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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记赵家
作者:杨步伟


第四章 第一次欧洲游记

  元任,我想我再写下去岂不是给这些好玩的事情都写了,将来你写自传的时候写些什么呢?元任说不要紧,这些事最好你接着写,因为你比我记得清楚些,我将来另有我的事写。我说那么我就接着再写些吧①。
  ①那么我就写不太好玩的事了。——元任。
  我们坐的是一个只有一等的船,叫S.S.Orbita。非常平稳,可是过大西洋须十天,新那那时还须尿布,又还不会说话,我们就带了一大些旧被单衬衣等等用了就丢到海里。有时还有看护来带小孩去玩。这次我可不太晕了,可是我还是不大愿意到饭厅去,因为中午晚上都须换衣服,麻烦极了,所以每天我只去一餐或两餐,其余或在甲板上或在房间内吃。
  一到了英国SouthamPton码头,我忽然得着一个感觉,好像回到本国了,因为乱哄哄的情形和上海码头那些地方一样。查关更可笑,旁边一个外国人对我们说须给点钱,不然给你的慢下来等,我问多少,他说一镑钱,可惜我们身上没有一镑的,只得给了一个五块钱的票子,他们高兴极了(并不要偷偷地给,就大明大白地给他们),挑了查一大些人的就给我们先查看,潦潦草草地一下就完了。从码头到火车站更像我国的情形了,连推的手推车都是一样的形状,人也是乱抓地那么问来问去的。我问元任为什么英国这样和中国沪宁铁路上的派头一样,他回我沪宁铁路是英国人造的,所以一切东西和形式都仿英国办,所以会差不多,我才恍然大悟。但是我还希奇为什么人也训练得一样,元任说大约都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管理的缘故。
  我们到了伦敦,不巧正遇到近郊 Wembley博览会的缘故,什么旅馆都找不到(当然最阔的我们也不能住),元任的脾气又是不喜欢惊动官府的,并且他说由他们找的地方我们一定不合意,反倒麻烦。我们就给东西暂存车站,叫了一个计程汽车(好在便易得很)东找西问地找到一个半旅馆半住家性质的地方,论星期计算就暂住下来。可是最不便的就是厕所和洗澡房须到三层楼下经过房东的饭厅,小孩洗澡睡觉时又正是他们晚饭的时候,真不便当,可是我看到一大些英国的老习惯好玩得很,一个星期下来,他们的桌上老是那一块牛肉,听得见他们刮骨头的声音了,还是拿起杯子来大家敬酒,而男女主客都是穿着晚礼服,男主人的衣服袖子都破了还穿着,女人就是长裙子拖得哗啦哗啦地响,可见英国的一般旧礼教了。(闻说第二次战后都改了,在美国东部所谓新英伦也是最守旧礼教的,一直到现在还比别省守旧规矩。)我们有两个小孩,当然这种住法不便当,就托房东太太找了一个看小孩的来,我们可以出去找找房子和看看人,岂知找了一个美国穷女诗人来,也不会看小孩,只坐在房边看着而已,两个小的又到了一个新地方自然不愿意得很,给我们两个人弄得非常困难。有人说法国好点,所以我们就打算先到法国去再说,但是万一不好怎么办呢,商量好还是元任先到法国去一趟问好了再说,并且新那还不会说话,如兰淘气得不得了,恐出危险,因此我是绝对不能离开她们的。所以第二天元任到法国去了,好在一水之隔,来往非常便当,元任一到法国,也没到使馆去,就打了一个电话问有没有常和中国人往来的地方,他们就介绍了一个中法亲善的机关,元任去问问,管这个的主任说他的岳母Mme.Bouillol可以看待小孩,不过离巴黎大约有七十英里的乡下,地方很好,而法国旅馆也很好找,他们知道我们从美国来的,就给介绍到一个懂英文的地方去住。如是元任三天就赶回英国,给我们一同带到法国去,但是英国这个房东须要一个月的房钱,我们也照给了,还留了一个箱子在他们家,说一两个星期后再回来住。英国到法国倒是真便当,法国查关什么的都简单,街车汽车更比英国便宜,我们到了旅馆拿地图一看,真是中心得不得了,也不贵,两间房间大约只二十美金一星期,那时法郎比现在大,洗澡厕所本楼就有(在欧洲不比在美国,澡房厕所不是每间房子或每层楼都私有的,多数是大家公用。)。第二天带了一个老太婆来,看过去真是一个乡下老太婆,说好了每月连吃带往大约七十美元一个月,衣服我们另买,其余都在内,可是我想让这个老太婆在旅馆待几天让两个孩子熟了再去,而这个老太婆也高兴极了,因为她很少到巴黎的,现在住旅馆吃馆子,她真是乡里亲家母进城了。五天下来小孩子们也熟了,我们就一同送她们到乡下去,地方叫三多瓣,所以小的叫她叫“妈妈三多瓣”(Maman de St.Aubin)。我们到了看看房子虽不太好,可是环境不坏。左邻右居的人都诚实得很,我们觉得完全不是到了外国似的,很像中国乡下一样,如兰一到就赶他们的鸡玩,我们看看很高兴,第二天我们就回巴黎了。临走对如兰说好好在这儿,我们过几天来看你们,因为我们在美国时常出去应酬和到远一点地方去玩,也总是给他们托人看管的,变成习惯,所以她们也不为怪了。并且如兰看见有妹妹在一道好点,临走她们还招手说再见。照元任的意思就回英国,我不肯,我想过几天再去看她们一次,好不好再走就放心了。所以在巴黎待了一个多月,没很玩,只到乡下去两次,本打算就回英国,而在德国的很多朋友们要我们先到德国去。那时在德国的中国人真是人才济济,下文再一一说出。我们先经过比国住了两天,各处玩玩,觉得和法国没有多大分别,火车只三个钟头就给一个国穿过了,可是边界上煤炭堆积如山,我奇怪得很,比国怎么煤矿这样多,记得从前没听说过,我是有奇必问的,就问同车的人理由,他们告诉我们那是德国赔款运来的。我说那德国自己不是没有了吗?就在边界上看着多恨啊。第一我对德国人总有点好感,第二我向来不喜欢人报人的仇恨事,显而易见的小气,那正是停战后的第六年,各处战迹都还是遍地的(不过比以后第二次大战后还好得多)。从比国到德国本想买二等车位,因是夜车,睡铺也买不到,那时年轻,想坐一夜有什么要紧呢?走进车里不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坐位,或两个人一排,是一个房间两条对面的长靠椅,本定坐六个人,可是来了八个人,我说满了,他们也不过笑笑不睬,还是坐下来,结果又加入了一个,坐到第九个不能再加了为止,所以人靠人的大家亲热得不得了。那时我的德文倒是还可以说一两句出来,因为我以前打算到德国学医去的,以后在日本时医书的参考书也是用德文,我们坐在车厢里这一夜非常好玩,有说有笑的。我国那时虽然加入过第一次大战,德国人也知道我们不过是被动而已,所以对中国人并不仇恨。到了半夜大家都困得不得了,就你靠我,我靠你地打盹,也不分什么男女地退让。快到天亮了,大家都说饿了,希望有点三名治什么的吃吃,有一个男人说望上帝赐给我们,我看他们说得好玩,一想我们带的有饼干有热水壶,打算我们自己夜间吃的(在法国离开时就有人告诉过我们一路没有吃的东西,晚上更没有,不像我国火车上,所以我们就带了一点),到了车上一看人这样多,不好意思拿出来,现在一听人家这么希望,何不拿出来大家快乐一下呢。如是我就应口说这儿有神在,你们快来接受赏赐,我就拿出分配了吃。他们一看说不出来的高兴(实在并不是在乎那点吃的就是凑巧而已),又看见有热水,就异口同声地说你们自己多吃多喝一点,存下的再大家分。其实我们也不在乎那一点,就大家同乐好了。全房的人有吃有笑又有唱的声音,管车人莫名其妙地走来问,大家告诉这个经过,我们有神保佑,他也好笑得很,别人经过门口问管车的,怎么这个房间里有神了!管车的就照样告诉他们一遍,所以一直到早上车快到了,这节车上还是拿这个笑话说来说去的。到了柏林,东西查得紧得很,有一个人带了一盒香烟,他们要上大税,这个人说我不要了,税关人说我已经填了税单了,就是你不要,也要上过税后才能不要,那人无法只得照办。(英国关税极松,就是美国也有多少是给你免税的,在那范围以外才照上税,一个国家总应有一点给人带点免税的东西送送人什么的,人家就不想偷逃税了,若是叫明一点不免税,我想要偷逃的更多,这种都是不近情理的办法,只于人有害无益的。)查关对我们没有一点麻烦,因为我们根本只带一点随身用的东西,他们看护照上照相就问本是四个人。那两个可爱的孩子为什么没带来,在哪儿?我们回他旅行不便,留在法国了,他们对我们做个鬼脸就算了。
  一到我的同学冯启亚(元任姨娘)就给我们定好了一个很好的两间房子,她和一位张小组到车站来接了就直接到房子里去。第一天就有一大些中国在德的留学生来看我们,也是现在很多的名人在内,我们多数是闻名没有见过面的,这些人以前是英美官费留学生,大战后因德国马克正低,这些书呆子就转到德国去,大买德国的各种书籍,有的终日连饭都不好好地吃,只想买书,傅斯年大约是其中的第一个。大家见面后越谈越高兴,有时间到中国饭馆去吃饭,看见有中国学生总是各付各的聚拢一道来吃。有时他们到我们住的地方来谈到半夜两三点钟才回去。那时还有一个风行的事,就是大家鼓励离婚,几个人无事干帮这个离婚,帮那个离婚,首当其冲的是陈翰笙和他太太顾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张幼仪,张其时还正有孕呢。朱骝先夫妇已离开德国,以后在巴黎见到的。这些做鼓励人的说法,我一到就有所闻,并且还有一个很好玩的批评,说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有一天罗志希来说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的母亲在街上走,我就回他你不要来挑拨,我的岁数,人人知道的。(志希!你还记得吗?我想你回想到那时真是你们的黄金时代。)俞大维最难见到,因为他是日当夜,夜当日地过,你非半夜去找他是看不见他的,寅恪和孟真来得最多。(寅恪因其父陈三立先生与我祖父交情很深,他小时和哥哥还是弟弟也住过我们家一些时,并且他也是被约到清华研究院之一,以后在清华和我们同住同吃一年多,一直到他结婚后才搬齐。)孟真和元任最谈得来,他走后元任总和我说此人不但学问广博,而办事才干和见解也深切得很,将来必有大用,所以以后凡有机会人家想到元任的,元任总推荐他,因元任自知不如也。可惜世事变迁,不幸促其早死,今也则亡矣。有一天大家想请我们吃茶点,但定的下午三点,我们刚吃完午饭,以为到那儿(是孟真的房东家)照例地一点点心和茶,岂知到了那儿一看,除点心外,满桌的冷肠子肉等等一大些,我们虽喜欢,没有能多吃,看他们大家狼吞虎咽地一下全吃完了。我说德国吃茶真讲究,这一大些东西,在美国吃茶只一点糕什么连三名治都很少的(美西部比东部东西多)。孟真不愤地回我:赵太太!你知道这都是我们给中饭省下凑起来地请你们,你们不大吃所以我们大家现在才来吃午饭。他们这一班人在德国有点钱都买了书了,有时常常地吃两个小干面包就算一顿饭,闻说俞大维夜里才起来也是为减省日里的开销,不知确不确?但是有一天他和陈寅恪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表弟兄)要请我们看一次德国的歌剧。戏名叫 Freischutz是 Weber作曲的。他们两个人给我们两个人送到戏园门口就要走,我问你们不看吗?我心里想他们为什么对我们这样轻看,大维笑笑,寅恪就说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若是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几天吃干面包,我们心里又感激又难受,若是我们说买票请他们又觉得我们太小气,不领他们这个情,所以只得我们自己进去看了。大维!不知你还记得这一回事吗?我们在德国一共待了四十天,可是会见的朋友们真不少,除以上提过的几个人以外还有童冠贤、毛子水、何思源、张幼仪等等。地方也玩得不少,在德国最便当的就是每一个人身上有一本小极了的小字典,英德、德法等等都有,我有时说不出就给字典翻出来指给他们看就行了。还有德国的博物馆里面东西虽然没有英国的多,可是陈列的整齐极了,都得当得很,不像英国重重复复地像堆栈一样。我们在柏林又去找了好多医生调查生产限制的方法,他们多数是用铝做的套子,大小尺寸不同须经过医生的配比方可,医生告诉我们说好多人每次都须医生来给套上子宫口,因为一斜就没用了,我想在中国乡下怎么行呢?再问他还有没有其次的简单方法,他们说可以用海绵蘸了甘油(glycerine)放入膣内也可以,不过不能百分之百靠得住。不过一直到现在还是以手术最靠得住,并且不是药不灵,而是一班人不当心的缘故,上文已略提过一点了。我们临走的第一天晚上志希来了,问我们手边钱多不多?我说不多可是够用了。他说可不可以借几十元出来,因为他们大家欠张幼仪的家用,应到期的钱还没到,暂挪我们一点,因为那时在柏林的人都是大家实行小“共产”。我说我们只够用到回法国大约钱就会汇来了。(因为我们钱存在美国,每月用多少由美国汇到在法国的美国旅行社取现美金。若是在美国就便当得很,只要一张支票和你自己的任何证件都可取现钱用,现在还有有些公司和银行给你一张信用票子,你可到任何地方欠帐,可是在欧洲不行,因为多少人没有信用,所以一班人也不信用你。而那时候欧洲各国的金融都不稳定,不能多换本地钱用,所以用一个换一个。)我给经过瑞士待一星期回到法国要用的钱算下来还多四五十元,就借了四十元给志希拿去了。(志希你还没还我们呢吧?)
  我们到了瑞士京城Berne住的旅馆就靠近桥,而站在桥上可以看见对面一排雪山,真是山水风景活像一幅好山水画一样。元任说要我来做瑞士的公使我也干!(以后我们回国后到了黄山那个风景也不差似他们的,只有过而无不及。在屯溪旅馆看对面山和瑞士京城桥上看山水一样。那次是梅月涵一道去的,元任又对我们说中国亦有这么好的风景,那瑞士的公使我就不想做了。)第二天我们坐有齿轮的电车到幼女岭(Jungfrau Joch),有冰宫内中家具钢琴等都是用冰雕成的,经过冰宫出去就到山顶,那天的天气非常好,可是在山顶看天就像压下来似的,很多人拿了手杖爬山,我们一队人没去,晚上回到旅馆。第二天又看了一剧莫札特的《幻笛》(Mozatr,Die Zauberflote),看完了戏算算手里的钱不够了,因为有些地方用钱会出意料之外的,所以我们只在了五天就又回巴黎了。
  回到巴黎后第一件事是到美国旅行社去取钱,没料到钱还未到,而身上只存了不到五元了。怎么办呢?我想铁箱中还有三百元的金洋钱可以拿出来换了用,但是他们的规矩须先付了存箱子的钱才给箱子送到你住的地方去,方能开箱子,而又不准人先到存箱子房间去(欧洲各处没有美国信用人,也难怪,那时第一次战后各国各种样的人都有)。我们想想惟一知道的朋友是张奚若住的地方,我们搭了一个街车又走了五条街才到,不料他住在四层楼上,欧洲的四楼就是五层.因为他们第一层不算楼,好容易找到了,奚若开开门来,有一位年青太太或小姐似的坐在里面。奚若的外衣还没脱掉,我们一进门他就赶快地介绍给我们说这个可以说是张太太吧。我们说恭喜恭喜,几时结婚的?奚若说前天到爱丁堡去结了婚才回来,你们若是早两点钟来,我们还没有回来呢。张太太一声不响,可是并不是害羞,抽身走到睡房去了,拿出一只金簪子往桌上一扔说这个够不够?我们两个人莫名其妙,心想我们借钱的事还没开口他们怎么已经知道了,还问够不够?幸亏还未说出“够了”,奚若很难为情地样子说让我问问元任看,他们若是有,我们暂挪几天,我有一笔帐来了就可以还。我们才知道他们也是钱荒,我就很快地说我们也是来问你们借钱的。我就给各种理由说给他们听,免得他们误会我们是推委。我又说你们若是迟几天我们就可以借点给你们了。四个人大笑起来,我又说金子东西卖不出钱来,若有翡翠什么的也许好点,我们以前在美国试过的。张太太又进睡房翻了一阵,拿个一个一寸半长的翠印出来,说这个行不行,我们大家说去试试看吧。到了 Rue de Rivoli一家买卖古董店,卖了四百法郎(约合二十美金,其实值五十美金不止)!无法只得卖了救急,奚若说我们请你们吃喜酒吧!我们说大家无钱就去吃一顿晚饭好了,奚若说自然是晚饭,难到还有酒席吗!我们就到一个保定饭馆三个半法郎一个人,每人一小碟不同的菜,尽够送两小碗饭的,以后还存了一点汤,奚若说再来一碗饭吧,又吃了。(以后我们大家在北平每吃饭剩下汤来我总问奚若要不要再来一碗饭?他总笑笑说现在不要了,也许日后还有这种日子都难说。张太太娘家也姓杨,所以我们两家以后的孩子们都彼此叫阿姨的。)饭后我们又提议你们请我们吃饭,我们也该有一点庆贺,就提议去看电影,那天最好的是Douglas Fairbanks的Thief of Bagdad,票价非常贵,因为我们身上钱不够,问他们要不要迟两三天等我们钱来了再看,他们提议就是今天好了,你们身上有多少钱够买哪一等就买哪一等,(我们当年的朋友们都是不客气讲实在的,不像现在的人口头虽然客气而又在乎面子往往使人发急。)我们两个人口袋里只够买最便宜第七层的票,所谓“黑人天堂”,可是看得并不坏。奚若就告诉我们刘半农和金岳霖的住址,并且说大家都穷得要命,你们预备点钱借,我们说不要紧,钱大约不出三五天可以到,并且现在知道卖东西的地方了,救急还可以卖东西呢,明天设法给箱子内金洋先取出来再说,不能不吃饭啊。看完电影又提议到路边吃咖啡,张太太很急,说一下给钱用完了再怎么办呢。奚若说不要紧,赵家的钱不是几天就要到了吗!我们知道那时在欧洲的人大家都是大“共产”的。第二天一大早又到旅行社去问,说还未到,并且旅馆要先付一个星期的钱(因为我们行李不多,他们恐怕住了两天不响就走了)。我们到旅行社去只得推托说箱子不取,只拿点东西出来,你们派一个人同到存箱间去好了。(上文说过他们规矩不准人到存行李间去的。)大箱开开来,我对元任说但是金洋是放在一副翠镯盒子里面一道的,是否给镯子也拿出去,免得给旁边看守人看见,元任说我们还要到英国去两三个月,跑来跑去带着那种贵东西不便。(这副镯子是元任母亲的遗物,我带太小了,所以以后在南京盖房子时卖给金首饰店一千五百元,大家都说贱卖了,因为三分之二全绿的两三千元的价值,现在想想还可惜,所以留东西给子孙真是糟了东西。)我就轻轻地拿出来,没料到一个不小心滚了四五个出来,我们两人满地找,又不能搬别人的箱子,那个站在旁边的人问是什么,我说是金美元,是平日留给小孩的,现在无钱用要拿出去换了。他笑笑也帮我们找起来了,我只好给一个五元的赏给他,因为没再小的,身上又无别的钱了,他简直高兴得说不出来,给我们搬了十几个箱子来找果然没有了,我也不好数给他看,拿回旅馆算算还是丢了五元的一个。又赶快到卖首饰店去换,他们还要贴水(加点钱),我们想这个店靠近旅行社,再去问问钱到了没有,一问真给我气死了,他说才到了三千元,我们经过钱上如此的困难,以后必定要谨慎一点,因为没有钱无处可借了。自己住旅馆和吃,两个小的贴在乡下,回国旅费还有起头在中国再过家等等需不少钱呢。对朋友们也得想想,不能再太慷慨了,不过允许奚若的,第二天去问他要不要点钱,奚若说他的一笔也到了,不需了。他对我们说有两样事我们必须要知道,第一美金不必全换,因市面不定不管到何处用多少换多少,第二在欧洲的朋友们都是穷的,有些人是真很谨慎,可是有些人是慷他人之慨的,注意一点。我们谢谢他,又说可是今天晚上我们得慷慨一下找一个好点的饭店请你们二位吃一下,并且元任说我急想找找刘半农,奚若说刘从来不出门和人往来,他也是经济很紧的一个,可是耐贫守拙地过和用功,他把住址给我们说最好明天你们先去看看再说。如是我们四个人叫了一个街车到一个叫中华饭店去吃了一顿,老板是中国人,太太和女招待都是法国人,虽然地方好点.可是菜并不比保定馆子好,所以我们以后到保定馆去得多些。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找刘家了,地址和我们旅馆很近,正在找号头,旁边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对我们说中国话问是不是找他爸爸的,我说你爸爸叫什么(因为还有中国人在巴黎住家的),他说叫刘半农。元任赶快说是的,我们正要找他,住在附近吗?小女孩说你们跟我买点菜后,同我一道去,因为天天都是他这个大女儿出来买东西,并且聪明极了。买完东西回过头来问我们,你们在不在我家吃午饭?若是不走吃午饭的话,我就多买两斤猪肉回去,我回她不一定,但是你若预备我们吃的话不要买肉,买点那个连壳的小新鲜鲍鱼好了,我喜欢吃海味胜过肉,她说那个便宜得很,我们常常吃,买这个回去请客妈妈要骂我图便宜,我常常喜欢买便宜东西,家里又没有钱,买点便宜的不是好吗?但是总被爸爸妈妈骂我穷孩子相。我一看见这个小女孩我就喜欢,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她叫小蕙,因为妈妈叫惠什么,可是爸爸不准我们叫,所以我记不清了。我们说着说着走到一个大门内园子里分出好多家的小门,小蕙一路叫进去,说爸爸是他们自己要来找你们的,遇到了我就带他们来了,刘半农还在屋里叽咕说小蕙又多事了(可想他平日爱多事)。开门一看我们两个不认识的人,一问贵姓,元任说我是赵元任,这是我的内人,刘又诧异又高兴的样子说请进来,我们这是化子窝。刘自已穿了一件旧蓝绸夹袍,拖着一双中国鞋,忙地端椅子端凳子请我们坐,一下刘太太也出来了,还牵了一男一女两个小孩,是一对双生,叫育伦育敦,因为他们生在英国的。刘太太也没说话,刘就对元任说他前些子日就听见我们到了欧洲,没来找他们,也许听见他们穷,我回了一句彼此彼此。刘就对我轻视的样子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以后他才对我说现在我才知道大阿嫂真是个直心快口的人,从不做假。)坐下一谈就是半天,自然留我们吃饭,问小蕙买了些什么,遇见客人可预备客人吃的菜没有?小蕙说我打算多买两斤肉,赵伯母要吃鲍鱼,所以我就买了她喜欢的东西了,不是我说家里穷要买便宜东西的。刘半农哭笑不得,只得说这个小孩又能做事,又爱多事,我太太不大出门,也不会说法国话,一切都是这个小丫头做,小蕙赶快说我不是丫头,我是他们的女儿。我们都大笑,刘太太就给她叫到厨房去帮忙了。(我向来不喜欢到人家厨房去,我做东西也不喜欢人家夹在旁边问。)元任和刘半农两个人谈得真是大有恨相见太晚之感,又跟元任说每日经过他们门口时若有空一定请进来坐谈些时,我们说一星期后还要到英国去一趟,大约两个月光景,就回巴黎长住半年,刘也说他的博士考完也许一同回国。有一天元任打算给他们照照相,刘半农说我们这一家真是在此苦捱着过,就是因为要得这个臭博士,中国钱也不来,所以我们过得像叫化子一样的生活,就给我们照一张叫化子相吧。他们就一家聚在房子墙角里照了一张,并且那个双生的儿子还给双手趴在地上做出讨饭的样子来,幸亏留下照相现在给大家看看当年的这些学者是怎么成功的。
  刘一定要约我们每天或隔一天去一趟和元任谈,去时他一面预备博士的考试,一面发明那个“乙二推断尺”,愿意和元任多讨论,并且刘太太英法文都不能说,又无多朋友往来,所以也愿我多去去,那个小蕙听见我们还有两个小女孩在法国人家寄养,更愿接到他们家同住,我想我们是要到处跑的,而他们家房子也是真够小了,我只得婉转谢绝了,刘半农说不要紧,如兰算我们家童养媳妇好了,叫他儿子Toma快对丈母娘磕头就算数了,所以刘半农一直叫我亲家母玩,没想到三十年后小蕙和他全家到美国来还找这个帐说我们为何赖婚,我大笑说,若是那样算数,我一个女儿可以受一打以上的茶礼了。
  小蕙是刘半农最爱的女儿,也最能干,可是嫁后倒没小时那样活泼了,而她的小女儿正像她小时。
  我们在巴黎看了一下小孩,就又到英国去了。因为罗素来信催我们到他乡下去,是在英国西南地角(Land’s End),叫喷上斯(Penzance),就是那个有名歌剧《喷上斯海盗》的喷上斯。我们一到伦敦就去拿东西,没想到那个存提箱的地方知道我们不再住下去,就大敲起竹杠来,要我们付两个全月的房租,那时正是第一次战后不久,欧洲处处对美国去的人总敲竹杠,见我们说美国口音的英文他们都不气愤地样子对我们(倒是法国和瑞士好点)。我气了给箱子打开给他看,东西也不值那些钱,并且没占他们的房间,为何要那些租钱,他也说不出只要就是了(还是一个中等人家呢),元任气了丢给他两镑钱拿了手提包就走,他们也无可奈何就算了。过后才听人说战后欧洲各处都会敲竹杠的,英国更利害。(其实法国最利害,不过对人态度好点,使人不觉得而已。)当夜就搭火车到 Land’s End,在罗素家住了四天,地方非常幽静,可是什么都没有,他们的吃食是由店里每星期送一次,所以我们也是吃了八次的烤牛肉(无骨头),到海滩去游泳须走三英里的山路才能到,还要爬下四五十尺的山崖才能到滩边,所以罗素没下去,我们两个人游了一下水而已。
  我对元任说这种地方才能静下来写书呢。元任说我愿意俗点靠近城市好玩点,这种无人烟的地方我不愿住长。罗素谈起在北京时,他还很想再到中国。(到过中国的人都是很想再来的,因为中国人对人的友善都是很真诚的。)哈佛燕京研究院主任说过,到过中国的人住三天的,会讨厌中国,住三个月的就喜欢中国了,住三年的人就想家永久在中国了。(所以在中国传教多年的人想及中国比我们还利害呢。)
  我们回到伦敦又赶快再到法国,因为第二小女孩新那在我们看她时,有点大伤风很利害,我恐她得肺炎,本不想就离开,可是和罗素已约定了,他等我们去后不久他们要回伦敦,因为暑期快完了。(这几个月中我们英法的海峡过了十一次之多。)我们一到法国就去看小孩们。幸亏新那已好了,可是老女人告诉我们两个小的淘气得不得了,如兰用凳子爬高给他们的碗柜开开来,给全套的碗都搬出来让新那就在下面接,一个不小心打破了一大些,她给我们看破碟子,又是老东西买不到,我们只得赔点钱了事。在巴黎差不多天天看见刘半农,我们知道他经济紧,总是买了东西带到他家去吃,以后小蕙知道我们去的时候,就偷偷地站在墙边等我们,我也就偷偷地问她喜欢什么和缺少什么买了去,但是小蕙总对我们说不要告诉妈妈爸爸知道,她真天真聪明,差不多各事都知道,一点不像十岁左右的孩子。我们为什么总在吃饭时候去呢?因为那样两面最省时候,而饭总是要吃的,所以都是边谈边吃的,刘半农是正赶博士的考试,元任也须每日到巴黎大学去和他们讨论很多事,所以两个人都忙,就利用吃饭时谈天和讨论各种事。(我们家一直几十年来有人找元任都是利用吃饭时间来谈,一般人还以为我们爱请客,来人总是请吃饭,不知就是这个理由。)我做些什么呢?想到何不到Berlitz学校去读点法文玩玩,一百法郎一个月只买票,随你去不去,那是一个专设给临时学话的机关,所以各国语言都有,你也可以拿那个票子到任何班上去听。我可做的更可笑了,用一个票子和董时进两个人去,不是同时,有时他去,有时我去也不要紧,因为他们只认票不认人的。其时董时进也正在巴黎,有时我们两个人去玩,有时也买点东西就在旅馆里偷偷地烧了吃,因为房间有一个大柜子可以放火酒灯煮东西,有一天鸡才开锅,女用人来打扫房子,我们就赶快给火关起来,柜门也关了,等用人一走开锅盖想给鸡翻个身来再煮,没料到鸡已烂了,从此知道法国养的鸡如此嫩而肥,味又鲜,难怪法国菜出名地好,以后我们常常地弄了吃,三个人一顿就吃光了。董还说了笑,我们回中国不能连锅上桌吧,我说为什么不能,因为那时想到回国后有用人总不会连锅就上桌的,岂知我们在外国这二十多年来常常连锅上桌,省了多少碗洗。有一天我们打算到饭馆去吃饭站在街边等车,看见金岳霖在街对面自言自语地一面说一面还做手势也在等车,我们就叫他过来问他到哪儿去,他说打算找地方去吃饭,我问他要不要一同去吃,他说正好,为什么不要!我们三个人就叫了一个街车到保定饭馆。老金说(我们总这样叫他的)看样子你们很阔的,钱多不多?我说钱哪能多只够用到回国就是了。他说能不能借点?我们想起张奚若的警告来,并且他还有一位女朋友叫 Lilian Taylor,就回他不但我们自己还要用,还有两个小孩在乡下每月也用不少,回国船票还没买,你要可以拿点东西去卖卖,并且告诉他奚若家卖东西的故事和地方。第一天他拿了两个戒指去是金镶翠的,我对他说非六十美元不卖,他没卖掉,第二天我叫他拿了我的一件貂皮脚的大衣去卖,我说随你卖多少可以全拿去用但是至少值一百五十到二百美元才可卖,不要糟踏东西。他高兴得很,叫他女朋友披在身上到咖啡馆去卖,披了一个星期也没卖掉,又拿回来说可以当八十美元,我说这样还要拿钱去赎,要不赎岂不是糟踏了?他就说那借三十元给我暂用吧。我们以为他生活艰难的缘故,正打算等第二次钱来时,再慢慢借给他百元,没料到三天以后他从意大利来了一封信说,他想想三十元够到意大利去一趟了,所以打算在那儿玩几天,并且给我的皮大衣也带去了,也许可以卖了,就可以多待几天玩玩。我虽然赞成做人玩世和快乐,可是我们不是供给得起的人,就没有回信。过了一星期他或他们回来了(因为我们只看见他一个人)给我的大衣送回来了,说原壁归赵,我也没注意,就收起来了,当时又借了三十元给他,并且告诉他我们钱不多,可是过了几天我收拾箱子,一看大衣短了一排皮子,以后遇见他问他,他说他也不知道,我知是真的就算了。(意大利往往如此的,东西一过手必有毛病出来。)以后他来时遇见我们出去吃饭时总邀他一道去,可是刘半农交代我们千万不要把一般人带到他家去,因为他实在忙。有一天谢寿康先生请客,我们到他寓所遇见蔡元培先生和蔡太太。蔡先生以前是见过的,这位蔡太太是初次见面,可是我们知道他是周子竞的妹妹(子竞是元任的中学、大学同学),谢先生说蔡太太是画家,特别到法国来看画的。我们五个人坐谈了很多时候。蔡先生再三嘱元任还是到北大,元任回说,都在北京有机会一定到北大去演讲。过了几天我们想请蔡先生两位和谢先生刘半农两位到什么地方去吃饭,哪知蔡先生夫妇已到比国去了。刘半农就提议不吃饭去看一回巴黎最出名的歌剧,他本要请,我们就偷偷先买了票子,过后发现二等是在包厢里(头等是中间池座)可是都得穿礼服,刘说:我虽穷在法国礼服不能没有的,并且我预备考时一定要的。可是元任没有,只得去租了一套,女人非常好对付,但是那时我还穿洋服,而洋服晚上必须穿长的,在巴黎买一套像样的女人晚礼服上百元的美金呢。我就跑到百货商场去买了一件衣料一个衣样子一晚就做起来了。(女人的洋服越奇越好,东拖一片西拖一片的都不要紧,那一件衣回国后一直没再穿过,不是不好看,是没机会穿,不久就改穿中国衣服了,一直到现在。)刘太太说她还是第一次到这个戏院来看歌舞剧呢,可想他们的确谨慎得很。我们差不多每晚看戏,那时正巧有一班英国剧团到法国来演萧伯纳的全部戏剧,我们就都给看了。
  我们在这时当中又到英国去了两次,因元任要和 Daniel Jones, Lloyd James等谈论语音学,可是允许小孩们每三个星期去看他们一次也须照做,所以英法海峡来来往往得那么多。在伦敦时候日里元任多数和他们讨论学问,我就在旅馆里看欧洲大陆翻印英国的各种书,看到了 Arnold Bennett的Buried Alive(后来有汉译本叫《活埋》),又看了这书改编的戏,叫The Great Adventure,我们喜欢得看了三遍,我就动手翻译它。可是译了一半又跑来跑去的了。在伦敦每晚也是去看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在英国的应酬真少,因为他们对应酬非常讲规矩和正式,平日又不常出来随便吃(饭馆菜算英国的最坏了)。我们两个人最怕正式,所以也不到人家吃,也不请人吃,总是在Soho区吃各国不同的饭馆子,所以饭后就去看戏。
  有一天元任到巴黎大学去了,我一个人在旅馆里看书,有人打门,开门一看是张幼仪(徐志摩以前太太,在德国会过多次的)和一位很漂亮的年青男子站在门口,张对我说赵太太你在家啊,赵先生呢?我带了一位朋友来见见他。我就请他们进房子坐,一面说元任不在家,到巴黎大学去了,吃午饭时总一定回来的。请你们等一下,我问这位贵姓,元任在美国早认识徐志摩了,我这还是第一次见他。张对我介绍这是徐志摩先生,我当时诧异一下以为他们又好了,可是张的口气又不像,我如何称呼呢?照外国规矩离婚的女的在没再嫁以前总还用前夫的姓叫某某太太,可是在柏林时他们大家都叫她张小姐,我看她又带着一个小孩在叫妈妈,可是有点不合式似的。这次只两个人来。我就直接问他们还是叫徐先生和徐太太吗!并且也是一面用试探的办法。可是幼仪赶快就说我还叫张幼仪,这是徐先生,志摩只笑笑没说什么。幼仪就告诉我小彼得去世了,徐家老太爷不放心我,所以叫徐先生来看看我,并且打算接我回国去,所以我们先到巴黎来玩玩,我当时又觉得给他们伤心(因为在柏林我看见那个孩子真好玩,可惜得很),我只得“张小姐”和“徐先生”地叫着,乱聊了一下。志摩就对我说张道藩在巴黎,下午打算请我们一道去吃茶,午时元任回来了,我没料到他和志摩是早认识的。①坐谈几分钟后就约一道出去吃饭,我提议到中华饭店,元任提议吃法国饭,所以大家就到一个上中的法国饭店去了(名字记不得了)。本打算找奚若他们一阵,可是那时我们大家都没有私人的电话,非坐车去找不可,若是不在家就白跑一趟了,所以作罢。下午到张道藩处吃茶,虽然无多东西吃,可是桌子中间一大盘水果摆得非常好看,我说真不愧美术家,连水果摆得都比别人好看,张回我这是我写生的一盘果子,今天无钱买东西就用这个来待客吧。那时在欧洲各国的学生我上文已说过都是穷的,无钱都不以为奇,反而为荣得很。我以后听人说张的诨名叫张讨饭(因为西文名片上拼的“Tao-fan”),如此可见当日留学生刻苦求学的一般情形了。那时虽然大多数是官费留学生,总是几个月才得一次费用,国币多数皆花在内战上,朝秦暮楚无人负责,而不以海外这些将来国家基本的人才为念,即有少许所得也皆由个人自己刻苦而来。
  ①我几年前在美国见过他的,可是那时以为他是姓张!——元任。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七日刘半农定了考博士口试。(在此加一声明,我们对有的人连名带姓地叫到底的,有的人过后只叫名字,并不是分疏近的缘故,是在对每一个人叫惯了的习惯。)通知我们两个人去,刘分派大阿嫂记点那时的各方面的情形,元任带照相器去给他照相,因不能叫照相馆人去到讲堂照像,私人可以偷偷照一下。幸亏有此一举,所以现在留下永久的纪念,真是我来写这个当日的情形和元任留的照片再发表出来,可惜刘穿博士袍子的一张大照片和副片没有了,因南京失陷时所有副片都未带出来,因(旧式的)副片易着火,邮规不能寄,现所有都是再重另做副片的。刘半农并和元任商量好博士考完一同回国,可是说明须坐三等舱位,因彼全家须花很多川资,所以我们就都定了三等的Porthos,四月二十三日上船从马赛动身到上海的。三月十七日一早我们两人就去路易利雅堂(Salle Louis Liard)看刘半农考,刘太太没去,先是六位考员走进讲堂围到上面半圆圈高出二尺多的台上,以后被考的人再进来坐在下面中间,他们的仪式是非常严肃,考员是六个人,差不多元任都认识,现将人名列写如下:
  P.I.语言学家(?)
  Plerre汉学家
  Antoine语言学家
  Paul汉学家
  Henri汉学家
  H.O.语音学家(元任对这个人最不佩服)
  观众坐在对面台上,很不少人大约五六十个吧。我因给刘紧张得也没心思去数人数了。考员和被考人都穿着黑袍子,刘还有一个大白皮领圈,须等考过博士学位通过了再套上,是加在袍子外面,我们是得到他们偷偷地允许照相,所以元任就左一张右一张地照了很多,可惜讲堂里面太黑,有好多不清楚,刘半农的仪器也放在一边。
  一考就考了六小时,当中只出去吃了一点咖啡什么的,连我都坐得发急了。(我现在写到这儿想到当日的情形都不愿再写下去了,并想到我自己考医学毕业时一连四天,最后考眼科,我就不耐烦了,老早给卷子交上去,先生看我写得太少就说“杨样再多写点,我知道你是知道的”。我回他只要及格就好了,给卷子丢在先生桌上往讲堂外就跑,先生追到楼梯口不让我走,两人站了一分钟我还是不回去,先生只得算了。他说我就不给你及格,我回他好,我有别门及格就可以了。结果还得了七五分算各科内最坏的,因我当日的总平均九十一分,昔日留日总监督江庸发的证书没想到夹在元任日记里带出来了,所以还在呢。安徽省分监督是姚荐楠。因为写到这些情形不由地想到我自己的考试来了。)刘半农考完后两手撑着头靠在桌上,考员们就进入室内约十分钟出来就对刘道喜说通过了,我们两厢的观众也大家鼓掌。考员中因有些是我们的熟人,所以也请我们到里面和他们一道握手庆祝,刘回家时都要人架着走了,我问他当晚要不要我们请他全家吃饭祝贺他,他很愿意,可是说休息一下再说吧。但是当晚他虽精疲力倦的,还是愿意去吃。第二天一早又叫我们去给他照带白皮博士的照相。(可惜那张放大了送给他后,现在找不到第二张了。)
  我们在巴黎伦敦玩来玩去地快到回国日期了,但是刘半农说他们很多手续未完还是不能走,我们在一个星期以前就给小孩接回来,在半路上新那忽然说起一口法国话,我们觉得怪得不得了,因为她向来什么话都不肯说的,我们只知道她不是哑巴就是了。半路火车一停,她站起来问 Qu’est-che que oh’est que cha?(怎么回事?)(没料到长大以后她的话最多。)在旅馆住了两天,闹得不得了,只要往外面跑,我们又忙,只得又给那个法国老太婆找来带了她们五天。我们走的时候刘半农一家送我们上到马赛的火车,非常依依不舍地说,不出半年一定在北京见(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后才改称北平的,再注)。到马赛住了两夜就上船,三等里有几位中国人,船名“S.S.Porthos”排水三万多吨(这船在二次大战时打沉了)。在一九二五的四月二十三天亮四点钟我们就动身回中国了。 Porthos这船的房间饭厅等等都不错,只第一夜我和如兰两个人一夜不能睡,发现一床的臭虫,叫了侍候房间的人来指给他看,可是他们真有办法,用些药水药粉一洒第二天居然一点没有了。船过地中海几天有点风浪,二十八到 Port Said,我在 Port Said买了一小盒红宝石,那时只二十美元,四粒大的四粒小的,只一半四粒在二十年前价值已经三千了,可惜那一半在南京家书内桌抽屉内和房子一同被烧了。快进红海的时候,船上招呼人大家都拿夏衣出来穿,二十九走进苏彝士运河看非洲一片大黑的地好看极了。我说怎么陆地行舟了,后来走到船边才看见运河的水,因为那么窄。五天在红海内又热又无大意思,中国同船人就大聊天。他们空下就打麻将。到了五月十号到锡兰京城哥仑波,停了三天,很多人到印度去玩,我们虽然买了一个推小孩的双车,可是因为新那还不会走路,太不便了,所以没去,只日里在码头左近玩玩,晚上回船住。五月十六到新加坡,大家全上岸了,他们有特大的洋车两个大人和两个小孩可以坐在一个车上,同船大家约好在一个中国饭馆内吃饭,也没玩多少地方。十八号到了西贡,可是须停四天,第一天大家全出去玩,也是坐洋车,下午回船后就听见有人报告丢东西,我们因有小孩的缘故更不便走远,总是每天一早下船下午回船,天又热蚊子又多又大,差不多和苍蝇一样大,每晚很难睡觉。二十五号到了香港可好点了,本想多玩玩,可是只得大半天,一早到,我们就快快下船到大街看看,元任看见一家拔佳鞋铺说进去买双白皮鞋吧,穿了很合式,说再来一双同样的,卖鞋人不大懂,希奇得很为什么要两双一样的(我们两个人都有这个脾气,遇见有合式的衣鞋或衣料等等,往往同样的买两双或做两件同样的)。他不肯去拿,元任再三解说给他听,他的国语说得不太好,弄不清楚,反过来说元任的国语不够好,何不买套国语留声片多学学,元任问他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他回说用赵元任的好了。我一听就大笑起来了,我指了对他说这就是赵元任么!他一点不相信的样子,所以我们以后常拿这一回事当笑话说。二十八日到了上海,四年的离国给地球转了一大圈,这就是我们结婚前所定的钻石礼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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