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杂记赵家
作者：杨步伟
第十二章 又到美国
这一段的回忆我不知起了几次头都写不下去，因为这回到美国的动机并不是我们心服情愿要离开中国，而是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使我们不能不走的。不走也许为元任将来的精神上恐有无穷的损失，所以无法只得离那个环境。可是事事皆是实情，无一是空造的理由来遮掩我们在抗战时期中不负责任到远地方去避难。幸当时的还有不少人存在，和亲眼看见的各种情形，也是我们一生中最感觉的痛苦时间。回忆这三十多年中，我们人虽在外国，而对国家的义务不算没有不尽，盖棺论定时，我们可无愧于心。我现将当日离国的情形描写如下，在当时的各位谅皆能记得无一不是实情，而给大彩这几十年的一个哑谜也打破，可以知道我们不是对不起孟真，连一天都不等而赶快离开昆明的理由。我们两个人的做人总以顾全大局为第一要务，从不以一时的任性来乱闹一阵为自己畅快，以后我知有人造谣说因恐孟真扣留我们下来不让我们走，所以头一天就走了，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我们自到昆明后本觉得很高兴的，帮联大接头房子，欢迎学生到，孟真来信说也代史语所等找地方，而他太太也不久到昆明等等事情，元任又高兴起来说，这一大些熟人朋友们都又聚到一道了，并且可以讨论和工作起来。我们住在拓东路华洋义赈会的房子，虽然不大，楼下每人一间小房，凌纯声、吴定良、劳榦、苏逸夫、萧纶徽等人每日照常工作，大家都是很认真地做事。
元任在那时期中还写了一千五百一十七页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再加地图，闲时大家到各处去看看昆明名胜和民风。有时我们上街买东西看见买火腿时用长铁针扎进去，再拿出来闻闻气味好就买。我们从前不知道这样办法，因为都是厨子去买，现在学会了也这样办。有一天金岳霖和张奚若来了，告诉他买火腿的办法，老金非常有兴趣说我们这就去买，到了店里拿一个来，他打一针进去闻闻，说再换一个，如此三四个，店里人疑心了，说难道我们火腿都不好吗？我和张等大笑不止，叫金不要再换了，金说因为真好闻，我都想吃了，所以愿意多闻闻。我说每家给打过针的都买一只吧。店里面人知道了缘故皆大欢喜得不得了。我们每早大家又常常邀到金马碧鸡坊旁一家油条店里一道吃油条，大家又可以聚会闲聊和商量事。那时真是忘忧取乐，大家精神得不得了。并且昆明是一个离海六千多尺高的一个平原，四时不谢之花，八节常春之草，一点都是不谬赞的。而城内外的各种建筑宏大和庄严不亚于北平。街道整洁清净，生活又便易又富有。就是一样，人都懒希希似的，这大约是气候的缘故。但是不久闻说生活一切高涨起来，比何处都贵了，是因为人口太多了。元任的习惯是每天都要弹两次琴，现在没有钢琴了，就自己写合唱的音乐，指导四个小孩来唱，所以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这一套乐器总是全的，活得到处都可动，也总是快乐的。
三月十一日阳朔大队到了，没料到忽然给研究院的大势一变，上文也大略说过一下，可是特别给语言组就撇开到一边。弄到大家垂头丧气得不精神。元任更不用说了，七八小时手拿一管笔一字写不出来，终日不说一句话，我一看这种情势不好，不要因人家对付我们一家而害全体，不如离开为两全之计。 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在一九三六年本来请元任去数年或永久性教授，元任觉得才回国两三年又出去不肯去，我又是个最恨住在外国的人，倘若要做事行医，就要起头读英文，还要再考开业执照等等，所以回了他们不去，适之就荐了陈受颐去了。可是那个主任孙启礼（Gregg M． Sinclair）说希望你以后有机会再来，我们总欢迎的。有这一句话我就对元任说我们去信问问有没有机会，我们去一年避一避风头，等大家定点，消点气再回来。元任想想也对，就去信到檀香山大学，孙启礼回信欢迎之至，但是那时的薪金只五千元（可是比现在两万的购买力还多），我们本不求赚钱，只要一年的开支和来回的川资够就满足了。但是去的川资不好意思预支，只得在国内想法子。正巧元任给语言组定的一笔仪器费取消退回三百多元，元任向所里商量一下暂借一用，到后就归还，而不肯，还云赵太太用钱从无存的，如何能还，不借。给多付一个月的薪水（一八O元）。萧纶徽来不好意思说出口，吞吞吐吐地说不出来话，我知他何意，快快回他不管你事，我自有法想，正议论时蒋梦麟夫妇来了，蒋太太（陶曾谷）说她还有六百美元存着，借给我们暂不须还，存我处，我还说笑，人家说我从不留钱，你不怕我不还吗？梦麟接口说我们还怕你跑了吗？你的为人慷慨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如此我们就起头定船票、见美领事弄签证。岂知他给了我们一家“D4”教授的签证，大家看了又批评他羞辱我们，因不是官员护照。元任懒得再跑去换，就说我们根本不是官员么。但是出来人人没衣，四个小孩每人做了两件白地印蓝花布褂子（现在还留着作纪念品呢）。送行酒时更可笑。翠花街不准我们送行，就在拓东路大家请我们，自然所长大驾不到，后为别人劝驾只得一到，可是梅贻琦加入了（有照为证）。送到车站也是下命令不准送，只得傅太太和杨时逢夫妇去，也有照为证。可是傅太太因为住在拓东路的，使她最遗憾的就是孟真第二天到，她老说她手上倘若有钱一定要我们换车票，多耽搁一天等孟真。她不知我们的苦处，因为我性子躁见孟真时一定会给一切说出来的，我们既走了何必扰的他们不和呢？我始终未提过。现孟真已过去了，我方给这个谜揭开。当日对我们的情形，现在活口不少，皆亲自看见无一句造谣的话，梦麟夫妇特从蒙自赶回，手抱着一个蒙自出产的气锅送我们，盖上有“故国可家”四个字，并说不要忘了此字之意，所以在美三十多年以来我总对小孩们说好好学，不要给本国丢脸，多给中国人尽点义务，看华侨多么爱国啊！
到香港后住六国饭店，元任第一要务是到商务印书馆买点书带走，因为从南京出来时一本书都不让我们带。（打官话不准带私人东西，也因为我们书实在太多了，在南京新盖的房子有五间专放书的，也因此为有些人妒嫉的。）
元任见了王云五先生，他也劝元任一个人去，一年下来还可以存点钱呢。但是一则元任病后精神也不好，二则他向来不管到何处总是和我一道惯了（因此之故以前和人起了很多冲突），所以这次虽知道经济很紧，还是一家出去再说，就是紧缩一点好了。在香港住了十天，临走又去向蔡先生辞行。他总是照老样子叫我们早回，研究院元任先生是主要人物，我又嘴快了，接口说先生才是主要人物呢，为何不到昆明去，那边正在大兴旺起来了！蔡先生嗯嗯笑笑。蔡太太在后面推我一下说，因他身体不大好，一好就去。临行我和蔡先生握手，他又说早回早回，没料到那是永别了。在香港又给小孩们做了几件衣、鞋等等，元任离南京时不是带了两只皮箱吗？内中他的衣和衣料及每人一件皮大衣，元任衣我在昆明又大慷慨起来了。看梅他们没有衣的人又每人一套造了，我说元任可以到香港再做。忘了谁在旁边提了一句，说赵太太你不要忘了手上钱不多。我笑笑说钱和东西都是有去有来的。（我的几个女儿也是如此性质，大女更然。）
这次定的是Canadian Pacific特别二等，船名加拿大皇后，同船有八十多中国学生和家眷。多数总是围着我们一家问这个问那样的，元任虽出来了，可是总没像前些次那样高兴，有一天大家要他唱《叫我如何不想他》的歌，他说我不唱这个，我唱《过印度洋》的歌来过太平洋，歌词如下。原歌周若无作词赵元任作曲，（谱见《新诗歌集》页2至4）词如下：
圆天盖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
也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
也看不见树，那水上只有海鸥。
哪里是亚洲？（原是非洲）哪里是欧洲？
我美丽亲爱的故乡丢（原文却）在脑后。
怕回头，怕回头，
一阵大风，雪浪上船头。
飕飕，飕飕，吹散一天云雾一天愁。
飕飕，飕飕，吹散一天云雾一天愁。唱完了元任一声不响回到舱里去了。学生们还要他再唱，我说今天他累了，明天再唱吧。
船经过上海时中基会孙洪芬还上船来看我们，说可以下船玩玩不要紧，因为那时日本人的势力还没到上海租界呢。这是我们这个三十多年中，第一次脚踏大陆土地。希望在我们有生之年不久还可以回去。
到檀香山以前大家都理东西，除我们一家以外，都是到美大陆去的，那时檀香山还没改成美国的本部一省呢，不过人口制度和美国本部一样，我们从昆明带出来的一只火腿和十小罐火腿都要在下船前扔了，我回他们拿回船上给那些中国学生吃可以吧，他们说可以。我就走回船叫了两三个学生出来拿回去，他们大高其兴说，我们来一个祝颂赵家宴好了，一直到现在还有几个那时同出来的人在美国还常常提到这个事呢。孙启礼教授到印度去了，李绍昌教授夫妇到船码头去接我们的。下船后一直到住的地方。虽然房子很小，而邻居都很好，家具等都是东借借西凑凑地暂住下来。无任还租了一个钢琴，我们从香港带了一套藤椅子和一套碗碟，以后有人来吃饭常笑我们住的地方这样小，而碗盏这样讲究。两个大孩马上进了初中，两个小的勉强插入小学一二年级，我还带了一纸箱小学中学的各种教科书，下午三点后他们补中文，免得回国时赶不上课程。（可惜以后进大学了恐英文赶不上都给时间在英文上，就给中文落下了。这一箱书现仍留家中。）大女一到学校可是样样都赶得上，课外活动也加入他们，而行为上更是到乡随乡。有一天下大雨，檀香山常常日中夏天早晚凉而忽然一阵大雨下来，她们都未带皮鞋，她一下就给鞋子脱下来拿在手上，而赤脚走回来了。陈荣捷一家常常来带我们出去玩玩，应酬很多，大家无聊得很。元任一点不发生兴趣，他虽然精神上不大高兴，可是身体一天一天地健康起来了。这时我才学起头过家来打算盘，第一我起头来做三餐饭，不要小孩们以三明治、牛肉饼和热狗（肠子）当正餐。每餐道地的中国或外国饭，哪天书读得好就给一个冰淇淋卷作奖，一直到现在我最恨长在美国的小孩们，非牛肉饼和热狗不吃饭，这是大人们懒的缘故。
隔了不久陈受颐在中国城发起开国语课，在明伦中学开了两班，本来听见他的太太也去教，结果请了我和大女如兰两个人去教了，每天一小时，每星期五天，每天他们接送。年老的学生在我班里，很多年纪比我大，还有孙中山先生的朋友呢。年轻的在我大女班里，也是年纪比她大，因为她那时才十六岁。因为她的国语实在好，又是天生的教书匠，她很知道怎么教法，就是有时常到我班里来抗议，因为我的声音大，往往她的学生不听她讲而竖起耳朵来听对门我在讲和教，她就来请我声音小点，免得两面混乱了。有一次更可笑，学校大门外街边很多人站在那儿不动，警察来问出了什么事？他们回说，因听楼上先生上课，我们在这儿听也和上课一样清楚，警察上来看我真是在上课呢。以后我上课时就给楼上窗门都关起来了，以免扰乱治安。
（全文完）
***
【此文章由“秀莎网”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