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
    应上海电影制版厂的邀约，我与万方改编《日出》为电影剧本。我想在这里说
几句话。
    多少年来，《日出》这个剧本，我总以为是1935年写的。最近问了巴金同志，
才知是1936年写的。那年6月在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月刊》上，刊登第一幕。每
月一幕，连续刊载了四个月。每到月半，靳以便来信催稿，象写连续小说一样，接
到信便日夜赶写，写一幕登一幕，后来居然成为一本整戏。
    当时写得很顺畅，不感到如何困难。动笔之前，有一个简略的大纲，心中早已
酝酿着几个熟悉的人物。这些人物，在上的横暴荒淫，在下的受尽压榨，许多残酷
的事实使我思索，使我愤怒。使我觉得必须打倒这个恶鬼当道的旧社会。我年轻，
确实不懂革命的道理。我无能为力，只有写戏暴露它，公之于众，抨击它。我只想
砸碎这个腐烂的人间，劳苦人才有出路。
    那时，我不明白那种人吃人的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必然产物。我只痛苦
地感觉到这座箍得人透不出气的人间地狱，必须粉碎。在《日出》剧本的跋中，我
引用一句古文“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我诅咒旧世界，象要嘶喊出血来。我发
誓，情愿随这座牢狱的灭亡，自己与之共埋葬，不愿这个暗无天日的世界继续存在。
    写《日出》之前，最早从心里发作的话是：“太阳出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
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睡”就是长睡不起，这个“我们”，出自陈
白露口中，指的是那鬼蜮社会的操纵者和他们的殉葬人。我想，如果有这一天，象
太阳升起似的，新的社会出现了，我将是如何狂喜，如何拥抱它，如何珍视它、保
卫它！”
    新中国终于站起来了。人民不再受压迫，人民在搏斗中，取到幸福的现在和将
来。这个胜利，是千百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战斗得来的，是无数先烈为坚持真理流
血牺牲得来的。我爱今天的中国，爱明日的中国，真诚地相信祖国有更光明的前途。
    然而过去的苦日子是不能忘记的。认识了，理解了往日惨痛的历史，使我们更
有决心为今天的好日子奋发图强，为来日的美好河山战斗不止。
    因此，把这个剧本改编成电影，使更多的现众，尤其是青年，看一看过去被践
踏的劳苦人民，过着如何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日子，是一件应该做的事。
    在改编为电影脚本的过程中，我仿佛又经过一次可憎恨的噩梦。同时，也感到
无穷的喜悦，这场噩梦毕竟过去了，永不复返了。
    改编使我逐渐回忆起更多、更远的往事。这个电影剧本把当时的社会写得丰富
一些了，广阔一些了。舞台，作为表现的工具，无论怎样运用，究竟有一定的限制，
不如电影灵活，那样变化万千，可以“呼风唤雨”，可以“撒豆成兵”。电影的天
地确是广袤无边的。话剧《日出》有四幕和两个场景紧紧地箍着，在这里面。我挤
进许多事与人。如今，变成电影本子，就感到松动多了。从前我在朦胧的意识中想
到过却没有地方写进去的，现在可以由我从容地展现出来。自然，任何表现的艺术
都有它一定的限制，电影也不例外。它也有它独特的规律与知识，这种基本知识的
作用大约就是要“电影化”。
    从一个舞台剧本一跃而为电影本并不是原来所想的那样容易。要“电影化”，
也有个转化的过程，不是画个圈、就成一张面孔，点个点、就是一个活泼的蝌蚪那
样简单。我反复想了多次，突破原来的旧框子，把舞台本的《日出》变为电影本的
《日出》，倒是用了一些功夫。
    这里要说明的，陈白露这个人物似乎比以前丰满了，占的篇幅多了，其余人物
保存下来，又加了两三个角色。有些场面比较热闹，其中必然有各色各样的人物形
象，那只好留待电影导演来勾勒、描写，我觉得无须在剧本上啰嗦。再有，就是剧
本的夯歌，我改了一句，把原来的“要想吃饭，可得做工”，改为“往下砸啊，咱
们弟兄！”当然，还有不少的改动，也可以说不少地方重新写过了。我多少可以肯
定的，就是这些新写的戏，仍是根据我当时的生活知识。可见改编工作，也需要充
实的生活。
    有两个朋友读完了这个电影本子，他们都说它是个新创作，尽管主题未动，但
与原来剧本的面目不相同了。他们对我说的话总是真诚的、坦率的、客观的。我也
就认为这个本子不是照猫画虎，不是摆弄一点陈旧的玩意儿，冒充新货了。
    我仿佛又进了一个天地。这个天地是新的，是亮堂的，是充满阳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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