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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看这样的节目，我都会产生一个疑问，其实是对于我自己的一个疑问：假如我也有幸坐在那几个单身的男女之中，会有人选择我吗？然而这样想过之后，我自己也觉得非常可笑，因为我早已经为人之妇，早已经没有资格坐在那个人群中间了。 也许是因为我自己从事着一个总是在和人打交道的工作，从来只会抱怨周围的人太多、太芜杂，而不是慨叹生活的闭塞，我不相信经人介绍相识的两个人能成为爱侣。当然，我的身边也不乏这样的成功婚姻的例子，但是，我就是固执地不相信，别人看着合适怎么能替代自己的感觉呢？怎么能因为别人说了自己跟这个人合适就真的去尝试呢？ 我不相信有点儿像过去的媒妁之言似的介绍，所以，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我就极力反对姐姐唯一的一次“见面”。 那时候姐姐在医院里工作，每天接触的人非常有限，而且，她是在妇产科，除了接触产妇之外，几乎所有的男人都是产妇的家属。那时候的姐姐很好看，白皙、丰满，因此给她介绍男朋友的人也格外多。千挑万选，姐姐终于决定跟一个在报社搞发行的小伙子见面。 我不知道整个过程是什么样的，也不可能知道，只是听姐姐向妈妈汇报的时候说这个人又高又瘦，不爱说话。我觉得姐姐没有什么感觉，她总是要上夜班，也没有太多时间跟这个人在一起。姐姐没有明显的、我认为人在恋爱之中必然会有的变化，我也因此认为这个人“没戏”，一个不能给女人带来变化的男人，如果不是他太无能，那么一定是因为他跟这个女人不合适。 大概是姐姐跟他见第三次的时候，因为姐姐过生日，他送了一条银的项链给姐姐。很纤巧，带一个小小的绿色玉石坠子。姐姐给我看，我不以为然。我说这个人没品位，他就不知道“男不穿金，女不戴银”的老话吗？姐姐就把这条项链放进了我和她共用着放一些纪念品的抽屉。 我坚定地认为，姐姐跟这个人不会成功，因为介绍的人不了解我的姐姐，她只是看到了一个待嫁的女孩子最外在的东西，也就是通常人们在这种时候说的“条件”。 果然，在他们认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他们分手了。所有的一切我至今搞不清楚，但是我感到由衷地欣慰，因为我姐姐不用嫁给一个只会给女孩子送银项链的家伙了。 姐姐没有特别的难过，也没有特别的轻松，她还跟过去一样，上班、回家，跟我一起闲聊。姐姐告诉我，如果一个人给你介绍一张桌子的功能，你可以相信，介绍一个遥远国度发生的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也可以相信，但是假如介绍的是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可能通过这种介绍就要和自己产生某种关联的人，那么千万不要相信。“了解你的人只有你自己。”姐姐认真地说。 我认真地记住了姐姐的话，同时也认真地给姐姐出了一个主意：由我把那条银项链送还给这个人。姐姐同意了。她替我约好了时间，是那个男人下班以后，在离我的学校不远的地方。我如约而至，这个人已经等在那里了。我看见他的第一眼就在心里想，我今生都不要去见别人介绍给我的所谓“对像”。这个人的样子没有一点能让我感觉到他可以跟我姐姐交谈，我甚至觉得他好像有些结巴。他把项链收下的时候，还打开盒子看了一下。我刻薄地告诉他，我姐姐把项链拿回来之后就交给我保管了，现在我来完璧归赵，我说：“你以后还可以送给别人。”我记得他的脸有些红色涌上来，但转瞬即逝。 我没有告诉姐姐我说过这些话给那个其实也没有伤害过我们的人。后来，姐姐经历了漫长的恋爱，嫁给了我现在的姐夫，他是姐姐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他们结婚的时候，我想，这才对头。 尽管我发誓不要接受这种介绍的方式，但是在我大学毕业之后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还是被“介绍”了一回。 那时候我只是一名在机关工作的小职员，除了有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的学历和一份相对稳定但极其清苦的工作之外可以说一无所有。一位好心的阿姨大概是觉得我靠自己出头实在是终生无望，于是主动地介绍了一位已经读完了医学博士正在准备赴美留学的青年才俊，阿姨希望我们能共结连理，这样，我就可以通过婚嫁这种最不费力的方式改变自己也许永远无力改变的处境。 我犹豫了很长时间，直到阿姨已经有些嗔怒了，才答应“见一面试试”。阿姨把这个人的全部家庭情况搞得细致、清晰：他家在安徽省一个小县的乡下，父亲是民办教师，母亲是农民，他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四个孩子。阿姨鼓励我说：“你不要看他家是农民，他可是个才子，辛辛苦苦才熬到今天，他能找到你也不容易，你家境好，是北京人，大学毕业，他还想怎么着？” 我于是懵懵懂懂地决定了约会的时间。 那天是在我下班之后，阿姨和他在东单公园门口等我。我换了三次公共汽车才赶到，比约定的时间晚了20分钟。 阿姨让我们认识了之后就走了，剩下他和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西装上衣，蓝色衬衫，没打领带，很干净清爽的样子，个子不高，很瘦，典型的南方小伙子。他提议到公园里面走走，我答应了。我们说着一些无关痛痒的话，诸如“你们学校有多少人”、“争取公费留学是不是很困难”之类的。 走到一个小食品屋的时候，我觉得肚子很饿。但是我怕他误以为我是在提要求，要他请客，于是，我给自己买了一瓶酸奶。他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撕掉盖在酸奶瓶子上的一张纸盖子。实在是太不幸了，我看见那张纸盖子上赫然粘着半个红红的草莓，我当时就想，也许我用区区五毛钱买来的这一小瓶酸奶中、就只含有这半个草莓，我毫不犹豫地把草莓舔进嘴里吃掉了。 吃掉草莓之后我们继续走路，还是说一些不咸不淡的话。走到假山的地方，他说他要早些回学校，我也“应该早些回家”，于是我们就此别过，各自奔向自己的那个汽车站。 回到家里，妈妈问我怎么样，我什么也说不出来，说得出来的只有肚子饿。刚好回娘家的姐姐在一旁立即说：“没戏。”就像当年我说她的时候一样。 大约过了三天，介绍我们相识的阿姨带来了消息，说他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是我“不大气”，我不解。在我的印像里，好像那一天没有什么机会需要我表现大气或者小气。阿姨说：“你是不是喝酸奶了？”我说是的，因为我肚子饿。阿姨笑了：“这就对了。你把酸奶瓶子盖上的一颗草莓舔着吃了。回来以后，他说这样的女孩子太不优雅，怎么带你去美国？”阿姨像开玩笑一样地说了这些之后又安慰我，说这个人在北京读书时间长了，自己又是博士，又马上要出国，可能“条件比较高”。我什么也没说，但是我在心里又一次发誓，以后永远不会再有这样的“介绍对像”事件发生了。我宁愿没有人带我去美国。 这件事成了我家人经常开的一个玩笑，每当我不小心表现得非常自我或者把我的诸如贪吃、喜欢把好东西据为己有、气愤当头言辞刻薄等等表现出来的时候，家里人就马上说：“注意，你这样子怎么带你去美国？” 我当然是没有能跟随一个读过博士的人去美国，但是，有意思的是，在我们认识大约四年以后，在一个商场，我意外地碰到了那个当年只跟我见面时间不足两个小时的人。 是他叫了我的名字。 我们站在商场大门边上喷水的小花池边上说话。说真的，我不知道说什么。如果他不自我介绍，我不会从长相认出他。虽然“怎么带你去美国”的玩笑还是时常会因为我的大大咧咧而被提起，但是那个没有带我去美国的人以及他的形像实在已经淡漠了。 他说他后来去了美国。 我很好奇，于是问他：“是一个人呢？还是两个人？” 他笑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笑的表情，略带一些腼腆，和当年我见到的不苟言笑的博士不一样。他说：“是两个人，不过，现在我又是一个人了。” 我很吃惊。因为后来那个介绍我和他认识的阿姨告诉我，他终于找到了满意的女孩子，一个芭蕾舞演员，“很漂亮”，“很得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明知这一切其实与我无关，但还是心里酸了一下，毕竟，他选中的爱人比当时的我要优越。 他接着告诉我，他是在美国离的婚，这次他回来是为了一个什么课题，很快还要走。他问我是否已经结婚了，我说“当然”。他马上问我：“你们是自己认识的吗？”我又说“当然”。他认真地点着头说：“好，自己认识的好，自己认识的人不容易有伪装。” 我像开玩笑似的告诉他，阿姨后来告诉我了，我们不成的原因就是为了那半颗草莓，他有些不好意思，半晌，他说：“后来人家也这么说我了，我们离婚的时候，她说我骨子里就是一个农民。” 那天我们聊了很长时间，奇怪的是，当我们被介绍相识的时候，我们都在挖空心思地找话说，现在，当我们明确地知道我们注定就只能是一对陌路人的时候，反而有了很多话可以交谈。我们甚至一起慨叹，世界上那种古老的媒婆职业是必然要消失的，以后不会有人因为相信别人而忽略自己的感觉，他说他用了这么长时间明白了一件事，所有外在的东西都是可以一眼看见的，但是做人的境界却不是一朝一夕能感觉出来的。我们开玩笑说，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去给别人当介绍人，因为我们已经通过自己的经历知道了应该介绍的真正内容是什么。然而困难的是，我们又怎么才能知道这一切呢？ 我怕他们会嘲笑我，这样一个生活在清贫的生活之中的小人儿，这么没有抱负地想到异国他乡做一个看大门的人，没有文化也永远不会有财富，只是日复一日地看着别人从眼前走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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