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乡到美国(第三部分)
三、哈佛研究院
        现在回顾一下从1915到1918在哈佛这三年,似乎只是继续沉醉于研读哲学,获得学
位。这种平铺直叙的生活有少数几次因生病和到附近地区旅行而被打断。但翻阅那几年
的日记,我发现在我作学生的最后年代,还有许多事值得一提。
    在哈佛的第一年,我一个人住在哈佛广场教堂街与麻州道交叉点的“学院寄宿舍”。
一年后,在康奈尔和我住同房间的胡明复也来哈佛,于是我和他搬到牛津街波京斯馆
(Perkins Hall)七十七号房,后搬到八十五号房,以后又搬到波京斯馆正对面的柯恩
特馆(Co-nant Hall)。明复返回中国后,我和他的远房堂弟胡正修同住一室。在牛津
街,在我身后走的男孩子高叫:“嘿,那个家伙需要理发!”在街头走路遇到熟人,我
仍然不打招呼,因此早在康奈尔第二年,我便得了一个外号“教授”。除了心不在焉之
外,我还犹豫不决。1916年11月3日我写道:“今日余已二十四岁,仍然犹豫不决。”罗
素、裴瑞(Ralph Barton Perry)和若伊思(Josiah Royce)的著作,我看了很多。第
二年中期,我才开始想到博士论文的题目,最后决定的题目是《连续:方法论之研究》
(Continuity: Study in Methodology),在论文中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何时算是程
度上的区别,何时算是品类上的区别,品类上的区别能否减低成为程度上的区别等等。
这项撰写论文的工作并未对我犹豫不决的习惯有任何助益。我的毕业论文是在席佛教授
指导之下写成的,在我通过最后考试之后,主持考试的侯京(William,E.Hocking)教
授问我撰写论文是否影响我的个性,我回答说在那方面对我毫无帮助。
    让我回转头来谈一谈那三年我读书的日常事务。我选修各式各样的课程,多数是讨
论会(seminars),在讨论会上,在我最后决定我的论文题目之前,我宣读各式各样的
文章,诸如《法律可改变吗?》和一篇因果律的文章等等。我在若伊思教授指导之下从
事研究,他主持的形而上学研讨会极为动听。他介绍我阅读皮尔斯(C.S.Peirce)的
著作,其丰富而有余韵的“逻辑”饶有趣味,但难于领会。若伊思于1916年9月14日壮年
物故,无从递补。在他遗言赠送的书籍中,我获得一部麦格斯威尔(Clark Maxwell)所
著上下两册《电气与磁学》,由若伊思加以注解。对日抗战期间,我从南京流亡于1938
年到云南携带少数几本书,这书是其中之一,现在仍摆在我的书架上。裴瑞和侯尔特
(E.B.Holt)两位教授几乎转变我成为实体论(re-alism)的信徒,虽然侯京教授是
个唯心论者(idealist),在哲学方面以及私人方面,对我影响极大。英籍教授侯恩雷
(R.F.A.Hoernlé)见解不偏狭,让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并未受教于伍德斯教授,惟
我第二次到剑桥(1921二四)发起哈佛教学中文,他是最重要的推动人物。我在上文提
过,我的论文指导教授是席佛,他以发明斜线“I”而闻名,斜线的意思是“既不又不”,
单从这项发明,整个形式逻辑学便可建立,还有整个数学,如怀特海(Whitehead)和罗
素所做过的,他们的杰作当然是《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惟我以及多
数学生觉得在数学和哲学内外,其先驱,罗素著的《数学原理》(Principles of Math
ematics)远较可读。
    我不能决定究竟选修心理学还是科学史作为我的副修课程,所以这两种课程我都选
修一些。孟德伯(Hugo Münsterberg)教授是一位有声有色的生动讲师,惟我觉得在蓝
格菲(H.S.Langfeld)教授教导下,我学得较多,蓝太太也教我弹钢琴。韩德森(L.
J.Henderson)教授和沙顿(George Sarton)教我科学史,那时科学史还是一门新课程,
沙顿教的两门课,班上只有我一个学生。上课地点是魏德纳图书馆(Widen-erLibrary)
内沙顿的小书房。我决定不了我该不该点头或说是,或像班上任何学生那样,静静地坐
着。我并未选修韩廷顿教授的课,但征询他对我的论文和课外活动的意见。他鼓励我在
图书馆涉猎,被我找到芮格(Wm.F.Rigg)写的一篇文章:《两世纪前的中国星图》
(A Chinese Star Map Two Centuries Old,刊在1916年1月的《大众天文学》),以及
史雷格(Gustav Schlegel)1875年所著《中国天体学》一书中大批资料,我据以写了一
篇文章《中西星名图稿》(Jong-Shi Shing ming Twukao)在上海《科学》第三卷(1
917年)发表,费了我两个月一百三十小时才写完。我继续对语言学发生兴趣,选修了葛
然简(Charles H.Grandgent)教授的《言语学入门》。在哈佛的最后一年,我第一次
会到以《基本英语》闻名的理查斯(Ivor A.Richards),以后在清华大学,他成为我
的同事,我们时常见面。后来我对基本英语兴趣浓厚,写了一本基本英语教科书,且试
以非美国口音灌了一套录音片(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附录音片)。基本英语便是
理查斯和欧格登(C.K.Ogden)共同发明的。那几年我有一次有趣的语言经验,即倾听
聋盲天才海伦·凯勒(Helen Keller)讲演。通常她先用手语和译员讲话,再由译员说
出她要说的话,可是那次她自己高声讲出,惟我颇难听懂她的话。三十年后,我却很容
易和贝尔电话公司试验室的聋子音响学者布鲁姆(Edger Bloom)交谈,当时我在贝尔试
验室任顾问。他们业已发明了光谱图,显示出话语各种频率因素的相关强度,以便初学
者能看到他发音的型态,而对自己的发音和他要仿学的声音加以比较。我继续研究中国
方言,有很多机会从哈佛到麻省理工学院中国朋友听到并学习方言。一位朋友张云(Ch
ang Yun)是陕西西安人,他教我的一段话是这样的:
    来下,来下!
    人家娃,在书房读书呢。
    咱的娃,拿勺勺要水呢。
    不说起,是他二爸呢。
    说起他娘可不行。
    去下,去下,叫娃要去要去!
    (译者注:发音略)
    最怪的是“书”字,中国大部地区读为shu,他则读为fu,我们都学着他玩。张云业
已去世,1973年4月28日我上次旅行时曾拜访他,我仍然记得而且背诵出他的腔调,他颇
引以为乐。
    虽然要准备考试、撰报告、写论文,我仍有时间参加许多课外活动。在康奈尔我学
过天文学一门课程,我继续研究星球,1916年6月我学会看仙后星座的位置来判定时间。
我买了一架望远镜,1918年8月18日,当射手座消失在月亮的黑暗面之际,我能看到它的
月掩(Occultation)。在课外阅读方面,我极欣赏怀特的《自传》(Andrew D.White
' Autobiography)、班奈特的《一天二十四小时》(Arnold Bennett's Twenty-Four
 Hours a Day)、戴莫根的《奇人的预算》(DeMor-gan's Budget of Paradoxes)、
及加洛尔的《猪怪兽》(Lewis Carroll's Hunting the Snark)。我也选修更多的函授
课程,如个人效率课。我对效率本身比自己增加效率,更有兴趣。我不大去听公开讲演,
惟常去听克罗则(Samuel Crothers)在正对着我房间的一神教堂讲道。我喜欢听他讲,
不是我相信一神论,而是因为他是好的论文家和善于雄辩的演说家。我继续在哲学会社、
数学会社、世界会社、中国学生会社等团体为活跃分子,和在康奈尔时候一样,参加一
年一度在各城市举行的中国学生联盟会议。我作的独幕喜剧《挂号信》在会议中上演不
只一次,一次是在达马瑞斯哥塔(Damariscotta),另一次我想是在哈佛。最费时的课
外活动仍然是编辑《科学》中文杂志,该杂志办事处迁到哈佛,因为多数积极成员已转
入哈佛(《科学》杂志社最后迁回中国)。有一个时期我身心交疲,不得不请求教授写
信要我减少课外活动。
    那项借口只是借口而已,我依然继续作我喜欢作的事,不是不是妨碍我的正常工作。
我继续涉猎音乐,选修一门高级和声学课程。在《科学》杂志上登出我作的三首或四首
曲谱。我无须清晨二时排队买桑德斯剧院(Sanders Theater)及交响乐馆(Symphony
Hall)的票,去听福朗查雷四重奏(Flonzaley Quarter)、柏德鲁斯基(Paderewski)
及霍夫曼。我在日记上热烈记载了柴科夫斯基(Tschaikowski)第四首和贝多芬第九首。
在去听音乐会之前,我一连几天练弹贝多芬第九首。当时我的喜好多少是传统性的,现
在或许仍然如此。福朗查雷四重奏演出史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所作曲谱,我在
1916年1月27日的日记上说:“依我看,似乎毫无意义。”我看戏剧不如听音乐会的次数
多。我倒蛮喜欢看《查理的姑母》(Charlie's Aunt),至于在舞台上演的《金银岛》,
我觉得“史蒂文生(译者按:《金银岛》之作者)的味道所留无多”(1917年5月19日日
记)。还好,我阅读加洛尔的著作多年后,才看到它在舞台上及在银幕上被弄坏,我将
他的两部名著译成中文时(1922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1938年和1968年《走到镜子
里》),他的著作还未搬上舞台或银幕。
    截到现在,我对世界的大事所述无多,那是因为我对这些事极少注意,惟我在1914
年世界大战开始时确曾记“何等荒谬!”在美国于1917年4月17日对德宣战时,我不得不
于1917年6月15日向征兵局登记为外国人,以免服役,直到50年代我才归化为美国人。以
后我在芝加哥看到整夜喧嚣庆祝1918年11月11日停战。
    在这三年之间,我的健康情形大多数时间一定颇为良好,我参加了那么多活动,可
是我也有过颇为严重的病痛,每年至少进一次医院。1916年我在波士顿高卜医院(Copp
 Hospital)由杜德莱(Dudley)医生操刀割除盲肠,我于7月21日手术后一星期,费了
两小时在日记上写了十三页,描述那次的经历。我数我的呼吸,数到七十三便麻醉过去。
由于我住院开刀,得识看顾我的护士菲珀黛(M.E.Philpott)小姐,友谊保持多年。
开刀结果,那年夏季中国学生会议,我便未得一英里竞走冠军,以后再未获胜。1917年
2月,我在床上呕吐不止,有一段短时期几乎人事不知,不得不在学校医疗院住几天。那
年稍后,我的老毛病心跳病又犯,但贝莱(Bailey)医生说没有关系。到了12月,我因
“鼻梁歪斜”又在医疗院开刀。这次他们使用氧化氮和以太混合剂、我只数到二十三便
失去知觉(1917年12月2日日记)。可是我出院之后只有三天,鼻子又塞住不通,被送到
眼耳鼻医疗院再开一次刀。我在那里住了三个星期,一切才恢复正常。尽管我的健康情
形好坏不一,我总是颇为活跃,这一定对我有好处。我继续长途散步,惟不似在丘陵起
伏的绮色佳散步那样陡峭。有一次我走过剑桥桥(盐震桥)(Salt-Shakers Bridge)
到东波士顿,回头经哈佛桥到哈佛广场,共费四小时。那些年我也骑脚踏车,不过我仍
觉得走路是更好的运动。
    我提到过许多教授和教授朋友的姓名,惟除了“科学社”同事外,还未谈及别的朋
友,“科学社”同事多数来自康奈尔。
    我在哈佛比在康奈尔交了更多的美国朋友。有一位狄谋思(Raphael Demos)和我同
系,另一位是物理学者冷缯(Victor Lenzen),有几门课和我同班,现在我在柏克莱仍
然时常见到他。我们在牛津街狐狸圃(Foxcroft)餐厅一同搭伙,常开卫挺生的玩笑,
称他为“顶卫生”,因为他极讲究食品卫生。青年才俊魏纳(Norbert Wiener)当时也
在哈佛,可是我对其父寮·魏纳(Leo Wiener)所知较多,因为他对语言学颇为关切。
后来由于小魏纳访问中国和我二次到哈佛,我对他所知增多。我也扩展所学,多次会晤
卫斯理大学的谢费德(A.D.Sheffield)教授,在中国和他谈论很多语言问题。
    除了贝夫一家女孩外,我还没有提到其他女朋友。在哈佛(即芮德克理夫〔Radcli
ffe〕和卫斯理〔Wellesley〕,我确有比在康奈尔时更多的女朋友。其他我约会的女孩
有韩美英,她是最漂亮的女孩之一。王瑞娴是我的音乐朋友,她在波士顿音乐院主修钢
琴,那时我当然不晓得她是我未来太太在上海中西女塾(Mc Tyeire's)的同学。她嫁给
康奈尔我的同学董(J.C.S.Tung),生了四个孩子,都成为有成就的音乐家,两个女
儿在音乐会上任钢琴手,两个儿子在宾州交响乐团任指挥。另外一位女友名叫李(Mabl
e Lee),以她的年龄来说,具有极成熟的性格。有一次,我演说比赛榜上无名,她逐句
分析我的讲词,使我心里好过而不觉难受。我常见到一个女孩子叫牛惠珠,是我哈佛医
学朋友牛惠生的姊姊(或妹妹)。有一次,邓赖卜(Dunlap)博士请我们两个吃晚饭,
她带了一件半织好的毛衣,没注意到我丢掉毛线球,因而拉着毛线走过芮德克理夫校园,
约走了三十码,才发觉发生了什么事。我在哈佛的后期,最常见的女孩是周淑安,她兄
弟辨明我也常见,因为我们两个人对语言颇有同好。我常和安娜(周淑安之英名)散步,
合弹钢琴二人合奏曲(如拉哥〔Largo〕从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乐》〔Dvorak's Ne
w World Symphony〕改作之曲),离开她的时候,给她写长信。
    我虽然常和女孩约会并和女朋友玩乐,可是我从未对任何一位认真发生兴趣,也许
安娜除外,不过她已和我的1910年清华同班同学胡宣明订婚,我不敢更深一步进行。并
非在感情上我并无准备,我早年已对侬姑发生爱慕之情,甚至对男朋友,如在常州溪山
学校的李宗棠(译音)及在哈佛的胡正修,颇为亲近。某次,正修发觉我对他太好,而
要了结这种无聊举动。整个说来,我对感情之事颇不愿牵涉在内,我想主要理由是我家
已为我正式订亲,我还未能解除婚约。早先在常州的时候,我的家人为我和远亲陈仪庄
(译音)订婚,当然未经我同意。这一定是1904年以后的事,因为我的父母并未谈及此
事(译者按:著者父母于1904年逝世)。我心向革命,去美后并不太在乎此事,惟总觉
得是一种精神负担。1916年1月10日左右,我决定采取行动退婚。几年(译者按:原文如
此,似应为“几天”)之后,我费时两个多小时写信给我的舅舅冯聃生,想解决这个问
题。我在日记上写道:我从伦理观点衡量此问题,此问题亦在伦理上衡量我。到了5月1
0日他才复我信,用语含糊不定。以后在1917年5月14日,我写信给在上海的远房叔祖赵
竹君,他具自由思想,对我颇为同情,且亦公正。惟在三年之后方始解约,因而我可以
结婚。
    在获得乔治与马莎·德贝奖学金、席尔斯奖学金(Sears Scholarship)、华克研究
奖学金(James Walker  Fellowship)和谢尔登旅行研究奖学金(Sheldon Traveling
Fellowship)之后,我又获得一项超博士旅行研究奖学金,离开哈佛。人们旅行国外,
通常靠这种奖学金,惟我深恐战后的欧洲过于混乱,决定在美国旅行,先去芝加哥,然
后到加州。动身之前,我着实漫游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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