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膝盖
    柏杨先生府上，也有自写对联：上联曰：“咦，啥子地方炮响”；下联“唉，原来
有人过年”。红纸黑字往门框上一贴，人称之为三绝有：一绝是柏杨先生的字，龙飞凤
舞，铁划银钩。二绝是柏杨先生的辞，义理深奥，雅俗共赏。三绝则是柏杨先生的纸，
迎风招展，清脆有声。
    不过后来有朋友劝曰：“观你文而知你之人，现在文化复兴，尊老敬贤，你可能还
有官做的，但看你这一副对联，定是老不正经，就一切都吹啦。”我就又把它撕下，可
是今天已阴历正月二十三日，官仍没做成，特介绍出来，以便流芳千古。呜呼，在应景
文章中要想不跟着大家走，自己走自己的，都有这么多问题，其他的事就更可想而知矣。
    ——对联文学是中国特有的文学，跟日本的“俳句”一样，都是用洋文怎么译都泽
不出来的。要想欣赏“俳句”，除了生为日本人外，别无他法。要想欣赏对联，他也得
生为中国人，而且还得对文学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普通一个洋大人，埋头二十年三十年
学中文，别的文学大概可以弄懂，却很难弄懂对联也。尤其是中国的对联，比日本的
“俳句”更难，不但求其音节的美，更进一步的，还求字的对称——包括音的对称，声
的对称，形的对称，义的对称，词性的对称，动静的对称，性别的对称。一个研究中国
文学的中国朋友，用了终身之力，都搞不通。
    正因为如此，对联不但在文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读书人纷纷当官的缘故，所以
在政坛上官场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平常日子，脑筋里就一直想着这玩艺——不是想对联，
就是想作诗，而诗的骨干也离不开对联。大家一窝蜂地酱在里面，国计民生就成了破鞋
啦。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长足的进步，恐怕跟官儿想对联的时间多，想政事的时间少有
关。《坚二瓠集》上有一则故事，一位姓赵的朋友，当了太守，一天在街上看见有人用
命纸在那里糊制灯笼——“命纸”者，阴历年流行的神人画像也——不禁出了一个上联
曰：“命纸糊灯笼，吉星高照”。可是却怎么都想不起下联，气了一晚，不在话下。第
二天，有一位老头前来向他呈献日历，他的灵感立刻来啦，拍案大叫曰：“头巾顶日历，
六岁当头。”把那个倒霉的老家伙吓得屁尿直流。呜呼，阿基米德先生当初也是想了几
天几夜，最后从水缸中一跳而起，光着屁股满街大叫的，可是二人沉思的内容，却相差
太远矣。
    当然，遇到了对联大师，并不见得就一定非倒霉不可，也有竟然死里逃生的，只看
运气如何罢啦！《驹阴冗记》上说，韩雍先生在江南做巡按之官，夫明王朝的巡按，等
于军阀时代军法处长，可以随时随地祭出法条杀人。有一天，他阁下正在问一件官司，
众死囚跪在堂下，面无人色，他高高坐在堂上，问着问着，忽然神智迷昏，作起对联，
只听他朗声吟曰：“水上冻冰，冰积雪，雪上加霜。”吟到这里，想不起下联，就像着
了魔一样，闭目启唇，喃喃不休。一个死囚福至心灵，乃叩头曰：“小的愿对。”韩雍
先生曰：“好小子，能对上来，饶你不死。”死囚曰：“空中腾雾，雾成云，云开见
日。”韩雍先生大喜，提笔一挥，饶了他的尊命。
    呜呼，这算啥话？法庭之上，乃生命、自由、财产、荣辱得失之所，也是是非曲直、
有理没裁判这地，可是法官老爷却老僧入定，只想对联，打官司朋友把冤情哭诉了半响，
好像把黄汤灌到驴屁股里。而该死囚因何成了死囚？是杀他父亲母亲判死刑的乎？是放
火抢劫判死刑的乎？抑是先奸后杀判死刑的乎？古书的作者对法律的尊严没提一个字，
对那些枉死的冤魂和痛彻肺腑的家人亲友，也没提一个字，反而把这种混蛋举动，称之
为佳话，真是婊子养的也。
    当然，也确实有佳话的，吾友纪晓岚先生，有一天接见他一个学生，该学生见了这
位尊而多金的老师，当然磕头如仪。
    ——插嘴中的插嘴：中国人的膝盖是天下最不值钱的东西，动不动就脆，见了大官
跪，见了长辈跪，见了有钱的更跪。洋大人的膝盖就尊贵得多矣，他们似乎只全跪上帝
或半跪帝王，而且也只限于跪。而中国五千年传统的跪文化，不但要跪，还要磕头如捣
蒜。大家伙必须看见这种节目，才能过瘾，而小家伙也必须表演了这种节目，才觉得安
全。清王朝一位头子爱新觉罗弘历先生，就因为英国特使马甘尼先生不肯跪而大发雷霆，
但马甘尼先生不像中国官之软骨头，不肯跪就是不肯跪。僵到后来，马先生让了步，但
要跪也是洋大人式的跪，只跪一条腿，不能采取中国式的两条腿咕咚一声的跪，至于把
头努力撞到地板上，喊曰：“天王圣明，臣罪当诛”，更是提都不要提。
    西方也有不把人当人的情形，但比较起来，程度上有其差异。孙中山先生革命，不
但革掉了帝王，也革掉了小脚、宦官、辫子和跪拜磕头。有些酱缸蛆正在用劲复古，千
万手下留情，别把这一类的古也复了出来，那就不好意思啦。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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