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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与回顾


席慕蓉

  从人类开始群居以来,就出现了一种权威的引导。有时候是为了群体的福祉,有时候却只是为了便于管理,无论出发点是善意还是恶意的,最后总是要以完全消除了个人的自我意识为终结。
  为了要群众接受训练,并且深信不移,因此,这种价值导向必须出现在一切事物上,当然也包括了文学,包括了诗。
  于是,几千年来,把高亢的、阳性的、关于国族、关于群体的作品,都定位在最高点,并且以此来评断诗人和选择诗人。这种引导,在中国的控制阶层里做得最为成功,竟然变成了历代文人的传统思想和标准。
  在太平岁月,这样的标准并没有人在意,也没有人反对。但是,在长年征战的时代里,因为战争、因为混乱、因为群体和个人的创伤所导致的痛苦与不安,终于让信仰崩溃,价值幻灭,让群众在伤痛与怀疑之中,有了重新反省的机会,个人的自我意识因此而得以重新出现。
  这种反省,有时候是自觉的,有时候却是不自觉的。而两千年前,东汉末年一群流离伤乱的中国人,却都把它们写进《古诗十九首》里面去了。
  少年之时,初读《古诗十九首》,真是心灵震动。那时候太年轻,不能明白其中的原因,只觉得有许多首仿佛都早已相识,仿佛等待已久的就是这些感觉,这些诗句。
  其实那就是在僵硬的国文课本之外,少年的我,第一次接触到人性深处的呼唤。
  从此,诗,成为我与外在世界抗衡的一种力量。
  不过,真正开始持续不断地写诗,是在离家到欧洲读书之后。布鲁塞尔四季分明,一个人行走在霏霏雨雪或者依依杨柳之间,感觉到古诗里的字句和两千年之后的此刻并没有什么差别,感觉到时光其实就在身边和心中匆匆转换,不禁想要提笔去捕捉一些什么。
  二十多年了,这样的心情时隐时现。在混乱与琐碎的日常生活里,我常常会渴望有个安静的夜晚,好能摊开稿纸,离开一切世俗的标准,用静观的角度来测量距离,看那隐藏在变幻与流动之后的时光不变的面容,看漫长岁月中的踟蹰与犹疑如何游走在短短的字里行间,最后一一显现。
  在这样的时刻里,所有的感觉都变得非常安静与透明,我终于得以与自己共处,一无所争,也一无所获。
  在写诗的当时,并不能够很清楚地去反省,如今再来回想,才发觉这其实就是我的心灵,在长年离乱的不安与无奈里,给自己找到的最后的平衡点罢。
  还记得十一年前,《七里香》刚刚出版的时候,有了许多反应,更有人认为像我这样生活幸福的人,应该是无忧无虑的,怎么可以写出这些诗来?
  只有痖弦,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
  “什么叫做无忧无虑?一个远离族群的蒙古人生活在汉族的世界里,没见过自己的家乡,不认识自己的语文,这生存的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啊!”
  那天,忠孝东路上阳光灿烂,人群熙来攘往,仿佛是太来盛世,然而,终于有诗人了解我,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事。
  在这个流离伤乱的时代里,不只是我而已,只要站在街头试问一下,有哪一个中国人心里没有伤痛?有哪一个中国人可以被称得上是“幸福”的呢?
  不幸生逢乱世的我们,无论是写诗的人还是读诗的人,都不过只是想要在这种混乱不安的日子里,在外界与内在的不可抗拒的压力之下,努力为自己求得一点点心灵上的清明罢了。
  我原来以为,也许生活能如一条河流,尽管曲折,还是可以迂迂回回地流下去。
  但是,一九八九年夏天,初见蒙古高原,我心中多年维持的平衡又被推翻了。距离完全消失,一如蒋勋所说,我陷入了喜悦、愤怒和痛苦种种情绪互相冲击的漩涡里。
  蒋勋对我说,我在《高高的腾格里》那首诗所遇到的困难,是因为原来习惯的语句无法表达出现在的心境,所以才觉得写不下去了。他说,只要能冲破这种文字上的障碍,以后应该可以进入一个更为开阔的世界。
  我很感激他的鼓励。可是,我依旧认为,在诗的创作生命里,那曾经属于我的最美好的一部分,如今已经消失了。
  即或在将来,我也许能把《高高的腾格里》那首诗写完,也许还可以再多写几首,但是,我想,最为我所珍惜的那种安静与透明的感觉,恐怕是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生命果真如一条河流,如今终于来到了我的出海口,眼前烟波浩瀚,无边无际,还无从辨识方向,只有血脉深处那强烈的呼唤在导引着我。初识高原故土,想要去探寻想要去了解的渴望令我沸腾,诗,终于被远远地遗留在那沙岸上了。
  当然,也由不得我去后悔,只是心里总有些牵挂,所以才会想出版这样一本诗集,给自己,也给朋友,说:
  “这是二十五年来的一些成绩,希望你能喜欢。”
  同时要再一次感谢引导我进入诗的世界里的许多位诗人。这么多年来,他们不断地提醒我,诗,其实无所谓“广大”与“狭小”,一首诗的真正可贵之处只在于它能否触动人心。
  在平日,我们用语言将自己禁锢起来,然而我深爱的诗人在他的诗里将我的心灵释放。
  这就是我对诗的坚持与信仰。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八日写于新竹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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