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二三事

钱碧湘

  我认识杨绛先生,是由钱锺书先生介绍的。

  那是在1970年秋,河南息县学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的简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五七干校在中心点上开大会,哲学所、文学所、外文所的队伍挨在一起。会间休息,我正和哲学所周礼全先生闲话,忽然望见钱先生和杨先生就在近处。周先生和他们是住同楼的邻居,他乡遇故旧,分外热情。我下干校后认识了钱先生,却尚未认识杨先生。钱先生替我做了介绍。初次见面,无非是客套寒暄。杨先生从北京下来不久,我遂问:“女儿好吗?”杨先生笑眯眯地答道:“好的,好的,谢谢!”我没话找话,又问:“女婿好吗?”杨先生仍然笑眯眯地答礼:“好的,谢谢。”他们走后,周先生转身责备我:“你怎么问她女婿?他们的女婿自杀了!你难道不知道?”啊呀!我真该死!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初次见面,我这样失礼,戳了她心中巨创,杨先生竟然笑面不改。她的自制忍耐,令我惊服。她的宽容大度,令我感佩。她的笑容就此深深地印在我心上。

  他们的女婿我有印象,是个老老实实的人。多年后我听说,文革中,他是属于中间偏右的,对校内几个造反派头头持反对态度。1969年冬,钱先生已下放干校,他的女儿钱瑗在北京一个工厂劳动,其夫得一在另一个地方劳动。两人的休息时间不同,小夫妻俩难得同时回家。得一独自回来,便会和杨先生说说见闻。开始整“5·16”时,他感到很奇怪,回家来对杨先生说:“还真有‘5 ·16’!看来我反对左派倒对了。谁是‘5·16’,交待了不就完事了吗? ”谁知他后来被反咬一口,被诬陷为“5·16”的组织者,咬定他手中掌握着 “5·16”名单,逼他交出黑名单。他自然交不出,心里又气又急。这次回家,他对杨先生说起自己的苦恼:“我不能顶撞工宣队,我也不能顶撞群众,我又不能编瞎话害别人,我又不会说谎。妈妈,我心里乱得很,没心思去理发店。我又不愿意囚首垢面地走出去见人。妈妈,您替我理个发吧!”杨先生是一流的理发师,钱先生、钱瑗理发,都是杨先生亲自动手。钱瑗看得手痒,就拿得一的头练手。钱瑗手艺差,总把头发理成一个个台阶,理到一半,得一常常大叫“妈妈 ”。钱瑗就笑他:“你又叫妈妈救命了!”这次女婿提出要杨先生理发,杨先生一边替他理发,一边宽慰他:“得一,人的一生总会遇到许多挫折,晚遇到不如早遇到,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一家人都是支持你的。”不料,这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理发!过不多久,钱瑗回家说:“得一失去自由了。”又过一段时间,他就屈死在北师大自己的宿舍里。后来落实政策,他的问题得到澄清,开了追悼会,发还了骨灰,发放了抚恤金。最近提起此事,杨先生还痛心地说:“女婿最后一次理发,还是我亲手替他理的。”

  文革骤起,干面胡同十五号高知楼里的权威纷纷坠落九天,“斯文扫地”。钱家更是大难临头,家破人亡。于是,有人乘人之危,挨门挨户去“借钱”,开口便二百、三百(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是56元)。好些人家怕招灾惹祸,乖乖地如数奉上。此人找到钱家,开口“借”二百元。杨先生听明来意,正色道:“钱是有的,但不能借给你。我们两个人都拿高工资是不合理的。我们现在自己只是用点生活费,余下的钱都存在银行里,以后是要上缴给国家的。”不卑不亢,把来人顶了回去。30年后旧话重提,杨先生说:“别人怕他,我不怕他。下干校前,我真的上缴了两万元,军宣队还表扬我‘要求进步'。我这个人一辈子不要占便宜的,这一回,倒让我占了大便宜:落了个‘要求进步'的好名声;钱呢,后来又还给我了。”说完,电话里传来了她清脆的笑声,我可以想见她那粲然的笑容。

  杨先生出身大家,从来把钱财看得很轻。看到别人有困难,总是乐于帮助。她凡给人经济上资助,心思细腻,只怕伤及别人的自尊心。这方面谢蔚英女士和郑土生先生的文章(注①)中都有生动的叙述。我自己也亲历过一件事:唐山大地震时,我们住在沿街搭建的地震棚内。那时谣言四起。一天傍晚,听几个老北京说,北京历史上遭受过洪水,我们住的地方是低洼地,当年就都淹了。若是再有大震,引发洪水,我们怕有灭顶之灾。我听得毛骨悚然。恰好那天我收到我的老师芮和师先生的来信,邀我们去苏州避难。我就和朱狄(注②)商量,决定去苏州,当然要邀钱家同行。我十万火急赶到学部大院去找他们。他们已由外文所的年轻同事帮着搬进大食堂躲地震。大食堂里住满了人,床铺一张挨着一张,钱先生、杨先生的两张行军床就并排放在中间。钱先生穿着汗背心侧身面朝里躺着,杨先生拉我坐在床边。我满头大汗,浑身哆嗦,说着听来的坏消息,还埋怨钱先生:“你倒还躺得住!”逼他从床上坐起来。听完我的建议,杨先生拉着我汗湿战栗的手说:“阿圆还要讲课,她不能请假。她在北京,我们不能丢下她自己躲出去。”钱先生也说:“我们是要和女儿在一起的。”我不好再劝。杨先生转了话题,问我:“你们决定出远门,经济上有准备吗?”我说:“路费是有的,到了那边,老师会管我们的。”杨先生沉吟一下说:“住在他们家里,已经是麻烦人家了。经济上还不独立,不大方便。”说着,她站起身来走到墙边,在一只挂在墙上的旧书包里摸索一番,回来递给我一个鼓鼓的信封,说:“碧湘,带在身边,在外面用得着的。我们自己还有,不要和我犟。”她说话的口气就像长辈在给自己的孩子筹划出门,我也就没有客气。杨先生摸黑送我到大门口,我怕她脚下不稳,又回送她到一号楼西头拐角处。杨先生笑着推我走:“怎么像生离死别似的?快回家去做准备吧!”我匆匆回到住处,不敢在地震棚打开信封,特地和朱狄回到楼里,打开信封一看,竟有450元!那时,我和朱狄的月工资加在一起才118元。面对这一大笔钱,我们的头脑倒冷静下来了。想到他们有德有才处变不惊,我们无知无识倒这么惜命,未免太可笑了。我们决定不走了,次日由朱狄去还了钱。

  对待穷苦人,杨先生更是怜老惜贫。大院里有个给许多人家洗衣的于奶奶(她不叫“余嫂”),她常替钱家洗衣。杨先生待她很好,她也最向着杨先生。杨先生下干校前,看于奶奶老得腰都弯成90度了,不忍心再教她洗衣,她来家,不让她干活,但仍给她一元工钱。杨先生下干校了,关照女儿照顾于奶奶。于奶奶每周来一次,对钱瑗说:“你妈妈下干校了,我来照顾照顾你!”钱瑗笑着说:“于奶奶,你坐下,妈妈让我照顾你!”钱瑗做了好饭好菜,让她吃饱吃好,再给她一元钱。于奶奶十多年前去世了。杨先生以她为原型,写了小说《林奶奶》,发表在一家杂志上。

  从干校回来后,我们带着三岁的儿子非非去干面胡同拜访。他们一家三口局促于里外套间内。外间支两只单人床,母女两人合住,吃饭、待客也在这里。里间放一张大床,是钱先生的卧榻;临窗放一张书桌,便是钱先生撰写《管锥编》的天地了。我们是空手去的,杨先生却热情待客,从柜子里拿出五六样糖食:巧克力、高级奶糖、金橘饼、话梅等摆满小桌。非非看花了眼,高兴得用小手乱抓一气。我要去管他,杨先生倒拦住我说:“小孩子,叫他玩,不要拘着他。”杨先生非常爱孩子们,孩子们也非常爱杨先生。非非无师自通地解释他和杨先生亲如祖孙的渊源:“我是猪(朱),奶奶是羊(杨),我们是一事儿的。所以奶奶向着我。”我把他的小孩话写信告诉杨先生。杨先生来信说:“告诉非非,我不但姓羊,还属猪,所以和他同类!……并问我的同类小猪八戒好。”在她的慈祥里,还保有不泯的童心,所以孩子们都依恋她。他们借住在学部大院时,左近几家邻居几个四五岁的孩子都缠住了杨先生。杨先生给他们吃糖果,哄他们玩。孩子们无拘无束,有的还大胆提要求:“杨奶奶,过年了,你给我买把大刀!”杨先生依了他,买了一把木制玩具大刀送给他。杨先生真是孩子们的慈祥善良的老奶奶。

  钱家“流亡”后期,借住在学部大院七号楼一间办公室里。那些“连锅端” 下干校的家庭回到北京,已是“故园归去却无家”,都被安排在七号楼、八号楼里居住。办公室没有生活设施,家家在门前举炊,楼前污水横流,无人过问。老夫妇一迁入,杨先生便去疏通臭水沟。当年同楼的一个邻居,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杨先生蹲在楼前,用手一点一点抠除污物的情景。

  他们住的这间屋,原是外文所的杂物间,位置数全楼最差:底层最靠西,南墙开一门一窗,北墙又开一窗,最是阴冷难耐,冬天暖气又烧得不热。钱先生在弃家“流亡”后不久,就因受累受寒引起哮喘病大发作,送进医院抢救,幸得转危为安。但他大脑皮层受损,语言、行走都有困难。迁入学部大院时,他病体尚未完全康复,走路仍然不稳,杨先生都不敢让他一人走出去上公共厕所。老夫妇俩一人一张行军床,北窗下放了一张借来的书桌供钱先生使用,角落里放一张小书桌归杨先生使用,二人艰难度日。

  不久,《毛泽东诗词》翻译工作又被提上日程。这事原来由周总理负责,有一个五人小组集体工作,钱先生列名其中。此时,江青插手介入,委派一人来主持工作。杨先生一再说:“锺书还病着呢!”小组里的人就天天到钱先生的临时住处来工作。他们一到,杨先生沏上清茶,尽了地主之谊,便躲到屋角去做自己的翻译工作。那位受委派的人有时会时明时暗地捎一些话来。有一天,这人环顾陋室,开口说:“你们住的房子太小了,不像样子,……”没等他挑明意思,杨先生马上说:“我们住得很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且,楼前是文学所的图书馆,楼后是外文所的图书馆,要用什么书,非常方便。”他就不便深说下去了。又有一天,他说:“请锺书同志住到钓鱼台去,那边的房子大一些,杨绛同志可以同去照顾你。”杨先生忙说:“我是不会照顾人的。我自己还要别人照顾呢!”他说:“那就再带个阿姨一起去!”钱先生、杨先生不搭腔,他也就没法再说下去了。

  国庆节到了,钱先生受邀参加国宴,钱先生有病不去。此人又来替江青做说客:“江青同志特地准备了一辆小汽车,来接锺书同志、杨绛同志去游园。”钱先生说:“我国宴都没有去。”此人说:“锺书同志不能去,杨绛同志可以去嘛!”杨先生推辞说:“国庆节阿姨放假了,我要照顾病人,我还要做饭。”

  他们哪里是“住得很好”,他们实在是住得太差了!他们居此陋室,经历了唐山大地震,经历了严寒、疾病、煤气中毒。环境这样恶劣,但他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固守陋室执着于自己的名山事业:钱先生潜心撰写巨著《管锥编》,杨先生孜孜翻译西班牙名著《唐·吉诃德》。而在当时,知识分子里品格低下的不乏其人。有些人没有任何关系,也要钻头觅缝巴结“四人帮”,甚至不惜卖身投靠,乞求庇护。钱先生和杨先生的人品、气节与这等人比,真有云泥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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