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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程九、移民、绿卡


  正当我们讨论孝道的时候,忽然间蒋程九先生暨夫人陈凤兰女土,在美国露了一手。他们两位露的一手是,三年前把台北的财产卖了个干净,移民美国。那时候大概良心还没有丧尽,仍留了一栋在台北县永和镇中兴街的楼房,用月租的三千元,供老爹蒋世效先生作为生活费用。在目前的台北,三千元不够既住房子而又吃得饱。老爹今年八十有六,则那一年已八十有四矣,打工既不行,只好住进救济院。而蒋程九先生不知道跟他父亲有啥犯仇,仍觉得没有赶尽杀绝,心有未甘。就在一九七七的今年,把那栋房子也卖掉啦。这真是高级杀手,看你老家伙死也不死。老爹饥饿难忍,告到衙门里,检察官郭波先生明镜高悬,不管蒋程九先生是不是洋假鬼子,硬是提起了公诉。将来如何,是另一回事;但这公诉是一个社会公道,公道就像水泥,没有公道,社会就要分崩离析。
  老爹蒋世效先生曾到美国找过他的儿于。可是,报上说,儿子却闭门不纳。这幕镜头可卖给电视公司,儿子媳妇在房子里抱着孙儿孙女,围着熊熊火炉,又吃又喝。又说又笑,其乐融融。一个白发满头、万里寻子的老父,被关门外,憔悴佝偻,背着一个小包袱,拄着一根拐杖,呆呆伫立,风雪四起,饥寒交加,一幕一幕地回忆着往年抱儿搂女的“天伦之乐”,然后转回身子,踽踽地消失在渺茫的黑暗之中。这就是蒋程九先生父子会的情景。报上偶有弑亲的骇人新闻,我认为蒋程九先生比他们都高明得多。盖凶性大发,杀了老爹老娘,准吃官司,大多数都绑刑场,执行枪决,能判个坐牢,已算很运气啦(但这运气也实难消受,据柏杨先生所知,凡因忤逆会牢的,在囚犯当中,都是被轻视、被凌辱的对象,那日子不好过)。而蒋程九先生却棋高一着,深谋远虑,让老爹活活气死饿死,人而不见血,我们就不能不服。
  值得加以研究的是蒋程九先生的夫人陈凤兰女士。媳妇对公公,本就隔了一层,儿子已经王八蛋,何况媳妇乎。但老爹连媳妇也告了进去,可见这位媳妇在这场“饿死老父”的一剧中,恐怕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即令陈凤兰女士不是主动的,可是,孝道就是厚道,不要说是丈夫的爹,纵是丈夫的狗,纵是敲门伸手的老乞丐,甚至是在台湾时有一面之缘的那个卖馅饼的,一旦流落番邦,人不亲地亲,也总不能不小作救济,就忍心赶走。我想,一条被盖不住两样人。用不着看法医老爷的鉴定书,就知道这一对夫妇的性格人品,是从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吝啬、恶毒、忘恩负义、笑里藏刀。我们曾把不孝的行为譬喻为两头尖的利刃,看起来有时候却硬是一头尖的,蒋程九先生已五十有八,陈凤兰女士也五十有四,已不是孩子不懂事时冒犯父母的那种行为矣。到了这么大年纪而仍忍心对亲爹残酷无情,说明他们的良心已经丧尽,永远不会自责。他们二位远在美利坚,似乎永不会再回国内,法律对他来说,不值一个铜钿。但站在一个中国人立场,必须扑杀此獠。
  有一个问题一直憋在心里,那就是,请问老爹蒋世效先生,你阁下何至荒唐到全部财产都被儿子没收的程度?我们实在不懂。就在前天,柏杨先生就给一个糊涂蛋老家伙上了一课。该老家伙是一位七十多岁的朋友,他心爱的幼子也三十出头啦,前年移民美国,知道老爹在台北还有一栋房子,就天天来信要老爹把那房子卖掉,供他在美国置产。老爹最初还十分笃定,后来被儿子甜言蜜语(包括接人到美国养老之类),说得春心大动,就决心要卖。问柏杨先生要不要,柏杨先生当然要。言明二百万元(读者老爷先别鞠躬),前天上午,请来代书,要当面银货两讫。柏杨先生一文钱也没有,只有一副烧饼油条,该朋友大怒曰:“你这是干啥?”我曰:“兄弟,稍安勿躁,细听我讲。房子一旦卖啦,你住在哪里?你要是存心打我老人家的主意,想往我现在住的汽车间里挤,那可不行。我虽然没有钱给你,结果却跟有钱给你一样,反正你房子没啦,钱也没啦。就是付你白花花的银子,你仍然是房子没啦,钱也没啦。而且你阁下的儿子老爷,认为花你的钱是天经地义,敢有半个不字,手起刀落,而我老人家平空得了这栋房子,对你还有点感谢之情,将来有一天你病倒街头,或饿得发慌,到我尊府,多少都会打发你一点残菜剩饭。你如果把钱寄给儿子老爷,他可是没有感谢之情的,一旦你爬不起来,连残菜剩饭都没有。君不见蒋程九先生乎哉也。”他曰:“你怎么敢说我儿子是蒋程九?”我曰:“你又怎么敢说你儿子不是蒋程九?”该朋友照我脸上就是一拳,我岂能伤在这种蠢材之手,当下就鹞子翻身,一溜烟而去。这两天没听他再嚷嚷,大概正在恍惚。奉劝天下父母心,有时不得不重新评估对儿女所付了的牺牲,尤其是当儿女已长大了之后,要教育他,要帮助他,但不要乱宠。三十多岁不能自己闯天下,还要榨尽老子娘最后一滴血,当老子娘的,应多用点大脑。
  多少年来,人们以移民美国为上策,以身怀“绿卡”为安全和荣耀。一个人身怀绿卡,走起路来就像只骆驼,气象非凡。“绿卡”是啥,柏杨先生也弄不清,据说是一种随时可以架起孙悟空的筋斗云,去美国当洋大人的玩意。最近一位徐哲夫先生,在报上大登广告,定于某月某日,要在台北希尔顿饭店举行收费的专题讲座,题目曰:“如何投资及移民美国”。缴费登记的风起云涌,但也触了众怒,一阵炮轰之下,徐哲夫先生只好放下屠刀。但他恐怕不见得马上成佛,我想地下讲座一定开得热闹。
  《中国时报》记者老爷曾瑞钦先生,曾把蒋程九先生的杰作,和徐哲夫先生的杰作,结合在一起,写了一篇报道,并举出很多移民美国的悲剧例证。引用但汉章先生《旧金山的国际旅社风波》一文,叙述几十名老弱华人,在大批白人武装警察强制执行下,被赶出栖身之所的陈旧国际旅社。奉劝国人们人自问,排出心中的魔障。柏杨先生觉得这种“魔障”不是几个、几十个,甚至几千个例证可以挤掉的,因为凡是移民或绿卡人物,都有一种自信,自信他不同于那些例证。而且事实上也确实有很多移民,拥有很高的地位,受到美国社会的接纳和崇敬。还有一点,柏杨先生并不以为移民就是魔障,移民应该是一种好事。问题在于绿卡,身怀绿卡的人,太平时候他是中国人,危险时候他是美国人,却插身台湾,一面高喊爱国,一面猛和稀泥,这才是严重关键。
  我们常常喜欢跟以色列相比,恐怕是拉着玛格丽特公主叫舅妈,认错了亲。至少中国人的团结精神和同胞爱,比不上以色列,在美国的中国人比在美国的犹太人,尤使人失色。柏杨先生有一位朋友的弟弟,在美国某家大公司做事,顶头上司是中国人,平常因有乡国之谊,遂有通家之好。当公司裁员时,他窃窃自喜,以为准没有啥,结果他被第一个开刀。盖该顶头上司中国人的想法是,必须先对自己人开刀,才能显示他的大公无私。犹太人就不是如此,他们能为自己的同胞卷袖子拼命。在美国读学位的年轻人大多数都怕指导教授是中国人。像孙观汉先生和他的那些朋友,他们对中国学生的爱如子弟,关切帮助,无微不至,可说是太少。有些稍有地位的中国人,往往为了保护自己,宁愿牺牲同胞,其情形跟蒋程九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我们缺少热情和浓厚爱心的堕落气质,使我们汗流浃背,也使人们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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