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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说：在中国历史上，妇女曾受到许多迫害，如今则是妇女觉醒了之后适应困难的时期。我们应该把建立女权，扩大到建立人权。仅仅争取女权，很难得到，即使得到，也很有限。 许多人赞成我们的母亲、祖母，或祖先时代的女权运动，却不赞成今天的女权运动。事实上每一个时代都有新的问题产生，需要去面对和克服。妇女节的前夕，本刊邀请了作家柏杨先生在读者午餐会上，就“女权与人权”，发表演讲，他从历史的观点，对中国妇女地位的演进和今日的处境，作了精辟的分析。 以下是演讲的全文—— 《妇女》杂志给我的题目是“女权与人权”，现在就这个题目说说我的意见，请大家指教。我记得两个故事，我小的时候，故乡兵荒马乱，家中常常只有我和嫂嫂、婶娘和其他小孩子，这时外面若有人敲门问：“家里有没有人啊？”我的嫂嫂或婶娘就会回答：“没有人，请改天再来！”当时我心里想，难道嫂嫂、婶娘和小孩子们不是人吗？但我知道她们实质上的意思是说：“家里没有男人，只有女人。”女人不是人，所以没有开门跟你打交道的权利和义务。 另外一个故事是从书上看来的：有一个人生了孩子，邻居向他道贺说：“你生了个儿子，恭喜恭喜！”他说：“不是儿子，是女儿。”邻居很不好意思地说：“也罢！”这时正好街上来了一顶轿于，由四个男子抬着一位官太太，主人说：“你看，四个恭喜，抬了一个也罢。”从前人生下女孩，放在瓦片上，叫“弄瓦之喜”，生了男孩子，放在玉上，叫“弄璋之喜”。由这些例于可以看出女人的地位非常卑贱，即使是四个“恭喜”抬了一个“也罢”，那个“也罢”之所以能坐在轿子上，也不是因为她本身的能力，而是因为另外有个“恭喜”，如果另外那个“恭喜”不是官的话，她也坐不成轿子。 从什么时候开始，妇女的地位这样低落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女人比较不值钱，男人比较值钱呢？就我们所知，这种现象，至少有五千多年之久。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分成若干时期。人类在初民的社会中，男女是一样的，在初年部落中，不是个别的婚姻，也不是家庭的婚姻，而是部落的婚姻。我这一个部族的女孩子，整个嫁给你的部族所有的男孩子，我的部族的男孩子，同样娶其他部族的所有的女孩子，在这种情况之下，女人和男人应该是地位平等的。 我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不平等，我们只知道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战争，上帝赋予男人和女人的不同之处，是体力上的差别。我们常听到丈夫打太太的事，很少听到太太打丈夫。当然也有，去年报载，高雄有一个太太当街把她丈夫打得痛哭流涕，不过这是少数。有人说，太太比较好心肠，不想打丈夫，恐怕不见得。有时候太太把丈夫恨得会在碗里下毒药，但是她没有打他，因为打不过他，这是体力的不同。男人因为体力比女人强壮，所以不得不扮演一个残忍、凶暴的角色，那就是作战。是不是女人比男人心地要慈爱祥和一点，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知道在战场上需要残忍凶暴。许多女人看见血就会发抖，这种人在战场上只有替她的国家带来灾难。因为男人要作战，要防卫野兽天灾，所以男人担当了另外一种职务——家庭以外的职务，使女人可以安心地生活在洞穴、树上、房屋之中。 除了战争这个原因之外，第二个原因就是生儿育女，世界上所有的动物，以人类最为脆弱，因为人类的幼年期间最长。一只羊、一只狗生下来，很快就能自立，只要母亲将它身上的血迹舔去，风一吹，它的骨骼就开始硬朗，就可以站起来，自己跑去吃奶。只有人类的幼年期太久、太弱，凡是有儿女的人都看过自己怀抱中的小孩，简直随时随地都可以被毁灭。因为分工的关系，这生儿育女的工作就由妇女来负责，女人因此就进到家里，男人就走到野外。 按说这个分工应该是很好的，是一种合作，但这是一种在不平等条件之下的合作，男人仗着自己强大的体力，组织了一个社会。有社会就有政府，有政府就有法律，有法律就有男尊女卑的理论。这种理论，至少在公元前十二世界、周王朝的初年，已经确立。中国最古老的书籍之一的《礼记》，就规定女人有三从：在家应该听的话（没有说应该听母亲的话）；结婚后应该听丈夫的话；尤其可哀的是，丈夫死了，要听儿子的话。这种观念早就有了，不知道已在社会上流行了多少年，不过一直到公元前十二世纪的时候，才凝结出一个体系，作为男尊女卑的理论基础。假定我们说中国妇女的命运，至迟从公元前十二世纪就开始倒楣的话，也并不能说是大错。所以公元前十二世纪开始，可说男人迫害女人的时期。 这个时期长达八百多年之久，到了一世纪九○年代，开始出现更特别的现象。个人或群体，受到迫害，多少会产生一种反抗的自觉意识，被迫害的人有了这种意识的话，对掌权的人，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有一部影片，可能是《宾汉》，片中一个奴隶对某个问题发问，判断很正确，他的主人马上把他绑起来要杀他，别人问为什么，他的主人说：“有思考的奴隶是危险的。”奴隶必须安于命运，如果不安于命运，就会想到为什么要受这么多苦。这是一个火花、一粒种子，会给既得利益分子，带来很大灾害。同样地，妇女受到这样大而长久的迫害，妇女本身会有自觉，假定妇女自觉的话，不但对男人是很大的威胁，对妇女本身也是很大的震荡，尤其是在一、二世纪的时候，那时皇宫中，皇帝有四万多个妻子，包括皇后、小老婆群、宫女。这么多妻子，每个人看一眼都会把皇帝累死，更别说谈情说爱了。可是站在男人的立场，却是多多益善。当时宫中的妇女所想到的，全是怎样取悦皇帝，没有人想到自己不应该处于这个不合理的环境。男人要想统治这个社会，必须要妇女自动自发地感觉到自己是被统治者，而且以被统治、被玩弄为荣，这样，男人的权力才能稳固。 于是，妇女界中出来一个人——有名的班昭，她写了一篇文章《女诫》。这篇文章字数很少，只有一千六百字，可是已经够了，她站在妇女的立场，不是呼吁妇女觉醒，而是呼吁妇女肯定自己是男人奴隶的地位。在这一千六百字里，她特别强调妇女最重要的事情是应该自卑，承认女人是天生被男人欺负、虐待的，假定你不知道这一点，或反对这一点，你就是叛徒。其次她说，妇女天生是弱者，没有力量和男人抗衡，假定要和男人抗衡，就是狂妄，就要毁灭。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她告诉女人怎样侍奉男人，怎样取悦丈夫。最后她提出“妇德”、“妇容”、“妇言”、“妇工”的最高品德：“妇德”主要的是如何捆绑自己；“妇言”是不可说冒犯男人的话；“妇容”是如何取悦丈夫，使丈夫看到非常欢喜；“妇工”是要牛马般地干活儿，或做针线，或下田。这时期可说是女人迫害女人的时期，使女人肩膀上的枷锁更为沉重。 在这个期间有两件事情开始流行，对女人造成最大的伤害，深入骨髓。第一个是古时已有、现在更盛的纳妾制度，使很多女人有同一个丈夫。这本来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也不是一件羞耻的事，尤其当古代部落战争，杀伤厉害，部落中的男人大量减少时，女人们能得到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的丈夫，比一点也得不到要好些。在部落时代或部落战争中，这件事并不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是一旦成为一种迫害的理论根据，妇女就受到很大的羞辱。 发生在这个时期的第二件事是妇女缠足。我实在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什么会发生缠足的事，为什么中国女人甘愿把自己弄成残废？为什么中国男人要歌颂三寸金莲？这两件事发生后，使妇女的悲惨地位，更加确定。而使妇女悲惨的地位更加确定的力量，是妇女自己迫害妇女，而不是男人迫害妇女。一个现象一旦到了内部发生问题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妇女自己甘心情愿地作马牛，受人管辖，就造成了严重场面。各位都很羡慕的神仙眷属是《浮生六记》中的沈三白和芸娘，他们夫妇间非常美满。但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芸娘第一件考虑的事是为丈夫娶个姨太太，假定芸娘不考虑这件事、不允许这种事的话，恐怕婚姻就不见得那么幸福了。一个女人一理甘愿放弃自己的权利，那是男人最欢迎的，因为不需要男人来压迫，她自己已经变成很理想的奴隶了。 女人到了这般田地，在中国历史上还不是最悲哀的时候，到了十一世纪宋王朝中叶，理学兴起，对女人的迫害，更加严厉。公元前十二世纪男人就有经典规定女人没有地位；到了一世纪，女人也挺身而出说：“是的，我们承认我们不如男人，心甘情愿地盼望男人来鞭打我们，管理我们。”到了十一世纪，理学开始，圣人出面。圣人一出面，事情就不好办了，因为圣人跟老虎屁股一样，是不可以碰的。理学大师的圣人程颐，曾发出“男人可以休妻，女人不可以离婚”的指示，这绝对不是平等的标准。我们看朱买臣休妻“马前泼水”的故事，他的太太想和他离婚，但是太太不能这样要求，只能要求他把她“休”掉，她不能与丈夫站在平等的地位，即使她不要丈夫，也得在形式上表示丈夫不要她——也就是男人可以离婚，女人不能离婚。太太死了好像墙上的泥皮掉下来，随时可以补上去；丈夫死了却是失去了“天”，不可以再嫁。这是圣人讲的，没有人敢反抗。 另外一位圣人朱熹的名言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曾经有人问朱熹，假使一个寡妇非常贫苦，是不是可以再嫁？朱熹说：不可以借口贫苦而再嫁，因为饿死是件小事，失节是件大事。 《儒林外史》一开头讲的故事是，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她的未婚夫死了，她的父亲就把这小女孩关在房子里，小孩不懂事，一直叫饿，妈妈哭成一团，爸爸就是不让她吃东西，因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感谢上帝，朱熹已经死了，不然的话，我们要把他捉住，教他饿死一下，看看哪个事大？一个人能看到一个妇女或他自己的女儿，辗转在破床上，活活饿死而无动于衷，还认为那是“借口”，是应该的，真是禽兽行径。 从十一世纪到十九世纪末叶，漫长的九百年，是中国妇女最悲惨的时期，可称为更可怕的迫害时期。从男人的迫害，女人自己的迫害，到圣人的迫害、政府法令的迫害，使女人不仅没有地位，在十九世纪以前，可以说是一种最可怜的动物，随时随地被人虐待、玩弄、羞辱、杀戮。 妇权运动的第五个时期，应该是从二十世纪初，一直到现在，也许还要再延后若干年。中华民国的成立，使妇女的地位实质上向前跃进，国民政府颁布了很多法律，使妇女的地位有了很大的突破，例如取消纳妾制度。我们常讥笑美国人离婚快，认为美国人容易离婚，中国人不容易离婚，其实都一样：美国没有纳妾制度，必须离婚，不离婚就会闹出人命；中国因为有纳妾制度，可以妥协，美国社会，国家下面，就是家庭，他们重视家庭，事实上超过中国人万倍以上，所以不允许两妻并存。中国人对家庭并不重视，很多人下班以后云游四方，东窜窜、西窜窜，就是不回家。因为中国社会比较复杂，人际关系也比较复杂。外国人下班必须回家，固然也有人去酒吧，但是少数。中国社会纳妾制度终于在二十世纪取消了。 国民政府也明令规定不准妇女缠足。现在各位一定和我一样，永远不了解为什么女孩子要把脚缠起来。在我少年时代，比我稍大的妇女，像我的姊姊、姑母、阿姨等，全都是缠足的。记得我有一位堂兄，是高级师范毕业，在我们那一带是个绅士，他娶亲惟一的条件就是要新娘子天足，结果在附近几个县都找不到一个天足的女孩子。我小的时候，县政府派很多女学生担任“放足委员”，到各县去宣传不能再给女孩子缠足啦，已经缠足的要放开，结果被乡里的人打出来。这些乡人有道德上的根据，有圣人的支持，做母亲的会说：“如果我不给女儿缠足的话，我对不起我的女儿和我的良心。” 第三个最重要的突破是继承权。国民政府颁布的法令中规定，女孩子可以继承财产，这是破天芦的一件大事。中国五千年来的传统文化中，女人不算人，没有继承权，武曌当女皇帝时，最大的一个困扰，就是没有女继承王位的理论根据。许多皇帝有女儿，没有儿子，往往发生宫廷政变，杀人千万，血流成河。古时女人不但在政治上不能继位，在财产上也不能继承。但是中华民国的成立，使女孩子有了继承权。当然也有些不好的后遗症，很多已经出嫁了的女儿一听说有继承权，都回来争遗产，伤了一向和睦的手足之情。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女孩子可以受教育了。不论男女，如果不受教育，就没有做事的能力，受了教育就可以胜任职业工作。妇女能受教育，有继承权，又不缠足，这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天地，也就是在座各位太太小姐一生下来就有的环境。过去妇女所受的悲惨命运，你们不会了解，也不会有什么难过。我上个月在吉隆坡演讲时，谈到往日大陆上的贫苦岁月和我在河西走廊、太行山所受的种种痛苦，吃糠、挨饿，我讲得很痛心的时候，底下有人在笑。我很不愉快，我说：“你们为什么对这么严肃的问题会笑呢！”结果一位听众站起来向我道歉说，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太幸福了。过去妇女所受到的种种迫害，你们不知道，讲给各位听，大家不过听听罢了，因为各位太幸福了，一生下来就是这么一个比从前完美的时代。 在这种情况之下，新的女性诞生了，这个新的女性的意义就是刚才说的，在纳妾制度取消下的社会中，不缠足，有财产继承权、有选举、当选的政治权利，可以受教育和就业。然而，大家对现在得到的这些，却不珍视。在我这样年龄的人看来，各位三生有幸、祖上有德。然而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问题，常常有很多的政治家、革命家，都希望能发明一种思想或制度，把人类所有的困难，一次解决，这种想法我们非常佩服，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的问题总是不断地在产生，到了一个新的时间、环境，会有新的问题。好比现在空气污染问题，各位已习惯于它的存在，可是我这一代的人，觉得这真是怪事，空气还会污染吗？它竟然真的污染了。新的女性产生后，所面临的新的问题，虽然不再是传统的屈辱地侍奉男人的问题，但确是面临很多别的压力。这个时期，是妇女觉醒之后适应困难的时期。 我们觉得，美国总统林肯解放黑奴，对奴隶来说，有人为你流血，发动战争，把你解放了，你至少该有感谢之情，事实上不然，很多奴隶不但没有感谢之情，反而痛恨林肯，觉得当奴隶很好，有人供应吃住，现在解放出来，什么事情都要自己用大脑、体力，何必过这种生活呢？他们反而抱怨。同样地，新形象的妇女一旦呈现在社会上之后，有很多人不能适应。常听许多太太小姐们说，还不如以前的媒妁之言好，现在恋爱很辛苦。当然这是抱怨，真正要她回到那个时代，她也不会同意。这说明妇女必须适应新的情况。 新的妇女遭遇的压力很多。在观念上、意识形态上，妇女认为现在已经是新的女性，应该跟男人完全一样，可是，却逐渐发现并不一样，男人还是在很多地方占强有力的优势，妇女因而感到困扰、困惑、痛苦，甚至于起来进一步地反抗。所以现在有许多新女性，提出对妇女地位和角色的再检讨。我认为一个新的女性比一个旧的女性在某一点说来，困难和痛苦都要加倍。从前的妇女只要煮饭、带孩子，没有别的事情。现在的妇女要上班、上学，回家之后还要煮饭、带孩子，多了一倍的工作，这就是一种困扰。明明学识、地位、薪水都和丈夫一样，甚至还高些，可是回到家里，他是老太爷，你要伺候他，你一定会有很多懊丧。不过我以为，这是一个适应期间，五千年的社会积压下来的许多残余意识，还没有完全消除，男人们总认为自己是一家之主。抗战时，一位朋友带着太太、两个孩子和很多行李逃难，到了某一个地方，安定下来，很高兴，拍拍胸脯说：“总算把他们都安顿好了！”这种感慨和表情都非常正常，但是也有一种显示，显示孩子和太太都是他的零件。男人们多少都有这种想法。记得刚来台湾时，我在一所学校教书，一个同事每天中午由太太送便当到学校。有一天太太送得迟了，我们都在吃，他一个人没得吃，饥火中烧，这时太太来了，他站起来照着太太的脸上左右开弓，打了两个响亮的耳光，他太太站在一边，好像心安理得地挨打。我们都跳起来，说怎么可以随便打人，大家起哄要揍他，他惊讶的程度远超过我们，他说：“我打我太太，你们这是干什么，疯啦！”这就是观念问题，他认为太太送饭迟了应该打，他的太太也认为挨打是应该的，而我们却觉得不应该打人。 我们正处于一个矛盾冲突的时代，应做的是：每个人都要有“打人是不行的”观念——送饭迟了固然不对，打人可不行——使丈夫认识与太太是平等的，两人不过分工而已，在意识上不可以认为自己有权随便打人，有权把太太不当人；使社会舆论发挥制裁的功用，不允许发生这种欺负女人的现象。在这种困惑的时朗，包括事业与家庭上的冲突，爱情与婚姻上的冲突，以至上一代与下一代的冲突，新女性的烦恼，与日俱增，这主要是由于男人仍残留有沙文主义的意识形态，总觉得没有机会则已，一有机会，还是要骑到女人头上。 事实上，妇女本身也没能做到真正的醒悟，觉得这样已经不错了，在潜意识中，还有三从四德的存在，好像菟丝花、牵牛花、爬墙虎一样，总要寄生在一个男人身上，才能存在。最近一个女孩子告诉我她家乡一句：“不可小看女人，因为男人的前途是看得见的，女人的前途是不可预测的，一旦嫁给一个王子，她就是王妃，一旦嫁给一个有钱人，她就是富婆。”我承认这是一种社会现象，但这也是女权不能发达的原因之一，女人总是要攀附着男人——攀附着任何一件东西就表示自己不能独立。攀附着男人，又希望男人来尊重你，这很困难。妇女必须在意识上要能自立。关于这种自立，若干年前，有过许多奇怪的论调，比方“女人不要下厨房”，还有些人家里挂两块门牌，一个是“张先生”，一个是“王女士”。我相信真正的女权不在这方面，真正的女权是需要自己有充实的内容、独立的思想、人格和能力。 要谈到这些，这已不是女权问题，基本上是人权问题。因为不仅是女人受迫害，男人也受迫害。女人受迫害也不限于男人对女人的迫害，女人对女人的迫害有时还超过男人。我今早抄了一段《金瓶梅》中女人迫害女人的惨事，大家都认为潘金莲的反抗性很强，看见武大郎不漂亮，不想要他，他不肯离婚，就毒死他。我觉得这很了不，因为我们中国人不大习惯民主政治生活，所以挫折感特别强，中国男人假定被一个女人甩掉，那自尊心简直破碎得无法收拾。武大郎应该答应跟潘金莲离婚，如果不答应，这种男人就应该把他毒死。但是，许多人认为潘金莲具有叛逆性，为了争取婚姻自由、爱情美满，勇敢地嫁给西门庆。我觉得潘金莲不是这么一个人，我来念一段潘金莲怎么打她的丫头的文字，给大家听： 因叫她（秋菊）到跟前，跟春梅拿过灯来，教她瞧踩得我这鞋上的龌龊，我才做的，恁奴心爱的鞋儿，就教你奴才糟蹋了我的。哄得她低头瞧，提着鞋拽巴，兜脸就是几鞋底子，打得秋菊嘴唇都破了，只顾揾着擦血。那秋菊走开一边，女人（潘金莲）骂道：“好贼奴才，你走了。”叫春梅：“与我踩过跪着，取马鞭子来，把她身上衣服与我扯了，好好教我打三十马鞭子便罢，但扭一扭儿，我打乱了不算。”春梅于是扯了秋菊衣裳，妇人教春梅把她手扯住，雨点搬鞭子抡起来，打得这丫头杀猪也似的叫。 妇人打秋菊，打够约二三十马鞭子，然后又盖了十栏杆，打得皮开肉绽，才放出来，又把她脸和腮颊都用尖指甲掐得稀烂。 我看了这一段，有一种感想，这是女权问题吗？《红楼梦》里我们最崇拜的晴雯，多么美，为了贾宝玉，半夜不睡觉，给他织补衣服，非常可爱，那是因为贾宝玉是她的主人。她对下人，对小丫头，却是另一副嘴脸，一言不合，劈脸就打过去，而且坚持她们跪在瓦片上问口供，恶毒得可怕。这不单单是女权问题，而是人权问题。我想与其单独地提出女权，为什么我们不考虑这是整个人权？女权是人权的一部分，妇女是人、男人是人、儿童也是人，大官是人、囚犯也是人，大商是人、穷人也是人，每个人都有人性的尊严，不但不可以迫害妇女，也不可以迫害儿童，也不可以迫害男人。所以女权不可能单独存在，中国自从立国以来，王朝不断地更换，每一个王朝的更换，都杀人千万、血流成河，结果一个新的政权成立，在经过若干年之后，又是杀人千万、血流成河地恶性循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像英国人一样，建立一个民族法治的国家？为什么我们打来打去，不能建立议会政治？为什么我们的妇女受到这样的迫害，迟迟不醒？因为我们中国文化中缺少人权思想，所以妇女不过是大迫害中的一部分而已。即使把女权提高得和男权一样，没有人权同样会受到迫害。中国人始终没有能力成立议会制度，所以打来打去，也一直在帝王将相的圈圈里转。儒家思想中惟一的希望是圣君贤相，问题是，如果君不圣、相不贤的话，人民一点办法也没有。西洋国家就不然，他们有议会制度，君不圣也没有办法发挥兽性；有议会牵制，相不贤就请他走路。比较起来，西洋社会的人权比较受到保障，我们比较缺乏。 我们的女权现在是遇到这么多困扰，需要妇女自己努力，靠男人是没有希望的，假定自己认为已经够好了，就无法再往前进一步。妇女们现在所遇到的困扰仅仅是过渡期间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困扰，不足为奇，也不必抱怨。权是要争取来的，不会由天上掉下来。我们也应该把建立女权扩大到整个人权，如果人权建立起来，男女所得到的实惠完全相同。单讲女权，即使得到，也很有限，正如一个人的肌肉不可能某一点特别发达。 演讲后，读者们诚恳地提出一些问题与柏杨先生讨论 问：许多人都鼓励妇女独立自觉，而当妇女真正独立了，男人的感觉是如何呢？会不会觉得惶恐，怕女人不再爱男人了，或自己的既得利益被瓜分了？ 答：我想男人不会害怕的，女人不爱男人爱什么人呢？一个男人应该以自己的妻子能干作为荣耀，而不是一种威胁，除非是妻子瞧他不起。至少我觉得妻子的孤荣耀就是我的荣耀，就好像妻子把丈夫的荣耀当做自己的荣耀一样。不过我想还是有若干的情形不是这样，有些男人会觉得是一个威胁。我认为：“男人对女人的栽培，不可以超过他所能控制的范围。女人对男人的培植，也不要超过她的能力所能控制的范围。”这句话听来很功利，不过，假如我们是兄弟妹妹的话，我就建议你注意这一点。往往一个男人把女朋友千方百计地培植成一个电影明星或什么的，最后她掉头而去。女孩子对男孩子也是一样，中国古代有很多这种例子，像刀铡陈世美，妻子为他牺牲一切，让他上京赶考，他当了状元就不要妻子了。这能怪陈世美吗？其实大家都是一样。 问：您提到女权和人权，是否要女人争取到女权后，再争取政权？ 答：我想我刚才没有讲清楚，女权、人权与政府没有关系，那只是人性的尊严。我刚才举的例子可能有点混淆，我只是说中国的人权不发达，不大受重视，中国有一句话是“人命关天”，只要出了人命就是天般的大事，但这要看是出了什么人命，谁害了人的命。小民的人命可能就不及王孙公子或有钱人的人命值钱。凶手如果是王孙公子、有钱人，和凶手是小民也不一样。西洋有句话说，做坏事是需要有资格的。我讲的人权问题，不一定是政治问题。例如女人的选举权、罢免权、离婚权、职业权、继承权，可以说是政治问题，也可以说不是政治问题，我想我们应该把政治两个字抛开，压力就比较轻一点。 问：家庭主妇把一生的岁月都贡献给家庭，可能与社会脱节，丈夫和孩子有时又并不尽如期望，常有一种失落感，应该怎样平衡？ 答：男女平等应该求实质上的平等，而不是形式的平等。男女生理结构不一样，生儿育女一定是妇女来从事，妇女不能说我只管生，不管养。男人不能喂奶，除非喂牛奶。孩子需要人来抚养，以母亲最适合。家庭主妇待在家里，如果不想与社会脱节的话，必须设法使它不脱节，必须付出代价，那就是，不断地求知。有些女人结婚三年后，就变得面目可憎，既不看报，又不看书，以前的气质完全没有了。妇女自己先脱节了，怎么能怪社会不要你呢？你要不脱节，必须不断地充实自己，这是其他人帮不上忙的。 最近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女孩子说，她十几年没回来，回来后发现一个现象很奇怪，跟女同学聚会时，每个人都谈丈夫和孩子，从来没有人谈到自己。女人已经不存在了，消失在丈夫、孩子的影子里了。你自己这样不自尊、没有自我，先把自己抛弃了，怎么能怪社会和男人抛弃你？这需要自己的觉悟和努力。一个人想要别人爱你，首先要使自己可爱，自己不可爱，教别人爱你，怎么可能？你要社会不抛弃你，首先要自己不抛弃自己，要多看书、多接触、多吸收、多思考，不能让自己被家庭埋葬。 年纪大的人总觉得孩子不孝，在埃及金字塔里就发现有责备儿女不孝的纪录，几千年来，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父母、祖父母在内，都是不孝的子孙。我愿有一点离经叛道的建议，对儿女的爱心是不是可以不要付出太多？固然很多人说爱儿女不希望儿女报答，话所以这么说，那是没有遇到节骨眼上，人只要有付出，总希望回报，至少希望儿女对你笑一笑，从远处回来时给你抱一抱。你付出的愈多，潜意识里希望他回报的也愈高，一旦达不到你希望的水准，你就会非常伤心。现在工商业社会，每个家庭都必然崩离，儿女离开父母，就像没有儿女一样。假定你不能认识这个倾向，不训练自己适应这种情况，不肯在这方面努力，就要付出代价，悲悲惨惨地过老年的日子。假如你能够觉得人生就是如此，内心觉悟对儿女到此为止，你才会有快乐的老年。 我有个朋友在慕尼黑做事，家对面住了一对德国年轻夫妇，每星期天早上，这对年轻夫妇都要出门去看父母，一面等车，一面唉声叹气。他问他们：“既然不喜欢去，何必要去？”他们说：“不去不行，因为父母的遗嘱上规定如此。”做父母的很可怜，明知道子女的爱是购买来的，还是要购买。这件事给我们很多启示，各位还年轻，要知道，将来儿女孝顺不孝顺，看你定的标准而定。 台湾省立高雄师范学院曾昭旭教授也曾在场发表意见 我想提醒各位几句，听柏杨先生的话要会听，如果不会听的话，恐怕不会得到益处。原来柏杨先生说的话都是反面文章，虽然柏老教大家不要太爱儿女，并不是表示柏老是个没有爱心的人，事实上他的同情心非常深厚。但是为什么要说一些反面的话呢？就是因为如果世界上只有正面的话，没有反面的话，正面的话就会过分，产分流弊，变得僵化，因此需要有点反面的话来反省一下。这个反面的话，并不是跟正面的话相反的，刚刚柏老很庆幸圣人朱熹已经死掉了。这是反面的话，如果你能了解这跟朱熹正面的那些并不矛盾的话，那你就是会听了。 世界上要使真理真正成立，一定是相辅相成的，不可能走极端，一边的意见一直推下去一定会出毛病。我想我人的社会就是有太多对于反面的忌讳，都是讲正面的话，讲到后来变成僵化腐朽，需要有人起来对那些已经僵化腐朽的、正面虚假的话，做一个反省，才能完成相反相成的作用，使正面的变成真正的正面，而不是假的正面。刚才柏老说的许多话都应该作如是观，这是我的感想，也许柏老不同意，不同意正表示他是反面文章。 我觉得我非常了解柏杨先生的话，虽然我跟柏杨先生不是很熟，可是我跟他的夫人张香华女士很熟，因为柏杨夫人的缘故，才认识柏杨先生，见过几次面，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他说的话我非常了解，我希望大家听他的话一定要会听，不然的话，就会听错了。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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