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各组抽调来的十二个犯人并不象王队长说的那么难管。王队长说“难管”，
是从劳改干部的角度上来看的，是把我还当做与那十二个人不同的人。自监狱制度发明
以来，最英明的一项措施莫过于用犯人来管犯人。一种民主的平等的气氛，很快就会调
动起被管的犯人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尤其，我们这个田管组住在远离号子七八里的大面
积稻田中间，土坯房盖在斗渠旁边一个地势较高的土丘上；公社的生产队与我们隔渠相
望。这里没有岗楼，没有电网，没有扛枪的“班长”。我们又听见了鸡啼狗吠；我们渠
这边沙枣花盛开之际，生产队的蜜蜂嗡嗡地成群飞来，似乎已经抹掉了横在人与人之间
的森严壁垒。有家的犯人仿佛又回到了家，无家的犯人也获得了些许的自由感。更何况，
抽调来的自由犯，全都是短刑期的或刑期即将结束的犯人，在这样的年代里，有这样一
处美好的田园，又何必逃跑呢？
    水稻生芽的时节，渠坝上满树的沙枣花开始凋谢。点点金黄色的小花落到水里，有
的顺水流去，有的被垂在水面的柳枝留住。依附在柳枝上的沙枣花又吸引来无数的沙枣
花和柳絮，在渠水上织成金色的和银色的花絮的涟漪。我们在稻田里劳动了一天回来，
就蹲在这渠边吃晚饭。而在渠坝那边的柳树下，却坐着。站着一排排农民的娃娃，呆呆
地盯着我们这些穿黑衣裳的人，仿佛这些人的一举一动都非常奇异。黑色的衣服和教士
的长袍一样，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他们干了什么事？是什么命运驱使他们集中到这
里来……幼小的心灵从此潜入了对世界、对未来的恐惧。
    如果大队在警卫的押送下，排着队从渠坝上走来，到稻田地里去干活，来看的农民
就更多了。甚至还有从远地来庄子上串亲戚的老乡，也要把“看劳改犯”当作精彩的节
目。
    “哟！看那个……还戴着眼镜哩！”
    “咦！那个，那个……模样还长得挺俊哩！”
    “咋样？给你当个女婿……”
    “你死去，我撕烂你的X嘴！”
    说这样话的当然是女人。很快，她们自己一伙里就打闹开了，这是一个开放性的剧
场，观众席上同样演着热闹的戏。久而久之，如果我们出工收工没有老乡，特别是穿花
褂的姑娘媳妇站在渠那边看，我们反而会感到寂寞，年轻的小伙子在队列里走着也是无
精打采的，即使今天干的活并不重。要是来看的人多，绝大部分劳改犯人都会抖擞起精
神来，王队长没有下命令唱歌（唱歌也是在命令之下），也要唱。
    在所有的“革命歌曲”里，我们最爱唱这两支歌：
    
    日落西山红霞飞，
    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

    还有：
    
    我们——共产党人，
    好比种——子！

    唱到“种子”这个词，年轻的劳改犯就会向站在渠那边的姑娘媳妇挤眉弄眼。王队
长对犯人唱什么歌是不管的，只要唱得整齐，唱得响亮，他便会骂一句“婊子儿”，表
示赞赏。直到后来警卫人员通过警卫部队的渠道向劳改当局提出了意见，劳改当局才下
达规定：在这个非常的革命时期，劳改犯人只许唱“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
倒”了。可是，到了一九六七年，连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也被“砸烂”，这些机关一
律实行了军事管制，“高贵”的军代表却比“卑贱”的农民出身的劳改干部“聪明”—
—应该是“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语录”是这样教导的——直觉地感到所
有的“语录歌”都具有方法论的性质，不论哪个阶级哪个派别全能利用，全会从中受到
启发。比如，你所指的“反动的东西”，在他那里偏偏另有所指，你怎么办？对这群心
怀叵测的人，你怎么知道他们心里指的是谁？于是，干脆命令劳改犯人一律不许唱“语
录歌”。但除了“语录歌”之外这时又没有别的歌可唱，这样，在一次劳改队春节联欢
上由犯人自编自演的“宁夏道情”，便顺理成章地成了流行歌曲。
    
    改造，改造，改那么个造呀！
    晚上回来，一——大瓢呀！
    嘿嘿！呀嗬嘿嘿！呀——嗬嘿！

    在我们田管组，“一大瓢”是由我们派回去的值日犯人挑来的。我们有两个大铝桶，
不管是什么饭，值日犯人每顿都能挑回满满的两大桶来。在外面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的
“多劳多得”，在劳改队里始终奉行不渝。这时，黄瓜成熟了，西红柿开始泛红。路过
菜地，挑饭的值日还要捞来许多刚下架的新鲜蔬菜。经管菜地的也是自由犯，而所有的
自由犯全属于一个阶层，都互通声气，互通有无。我们能比“班长”们和劳改干部及其
家属更早地吃上西红柿和黄瓜。自由的相对性，在这里体现无遗：不管在什么地方，你
只要比别人稍稍自由一点，你就能得到较多的利益；而利益的多少，恰恰和当时当地不
自由的程度成反比，在最不自由的地方你得到一点自由，所获得的利益却最大。
    两大瓢——不是“一大瓢”——下了肚，又大嚼了一堆西红柿黄瓜，我们全被撑得
不能动了。我们仰面躺在渠坝的坡上，头枕着自己的胳膊。大队收工回去了，周围陡然
异常地静谧。乌鸦在老柳树上拉屎，稀粪穿过枝叶掉在积满黄土的渠坝上，砸出“扑、
扑”的声音。太阳落在群山之巅，灌满了水的大面积稻田，蓦地变得清凉起来。青蛙和
癞蛤蟆先是试探性的，此起彼伏地叫那么两三声。声调悠长而懒散，仿佛是它们刚醒过
来打的哈欠似的。接着，它们便鼓噪开了，整个田野猝然响成一片：“咯咯咕”！“咯
咯咕”！欢快而又愤怒。它们要把世界从人的手中夺回来，并充满着必胜的信念。
    同时，习习的晚风从一眼望不到头的稻田那边吹拂过来，并且送来无数跳跃的、闪
烁不定的点点金光。我闭上眼睛，进入一种忘我的恬静。这种忘我的恬静是在等待中的
最佳情绪状态，也是在漫长的等待中不自觉地锻炼出来的。在历史的转折到来之前，人
根本无能为力，与其动辄得咎，不如潜心于思索。
    但我思索些什么呢？我什么也没有思索。外面的世界已经完全逸出了马克思所探索
出的规律，书本已经被抛到一边。据说这才是真正遵循了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不
如武器的批判”。因此，不但使王队长目瞪口呆，也使自以为比他高明的我偶然失措。
王队长的沉默给我留下的那个空白，尽管填满了渺茫的，但又必不可少的希望，却也没
有给我对社会的思考提供任何线索。斯宾诺莎是这样说的：“无知并不是论据。”
    管他妈的！当个纯粹的劳改犯吧。王队长还把我看作与其他劳改犯不同，说来惭愧，
实际上我从骨子里都成了一个劳改犯，因为我在社会上所从事的职业，就数我当劳改犯
当得时间最长。
    在渠坝下躺够了，劳改犯们舒臂伸腿地活动起来。
    “操！夜黑里来个女鬼就好了。”
    “来的女鬼可别是披头散发的，最好是涂脂抹粉的。”
    “熊！吊死鬼都伸着舌头，老长老长，通红通红，在你脸上舔一下，可够你呛！”
    “一个女鬼不够分，最好来一帮，十三个，咱们一人搂一个。”
    “咱们组长不要呀，咱们组长是个读书人。”
    “读书人咋啦？读书人也长着一个……”
    我仍闭着眼睛，但也不禁和大家一同“扑哧”地笑了。我感觉得到这时大伙儿的眼
睛都在看着我。我受着一种独立于他们之外的尊敬，但我的内心却倾向于他们。自一九
五八年“公社化”以后，法律之外又加上种种规章制度，空前的严厉渗透到农村生活的
每条缝隙。每一个农民都象古希腊传说中叙拉古国王的宠信，头上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
剑，不知什么时候它全突然掉下来，砍着自己的脑袋。归我率领的十二个田管组员，全
是精于农活的强壮小伙子。听着他们平静地叙说自己的案情，就象絮絮的微风穿过林间。
    “苦啊，不偷咋办呢？肚子饿着哩……”
    一个塌鼻子小伙子盗卖了生产队的化肥，判了五年，而谈起来却怀着一种幸运感。
    “值！我给我老妈治病了哩。判我五年，就不让我退赔了……”
    “嘿嘿！我也运气。”另一个把生产队的牛喂得撑死的劳改犯这样说，“法院问我，
你愿意劳改还是愿意赔钱？我琢磨着：劳改队还管饭吃，我就来了。来了一看，还真不
赖！就是没有娘儿们。哎，熬着点吧……”
    有时，他们也问我：“章组长，你是为啥进来的？”
    “我么？”我说，“我什么也不为。”
    他咔裂开嘴理解地笑了。“什么也不为”就进了劳改队似乎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
情，就好象吃饱了会打嗝，着了凉会生病一样，但却没有一个人去探究底蕴：为什么
“什么也不为”就把人送进劳改队？他们那种毫无抱怨的，任凭自己的生命和命运象流
水上的浮叶，漂到哪儿是哪儿的态度，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灵魂深处的温顺。达观和乐
天知命。我在他们中间，竟有时会怀疑起自己；为什么要思考？在宿命的面前，思考又
有什么用？
    啊，宿命！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想到女鬼，想到吊死鬼。我们住的这幢远离劳改大队的土坯房
——照日本战术教科书上的术语说，是“独立家屋”，是自五十年代初期建立劳改农场
以来就耸立在这广袤的、平整的田野上的，年年月月，饱经风霜。据传说，五十年代中
期，渠那边庄子上有一个黄花闺女，为了抗拒父母包办的婚姻，大白天就跑过斗渠到这
屋子里来上了吊。这是个上吊的好地方，屋顶上没有顶棚，弯弯扭扭的木头椽子露在外
面，随便哪根椽子上都可经搭上绳子。而且，有谁会到农闲时空无一人的这幢属于“严
禁入内”的劳改农场的“独立家屋”中来，干扰她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刑期在十年
以上的老劳改犯说起来，至今还津津有味：
    “咦！俊着哩！还穿着红鞋，两条大辫子，唏溜个光！脸白森森的，眼睛毛毛长刷
刷的。咱们给她抬下来的时候，身子骨还软软的……”
    有的老劳改犯说她尿湿了裤子，说她舌头伸得老长老长，据说吊死的人都是这副模
样，可是大多数老劳改犯都认为这是对她的亵渎，坚持把她描绘成一个仙女，我们这些
后来的劳改犯，没有亲睹，对她当然不具有那种崇敬的情感，只是一个劲儿地想把她还
原为活生生的肉体。“熬着点吧”，在受煎熬的时候，不由自主地会把她当作精神上的
慰藉。
    啊，贞洁的、勇敢的、不知姓名的姑娘，原谅我们吧！
    有时，场部晚上放电影，王队长通知我们去看——看电影是“受教育”——留下一
个人看管夜水就行了。每次我都让他们十二个人去，我独自坐在“独立家屋”里。当领
导，即使是当个犯人头，也必须公允，能自我牺牲，这才会取得被领导者的尊重和服从。
蛙声咯咯，渠水淙淙，稻田上的清风如泣如诉，恰恰时隐时现的和弦。窗外，漆黑的一
片，玻璃上涂满污浊的泥痕。豆大的油灯伴着我夜读。当我只见我一个人的身影，模糊
地印在泥皮斑剥的土墙上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十三”。“十三”！这是个极不吉利的
数字。这个数字会把她召唤出来。
    果然，她从梁上飘落下来了。先是一团不成形的彩色的雾气，落到地面上，便立刻
凝聚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美丽的姑娘。和老劳改犯说的一样，两条大辫子油光水滑的，长
长的睫毛，水灵灵的眼睛，皮肤即使在昏黄的油灯下也显出白中透红的光彩。她还穿着
冬天的红棉袄，脚上果真穿的是红鞋。简陋的小土坯房因为她的到来而变得喜气洋洋了。
    她轻轻地掸拂着衣衫，怯怯地向我靠近，并发出一声暖人心意的深深的叹息：
    “哎，苦啊——”
    “来吧，”我向她伸出手去，“你苦，我也苦，让我们两人在一块儿吧……”
    “我说的就是你呀。”她将手搭在我的肩上，弱不禁风的、但又很温暖的身躯紧贴
着我，眼睛看着摊在我面前的书。“你苦，我不苦。人死了，什么苦恼也没有了。每天
晚上，我都看着你等人睡下了，又爬起来看书，何必呢？别把身体搞坏了。”
    她的声调是幽怨的。我搂着她那娇小的腰肢。我被她不自以为苦却关怀着我的精神
感动了，我含着辛酸说：
    “你也苦呀。为什么年纪轻轻地就寻死呢？活着总比死了好吧？你要是活着多好！”
    “活不下去呀，”她微微地晃动着身子，使我有一种进入梦幻般的感觉。“人要把
我嫁给我不愿嫁的人，你说还能活吗？”她又低声地说：“当初，要是你在就好了。我
正是要出嫁的那天跑到这儿来上吊的。那天你要在这儿，我就不上吊了。”
    我把她揽进我的怀里，让她坐在我的大腿上；抚摸着她光滑的发辫。“这都是社会
的原因呀，”我说，“我们还没有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还没有真正的婚姻自由。我看
书，就是要探索怎样才能建设一个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的社会。”
    她似乎不理会我的说教，扭动着身躯说：“那是哪辈子的事呀！想也不敢想。我们
的区委书记也这么说，广播喇叭也这么喊，可是一点不管用！不过，死了也好。你要是
当作我是活人，我就活过来了。”她又扬起脸，深情地说，“你是我的好人人！你别学
广播喇叭说大话。我给你唱个歌吧。我好久没唱了。我一直憋着哩，我要唱给我喜欢的
人听。”
    于是，她轻声地唱起来。歌声仍然是幽怨的，但却娇嫩柔婉，在我眼前展开春天里
一片无人注意，任人践踏的黄色的蒲公英：
    
    清水水玻璃隔着窗子照，
    满口口白牙对着哥哥笑。
    双扇子门来单扇子开，
    叫一声哥哥你进来。
    眉对眉来眼对眼，
    眼睫毛动弹把言传。
    一对对母鸽朝南飞，
    沷上奴命跟你睡。
    ……

    然而，劳改犯人们回来了！
    还离着很远，就听见他们嘻嘻哈哈地吵闹声。姑娘悠然又化作一团彩色的雾气。歌
声、肉体、温暖的气息，全消失了。我的组员们一进门，先是一捧捧黄瓜西红柿堆在我
的面前。
    “贼不走空趟！”劳改犯人们说。“吃吧，吃吧，这根黄瓜是刺儿皮，可脆哩！”
塌鼻子用比黄瓜还脏的手在黄瓜上捋几下，算是擦干净了，递给我。你既然把他当作贼，
他也就以贼自居了。并且，在农民们都做贼的时候，不做贼倒是反常，做贼当然不会觉
得可耻。
    接着，他们便在土坑上打开铺盖，劈劈扑扑地抻褥子，抖被子。一股汗臭味顿时弥
漫了全屋。躺在被窝里，他们还要聊一会儿。
    “咦，那个吴琼花八成儿跟洪常青搞上关系了哩！都在一个部队里，低头不见抬头
见。没睡过觉，我才不信！”
    “南方人都喜欢搞那玩意儿，那地方热……”
    “我听说，南方人上厕所男女不分哩！”
    “在日本国，男男女女还在一个澡堂子里洗澡哩！”
    “日本国啥！那年我盲流到上海，也是个大热天，我亲眼瞧见一伙男的女的，全在
一个大池子里扑腾！”
    “没穿衣服？”
    “穿衣服啥！穿着衣服能在水里扑腾？都他妈的光着身子！”
    “啧，啧……”
    而我，却搂着我的姑娘入睡了。我把被窝留出一个空档，这里睡着她柔软的、但却
是虚空的身子。
    有一次，劳改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部《列宁在十月》。劳改犯人看了，对瓦西里
和他老婆吻别那场戏大感兴趣。
    “咦！了不得！电影影子里还吃老虎哩！”
    “嘿，抱着脸就那个啃！”
    “你跟老婆姨也啃过。嘻嘻！啃过没有？你说，你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审讯的术语，劳改犯人可是记得牢牢的，随时挂在嘴边。
    “啃啥哩，脸怪脏的！我一偏腿上马，一蹦子就到河西了……”
    接吻“怪脏的”，而身体其他部位的接触却不“脏”！爱情其实是文化的一种表现。
在缺乏文化的地方，在缺乏文化的人身上，全然没有爱情的一切温文尔雅，没有那一套
温文尔雅的繁文缛节，只有那最原始的。也是最基本的情欲。
    
    进得门来就吹灯，
    抱着我的小亲亲。
    嗯咦哟——嗯咦哟——

    豆大的灯光熄灭了，姑娘上过吊的屋子里黑暗如漆。劳改犯们都入睡了，打鼾的打
鼾，锉牙的锉牙，呻吟的呻吟；那个把牛喂死的劳改犯哼哼卿卿地这样唱了几句，最后
吧咂几下嘴，也甜甜地进入了梦乡。而在这幢土坯房里，所有的梦中都有女人，如静电
的火花，在这些男人的脑海中荧荧地闪烁。啊，魔障啊，魔障！
    我不能说那是淫荡的、下流的。在我体内，在我刚过三十岁的强壮的肉体里，也蠢
蠢欲动着这个魔障。佛教经典《大智度论》中这样写道：“问曰：何以名魔？答曰：夺
慧命，坏道法功德善本”。也就是说，她能把人和智慧、道德、教养、善良的天性全部
毁掉，荡然无存。可是，去他妈的吧！既然早已把我当成“阶级敌人”。一次劳改，两
次劳改，“反右”过去了十年还拿我写的诗“示众”，死死地揪住我不放；佛教尚讲
“六道轮回，生死相继”，而我却总没有再次投胎的机会，又要那些智慧、道德、教养
何益？
    我们劳改犯入睡觉时全身脱得精光，一是为了省衣裳（除了那一张黑皮，衬衣衬裤
可是要自己花钱买，或是由家里寄来），二是为了不生虱子。我在被窝里用粗糙的手掌
抚摸着我肌肉饱满结实的胸脯，很是惴惴不安，就象抚摸着随时会咆哮起来的野兽。爱
情，早已在我心中熄灭；我的爱情和我曾经爱过的人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正因为我
爱她，我便不能让她与我共担险恶的命运，对她弃之不顾倒是还给她自由；正是因为我
爱她，我便不能多想她。想她反而是虚伪，这等于把感情的债务强加在她身上。并且，
如果心灵被思念、被爱情所软化，便不能以一种汉子的刚劲来对付严峻的现实。我见得
太多了：被严峻的现实摧毁磨跨的人，大半是多愁善感，恋于儿女私情的人。
    纯洁的如白色百合花似的爱情，战战怯怯的初恋，玫瑰色的晚霞映红的小脸，还有
那轻盈的、飘浮的、把握不住的幽香等等法国式罗曼蒂克的幻想，以及柏拉图式的爱情
理想主义，全部被黑衣、排队、出工、报数、点名、苦战、大干磨损殆尽，所剩下来的，
只是动物的生理性要求。可怕的不是周围没有可爱的女人，而是自身的感情中压根儿没
有爱情这根弦。于是，对异性的爱只专注于异性的肉体；爱情还原为本能。感情和皮肤
同步变得粗糙起来，目光中已没有一丝温柔，变得象鹰眼似的阴沉，我抚摸得到我胸腔、
我腹部里有一种尖锐不安的东西撞击着我。我听得见它阴险的咻咻的鼻息，感觉得到一
股如火焰般灼热的暗流，在我周身的脉络中肆无忌惮的乱窜。那不是我，或是我的另外
一面。可是它很可能猛地冲击出来将我撕得粉碎，然后舔舔它的血唇，扑向它所能看见
的第一个异性。
    我睡着了。我梦中出现了女人。但女人即使在我潜意识中也是不可把握的，模糊不
清的。这年我三十一岁了，从我发育成熟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和女人的肉体有过实实
在在的接触。我羡慕跟我睡在一间土坯房里的农民们，这个地区有早婚的习惯。在他们
的梦中，他们还能重温和异性接触的全过程。这种囹圄之梦，摆脱了脚镣手铐，能达到
极乐的境地。而在我，梦中的女人要么是非常抽象的：一条不成形的、如蚯蚓般蠕动着
的软体，一片毕加索晚期风格的色彩，一团流动不定的白云或轻烟。可是我要拼命地告
诉我，说服我：这就是女人！
    有时，女人又和能使我愉悦的其他东西融为一体：她是一支窈窕的、富有曲线美的
香烟，一个酭得恰到好处的、具有弹性的白暄暄的馒头，一本哗哗作响的、纸张白得象
皮肤一般的书籍，一把用得很顺手的、木柄有一种肉质感的铁锹……我就和所有这样的
东西一齐坠入深渊，在无边的黑暗中享受到生理上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