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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和鸭子接上头，是在1998年9月27日。当时《北京青年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搞发行宣传，他和我都在当日下午进行的签名售书活动中作为被邀请的作者。那天很热，他戴一顶四面通风的黑色小帽儿，穿说不上来有什么款式，只是一看便知非常凉快的大背心，因为好歹都是写过书的人、是作者，所以我们各自坐在分给自己的那只太阳伞下，拿着各自的笔，不敢有半点懈怠。我没有看清楚鸭子穿的是什么裤子，后来问他，他说他自己也忘了，因为所有的裤子都是一种，都是有好多兜儿、特能装东西那种，颜色也和我后来经常跟他一起“工作”时看到的那些差不多，界于米色和灰色之间，脏了也不容易看出来，北京人称之为“自来旧”。 签名售书的时候我们是挨着的，时不时有一句半句的对话，都是什么，已经记不住了。曾经一起回忆过当时都说了什么，两个人都困惑，怎么自己说过的话就全都忘了呢？我为此感到沮丧，说“一次历史性的会晤居然什么痕迹都没留下”，鸭子很懂事地安慰我说：“算了，反正不会是有意思的话，要不，咱们不会怎么也想不起来。”我于是释然。 但是有一件事是鸭子非常得意的。那天跟鸭子比起来，我的读者显得非常非常少。因为《我从战场归来》和《我钻进了金字塔》这两本书以及充满了英雄色彩的传奇经历，鸭子颇似偶像一般地接受着大群年轻读者的拥戴，表情尽管谦恭但仍不免面露得意之色。后来鸭子自己说，他的得意只有特别了解他的人才会一眼识破，我想，我其实在多年以前就已经了解了这些，原因非常简单，在这一点上，我们一样。当日坐在那里看鸭子挥舞着他的派克笔给人签名，还不时口中念念有词道：“您说的这几个字我不会写……”心里不免会有几分酸溜溜的，于是纠集几个同来的朋友一起逃走去吃烤肉。这一走可坏了，一个29寸的大电视居然就被鸭子轻轻易易地以最撞大运的抽奖方式得了去。鸭子越发得意地说：“交了狗屎运了！” 此后心里常常会想起这个别人也说、他自己也写的曾经出生入死的人，但也就是想想而已。因为鸭子，我想我大概真的过了那个真英雄、假英雄瞎崇拜一气的年龄了，欣慰之余也有些黯然。直觉上认为鸭子和他所做的事情之间有一种类似于爱情似的东西，说不太清楚，但是，看见一个男人为了这种别人说不明白的东西而艰辛地活着，本能地就会有些心疼，当然，不可能把这些话告诉鸭子。更多的时候，是腆着一张脸为他的文字、图片甚至一句玩笑话喝彩，不管别人是不是认为这个女人可能有恭维人的癖好。 曾经有过一个宁静的晚上，鸭子、我和我少年时代的一位老师在我家，我们每个人都抢着讲自己喜欢的音乐。鸭子忽然说，他会唱一首歌，而且，长这么大他只会也只唱这么一首歌。说着他就唱起来：“他知道被你们看上就只有英勇地牺牲/这个问题他早已想通/他知道不就是为了你们的光荣去斗争/为了你们的幸福就把腿儿蹬/把属于我的就全部都拿去/这条命我不想再节省/千万别把我当人/这人生就是风前的一盏灯……” 鸭子唱歌的时候我是坐在地上的，需要抬起头来才能看见他的脸。我很想知道鸭子是什么样的一种表情，但是，看到我的老师逐渐严肃又逐渐带上一种戚戚然的面容，我无论如何不敢看鸭子。鸭子说，他在中东的时候，每到有采访的时候，开着他的大吉普，车里放的就是这首歌：“我有一盒磁带，全是这个歌，别的我什么也不听。” 从鸭子的书里、从相识的人们嘴里，都知道鸭子的身体不好。甚至，当我第一次听说“再生障碍性贫血”这种病就发生在鸭子身上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心碎的感觉，此后，我因为不敢看他为了说话太多而出汗就自己在他面前拼命说话，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即使是很近的路我也强烈要求打车，让鸭子坐在车上尽情嘲笑我的奢侈……我几乎从来不问他的病情。我觉得无论从性格上还是从体格上，鸭子都应该算是勇敢的人，而对于一个勇敢的人来说，生命的多与无多都是一件非常尊严的事情。我宁愿用喝彩的方式来表示对这种尊严的肃然起敬。 也正是因为我的这种执著的叫好，终于让鸭子感动着成为了我在《北京青年报》主持的“人在旅途”版的作者，因为他的一篇长达1万多字、把以色列外交部长沙龙作为主角的稿子《农民沙龙》，我们的合作正式开始了。我对鸭子有承诺，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绝对不会轻易删改他的稿子。我说：“鸭子你放心，我也是写字的人，知道每个人都有让那些字谁跟谁挨在一起的理由，也知道被人把自己写的字重新码过不是开心的事情，所以我轻易不给人修理稿子，我会在你写之前使劲跟你说我对这个选题的感觉，但是你真写了，我就要全力以赴保证你的东西原汁原味……”鸭子认真地听，面无表情。过了一会儿，他说：“好，你真好。” 编发《农民沙龙》那天，鸭子在珠海看航展。稿子实在太长了，我的版面挤到最紧也就能装下4500字，还要委屈鸭子提供的很好的图片。排版之前我把鸭子的稿子抱在怀里，跟主管我的主任说：“我实在不会删他的稿子，就像吃炒人心一样，怎么吃怎么疼……”我说我无能，这么好的稿子让我一改就化神奇为腐朽了；我还说我贪心，这么好的稿子鸭子看得起我给了我独家首发……我的赖皮赖脸换来的是对开的两个大版面，鸭子的文字加了小标题，鸭子和沙龙这两个大白胖子的照片也舒舒服服地安置在显著位置。珠海归来的鸭子兴高采烈地展示他的新照片、炫耀他的新经历之余，从我这里得到有他的文章的报纸若干，他还是给我他的最高级的称赞：“好，你真好。”我在太阳底下眯着眼睛似笑非笑，我没说那天我到了夜里11点多还在等着总编审稿，因为“事关国际关系”，而把握这些从来不是我们的强项。当然更不能告诉他，他的稿子发表之后就有人说“安顿疯了，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其实，鸭子看到报纸用了那么大的版面登出他的文字和图片的时候就非常善解人意地问我：“这样做，不容易吧？”听见鸭子如此温和地询问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但是他的温和同时也刺激了我的外强中干式的勇敢，我说我没有遇到困难，因为报纸是人办的，应该服从人的需要，好的编辑是以给读者提供最好的阅读内容为己任的……鸭子当时坐在别人的办公室里，冬季的阳光穿过清洁的玻璃窗直扑在他的身上。他的面容极其安详，目光也有些遥不可及，他用一种令人有些莫名难过的轻柔声音说：“安顿，你说为什么咱们总是想得一样呢？”那时候我就在心里想，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一定还是会这样做的，因为对方是鸭子，是用他的全部生命和全部生命体验来写作的人，所以我注定别无选择。 和鸭子的友谊就在这样的气候下与日俱增。我像黄世仁一样经常打电话逼问鸭子：“该给我写什么了？”电话中的鸭子从来都是兴奋的，把他能想得起来的人—一报来，我们一个、一个地“研究”过去，竟然能罗列出足够发上个一年半载的选题。鸭子奇怪，说：“为什么我一跟你说话，这些好玩儿的人和事就全冒出来了呢？”继而就是后悔，“完了，我这下就得没完没了地给你干活儿了。” 曾经见过有人写鸭子，说他极其勤奋，我心里也知道，像《农民沙龙》那样的稿子绝对是厚积而薄发的，但是，为了让鸭子不懈怠地给我工作，我必须要不断地批评他懒，而且不时给他举一些周围勤奋的人的例子。鸭子也总是在我面前表现他的懒。写完有关庄则栋先生夫妇的稿子《大猫小猫》之后，他开车来我家，一进门就长叹一声：“写死我了。”我不动声色地对他嘘寒问暖一番，鸭子很是受用。过后，拣一个他眉目舒展的时候，我说：“鸭子，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共才1800字都不到……”刚刚抱怨也刚刚被哄过的鸭子点头称是。 给鸭子当编辑从来要软硬兼施。有时候我会好言相劝，说：“写吧，喜欢你的人特别多。都有读者打电话问你的身体情况了……”鸭子听了就得意，说“这些人好，真好”。有时候我就会以断交相威胁，说：“别以为你不写，我的版就不开张，你搞清楚，咱们是谁离不开谁！”鸭子也生气，撅着嘴，说：“你别这么说我……”鸭子撅嘴的时候，我也会有点儿心疼他，这么单纯的男人，又会操练文字，实在是物以稀为贵。 鸭子问过我，他身上什么“最吸引人”，他强调，这个“人”是指女性。我说我不知道别的女性怎么看，我反正最欣赏他的眼睛和嘴。鸭子开心地享用着我的恭维，但这一次我告诉他，不是因为这两个“零件”长得好，而是因为它们的结构与众不同。真正的鸭子和其它动物不一样，别的动物看人是因为它们的眼睛看到的是什么都比自己大，所以第一反应通常是恐惧，而鸭子正相反，看什么都比自己小，所以总是勇往直前。我说：“不是鸭子比别人勇敢，而是他眼睛有毛病。”至于鸭子嘴，之所以怎么整治都不烂，是因为材料特殊，耐得高温也忍得高压，全身都零落成泥，至少还有铲子一般的大嘴一张。 鸭子听了这些我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之后，做恍然大悟状：“我知道我为什么胆子大而且嘴快了……”从此鸭子以此为荣，到处夸耀：“安顿说了，我的结构跟别人不一样……” 鸭子的铲子嘴也铲过我。他从成都回到北京之后，迟迟不与我联系，我打电话到他家。我问：“鸭子，你回来啦？”鸭子大声说：“没，还在成都。”我喝问一声：“这可是你家里电话！”鸭子立即沮丧：“我还以为是手机。”我想一定是我一贯催稿太紧，逼得鸭子胡说八道了，他一定用他的“鸭铲”拄地，一副生死随我去的样子。我说：“我不催稿子，放你两个星期假。”他的声调立即轻松起来，好玩儿的人和事于是再次源源不断。说到最后，鸭子自己说：“我明天就给你写。” 因为鸭子，我的版面不断地被读者夸奖，我不敢有一点儿贪污，把所有的好话全部转告鸭子，作为对他的奖赏和鼓励，把我在他面前想说而没有说的好话也一起算在读者头上送给他，鸭子能分辨其中什么话是我说的，他不拆穿我，因为我是女人，鸭子知道女人有时候会有点儿不好意思。他说：“我不忍心看你那样儿。”每到这个时候我就在心里庆幸，天真的待我不薄，让我有一个这样的作者，让我有机会如此靠近原本是大家的鸭子。 写完鸭子之后，我实在按捺不住，马上拨通他家的电话，我想第一时间让他知道我都写了些什么，想让他知道我是怎样在纸上说他的好话的。但是，非常遗憾，听到的只是鸭子煞有介事、中英文对照的电话录音，“音响后留言或传真”，非常简短，属于他的风格。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我开始呼他。留言逐步升级。先是“请回电话”，然后是“有急事，速回电话”、“有好事，不回电话你会后悔”，最后变成了“你到底在哪里，呼你不回，手机不开，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放下电话的时候，我的呼机响了，是鸭子，留的是一个陌生的电话。打过去，鸭子的声音还气喘吁吁：“我刚进门，来看我妈，她想我……”我说要给他念功劳簿，他立即高兴：“好，你等我关上门、坐好了……” 我于是开始“有感情”地念起来。起初，鸭子还乱叫、乱笑，很快，他就无声无息地听起来。我停顿的间歇，隐隐可以听到他的喘气声。 我像卖关子一样念完了之后，停了大约10秒钟，才说：“完了。”鸭子长出了一口气。我等着听“好，真好”，可是他没说，他说：“谁也想不到你能写这样的文章，看你的那些书没法了解你……你发在你的版上吧……你愿意吗？” 我一直没有决心把写鸭子的文字发表在我自己主持的版面上，虽然，如果单纯从一个编辑的角度来看文章，而忽略作者和被写的人的身份，那么这无疑应该算成功的作品。但是，隐隐约约之中也觉得会让一些人产生各式各样的想法，或者多少有些不舒服。 我把文章拿给我的丈夫看，他大声叫好，说我写了一个“呼之欲出的活鸭子”。 大年初三是我上班的日子，我终于决定给鸭子一个奖赏，因为他是1998年我的版面上最勤奋的作者。我给他家的电话留言，让他第二天千万不要忘记给自己多买几份报纸。 春节之后，鸭子给我打电话，第一句话就说：“我周围的一些人说最近有一篇特别酸的文章，就是指你写我的……”我马上告诉鸭子，我周围的一些人也在说，从这文章当中好像能看出点儿什么，甚至我的同事都在好心地告诉我，我发表这样的文章在自己的版面上是“玩儿过了”。我这么说了之后，鸭子马上就安慰我：“没事儿，我觉得好。”我说真是很奇怪，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不懂事呢？鸭子笑说：“心丑的人才看什么都丑。” 跟鸭子通完电话，我问丈夫：“你觉得我和鸭子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他一边对着窗户打领带一边说：“好像是两个没有性别的哥们儿。” 人从来就是不容易接受现实的，所以才有了很多人与命运之间的斗争，每一个机会和遭遇其实也是一场挑战，证明自己的能力还在其次，让自己变得平静和勇敢起来才是最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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