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
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
失群落伍的煌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
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老王不仅老，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
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
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
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
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
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
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
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
不要他减半收费。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
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胡同口蹬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
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
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一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
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
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
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
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
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
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
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登三
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
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
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
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
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
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上住我说：“我不
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
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
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
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
我不能想象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
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
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
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
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一九八四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