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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允先生这段话，听起来颇有道理，但仔细一想，毛病就出来啦。这段话用到董卓先生身上可能真是如此，董卓先生不过是一个没有头脑而又不懂政治的土豪恶霸。一旦当了大官，掌了大权，就发昏第十一，以为靠他那股西凉兵团的武力，就可以把天都翻过来。他之结怨于士大夫，甚至结怨于小民，在意料之中。把他的尸首摆到大街之上，公开展览，自然大快人心。问题是，我们抛开董卓先生不谈，只谈王允先生这句话，就十分的不太对劲。盖哪一个当权分子在杀了他的对头后，不是“士民莫不称赞”乎？岳飞先生之死，当时固“士民莫不称赞”，袁崇焕先生之死，当时“士民莫不称赞”得恐怕更厉害。道理很简单，任何有权势的朋友再荒唐、再错误的行动，都有人攀缘而上，努力说顺耳朵的话也。如果只愿意听顺耳朵的话，结果一定培养出来势利眼主义。 势利眼主义最大的特征是不讲是非，而只以势利为是非。吾友屠申虹先生告我一件故事，该故事发生在他的故乡浙江：他有一个亲戚，在搞战期间，制造沦陷区能行的伪钞，用以在沦陷区采购枪弹医药打游击。该亲戚不幸在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人捉住，枪决牺牲。当他的死讯传到他村庄的时候，若干正人君子听啦，无不摇头叹曰：“这个孩子，什么都好，就是不肯正干，不肯走正路，如今落得如此下场。”呜呼，这就是中国人对一个抗敌英雄的内心评价，曰“不肯正干”，曰“不走正路”即令充满了怜惜，却并没有丝毫敬意。这正是一种冷漠，一种残忍。在酱缸文化中，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猎取富贵功名的行为，全是“不肯正干”’，全是“不走正路”。于是乎人间灵性，消失尽矣，是非的标准，颠之倒之矣，人与兽的区别，微乎其微矣。唯一直贯天日的，只剩下势利眼。这几天晚上，我老人家肚胀得睡不着觉时，就看点闲书解闷。有一本《谈梦》，江苏省吴兴县曹家驹先生的大作也，全是明清之交时发生在吴兴的掌故，看了之后，我就更睡不着觉。明政府撤退到江南之后，天兴沦陷，大司马沈犹龙先生闲住在家，不忍亡国之痛，起义兵抗清，结果他失败啦；失败啦免不了家破人亡，男人被杀，妻子发配给满洲人为奴。对这位孤臣孽子，你猜曹家驹先生说啥，他曰：“夫司马（沈犹龙先生）三十年富贵一场春梦……概其生平，不过巧宦，乃横桃大敌，远种祸根，贻累桑梓，不知何年始脱苦海，岂天故意生之，专以磨灭松人哉！”他阁下不痛恨敌人的屠杀，反而痛恨孤臣孽子的起义，反而嘲笑孤臣孽子是“三十年富贵一场春梦”的“巧宦”，婊子养的。 除了沈犹龙先生，还有一批不甘屈辱的血性男儿，日谢尧文先生，曰顾咸正先生，曰刘公旦先生，曰董祐申先生，曰袁国楠先生，曰朱用枚先生，曰张谢石先生，日查刚先生，都是向撤退到江南的明王朝中央政府谋取联系的，结果事不机密，落到汉奸之手，“莫不骈首就戮，其余株连不可胜数”。对这一批爱国烈士，曹家驹先生也有评语，曰：“夫时方多事，觊非分之福，必招无妄之祸，颜氏家训所以有戒兵将也。”把缅怀家国、反抗异族的英雄豪杰，栽赃为“妄求非分之福”，真是血都凉啦。但这也不能怪他，前已言之，势利眼主义的尊脑中，从来没有想到人类中除了势利眼，除了富贵功名，还有纯正圣洁的情操。呜呼，在势利眼主义中，烈士反而成了乱民贼子，而且用尽吃奶的力气，予以侮蔑。其实要他不侮蔑也很简单，只要成了大功，掌了大权，抓了大钱，就自然而然地奴性四溢、五体投地。斯时也，他震天响叫起“天王圣明”、“乃天授也”，恐怕用臭狗屎都堵不住他的嘴。 柏杨先生曾介绍过《康圣人显圣记》，现在再介绍一遍，以加强读者老爷的印象。该书作者用的是一个笔名“伏魔使者”，他阁下对戊戌政变六君子殉难的悲剧，有极使人心魄动摇的评论，曰：“只听一排枪炮声，六名犯官的头，早已个个落下。可怜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请注意“富贵功名，一旦化有乌有”。在势利眼看来，啥都可以，卖国可以，祸国可以，当奴才、当狗可以，就是不可以“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六君子唯一的错处是没有得到富贵功名，没有走“正路”。写到这里，忍不住又要叹曰：“血泪流尽反惹笑，常使英雄涕满襟。”嗟夫，每个人都努力势利眼，走富贵功名的“正路”，中国社会成了什么样子的社会？中国人还有什么样的前途？用不着到关帝庙抽签算卦，就可知道啦。可是，迄今为止，仍有成群结队的人在提倡富贵功名的“正路”，你说急死人不急死人哉。 留华学生狄仁华先生曾指责中国人富于人情味而缺少公德心。我想狄先生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而没有看到事情的骨髓，如果看到了骨髓，他就连人情味都看不到，而只看到了势利眼——冷漠、残忍、猜忌、幸灾乐祸，天天盼望别人垮，为了富贵功名而人性泯灭，而如醉如痴，而如癫如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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