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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家”


  很多朋友向柏杨先生请教:“怎么才可以成为一个作家?”好像我已经成为一个作家啦,想从我这里挖出一点秘诀,以便照方配药,也登上文坛宝座。呜呼,如果有此一念,那就是问道于瞎子,一辈子都得不到好处。这并不是说柏杨先生仪态万千,虚怀若谷,向谁表示谦虚,而是真正的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盖这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韩愈先生在两千年前便指出过,中国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是做官,除了做官,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使自己安富尊荣。于是遂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做官的目的为了发财,而发财的目的又是为了做官,一个知识分子一旦做不上官,就四大皆空,不但别人瞧他不起,连他自己都瞧不起自己。诗不云乎: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以色列立国,恭请爱因斯坦先生回国当总统。如果换了柏杨先生,早大喜若狂,根本用不着请,只要招招手,立刻飞奔而往。但爱因斯坦先生竟然拒绝,这种情操智慧,不是中国圣崽和官崽所可了解的。我说我大喜若狂,飞奔而往,一定有些朋友脸上挂不住,解释曰:“太谦太谦,你老人家品学俱优,岂会如此。”那就是不知我也,我说我“若狂”,已经够往脸上抹粉啦,到时候我如果给你来一个“真狂”,就更精彩。《儒林外史》上的范进先生,并没人请他当总统,不过中了一个举人,离中级官还有十万八千里,可是他的反应又如何哉,他当场就高兴得发了疯。
  既然全国同胞,同心同德,努力做官,非官不荣,非官不乐,则官以外的其他行业,自然都贱不可言。想当年苏秦先生周游世界回来,身兼六个国家的宰相,把他嫂嫂吓得连忙下跪。如果苏秦先生周游世界回来,只抱了几本他写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我想他的嫂嫂恐怕仍会保持原来面孔。如果苏秦先生连几本破书都没有,而只会唱歌跳舞,绘画打球,恐怕结果还要惨,一个织布梭子飞出来不把他阁下头上打一个血流如注才怪。这种气质和社会环境,历三千年而不衰,现在虽然是二十世纪啦,但非官的行业,其贱如故。于是除“官”之外无人才,从事非官以外的行业,顶了不起,只能成为“的”,而不能成为“家”。像柏杨先生干的这一行,洋大人之国,称之为“专栏作”家”,而中国称之为“写杂文的”。依此类推,拥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社会,没有“作家”,而只有“写文章的”;没有“提琴家”,而只有“拉提琴的”;没有“钢琴家”,而只有“演戏的”;没有“舞蹈家”,而只有“跳舞的”;没有“教育家”,而只有“教书的”;没“体育家”,而只有“打篮球的”。处处都是“的”,没有一个“家”,这是个啥子模样的社会,可知之矣。
  社会的素质如何,不必管它,盖管也管不了他,但假如人间还有因果报应的话,中国沦到今天这种酱缸局面,就是因果报应。大家几乎一致呐喊中国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我看恐怕不见得,五千年虽然五千年,传统虽然传统,但似乎是文化很少,而酱化很多。所谓“正史”的三十六部史料,若这个“书”那个“史”,百分之九十篇幅,都是二抓牌升官做官录,和血流成河的杀人录,除了这些,剩下有关人类性灵方面的玩艺,微乎其微。在这种形态之下,官性兴旺,人性衰退,自然处处皆“的”,而没有“家”矣。在这里我想借用一下徐鼐先生,以便举出一个典型。提起徐鼐先生,身拜石门水库执行长,其官大得可怕,当初尚不为小民注意,自从在台风高潮时,猛放其水,以致冤魂荡荡,地府渺渺,其尊名始为世人所共知。你知道他对曲突徙薪的王崇岳先生有啥评论?他不认为王先生是一位气象学家,因王先生不幸而言中,弄得他有损崽面,拍屁股跳跃之作,脱口而出,说他是一个算命的。呜呼,由于“家”、“的”之不同,可看出文化和酱化的区别,后生小子能不一惊哉。
  所以一些想当作家的朋友,实在是立错了志,这年头连真刀真枪,马上兑现的自然科学,都成不了“家”,在某些人口中,仍属于“的”。写写小说散文专栏,就是再来一个五千年优秀传统,如是仍是酱化,而没有文化,也成不了“家”,顶多是一个“写文章的”、“写小说的”、“写杂文的”,不要说混饭吃啦,就是印张名片唬人,都感到困难。柏杨先生前天便面临这种危机,印上“专栏作家”吧,咦,你老头竟然也“家”呀?那副嘴脸我就受不了。可是如果印上“写杂文的”,似乎和文化沙漠过不去,存心讽刺,自也有许多未便。尤其是一些口是心非的朋友,他心里固然想:“该老头总算有自知之明”,但口头上难免责备一阵曰:“老头老头,您太谦啦太谦啦,以您老磬磬大才,当然是大作家大作家。”何必惹他们费这么多无聊唾沫乎哉。
  所以我誓死奉劝年轻小子,千万不可搭错了线,这年头做官第一。真正做官无望,则出国放洋,是第二个高着。出国放洋之妙,现在还看不出来,等到有那么一天,那才教你拍案叫绝哩。届时你阁下摇摇摆摆,回来建国。盖“救国”由小民负担,“建国”由专家负担,分工合作,是天老爷五百年前都注定了的,世人不可不知。如果限于困难,不能出国放洋,则仍以不走“写文章的”这条路为宜,宁可去当“盖房子的”(洋大人谓之“建筑家”),“修马路的”(洋大人谓之“工程家”),“做衣服的”(洋大人谓之“服装设计家”),“卖膏药的”(洋大人谓之“演说家”),都比“爬格子的”,要有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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