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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徐义德坐在沙发上,聚精会神地望着长茶几上精致的红木首饰盒子,里面放着各式各样的手表,有瑞士的,美国的,法国的,英国的。有大的,有小的,有圆的,也有方的,排列的整整齐齐,给林宛芝卧房里的吊灯一照,表面闪闪发光。他拿了一块黄嫩嫩的金表壳的美国厄尔近手表,戴在左手脉门上,自己欣赏了一番,然后把左手伸到林宛芝面前,给她欣赏,说:
  “你喜欢这厄尔近牌子的手表吗?”
  今天徐义德回到家里,一头钻进林宛芝的卧房,啥地方也没有去。他对林宛芝的卧房感到温暖和舒适。想起收藏的心爱的各国手表,要她拿出来,让他仔细赏玩。他拿出一块手表戴上,看看,问她的意见,得到满意的答复,又换一块。她坐在他的身旁,陪伴着他,精神贯注在他取出的每一块手表上,赞美他的选择,欣赏他的眼力,满足他的询问。她抓住他雪白肥厚的手掌,看了一阵,指着厄尔近说:
  “这样的黄金手表,戴在手上,显得富丽堂皇。”
  他看了一下手上金晃晃的厄尔近,觉得她说的不错,又换了一块瑞士劳莱克斯的白金日历手表戴上,问她:
  “这一块呢?”
  “十分名贵,非常实用,样式新颖,朴素大方,戴在手上并不显眼,却很实惠。”
  他满意地点点头,顿时想起在五反运动的辰光,曾经戴过两天,准备万一到提篮桥坐班房,有这块日历表,好派用场。五反运动虽然斗争激烈,场面紧张,但是运动一过,沪江这些企业仍然是徐义德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传达学习和风细雨,既不激烈也不紧张,而是令人兴奋,想到祖国社会主义的光辉灿烂的前途,没有人不欢欣鼓舞的,可是农业合作化高潮一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紧紧跟上,北京带头全市公私合营,上海市私营工商业只有一条出路:紧跟。全市私营工商业合营了,他的沪江那些企业也先后合营了,想起自己的企业,不禁黯然了。他木愣愣地望着劳莱克斯,像是瘫痪一般,一阵心酸,忍不住掉下几滴清泪。
  林宛芝正想拿出一块瑞士欧米茄的手表逗他开心,见他默默地望着劳莱克斯,以为他喜爱这日历表,没料到会突然掉下眼泪,大吃一惊,问道:
  “义德,有啥心事?”
  徐义德没有吭声,她说:
  “有啥心事,对我说,别闷在肚里,伤身体啊!”“我有啥心事!我啥心事也没有!完了,完了,全完了。”
  “怎么完了?你收藏的手表不是都在这里吗?一块也没有少,怎么完了呢?”
  “你,你不知道。”
  “你讲出来,我就知道。”
  “你不懂。”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我不懂,你告诉我,我就懂了。”
  “晚了,晚了,”他想起解放初期所设想的三道防线,自以为很聪明,现在看来,却有点愚蠢了。为什么不把机器和原物料都设法运到香港去呢?留在上海干什么?幸亏香港那点锭子没有运回来,要是“生儿子”开分厂,全丢到水里去了。如果当初千方百计设法把机器和原物料运走,也不会让人家吃光。他不胜惋惜地说,“太晚了。”
  她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焦急地说:
  “怎么晚了?你办事快的很,总是抢在别人的前面,谁也赶不上你。”
  “你不知道,让有人办事比我快哩。”
  “谁办事能比你快?我不相信。”她眼睛里露出惊异的光芒,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办事比徐义德快的,担心地说:“你说晚了,快想办法赶上去就是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你说出来,我们一道想想办法。”“没有办法了。”他说了一句,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幽幽地哭泣了。
  “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她感到莫名其妙,自从认识徐义德以来,从没有听他说过这样丧气的话。她过去衷心钦佩徐义德一表人材,天大的困难也压不倒他,什么麻烦的事体,他都有办法对付。这回遇到什么强人,叫他束手无策呢?她放下手里的表,摘下塞在腋下的苹果绿的细纱手绢,雪白细嫩的左手扶着他的肩胛,右手用手绢给他拭了拭眼泪,不解地问:
  “有啥事体叫你生气吗?”
  他摇摇头,鼻子一抽一抽地发出伤心的低微的音响。
  “和啥人寻相骂了?”
  他举起右手,轻轻摇了摇。她感到奇怪,究竟出了啥事体,这样伤心呢?
  “别哭了,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我没办法,还可以托人。你在上海滩上熟人那么多,和工商界大亨都有往来,啥办法都可以想出来的。”
  “工商界的大亨?唉,他们和我一样:没用。”
  “为啥工商界大亨没用?你不是说全国工商界看上海,上海工商界看大亨,大亨们看史步云、潘信诚、宋其文和马慕韩他们吗?你找史步云、马慕韩他们想想办法不行吗?”她知道徐义德和史步云、马慕韩比较亲近,几乎无话不谈。
  “什么工商界大亨,全完了!”
  “工商界大亨全完了?”她大吃一惊,怎么一下子工商界大亨全完了?他越说,她越不明白。
  “你忘记中苏友好大厦的申请公私合营大会吗?”徐义德一生中参加过许多大会,几乎都忘记得差不多了,唯独全上海申请公私合营的大会却一辈子也忘记不了。
  “没有多久的事体,哪能会忘记?”
  “这个会一开,公私合营,我们工商界全完了。”“哦。”她恍然大悟,这才明白他刚才那一番话的意思。但她还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伤心,不解地问道:
  “那不是工商界自愿申请的吗?”
  “你相信工商界真的自愿申请的吗?别人我不了解,我把心里话告诉你,你可千万不要对人家说,我就不自愿。”
  “政府首长不是说,不自愿可以不申请公私合营吗?”
  “工商界都自愿,我一个人不自愿,行吗?”
  他听了她安慰的话,内心越发伤感,想起整个私营企业都像黄浦江的水一样,流入东海了,一去不复返了,幽幽的哭泣声越来越高。忍不住嚎啕大哭了,传到卧房以外,震动了朱瑞芳。
  朱瑞芳坐在她的卧房里红木太师椅上,面前的红木圆桌子上摆着一排一排的大大小小的黄金元宝,有二十两一个的小金元宝,有五十两一个的金元宝,也有十两一根的金条,按照大小不同的顺序,排列得整整齐齐,顺着金元宝一个个望去,一边默默地数着,脸上闪着得意的微笑。她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这不是不相信自己数数的能力,而是对金元宝的爱好,永远也看不够似的,贪婪地看了一遍,还想再看一遍。她看到放在红木床上一大包物事,才不舍地把金元宝一一收进特制的小铁箱里。她吃力地捧起重甸甸的铁箱子,放在地毯上,掀起绣花的天蓝色的缎子被罩,把箱子放在床底下。她有点累了,额角上渗透出几滴晶莹的汗珠子,用手绢拭了拭,坐到红木扶手的丝绒沙发里,舒徐地喘了口气。
  红木床上那一包物事又闪上她的眼帘。她坐在沙发上,望了半晌,马上站了起来,走过去,捧起那包物事,慢慢移到红木圆桌前面,解开藏青色府绸包袱皮,里面用紫色漆布又包了一层,打开漆布,里面是一堆大大小小的金戒指。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消息一传到上海,经过传达学习,了解生产资料要公私合营,唯有生活资料属于私人所有,她带头买生活资料,并且鼓励徐义德和家里人也分别去买。这正合徐义德的打算,大家分别出去选择抢购。朱瑞芳买了电冰箱一类的高档货,觉得家里早已有了冰箱,顶多再买两三个,花钱不多,而且显眼;她就转而买黄金,凡是金元宝,不论大小,凡是能够弄到手的,她都买来。金元宝和金锭不易买到,即使有,买多了,也容易引起别人注意,她就买金镯头,也不容易买,只是戒指比较多,买起来也不显眼,于是东奔西跑,到处搜购金戒指,原先还买一两一只的,后来八钱七钱的也要,再买下去,不论大小轻重,凡是金戒指,一律都买,她从静安寺一直到了南京路江西路,又从外滩顺着淮海路一直到了常熟路上,整天收买金戒指,集了一堆,用藏青府绸包袱包起,沉甸甸的,府绸吃不住,里面就加了一层漆布。现在她把金戒指都拿出来,放满圆桌子,还摆不下,远远望去,一片金光闪闪,照得她脸上红光焕发,满面笑容。她把戒指按着大小轻重的次序整理了一下,一排排摆起,用右手涂着红艳艳的食指,一个个数过去,殷红的嘴唇一动一动地念着数字。她看戒指互不相连,拿起来费事,眉头一皱,想了个主意,取出一条小手指粗细的丝织带子,把金戒指一个个穿起,约摸穿了有二尺多长,把带子上的金戒指在腰上围起,她那身堇色哔叽的衬绒旗袍好像拦腰镶了一道圆滚的金边,闪闪发着一片灿烂的金光。她想:必要的辰光,把这些金戒指让她的爱子徐守仁带上,拴在腰里,算作裤带,谁也看不见,谁也偷不走,够他用几年了。她解下身上的金戒指裤带,又取出一根同样的丝带,把戒指一个个穿上,穿到三尺长左右光景,忽然从门外传来嚎啕的哭声。她连忙放下手里的金戒指,蹑起脚尖,走到卧房门口,歪着头,耳朵冲着门缝,凝神对外边静听,听了一阵,她辨别出是从林宛芝卧房里传出来的。哭声好生熟悉,聚精会神仔细一听,是徐义德的。她大吃一惊,原来徐义德已经回家,为啥忽然哭泣,是不是发生不幸的事故?还是和林宛芝争吵?她神经紧张,捉摸不定出了啥事体,立刻回到红木小圆桌旁边,匆匆把桌子上的两串戒指收起,包好,放到红木衣橱的最低一层的装衣服的抽屉里。她站在深绿色的地毯上,向卧房四周扫了一眼,见没有收拾金元宝、金条和金戒指的痕迹,才扑扑堇色旗袍,擦了擦手,打开卧房门上的弹簧锁,轻轻走到林宛芝卧房的门口,生气地把门推开,板着面孔,望了林宛芝一眼,愤怒地问:
  “为啥把他气哭了?”
  “是他自己哭的,怎么说是我气的呢?”
  “他在啥人房间里哭的?”
  “在我的房间里。”
  “这就对了。”
  “在我的房间里,就是我气他的吗?”
  “你房间里有第三个人没有?”朱瑞芳把林宛芝的卧房一扫,理直气壮地追问。
  “没有第三个人,但他也不是三岁小孩,你问他好了。”
  “这还用问?除了你气他,还有谁?”朱瑞芳看到桌子上摆着各色各样的手表,以为林宛芝想占有徐义德心爱的手表,可能引起争执,气得他哭了。她撇一撇嘴,说:
  “我晓得他是个铁石心肠的人,从来不哭的。我哥哥朱暮堂给镇压了,他没哭;我弟弟朱延年判了死刑,我和丽琳去收尸,回来给他说枪毙的惨状,他没掉一滴泪。这回要不是你气他,想夺他心爱的物事,伤了他的心,他会哭吗?”她说完了,眼光旋即转到双人沙发前面的长茶几上的手表。
  林宛芝最初听不懂她的话,见她眼光落在手表上,明白了她的意思,林宛芝辩白说:
  “他搁在我房间里的心爱物事,我从来没有动过,更没想夺取它的意思。你不要信口开河,冤枉好人!”
  “明摆着的事体,还想抵赖?真是又想吃羊肉,又怕挨一身臊。”
  “他今天回来,想看看表,叫我拿出来,他一块块欣赏,我连一块也没问他要。不信,你可以问他!”
  不等徐义德开口,朱瑞芳就把林宛芝顶了回去:
  “你们两人穿一条裤子,啥事体都依你,你说没要,他还敢说你要吗?”
  徐义德心里正烦,讨厌朱瑞芳突然闯进来,不问青红皂白,辟哩啪啦地给林宛芝吵了一顿,语言之间还夹着新愁旧怨,怪他对她的两个宝贝兄弟死亡没有痛哭流涕,真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二字。朱暮堂和朱延年血债累累,作恶多端,罪行严重,民愤极大,真是死有余辜,谁了解这两个犯人的罪恶没有不切齿痛恨的,居然还想他伤心掉泪,岂不是天大的笑话!他气得脸色发青,微微低着头,没有理睬朱瑞芳。他的眼光自然而然地落在双人沙发前面的长茶几上的手表,心里稍为得到一点安慰,忍住哭声,拿起劳莱克斯的白金日历手表戴上,接着又戴了欧米茄,西马,厄尔近……一连戴上六块手表,一块紧接一块,把左边小胳臂都戴满了,没有地方可戴了,他卷起府绸衬衫的袖子,想往大胳臂上戴,可是他的大胳臂又肥又粗,手表带子没有那么长,带不上。他于是戴右边小胳臂,也戴了六块各国名牌手表,样式不同,大小不一,不是黄金壳子,就是白金壳子,两只胳臂上的手表闪闪发光,互相辉映。他看了左胳臂的手表,又看了右胳臂手表,看了又看,认为这些手表才是永远属于他的,可是又担心有人拿走,舍不得从胳臂上摘下来。
  林宛芝不解徐义德为什么现在对手表比过去任何时候喜爱,看到他那两只光芒四射的胳臂,差点要笑出声来,可是看到朱瑞芳一脸不高兴的望着她,她忍住了。
  朱瑞芳怀疑徐义德给了林宛芝许多名贵的手表,从来没有给她一块,她又不知道徐义德究竟买了多少块名贵手表,她冒叫了一声:
  “义德,你不是买了许多手表吗?怎么只剩下这么一点?”
  林宛芝听她话里有话,连忙声明:
  “他只买了这些,一块也不少。”
  “我不信。我知道他的嗜好,不管哪个国家出了新牌子的好手表,他都要想方设法买来,国内买不到,就托人到香港,到外国去买。哪个国家新式名贵手表没有?为什么这儿没有最新式的名贵手表呢?”
  朱瑞芳有根有据,言之确凿,林宛芝朝沙发前面的长茶几上的手表一看:新牌子的名贵手表的确很少,难道新牌子的名贵手表徐义德不再交给她保管,藏到江菊霞手里去了吗?
  她不禁诧异地说:
  “咦,真是的,怎么没有新牌子的名贵手表呢?”
  “不要撇清了,义德什么好东西不交给你保管?他把好手表送给你也呒啥关系,直说出来,我也不夺人所爱,何必在我面前撇清呢?”
  “义德没有送过我新式名贵手表,你不信,可以当面问义德。”林宛芝不能再受冤枉,她酸溜溜地说,“他是不是把新式名贵手表送给别人,我就不知道了。”
  朱瑞芳以为指她,瞪了林宛芝一眼:
  “我可没有福气收他新式名贵的手表。”
  徐义德知道林宛芝怀疑他送给江菊霞。他心情不好,没有时间和她们谈这些问题。他后悔买的手表太少了,为什么各国出产的新牌子名贵手表只买一块呢?每种牌子买它十块一百块不是很好吗?有钱不花掉,都放在厂里,扩大再生产,生产扩大再扩大,现在可好,叫人家连锅端走了。他不耐烦地回了她们两人一句:
  “我啥人也没送。”
  “我不信!”
  “我也不信!”林宛芝同意朱瑞芳的意见。
  徐义德给她们两面夹攻,不说说清楚,是没有平安日子过的。他唉声叹气地说:
  “我没有送任何人新式名贵手表,‘五反’以后,我就没有买啥新式名贵手表了,一则国外有啥新式名贵手表,看不到广告,也很少有人谈起,叫我怎么买呢?二则,海关限制的很严,出国人员戴什么表出去,都要登记;回国戴什么表,也要登记:如果牌子不对,或者多了一块,都要上关税,少则上百分之百的关税,有的要上百分之二百的关税。我这几年没有机会出国,连香港也没去过,国内能买到的大都是‘上海’牌‘北京’牌的国产货,白送给我,我也不要。信托商行倒有外国手表卖,可全是旧的,没有新式的,也不名贵,我也不要。‘五反’以后,工商界倒是有人申请去香港的,可是回来的少,”徐义德把两手一伸,气呼呼地说,“叫我到啥地方去买新式名贵手表呢?”
  徐义德两只胳臂上的手表仿佛也受了委屈一样,在胳臂上摇摇晃晃。
  “没买就没买,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林宛芝劝他。
  “我讲的话,你们不相信!”
  “你讲实话,我没有一次不相信的。”朱瑞芳余怒未消,徐义德把手表放在林宛芝的房间里,她早就有意见了。她冷言冷语地说:
  “反正这些名贵东西没有交给我替你保管,究竟多少块,谁也不知道。”
  “也不是我要他交给我保管的。我反正没要,信不信由你。”
  “你不想夺他心爱的物事,他会哭吗?我了解,他从来不哭的。他啥辰光哭过?你倒说给我听听。”朱瑞芳坐在单人沙发里,双手向胸前一放,胸口气得一起一落,摆出一副今天非要把问题弄清爽不可的架势。
  林宛芝并不激动,沉着地对卧房的门望了一眼,见外边没人,她便说:
  “全市敲锣打鼓公私合营第二天,在楼下东客厅里,他不是哇哇哭了好一阵吗?”
  “我晓得那是为了他一辈子经营的企业一下子公私合营了,想起来伤心,才哭的。”
  “不管为了啥原因,他总是哭过吧?”
  朱瑞芳给林宛芝一质问,顿时哑口无言了。但她并不甘心,掉转话锋,歪着头反问:
  “就算他过去哭过,可是今天你不气他,他不会无缘无故哭的。”
  “究竟为啥哭,反正不是我气的,你问他好了。”
  朱瑞芳看林宛芝讲得有凭有据,态度不慌不忙,看上去不像是想要徐义德的手表。她放下笑脸,语气也缓和了,低声地问徐义德:
  “你为啥伤心呢?”
  “我为啥伤心?我不伤心。”徐义德忍受不了两个人都怀疑他,实在太不体谅人了。他一口气把两只胳臂上的手表一一摘了下来,往长茶几上一掼,生气地说,“啥人要,啥人拿去,我一只也不要!不要再吵了,真烦死人!”
  “我一只也不要。”林宛芝低声说。
  “你一辈子就喜欢收藏各种手表,君子不夺人所爱,我更不会要你的表。以后,有机会,我还打算买些最新式的名贵手表送给你哩。”朱瑞芳放下笑脸,体贴地轻声问道,“那你为啥哭呢?”
  “我,我心烦……”徐义德霍地站了起来,不愿和朱瑞芳详谈自己的心事,漫不经心地说,“肚子有点饿了,下楼喝杯咖啡,吃些点心去。”
  徐义德走出林宛芝的卧房,回过头来望了茶几上的各式手表一眼,这些手表仍然属于他的,心里稍为得到一些安慰。他径自到楼下的客厅里,一屁股坐在双人沙发里,感觉客厅也比过去温暖和舒适。朱瑞芳跟着他到了客厅,还没走到徐义德面前,又回转身去,朝门外叫道:
  “老王,老王。”
  老王没有答应,不知道他到啥地方去了。朱瑞芳提高嗓子又叫了两声“老王”,外边走进一个中年男子,不是老王,是门房老刘。他笑嘻嘻地报告道:
  “老王陪大太太到汽车间去了。”
  “这么晚了,到汽车间做啥?”朱瑞芳不解地问。
  “怕是要老王陪她去看那副寿材。”
  “哦,”朱瑞芳想起来了,对老刘说,“你去把老王叫来。”
  “是。”老刘弯腰应了一声,悄悄地走了。
  林宛芝在卧房里收拾好手表,也蹒跚地下了楼,走进客厅,坐在徐义德斜对面靠墙的那一排长沙发上,她特地把徐义德两边的单人沙发留给大太太和朱瑞芳坐。在她们两人面前,她总是小心退让,从不抢在她们前头,特别是今天,刚才朱瑞芳在她的卧房里闹了一阵,没闹出个名堂来,说不定啥辰光还要爆发了。朱瑞芳果然坐在徐义德的左边的单人沙发里,她也懂得在徐家的地位,有大太太在的场合,她要让大太太占先。老王扶着大太太的左胳臂,一步一步慢慢走进客厅。送到徐义德右手的单人沙发旁边,让大太太坐好,老王机警地立刻走到朱瑞芳的侧面,低着头,曲着背,小声地问道:
  “太太,你叫我,有啥吩咐?”
  “老爷饿了,准备些咖啡点心,在大餐厅里吃。”
  “是。”老王迅速退出客厅,准备去了。
  朱瑞芳在客厅里没看到爱子徐守仁,料想在书房里,便冲着书房大声叫道:
  “守仁,守仁!”
  徐守仁满脸不高兴,从书房里走了出来,嘟着一张嘴,懒洋洋地走进客厅里,一见爹和娘他们都板着面孔坐在客厅沙发里等他,不了解有啥事体,像个木头人似地站在客厅门口,朱瑞芳气生生地说:
  “叫了好半天,为啥不来?”
  “没听见。”
  “耳朵聋了吗?”
  “刚听见,就来了。”
  “劳动了一天回来,也不晓得躺到床上休息休息,生就贱骨头坯子,在书房里做啥?”
  “和兰珍聊天……”
  “她不是上南京路买物事去了吗?”
  “早回来了。”
  朱瑞芳知道儿子和吴兰珍聊天,心头的气消了大半,后悔不该急着叫儿子出来,应该让他们多接触接触。徐守仁的终身大事未办,她对吴兰珍还没有死心。但既然把儿子叫了出来,当着大太太和林宛芝的面,不好叫儿子再回到书房里去,更不能不叫吴兰珍出来和大家一道喝咖啡。她改口说:
  “你去叫兰珍也来吧,等会一道喝点咖啡,吃些点心。”
  徐守仁和吴兰珍一同走进客厅。吴兰珍离开徐守仁,坐在林宛芝左边,正好靠近姨妈的沙发。徐守仁不好意思挨过去。他坐在双人沙发里,右边是爹,左边的单人沙发里坐的是娘。他不知道娘叫他做啥,静静地听娘对大太太说:
  “这么晚了,怎么又想起看那副寿材?”
  “本来想下午去看的,因为念经,忘记了。”
  “早几天不是加了两道漆吗?”
  “就是因为加了两道漆,要老王陪我到汽车间看看干了没有。”
  “干了吗?”林宛芝关心地问。
  “这一阵子天气干燥,还没有干哩。”
  “天气干燥,应该干得快。”徐守仁问,“怎么还没干呢?”
  “漆在阴天,气候潮湿,才容易干。”
  吴兰珍替姨妈的话做注解:
  “对,福建本来不生产漆,就是因为气候潮湿,容易干,漆器工厂特别发展,漆器也很有名。”
  徐守仁钦佩的眼光朝吴兰珍望了望,觉得吴兰珍不但政治上比他进步,就连一般生活知识也比他丰富,惭愧自己各方在都不如她。
  “不是已经漆了二十多道漆了吗?”徐义德从大太太的楠木棺材,感到自己的前途黯淡,兴趣缺缺,无精打采地说,“漆那么多道漆做啥?”
  “我听老人说,漆的道数越多越好,这样可以保存的年代久远一些。人生在世,劳碌一辈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最后入土,只落得一口寿材,你还不让我多漆两道?”
  “不是不让你漆,我也不在乎这么一点点钱,你漆上一百道两百道也可以,但有啥用场?”徐义德感慨万端地说,“我一生惨淡经营的企业,好不容易才发展到目前的规模,提起沪江这块牌子,在上海滩上虽数不上第一流的大型企业,但也算是第二流的大型企业,现在可好,一家伙公私合营,全完了!自己创办的企业,我活着都不能保存,你那口楠木棺材,死后就能永远保存吗?”
  “难道政府还在死人头上动脑筋?”大太太暗自吃了一惊,她怎么也没想到连口楠木棺材也保存不住,觉得世界太可怕了。她胆颤心惊地说,“菩萨不会答应的,阿弥陀佛。”
  “不是政府在死人头上动脑筋,谁也不会要你那口楠木棺材和一把骨头。”徐义德解释说,“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政府到处建设城市,开办工厂,楠木棺材埋在地下,说不定碰上要在那里建造房屋,不是把棺材掘出来,就是深埋在土里,你到啥地方去找?”
  “你不要给我说这些作孽的话。中国这么大地方,我不相信连一块坟地也保留不下。”
  “现在死人都是火葬,不要坟墓,留个骨灰盒做纪念就行了。”吴兰珍早就不同意姨妈买楠木棺材,漆那么多道漆,更不同意买坟山占许多地。她又一次提出反对,说,“大家都要坟墓,中国六亿人口,要占多大地方?全世界三十亿左右人口,占的地方更多。死了还要霸占地球一块地方不放,叫活着的人哪能生活?”
  “你这一套新派的花样经,大小姐,我早领教过了,别再教训我。”大太太对吴兰珍瞪了一眼,气呼呼地说,“老一辈的人,没听过啥火葬的。百年归山,都是埋在土里。我这一辈子算完了,每天吃斋念佛,早烧香,晚叩头,不过修修来生,等到我眼一闭,脚一伸,断了这口气,不要把我这把骨头烧掉,还是让我入土为安!”大太太祈求的眼光转到徐义德的脸上,仿佛在恳求他的同意。徐义德淡然地说:
  “我没意见,好在祖坟上还有空的穴位。”
  大太太心里得到一点安慰。
  “百年以后,那些事好办,重要的是考虑活着的事体。”朱瑞芳认为大太太小题大做,一口楠木棺材没啥了不起,倒是沪江这些企业才是真正的大事体。她一想到沪江这些企业公私合营,心中就十分痛惜,像是挖去心头肉一样,忍不住责怪徐义德道:
  “你一生惨淡经营的企业,谁叫你公私合营的?我的话,你不听,当做耳边风。当时,我就劝你不要公私合营,你不听,要是依我,就是不公私合营,共产党不是说要自愿吗?我不自愿,总不能强迫我自愿吧?”
  “你想得那么好,公私合营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全棉纺业都合营,就留沪江的企业不合营?”
  “那肯定不行。”林宛芝说。
  “全棉纺业都不合营,不行吗?”朱瑞芳狠狠瞪了林宛芝一眼。
  “上海全市私营企业都合营了,单是棉纺业不合营吗?”
  “恐怕也不行。”林宛芝给徐义德帮腔。
  “如果全上海市都不合营呢?”朱瑞芳感到上海市工商界真奇怪,怎么一下子都要求合营。
  “北京市工商界带头要全市大合营,全国私营企业都要求合营,上海能够不合营?上海成了啥地方哪?你想的太天真了,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体?要是棉纺业不合营,全市不合营,沪江的企业还有个奔头。一大合营,啥路子都给堵死了,沪江这些企业只有合营的一条路,听人家摆布……”
  “公私合营不是公私各半吗?两家都有份,怎么听人家摆布?”朱瑞芳困惑地问。
  “不听人家摆布,难道私方领导公方?”
  “当然是公方领导私方。”吴兰珍说。
  “这么说,沪江的财产全听人家支配?”大太太一直闹不清啥叫做公私合营,现在听徐义德和朱瑞芳她们的谈话,渐渐有些明白了,但她还不完全相信,担心地问徐义德。“差不多。”徐义德深深叹息了一声,说,“过去我到厂里去,像是回家一样,感到无比的温暖,厂里生产越多,利润越大,我的收入越多;现在我到厂里,一见了厂房和仓库,心里就冷了半截,有时简直要生气,看到厂里有人走来走去,我便装做没有看到厂房和仓库,好比做客一般,一点也不温暖,生产多少,利润多少,不是我的,我毫不关心。生产多也好,少也好,同我没啥关系。现在只有家里的一切,才是我的,回到家里才感到温暖。”
  “啊!”朱瑞芳像是猛然受了一下沉重的打击,吃惊地叫了一声,焦虑地说,“还能挽回吗?”
  “挽回?”徐义德摇摇头,语调低沉地说,“难啦!”
  “工商界没人想挽回吗?”朱瑞芳想不通上海工商界对自己的企业公私合营竟然那么慷慨,一点不痛心,一点不后悔,不信真的没人想挽回。
  “我没听人说过想挽回,不过,要是能挽回,我想工商界有些人心里大概一定很高兴,可是,谁敢开这个口,小心脑袋搬家!”徐义德嘴上虽然这么说,心里却想挽回,但看到目前没有挽回的可能,便想到了香港,想到了徐义信,想到了那几千纱锭,想到了沪江企业是从一个车间少数纱锭发展起来的,如果能到香港去的话,沪江的前途还是大有可为的。过一阵子,他要设法到香港去一趟,见见那边的市面,领领那边的行情,凭他手头的资金和办厂的经验,亲自出马,再创办像沪江在上海这样规模的棉纺企业并不困难的。这么一来,得离开上海。他又想到自己现在进了民建上海分会,是长宁区的政协委员;听江菊霞说,上海市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要增加各界代表人士当委员,江菊霞已经给他在史步云面前美言了几句,看来是很有希望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前途远大,陈毅市长传达中共提出来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那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又在他的耳边回旋:国家有前途,私营工商业者也有前途。同时十里洋场的租界情景在他眼前浮现,红头阿三也好,安南巡捕也好,都比中国人神气活现,私营工商业家在租界上也没有地位,除非当洋行买办,或者是高官巨富,他们虽说是高等华人,但在洋人面前至少矮一个头。香港,他没有去过,知道是英国强占统治的地方,日子不会怎么好过,办企业也不大容易。不然,为什么徐义信在那边发展不大呢?
  想到这里,他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怎么是好了。
  “挽回?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再压迫劳动人民,剥削劳动人民,又把全国人民推到旧中国的悲惨境地去,全国人民一定不答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也一定不答应!”吴兰珍坐在林宛芝旁边,见朱瑞芳贼心不死,还想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过剥削日子,竭力忍住,耐心听朱瑞芳说下去,朱瑞芳越说越不像话,竟然梦想挽回失去的“天堂”。她就霍地站了起来,冲着徐义德和朱瑞芳说,“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是铁打的江山,谁也动摇不了。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得到全国人民热烈拥护,肯定要彻底实行。现在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只是初步改造,还要进一步改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这是全国人民多年追求的愿望,也是革命的目的,将来还要从社会主义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谁想挽回,谁想复辟资本主义,一定要在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铁拳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工人阶级一定要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也破坏不了的。”
  徐义德见吴兰珍站在客厅当中侃侃而谈,滔滔不绝,像是给学生做大报告,神采奕奕,精神焕发,简直不把姨父姨妈这些长辈放在眼里。他真想站起来,当面训斥她几句,杀杀她的威风,但一想到她是青年团员,又是学校的积极分子,共产党的红人,不能得罪。他发觉今天没有压抑住心头的不满情绪,给朱瑞芳三问两问,勾引起蕴藏在心底的怨气。他没注意有吴兰珍在座,后悔失言了。他不露痕迹地把话收回:
  “挽回,当然是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永远办不到的,也不应该有这种罪恶的想法。我完全同意兰珍的看法。工商界那些大亨们心里怎么想法,我不大清楚。拿我来说,我们吃过租界洋人的苦,那时候,中国人在上海滩上没有地位,外滩公园门口曾经挂过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洋大人把我们和狗一样看待。解放后,肃清了洋人在上海和中国的势力,中国人扬眉吐气了,可以在上海滩上自由走来走去,哪一个公园都可以进去白相,再不受洋人的气了,感到当一个中国人光荣。这些,我们工商界都有亲身的体会。我们又经历了镇反运动,五反运动,民主改革运动,肃反运动……党和人民政府对我们工商界进行团结教育改造,我深深体会到过去剥削可耻,今后劳动光荣。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一生惨淡经营的沪江这些企业,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打算,自己生前希望生活得好些,死后留给子孙一份产业,也让他们享受享受,如古话所说的,为儿孙做马牛。现在子女国家全管起来了,不用父母操心。我们家里的生活蛮好,也不用操心。这样水平的生活,在全国来说,是最好的,手头的现款和生活资料一辈子也花不光。过这样幸福的生活,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全靠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要是中共像苏联过去采取没收资本家财产的政策,沪江那些企业提也不用提了,就连这座美丽的花园洋房也保不住了,更不要说那些生活资料了。”
  “我好好读书,毕业后由国家分配工作,生活也一定不错。”徐守仁原来等待徐义德死后继承沪江企业的希望幻灭了。他心里有一种怅惘若失的哀伤和幸灾乐祸的喜悦的复杂情绪,不满意爸爸不给他大笔钱花,害得他坐班房受罪,现在可好,公私合营,爸爸经营的企业积聚的资产也不能随便指挥和动用了。他现在赞成吴兰珍那一番话,他希望将来自己独立生活,不依靠父亲剥削得来的财富,真正做到自食其力。他对爹说:“我今后的生活,你不要操心。”
  “我现在啥心也不操了!”
  老王从客厅门口探头进来,朝朱瑞芳望了一眼,然后小声地问:
  “咖啡、点心都预备好了,啥辰光吃?”
  朱瑞芳问徐义德:
  “你看呢?”
  徐义德看看手上的白金劳莱克斯手表,十二点一刻。他打了个哈欠,说:
  “时间过得好快,已经半夜了。快点吃吧,我们该休息了!”
  他猛地从沙发里站了起来,迈着沉重的步伐,径自向大餐厅慢慢走去。徐守仁随着徐义德身后走去,意味深长地重复了一句:
  “对,我们该休息了!”
                   (全书完)
  1976年11月二稿,广州。
  1978年4月改稿,武昌翠柳村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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