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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施》在台北上演时，被其伟大的广告搞得心中奇痒，也挤着去看，看到一半，觉得似乎有些别扭，说不出哪里别扭，但别扭却是定了的，好像身上忽然长了风湿疙瘩，不抓不行，抓又不知道应从何处下手。那一天大概天作之合，身边恰坐着一位政治大学堂教习，我把我的异样感觉告诉了他，他呻吟曰：“你指的莫非他们说话的腔调乎？”我拍大腿曰：“对啦，对啦。”教习先生叹曰：“京戏腔是中国电影之癌，木法度。” 呜呼，正是如此，教习一矢口的矣。任何一部电影，或任何一场话剧，只要是古装的，那就是说，演员只要穿上古装，京戏里那种特有的阴阳怪气，假兮兮的腔调，就自然而然地出了笼。《西施》导演李翰祥先生，大导演也，对这种腔调都束手无策，任其泛滥成灾，可见其锐不可当。 据说当拍该片时，李翰祥先生曾向专家讨教过——在我们社会，三篇文章就是一个专家，当上三天官，掌上三天权，也是一个专家，不太值钱。同时李翰祥先生是不是真的有这份虚心，皮颇成疑问。但我们姑且假定他阁下讨教过了吧，“专家”的意思却是：一切跟着京戏走。于是古装的电影遂成了京戏的翻版。可庆幸的是，电影上还没有唱哩，如果男女主角也像《梁山伯祝英台》的黄梅调，唱上一段：“看三军攻坚城杀声震天”，那就更可观啦。 有人说，古时候的平民相互间对起话来，是什么腔调？没人知道。古时候君臣们在金銮宝殿上一问一答，又是什么腔调？也没人知道。唯一可以遵循的是京戏上的那一套。与其创作发明，返璞归真，不如遵古炮制，省事省力。这话说来固有道理，但却是酱缸道理。京戏是典型的象征派，一根马鞭等于一匹马，耳旁挂条黑布等于一个鬼魂，走着走着，忽然一跳，等于过了一个门限，在台上兜两个圈子，等于从西凉国到了长安城，难道偏偏那些假兮兮的腔调，是写实的乎？ 中国语言不能合一，是中国语言文字最大的缺点，“五四运动”之后，人们所提倡的是文字迁就语言，而京戏里则是语言迁就文字。文字迁就语言，有白话文的产生；语言迁就文字，就成了京戏里那种特有的调门矣。 中国文学自从用文言文写，遂处处都是文言文，码头工人骂大街用的是文言文，一男一女挤在被窝里谈恋爱，软声昵语，也用的是文言语，好像中国人说起话来，就这股他娘的怪腔。问题是，再大再久的反动力量，都不能把真理斲丧馨尽，有些地方，甚至在最严肃的上皇帝奏章中，白话文也往外冒，像遇到大狱时，犯人的供词，固全是白话文也。京戏里亦然，腔调也有两种，一种是特有的阴阳怪气，一种则是平常日子人们说的真话。 “戏”之所以为戏，是经过再创作的。如果把戏拿到人生中间，笑话就大啦。试想一想，朋友中有人说话时用的是坐在金銮殿上那种君臣道白，真能把人搞得发疯。电影固然是戏，但那是电影戏，而不是京戏，京戏阴阳怪气的腔调是京戏的特征，观众欣赏这种特征，如果搬到电影上，搬到话剧上，就难以下咽，如果腔调可搬，则马鞭也可搬矣，走着一跳也可搬矣。 记得前年看了一场《白蛇传》，女主角白蛇上天盗仙草时，大战群仙，那场大战竟然也是京戏搬家，只听“匡匡匡匡”，然后声停人止，立刻摆了个架势，面对观众，像呆头鹅一样，呆在那里，以候第二阵“匡匡匡匡”。这种打法，是京戏打法，不应是电影打法。导演先生原封不动搬到电影上，岂他阁下的大脑少了一根筋乎？抑该大脑太过于尊贵，不敢动用乎？ 电影也好，话剧也好，一旦套上京戏里阴阳怪气假兮兮的枷锁，就一天不能有起色，更不要说起飞啦。《西施》据宣传说是起飞的影片，我看它恐怕是起飞不了，起飞是要靠自己的，靠闭着眼吹大牛决起不了飞，靠观众身上的鸡皮疙瘩也起不了飞。 《西施》这种别扭，不是它单独有的，乃一种通病，不过欲振乏力罢啦。希望李翰祥先生也好，或其他导演先生也好，能有勇气开刀，把这癌割掉，以一个新面目跟观众见面，不要再套啦，创作才出英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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