是软软和和地说:“没有房子,给我一块
地皮也行,我自己盖。”——“你自己盖?你有钱?是你说过:你有八千块钱存款,只要你
给一块地皮,盖一所一万块钱的房子,不费事?你说过这话没有?”高大头是曾经夸过这个
海口,不知是哪个嘴快的给传到高宗汉耳朵里去了,但是他还是陪着笑脸,说:“那是酒后
狂言。”高宗汉板着脸说,“有本事你就盖。地皮没有。就这九平米。你就在这九平米上
盖!只要你不多占一分地,你怎么盖都行。盖一座摩天大楼我也不管,随便!就这个话!往
后你还别老找我来*拢∧阌幸饧磕阌斜臼赂嫖胰ィ「嫖液*谭局长去!我还有事,你请
便!”
    高大头这一天半宵都没有睡着觉,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抽了多半盒“大运河”。
    与此同时,谭凌霄利用盖集体宿舍的名义给自己盖了一所私人住宅。
    谭凌霄盖住宅的时候,高大头天天到邮局去买报纸,《人民日报》、《文汇报》、《解
放日报》、《新华日报》,能买到的都买了来,戴着他的黑边窄片老花镜一张一张地看,用
红铅笔划道、剪贴、研究。
    谭凌霄的住宅盖成了。且不说他这所住宅有多大,单说房前的庭院:有一架葡萄、一丛
竹子、几块太湖石,还修了一座阶梯式的花台,放得下百多盆菊花。这在本城县一级领导里
是少有的。
    这一天,谭局长备了三桌酒,邀请熟朋友来聚聚。一来是暖暖他的新居,二来是酬谢这
些朋友帮忙出力,提供材料。杯筷已经摆好,凉菜尚未上桌,谭局长正陪同客人在庭前欣赏
他的各种菊花,高大头敲门,一头闯了进来。谭凌霄问:“你来干什么?”高大头拿出一卷
皮尺,说,“对不起,我量量你们家的房子。”说罢就动起手来。谭凌霄一时不知如何是
好,客人也都莫名其妙。高大头非常麻溜利索。眨眼的工夫就量完了。前文交待,他在营造
厂干过,干这种事情,是个内行。他收了皮尺,还负手站在一边,陪主人客人一同看了一会
菊花。这菊花才真叫菊花!一盆墨菊,乌黑的,花头有高大头的脑袋大!一盆狮子头,花盆
旋拧着,像一团发亮的金黄色的云彩!一盆十丈珠帘,花瓣垂下有一尺多长!高大头知道,
这都是从公园里搬来的。这几盆菊花,原来放在公园的暖房里,旁边插着牌子,写着:“非
卖品”。等闲人只能隔着玻璃看看。高大头自从菊花开始放瓣的时候,天天去看,太眼熟
了。
    高大头看完菊花,道了一声“谢谢,饱了眼福”,转身自去。
    谭局长这顿饭可没吃好。他心里很不踏实:高大头这小子,量了我的房子,不会有什么
好事!
    高大头当晚借了朱雪桥家的堂屋,把谭凌霄假借名义,修盖私人住宅的情况,写了一封
群众来信。信中详细描叙了谭宅的尺寸、规格,并和本县许多住房困难的人家作了对比。连
夜抄得,天亮付邮,寄给省报。
    过了几天,省报下来了一个记者。
    记者住在招待所。
    他本来是来了解本县今年秋收分配情况的,没想到,才打开旅行包,洗了脸,就有人来
找他。这些人反映的都是一件事:谭局长修盖私人住宅,没有那回事,这是房管局分配给他
的宿舍;高大头是个三开分子,品质恶劣,专门造谣中伤,破坏领导威信。接二连三,络绎
不绝(这些人都是谭凌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战友)。记者在编辑部本知道有这样一封
群众来信,不过他的任务不是了解此事。这样一来,倒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找了本县的几个
通讯员和一些群众做了调查,他们都说有这回事。他请高大头到招待所来谈谈,高大头带来
了他的那封信的底稿和一张谭凌霄住宅平面图。
    记者把这件事用“本报记者”名义写了一篇报道,带回了报社。
    也活该谭凌霄倒楣,他赶到坎上了,现在正是大抓不正之风的时候。报社决定用这篇稿
子。打了清样,寄到本县县委,征求他们的意见,是否同意发表。县委书记看了清样,正在
考虑,奚县长正在旁边,说:“这件事你要是压下来,将来问题深化了,你也会被牵扯进
去,这是一;如果不同意发表这篇报道,那将来本县的消息要见省报,可就困难了,这是
二。”县委书记击案说:“好!同意!”奚县长抓起笔就写了一封复信:“此稿报道情况完
全属实,同意发表。这对我们整顿党政作风,很有帮助,特此表示感谢。”
    报道在省报发表后,全城轰动。很多居民买了鞭炮到大街上来放,好像过年一样。
    高大头当真在他的九平米的地基上盖起了一所新房子(在修建新房时,他借住了朱雪桥
原来住的厢房)。这座房子一共三十六平米。他盖了个两楼一底。底层还是九米。上面一层
却有十二米。他把上层的楼板向下层的檐外伸出了一截,突出在街面上。紧挨上层,他又向
南伸展,盖了一间过街楼,那一头接到朱雪桥家厢房房顶。这间过街楼相当高,楼下可过车
辆行人,不碍交通。过街楼有十五平米。这样,高大头家四口人,每人就有九平米,很宽绰
了。高大头的儿子就是要结婚,也完全有地方。这两楼一底是高大头自己设计的。他干过营
造厂嘛。来来往往的人看了高大头的这所十分别致的房子,都说:“这家伙真是个皮凤三,
他硬把九平方米楦成了三十六平方米,神了!”
    谭凌霄、高宗汉忽然在同一天被撤了职。这消息可靠。据财政局的人说,他们自己已接
到通知,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他们这两天已经不到机关上班了。因为要是再去,别人叫他
们“局长”、“主任”,答应不好,不答应也不好。
    在听到他们俩撤职的消息后,城里人有没有放鞭炮呢?没有。他们是很讲恕道的。
    这二位到底为什么被撤职呢?众说纷纭。有人说是他们在住房问题上对群众刁难勒索,
太招恨了;有人说是他们通同作弊,修盖私人住宅;有人说:因为他们是造反派!究竟如
何,且听下回分解。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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