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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大学毕业以后时断时续的工作经历中曾经碰到过一个上级，他从不给人出谋划策，他常常张着迷茫的双眼说：“我吃不准，这件事有50种可能。”他貌似深沉实际是由于贫乏而没有主意，但是我却在心里认为他应该算是一个“高人”，就因为他在完全不经意之中表达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没弄明白的意思：人的生命之中原是充满着不确定性的。而我一直认为，恰恰是这50种可能、这种不确定性，使我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害怕死亡的人，因为我还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子。 15岁那年，我爱上了两样东西：英文和香烟。那时候我已经很不爱说话了，常常在大家的一个热热闹闹的话题中不知不觉地走神儿，或者说着说着就哑口无言。更多的时候，我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鼓舞着，许许多多想说却又不知道怎么说的话挤在嘴边，最终一句也没有挤出来。我想我真寂寞啊，我的声音和语言从别人的耳边翻卷而过，不留痕迹，还是让我闭上嘴巴自己和自己对话吧。这时，一些上课的时候无论如何记不住的英文单词一个一个活泼地跳出来并且自动连缀成句，充满着令我激动而又惊讶的准确和恰切。我第一次要这样表达一个意思是为了《呼啸山庄》这本书，书中有一句话很让当时的我感动，一对相爱而不得的人中一方对另一方说：“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不断地用英文默念这句话，念到由衷地认为他们无需在一起也没有人能从实质上把他们分开时，我终于憋不住告诉了当时还算理解我的一位老师，结果他像没听见一样去说另外的一件事，我真的很失望。从那时候开始，每到我最想献出自己的思想给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必须在心里先完成一种语言的转换，抑制着那些对方可能一个字也听不懂的词们，不让它们冲出来并且尽量力求口中平稳，于是诉说在这一刹那变成了一件十分索然无味的事。不想说话，或者说出的话都不是最想说的话，这时就只有沉默，在寂静里沉思默想，我为自己点燃了第一枝烟。烟雾缭绕之中我看见那些与我神交的书里的人们缓缓走来，带着他们特有的表情、说着和我一样的语言，他们在我的周围拥着我的思想起舞。烟是我们约见的信号灯。 我从15岁开始隔三岔五能接到一些稿费，至今不断，变化的只是数额从每千字15元发展到今天的500元，这样，我就总能在自己手中有一些活钱，我只买两样东西，烟和书。吸烟是一件隐蔽的事，至今知道我吸烟的人并不多，因为与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大多没有什么完全属于自我的思想，我只是凭着本能说一些必须说的话，这种时候我不需要信号灯的指引。吸烟是我一个人的事，我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自己的小房间和阳台的窗子完全敞开，住在隔壁的父母已经睡了，他们在睡前十分心疼地嘱咐我别看书到太晚，在他们眼中我是一个由于勤于思考和贪恋书本而少言寡语的孩子。这时我十分自由，月亮挂在天边，而映在窗户玻璃上就变成了两个，我把正在看的一本书倒扣在我的堆满了学习资料的大写字台上，衔着一支烟静静立在阳台，两个月亮就是我的一双失眠的眼睛。无数个这样的夜晚我结识了无数被我—一认作大师的思想者。我每天只吸一支烟，等烟雾散尽了，我蹑手蹑脚地去刷牙，然后安然入睡。 少女时代的我几乎没有胖过，因为那时候我经常不吃中午饭，而我的近千册的藏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我的一顿又一顿午餐。我买的第一本正而八经的书是《少年维特的烦恼》，那时我12岁，小学还没毕业。我至今记得那个中午，我下了学经过光明楼的新华书店，我不知道这本书写的就是以后将成为贯穿我的青春时代的一条主线的“爱情”，但是我知道它是当时还不太多见的名著，而且从一向爱书的母亲那里我曾经知道歌德和他在晚年写过的一首诗《玛丽温泉的哀歌》，于是我挤进了人群，抢下这本书。它的定价是五毛一分钱，当时我有五毛二，那是父亲给我的早点钱和买汽车票的钱中陆续省下来的。我背着沉书包、抱着这本书、兜里装着一分钱脚步轻快地一路走回家。在快到家的时候我碰到了下班的父亲，他问我为什么不坐车，我只好说实话。那天父亲骑自行车驮我回家。第二天，我得到了一枚刻着我的名字的图章和一盒印泥，这是我的第一个藏书章，现在它就躺在我的抽屉里，直到一位老师专门请人为我刻了一枚漂亮的“猫咪藏书”图章之后它才光荣退役。此后，父亲允诺每个月给我10块钱买书，我感动不已，那年像我父亲那样的技术知识分子一个月的收入总数也还不到150元，而家里还有正在上学的哥哥和姐姐。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爱书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一个是在与人相处方面我十分笨拙，一个是我十分害怕被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一种势力或者一种规则所管理，而这两种情况都是一个人一生无法规避的。于是，我只能告诉自己，在灵魂的世界里才有真正的自由，那就是书里的朋友们生活的世界。也正是这种观念使我天经地义地爱上了写作。我想我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人，我最终会过上一种与常人无异的平庸日子，而我又是那么地不甘心，我只有把自己所向往的一切寄托在文字里，在其中活出千千万万种可能，寂寞的心在它精心构筑的另一个领域里飞扬，一个平凡的小人儿也可以有一刻变得不那么平凡了，这该是一种多么有成就感的幸福！因为在读书之外又有了写字的爱好，我越发沉默也越发显得孤单。离开了文字我就无法愉快地生活、无法正常地思考、无法恰当地与人对话。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一位画漫画的人，后来他成了一张挺有影响的报纸的总编，他是个结巴，然而他为此很得意，他说结巴实际上是最聪明的人，因为思考比别人多得太多，多到了来不及表达，思想们挤在一处争先恐后，搞得不知道先说哪一个才好，于是就结巴了，那时我在心里把他当成了同类，我们可真像啊！ 我在静默中迎来了17岁，迎来了我生命中第一次用双眼去追逐的一个身影。 他比我大一岁，学理科的，沉默如我。但是他几乎包揽了所有中学生有可能参加的数学和物理竞赛的全部第一名，他没有父亲。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关注他的一切，以至于不由地也开始关注自己在他眼里的形像。那时候我还不懂打扮，我十分相信“鸟美在羽毛，人美在心灵”，我固执地认为只有出色的作品才可以引人注目。我开始疯狂地写作。当时的《北京青年报》还很小，但是几乎所有的中学生都看它，他也不例外。每两个星期，我就会在上面发表一篇我独创的一种界乎于书评和读后感之间的被我叫做读书随想的东西，我想他一定看到了，他一定知道了这个学校里还有一个我。事实的确如此，当他拿到我封在一个桃红色的信封中的电影票的时候，他跑着来了，之后我们在电影院里分吃两个我从家里带出来的小橘子。那个散了电影走路回家的晚上在我的记忆中非常美好，护城河的水卷着白色的小波浪欢唱而去，已经破旧的桥在月色里朦胧可爱。我对他讲英文，好像讲的是月凉如水之类的风花雪月的话，不多，更多的是沉默，我们好像一下子就非常接近、非常习惯无话地漫步，我一厢情愿地认为什么也不必说了，一切已经了然于心。此后我们又有过几次约会，一起去美术馆看我热爱的稚拙画展、下了课他送我回家路上我们分吃一支糖葫芦……接下来，我上高二，他必须要准备考大学了。1986年的12月27日，北京下了一场我至今认为是最大的雪，我们去爬景山。那场雪把什么都覆盖了，包括我们没有说而以后永远也没有机会说的话。公共汽车太挤了，他不得不用他1米83的身体抵挡拥上来的人群并且伸开长胳膊护住我，那是我们第一次切近地看对方。“你想过考什么学校吗？”他太高，问话仿佛来自我的头顶。“我想作翻译，傅雷那样的，可能会去念英文。”之后他很认真地告诉我他已经确定要报考在安徽的中国科技大学，那里有最好的物理系而且是他父母的母校。“英美文学要上几年？”“四年。”我缩在他的胳膊形成的圆圈里，我们之间隔着我的硕大的帆布书包。“科大要上五年，我想毕业回到北京就可以结婚了。”我仰起头来盯住他，他微微一笑：“那时候你正好毕业。”这一刹那我又陷入了不知该说什么的困境，而且非常俗气地低下了头。那天我几乎没有再说过一个完整的句子，而我的心分外平静，守住一个承诺，我可以过上1000年啊。分手的时候，我说：“不用再见了。” 日子从此开始变得很充实很饱满，我只要想一想那个飘雪的黄昏就陶醉得几乎落泪。这样到了下一个春天。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到操场，才知道他因为严重的胃出血休学在家。与此同时，我得到了中学时代最大的一笔稿费，120元。我没有买书，而是买了一大书包食品，我要去看他。那是一个星期六，中午下了课我顾不上吃饭，花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找到他家所住的航天部宿舍。我买了一小瓶水，站在他家楼底下喝完，为了不让他发现我一路上一直在呕吐。他很惊奇，而我又是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一味地把好吃的东西摊了一桌子。我很快离开了他家，他送我，依旧是无语的漫步，公共汽车站的站牌一个一个被我们甩在身后，他说他不用考试了，学校因为他的确出色而为他争取到保送上科大，我满脑子都是那句话，我想我要开始等他了。然而他接下来就让我放弃了这种想法，他说：“真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世界太大了，变化也太快。”也许是我过于敏感，也许是我从一开始就害怕等候，我就在这时认定他后悔了。一种创痛的感觉袭来，我的英文冲口而出：“我们随缘吧。”我在快要接近终点的一站上了车，眼泪滚滚而落，我没有回头看站在车下的他。这一别即成永诀。 世界的确很怪，此后的多年，碰到了无数不想碰到的人和事，却真的再也没有碰到他。而我也终于没有学成我喜欢的专业，阴差阳错地学了很技术化的审计。 作为女性，我只有这一次追逐异性的经历，而且充满了挥之不去的挫折感。从大学到工作，有过很多次昙花一现的恋爱，但大多因为无法对话而告结束。 我始终相信，生命中的每一种最终成为现实的可能都是注定的，幸福与痛苦、事业与婚姻莫不如此。一个春天的早晨，七年前那个飘雪的黄昏所发生的一切在我的面前重新上演了。我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再一次被一个高大的男人温存地护住，一天、两天、三天，他准时出现在我上班必须经过的地方，我恍然回到了17岁，我们很自然地相识了。有一天，在相约的路上，我走在他身后，我抑制不住眼泪。这是一个如此相像的背影，仿佛穿过了时光隧道，我和一直蛰伏在我心里的一个旧相识意外地重逢了。我悄悄地抹去泪水，之后，当他伸出双臂的时候我依在他的怀中。这个人后来成了我的丈夫。我曾经无保留地把我的充满挫折感的、短命的初恋讲给他听，他听完之后温和地告诉我，其实一个人爱的并不是另一个人，而是与自己相同或者不同的一类人，而婚姻是要求你必须从这一类中选出一个来一起生活。 婚后的第三年，因为去朋友家吃饭，我和丈夫来到了我曾一个人呕吐着来过的地方，陪着我们的朋友意味深长地说：“安顿，过了这么多年了，这儿没有一点变化。”然而我已经认不出了。这里对于我已经成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没有本来应该有的物是人非的感伤。我想起了当年那个人说过的话，的确，世界太大，变化也太快，我是否变得不认识自己了呢？这时距离我说的“随缘”，整整过去了10年。 我是在结婚以后才重回读书写字的生活之中。在此之前，我必须养活自己。尽管我害怕被管理、被规范，但是，无论我心里怎么想，形式上都必须服从于一份固定的工作或者说一份固定的收入。毕业以后我做的很多份工作都只是我所学的审计专业的应用，与理想或者爱好毫无关系。我很少买书了，因为我已经和所有的女人一样知道应该把自己打扮得鲜亮动人，而这一份支出比起买书来不知要大出多少倍。我也很少看书了，手边大多是讲怎么化妆怎么织毛衣怎么令自己更吸引人确切地说是更吸引男人的“工具书”。我变得随和多了，仿佛过去那个小读书人已经离我远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我“老大嫁作商人妇”。 结婚的好处在于如果你不是一个物欲很强的女人，那么从此就可以不为生计发愁了。而我的婚姻还有一大好处，就是我的丈夫对我十分宽容，这主要表现在他除了要求我做一个称职的妻子和主妇之外一切随我开心。我顺理成章地不工作了。我为此欢欣鼓舞，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没人管的好日子啊！ 然而好景不长，当我拿着丈夫的钱买书、买笔、买稿纸，拉开架式要当一回“自由撰稿人”的时候，我发现再也没有一家报社或者杂志社愿意发我的作品了，原因很简单，我只是一个没有身份的家庭妇女，当年被认为“才华横溢”是因为一个小女孩能学说几句大人话，而当我真的成年，真的说大人话的时候，一切也就不稀奇了。就是从这时候起，我翻遍了各种报纸的分类广告，我想找一个工作，准确的说是一个像样的文字工作。 也许人的一生注定是一个句号，说是从起点到起点或者从终点到终点都可以，1995年的夏天暑气炙人，我回到了我学写字最初起步的地方，从家庭妇女变成了《青年周末》的编辑、记者。 所有的感觉、所有的记忆、所有的思想方式以及所有的习惯都在这个契机之中复活。我的沉思默想、情感缤纷的自由岁月啊！而更令我惊奇的是，这么多年，我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学会了说话，我不再怕人了。这一定得益于我的工作，因为我必须找到一种最恰当的方式，与千千万万的人在纸上交谈。我必须读很多书，把很多英文的优秀内容转换成家庭妇女也能读懂的东西，通过我使人们了解他们不知道或者不是“这么”知道的一切。我想，在我26岁这一年，我终于开始“有用”了。 我在我生命的句号里走啊走，走的结果仍然有50种可能，我最后会成为什么我自己一无感知，这是我必须走下去的理由。很多时候我像少年时代一样为自己点燃一支烟，沉浸在涌动着的我熟知的那种语言之中，久久地回不过神来，而我的精神比什么时候都备加自由。 是、非、成、败与聚、散、离、合是一个俗人一生的全部，而所有这一切原本都可以带着一种欣赏的眼光像看电影一般地对待，投入的时候身在其中，豁达的时候超然事外，于是，生命中所有鲜活的感觉都保持着旺盛的生机，因为人的区区一辈子也不过就是时间相对长一些的一场电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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