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散文
书塾与学堂

  {{─—自传之三}}
  从前我们学英文的时候,中国自己还没有教科书,用的是一册英国人
编了预备给印度人读的同纳氏文法是一路的读本。这读本里,有一篇说中
国人读书的故事。插画中画着一位年老背曲拿烟管带眼镜拖辫子的老先生
坐在那里听学生背书,立在这先生前面背书的,也是一位拖着长辫的小后
生。不晓为什么原因,这一课的故事,对我印象特别的深,到现在我还约
略谙诵得出来。里面曾说到中国人读书的奇习,说:“他们无论读书背书
时,总要把身体东摇西扫,摇动得象一个自鸣钟的摆。”这一种读书背书
时摇摆身体的作用与快乐,大约是没有在从前的中国书塾里读过书的人所
永不能了解的。
  我的初上书塾去念书的年龄,却说不清理了,大约总在七八岁的样子;
只记得有一年冬天的深夜,在烧年纸的时候,我已经有点朦胧想睡了,
尽在擦眼睛,打呵欠,忽而门外来了一位提着灯笼的老先生,说是来替我
开笔的。我跟着他上了香,对孔子的神位行了三跪九叩之礼;立起来就在
香案前面的一张桌上写了一张上大人的红字,念了四句“人之初,性本善”
的《三字经》。第二年的春天,我就夹着绿布书包,拖着红丝小辫,摇
摆着身体,成了那册英文读本里的小学生的样子了。
  经过了三十余年的岁月,把当时的苦痛,一层层地摩擦干净,现在回
想起来,这书塾里的生活,实在是快活得很。因为要早晨坐起一直坐到晚
的缘故,可以助消化,健身体的运动,自然只有身体的死劲摇摆与放大喉
咙的高叫了。大小便,是学生们监禁中暂时的解放,故而厕所就变作了乐
园。我们同学中间的一位最淘气的,是学官陈老师的儿子,名叫陈方;书
塾就系附设在学宫里面的。陈方每天早晨,总要大小便十二三次。后来弄
得光生没法,就设下了一枝令签,凡须出塾上厕所的人,一定要持签而出;
于是两人同去,在厕所里捣鬼的弊端革去了,但这令签的争夺,又成了
—般学生们的唯一的娱乐。
  陈方比我大四岁,是书塾里的头脑;象春香闹学似的把戏,总是由他
发起,由许多虾兵蟹将来演出的,因而先生的挞伐。也以落在他一个人的
头上者居多。木过同学中间的有几位狡滑的人,委过于他,使他冤枉被打
的事情也着实不少;他明知道辩不清的,每次替人受过之后,总只张大了
两眼,滴落几滴大泪点,摸摸头上的痛处就了事。我后来进了当时由书院
改建的新式的学堂,而陈方也因他父亲的去职而他迁,一直到现在,还不
曾和他有第二次见面的机会;这机会大约是永也不会再来了,因为国共分
家的当日,在香港仿佛曾听见人说起过他,说他的那一种惨死的样子,简
直和杜格纳夫所描写的卢亭,完全是一样。
  由书塾而到学堂!这一个转变,在当时的我的心里,比从天上飞到地
上,还要来得大而且奇。其中的最奇之处,是我一个人,在全校的学生当
中,身体年龄,都属最小的一点。
  当时的学堂,是一般人的崇拜和惊异的目标。将书院的旧考棚撤去了
几排,一间象鸟笼以的中国式洋房造成功的时候,甚至离城有五六十里路
远的乡下人,都成群结队,带了饭包雨伞,走进城来挤看新鲜。在校舍改
造成功的半年之中,“洋学堂”的三个字,成了茶店酒馆,乡衬城市里的
谈话的中心;而穿着奇形怪状的黑斜纹布制服的学堂生,似乎都是万能的
张天师,人家也在侧目面视,自家也在暗鸣得意。
  一县里唯一的这县立高等小学堂的堂长,更是了不得的一位大人物,
进进出出,用的是蓝呢小轿:知县请客,总少不了他。每月第四个礼拜六
下午作文课的时候,县官若来监课,学生们特别有两个肉馒头好吃;有些
住在离城十余里的乡下的学生,于文课作完后回家的包裹里,往往将这两
个肉馒头包得好好,带回乡下去送给邻里尊长,并非想学颍考叔的纯孝,
却因为这肉馒头是学堂里的东西,而又出于知县官之所赐,吃了是可以驱
邪启智的。
  实际上我的那一班学堂里的同学,确有几位是进过学的秀才,年龄都
在三十左右;他们穿起制服来,因为背形微驼,样子有点不大雅观,但穿
了袍子马褂,摇摇摆摆走回乡下去的态度,如另有着一种堂皇严肃的威仪。
  初进县立高等小学堂院那一年年底,因为我的平均成绩,超出了八十
分以上,突然受了堂长和知县的提拔,令我和四位其他的同学跳过了一班,
升入了高两年的级里;这一件极平常的事情,在县城里居然也耸动了视
听,而在我们的家庭里,却引起了一场很不小的风波。
  是第二年春天开学的时候了,我们的那位寡母,辛辛苦苦,调集了几
块大洋的学费书籍费缴进学堂去后,我向她又提出了一个无理的要求,硬
要她去为我买一双皮鞋来穿。在当时的我的无邪的眼里,觉得在制服下穿
上一双皮鞋,挺胸伸脚,得得得得地在石板路大走去,就是世界上最光荣
的事情;跳过了一班,升进了一级的我,非要如此打扮,才能够压服许多
比我大一半年龄的同学的心。为凑集学费之类,已经罗掘得精光的我那位
母亲,自然是再也没有两块大洋的余钱替我去买皮鞋了,不得已就只好老
了面皮,带着了我,上大街上的洋广货店里去赊去;当时的皮鞋,是由上
海运来,在洋广货店里寄售的。
  一家,两家,三家,我跟了母亲,从下街走起,一直走到了上街尽处
的那一家隆兴字号。店里的人,看我们进去,先都非常客气,摸摸我的头,
一双一双的皮鞋拿出来替我试脚;但一听到了要赊欠的时候,却同样地
都白了眼,作一脸苦笑,说要去问账房先生的。而各个账房先生,又都一
样地板起了脸,放大了喉咙,说是赊欠不来。到了最后那一家隆兴里,惨
遭拒绝赊欠的一瞬间,母亲非但涨红了脸,我看见她的眼睛,也有点红起
来了。不得已只好默默地旋转了身,走出了店;我也并无言语,跟在她的
后面走回家来。到了家里,她先掀着鼻涕,上楼去了半天;后来终于带了
一大包衣服,走下楼来了,我晓得她是将从后门老出,上当铺去以衣服抵
押现钱的;这时候,我心酸极了,哭着喊着,赶上了后门边把她拖住,就
绝命的叫说:
  “娘,娘!您别去罢!我不要了,我不要皮鞋穿了!那些店家!那些
可恶的店家!”
  我拖住了她跪向了地下,她也呜呜地放声哭了起来。两人的对泣,惊
动了四邻,大家都以为是我得罪了母亲,走拢来相劝。我愈听愈觉得悲哀,
母亲也愈哭愈是利害,结果还是我重赔了不是,由间壁的大伯伯带走,
走上了他们的家里。
  自从这一次的风波以后,我非但皮鞋不着,就是衣服用具,都不想用
新的了。拼命的读书,拼命的和同学中的贫苦者相往来,对有钱的人,经
商的人仇视等,也是从这时候而起的。当时虽还只有十一二岁的我,经了
这一番波折,居然有起老成人的样子来了,直到现在,觉得这一种怪癖的
性格,还是改不转来。
  到了我十三岁的那一年冬天,是光绪三十四年,皇帝死了;小小的这
富阳县里,也来了哀诏,发生了许多议论。熊成基的安徽起义,无知幼弱
的溥仪的入嗣,帝室的荒淫,种族的歧异等等,都从几位看报的教员的口
里,传入了我们的耳朵。而对于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国文教员拿给我们
看的报纸上的一张青年军官的半身肖像。他说,这一位革命义士,在哈尔
滨被捕,在吉林被满清的大员及汉族的卖国奴等生生地杀掉了;我们要复
仇,我们要努力用功。所谓种族,所谓革命,所谓国家等等的概念,到这
时候,才隐约地在我脑里生了一点儿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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