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圣芭芭拉到旧金山

　　　　　　　　　　　　　　　　　 ——加州访白先勇

一

　　一九八七年我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作的学士论文是关于白先勇小说集《台北人》。那年四月，正好是白先勇阔别大陆三十九年后第一次回上海访问。在复旦做客座教授。他对我的论文提了不少修改意见，并带我去看了他小时候在上海生活过的地方。在路上，他一一告诉我，淮海路以前叫霞飞路，衡山路以前叫贝当路，福州路以前叫四马路……反正在他的心目中只有“以前”。一天在他的心目中只有“以前”。一天在和平饭店喝咖啡，老年爵士乐队正在演奏比莉郝丽黛（Billie Holiday）那首《缎衣仕女》，音乐是哀怨的，可又是绚丽的，醉生梦死中包含着不屈不挠。那晚，白先勇很开心，像是找到了丢失的东西。他说：“上海，就应该是这个调调。”
　　今年一月，我来到了美国圣芭芭拉，又一次见到了白先勇。
　　圣芭芭拉位于洛山矶北面，是南加州最受欢迎的海滨度假胜地。地中海风格的建筑，是圣芭芭拉的一大特色。白先勇一九六五年从爱荷华大学写作班拿到硕士学位后，来到圣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国语言文学，在此一住就是三十多年。一九九七，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特别建立了白先勇档案，这一年白先勇正好六十岁。这个档案的建立，是献给白先勇六十岁生日的最好礼物。美国大学图书馆为一个用中文写作的东方作家开辟了一个特别收藏区，这当然是个难得的荣誉。我相信这里是白先勇研究资料最全的地方，收有白先勇作品的各种版本及译本，白先勇研究专著及单篇论文，各种报纸、杂志的专访文章和新闻报道，根据白先勇小说改编的舞台剧和电影的影像资料。白先勇也将他所有的手稿全部捐献给了图书馆。

二

　　白家座落在圣芭芭拉的隐谷（Hidden Valley），从外表看是一栋普通的平房，由于圣芭芭拉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很多政坛要人、商界大亨、影视明星纷纷在此购屋度假，和这些豪宅相比白寓反倒显示出一种素雅之美，一种东方式的内敛。白先勇喜好中国传统文化，房里挂满了名家书画，有钱南园、黄秋士、吴照、左宗棠、徐悲鸿等人的真迹。他尤其喜欢客厅里左宗棠的那幅对联：“应费醍湖千斛水，洒作苍茫大宇凉。”这一墨宝跟着白先勇几十年了，随着岁月增加，对它的理解也也与日俱增。白先勇是“红迷”，至今床头仍放着《红楼梦》。他说：“我常常在这幅对联前，想到《红楼梦》里‘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境界。人生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中国佛教讲来讲去就是一个字——‘空’。”
　　记得，我到圣芭芭拉的那天，白先勇收到台湾《联合报》的传真，他的小说集《台北人》当选“台湾文学经典”三十本书之首。看到这份传真，很自然地我就问白先勇：“一部文学经典究竟有什么价值和功用？”白先勇倒是答得直言不讳：“要说文学经典没用，那真是一点用也没有，也不能救国救民。杜甫的《秋兴八首》救不了大唐的衰退，福克纳那些小说也挽救不了美国南方的没落，他的《声音与愤怒》与美国当代科技的兴盛毫无关系。要说文学经典有用，可以说，它是一个民族心灵的投射、一个根源。如果中华民族没有屈原、杜甫、曹雪芹，我们这个民族将多么苍白；如果没有福克纳的小说，美国的精神文化就缺了一个大角；英国若少了莎士比亚，简直不可思议。当然现在普通美国人，不会去看福克纳的小说，只有大学里才拿来作研究；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们》，一般俄国人也读不下去，尽管这本书在知识分子中影响深远。中国的文学经典与西方的还不太一样，《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是雅俗共赏、深入民间的。中国文学经典的好处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外行人看《红楼梦》是宝玉、黛玉、宝钗的三角恋爱，大家族的吃喝玩乐。内行人则看人生的酸甜苦辣，看书中的佛道思想。中国文学高就高在这里。”
　　白先勇认为：“文学经典的功用，主要是情感教育，有了文学的教育，一个民族、一个人的感情要成熟得多，看过、看通、看透《红楼梦》的人，的确要比没有看过《红楼梦》的人高出一截。文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教育人要有同情之心、悲悯之情。懂得原来书中人的困境、痛苦，我也要经过。突然间，会兴起众生平等的感受，其实这也就是宗教情感，有了宗教情感，文学才会达到最高境界。还有一点，文学教人懂得欣赏美。如何看夕阳，如何看月亮，如何看花开花落，潮来潮往？什么是‘泪眼问花花不语’，什么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教人如何用诗人的‘眼睛’去看大千世界。”

三

　　因为是第一次去美国，对“浪漫港都”旧金山自然特别向往。白先勇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心思”，爽快就说：“好，带你去旧金山看看，那是美国西岸的文化重镇，附近有柏克莱（Berkeley）、斯坦福（Stanford）两所美国顶尖名牌大学，我的那篇《游园惊梦》还是在柏克莱写的呢！你应该去感受一下那里的文化氛围。”
　　旧金山是座美丽的城市，还有“美国诗角”之称。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罗伯特·邓肯（Robert Duncan）和肯尼斯·雷克斯洛思（Kenneth Rexroth）等发起了“旧金山文艺复兴诗歌运作”，这为后来“跨掉一代”（Beat Generation）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一九五五年，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在旧金山一间画廊朗诵他的长诗《嚎叫》震惊全美，“跨掉一代”从此风靡世界，旧金山也成了“跨掉一代的大本营”。
　　白先勇虽为小说家，可他对美国“跨掉诗派”也极有兴趣，在旧金山，我们一起去了大名鼎鼎的城市之光书店（City Lights Bookstore），书店位于哥伦布大道二百六十一号，一九五二年，由诗人费林杰提开设，它的隔壁就是维苏威咖啡屋（Vesuvio Cafe），两者在五、六十年代都是跨掉族诗人的聚会点。跨掉诗派的作品往往需要大声朗读才能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故旧金山有不少画廊、书店、酒吧、饭店成了这些诗人的“布道场”，城市之光书店和维苏威咖啡屋是最有名的两家。白先勇每次来旧金山，都要到这家书店消磨半日，他说：“外面的世界一天一个变化，而这间书店总是老样子，通往地下室的那段狭窄木梯，走在上面会发出轻轻的鼓点声，让人肃然起敬。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相对于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文学艺术在本质上，几千年来并无多大变化。”
　　走出城市之光书店，向右拐就是维苏威咖啡屋，里面客人多为中老年知识分子，想必有不少是当年的跨掉族和嬉皮族（Hip），如今倒是一派学者风范。实际上，从七十年代开始，不少跨掉派诗人也纷纷转舵，走进大学殿堂，成为学院派一分子。那天在维苏威，我们点了爱尔兰咖啡，白先勇突然冒出一句：“真希望去一次都柏林。”或许爱尔兰咖啡使他想起爱尔兰大师詹姆斯·乔伊斯及他的《都柏林人》。不少人都说，《台北人》和《都柏林人》在精神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一首民族文化的挽歌。这次在圣芭芭拉图书馆还看到一篇硕士论文，比较《台北人》和《都柏林人》。爱尔兰民歌也是白先勇所喜爱的，尤其是那首《Nanny Boy》，他家里收有多种版本这首歌的CD。爱尔兰有它独特的文化传统，文学、音乐更是充满乡愁和悲情，白先勇从中一定找到了共鸣点。白先勇自己承认，归根到底他是个浪漫派作家；众所周知，乔伊斯是西方现代派的鼻祖。我想问：就文学的本质而言，现代派、浪漫派或其他什么流派究竟有没有区别？

四

　　我把美国之行的压轴戏放在了参观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柏克莱是西岸最有名的大学，一向以激进和革命著称，尤其在六、七十年代支持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白先勇对这间名校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一九六六年，他的挚友王国祥在此读博士学位，那年夏天，他从圣芭芭拉来柏克莱度假 ，完成了他的代表作《游园惊梦》。一九八O年他又在柏克莱东方语言文学系客座一学期。所以，这座大学城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我们是星期天去柏克莱的，校园里十分安静，有一种冬日的冷清。这样的天气，是会让人心澄如镜的。故地重游，白先勇很快就找到了东方学院大楼，二楼的图书馆星期天照旧开放，不少东方面孔正在埋头苦读。白先勇告诉我，写小说《游园惊梦》时，他在这里还借了不少参考书，如：汤显祖的《牡丹亭》。
　　不过，校园外的电报街（Telegraph Avenue）倒是热闹非凡，俨然成了商业观光区，街头小贩在此兜售各种手工艺品、扎染衣服、文具及电脑配件。眼前的景观使白先勇大为感叹，他说：“以前，这条街上书店林立，三五步就是一间。”现在，我们走完整条电报街，也不过看到寥寥可数的几家书店。不过，这条街上的市井闲情令人难忘。
　　离开柏克莱，正是黄昏时分，远远望去，校园里的钟塔（Sather Tower），已被夕阳染成了金色。我不知道，白先勇是以什么样的心情看这一片夕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