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

0　时间流逝了我依然在这里

　　为了防止失声叫喊，我们哼唱和倾诉；

　　为了逃避黑暗，我们闭上眼睛。

　　时间和记忆的碎片日积月累地飘落，厚厚地压迫在我的身体上和一切活跃的神经中。它是多么残酷的一只硕鼠啊，每时每刻，它都在身边凋谢、流逝，但我无法阻挡它。许多人曾经用盔甲或者假意来抵挡它，我曾经用一堵围墙、一扇关闭的门窗和一种拒绝的姿态来抗逆，但都无济于事，除了死亡——那一块葬身的石碑可以拒绝它。没有其他的方式。

　　几年前，我的母亲用她的死亡，拒绝了时间的流逝。我至今都清晰地记得我那因窒息而去的母亲，她在临终前所发出的最后一声凄厉、恐怖、惨绝人寰的嚎叫，那声音如同一根带倒刺的钢针，被完全地刺进我的耳朵，它深深埋人我的耳鼓里边去，再也拔不出来，那声音成为一种永恒，永远地鸣响在我的那一只耳朵里。

　　更早一些时候，我的不可一世的生身之父。用他与我母亲的生活的割裂、聪离，使我对于他的切肤感受消失殆尽。使我与他的思想的脉络彻底绝断。他用这个独接的方式拒绝了时间。我的父亲他总是使我想到一个听说过的比喻：有人撒了一粒种子，然后就忘掉了它。等他重新见到它时，发现它已经长成一棵繁茂的花木，枝叶葱茏，含苞待放。只是，这是什么样的种子呢，什么样的花木。什么样的花苞啊!他回顾着，却找不到起始点。

　　时间是由我的思绪的流动而构成。

　　现在，我孑然一身。这很好，我已经不再需要交谈，我已厌倦大都市的喧哗嘈杂，那些嗡嗡声像一群看不见的苍蝇，盘旋在我的思维四周，它们喋喋不休，仿佛语言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食粮。人们试图千方百计地占有它，使之与他们的未来结伴而行。而我恰恰不相信这种嗡嗡声。但个人的力量是如此之渺小，我无法拍死“苍蝇们”，只能远远地躲开它们。

　　我住在母亲遗留给我的古老P城里的一套房宅里，内心宁静。这套房舍，门窗遍布，回廊幽长。

　　独自的生活，并没有给我带来更多的不安。从前，与我父母一起的日子，也不见得有什么特殊的温暖。现在很好。时间似乎经历了多年的奔跑，已经疲倦，凝滞下来，它凝滞在我的房间里，也凝滞在我的脸孔上，时间仿佛是累病了．在我的脸上停止不前，使我的脸孔看上去如同几年前—样。

　　可是，我的心境却提前进入了老人的状态。一切都缓慢下来。

　　比如，我不再与人争辩，因为我已懂得，所有的争辩与真理到底在哪里，毫无关系，那只不过是谁暂时占领“上风”的问题，而“上风”与“下风”或者谁输与谁赢，对我已没有什么意义；

　　我不再认为我们脚底下的土地是道路，我相信那不过是一局庞大而慌乱的棋盘，这个世界大多数人是用脚趾头来思索世界和选择道路的，如果有人偏要用头脑和思想选择道路，那么就应该承担起不合潮流的孤寂，像一个身躯佝偻得如同问号的老人一般，仁立在路边静静地观望和怀疑；

　　我热衷素食，几乎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因为我固执而偏见地认定，只有素食，才不会把人的肉体与精神搅和浑浊，目光才会保持明澈、靓丽；

　　我喜欢自己阳台上的那些家庭园艺，一株高大的橡皮树，一棵龟背竹和一些多年生植物。我不用跑到人声鼎沸、喧哗嘈杂的公园去，就可以享受最新鲜的绿色和纯净的氧气。

　　前些天，我的医生朋友祁洛，建议我应该到他的医院去一趟。他在电话中关切地询问了我的情况。我回答说，我不想见人，任何一种“别人”。

　　外边那些言词都如同月光一样是一种伪装的光芒，毫无意义。信奉交谈是一种慰藉，正如同信奉画一个面包可以充饥。

　　我的肉体也不需要药片，这与我的精神不需要任何一种宗教信仰一样。

　　我对他说，如果我需要，我会去找你。

　　祁洛说，你的“幽避症”已经不可救药了。我知道。文明的意义之一，就是给我们千奇百怪的人与事物命名。那不过是一种命名而已，像我的名字叫倪拗拗一样，是一种形式，我不知道叫做“倪拗拗”与叫做“一只狗”有什么不同。

　　这会儿，我侧身斜躺在那只硕大的软床上，这床——大水之上的方舟，乱世之中的城堡，我的男人和女人。

　　一线夏季的火苗般的晨光，夹杂着外面的空洞的嘈杂，从窗幔的缝隙钻进来，抹在我不愿睁开的疲乏的眼帘上，那光晕在我的眼皮上跳跃着岁月之舞。

　　我不喜欢被阳光照耀的感觉，因为它使我失去隐藏和安全感，它使我觉得身上所有的器官都正在毕露于世，我会内心慌乱，必须立刻在每一个毛细孔处安置一个哨兵，来抵制那光芒的窥视。然而，世界上的太阳太多了，每一双眼睛的光芒都比阳光更烫人、更险恶，更富于侵略性。如果，任凭它侵人到赢弱的天性中来，那么，我会感到自己正在丧失，正在被剥夺，我会掉身离去。

　　因为，我知道，被任何一种光芒所覆盖的生活，都将充满伪饰和慌言。

　　我是在1968年这样一个非凡的年份里的一个没有任何独特之处的夜晚出生的，我悄悄脱离了母亲不安的子宫，带着对世界的不适应和恐惧感，像一只受惊的羔羊，慌乱地大声啼哭。出生时的光线是柔和的淡蓝色，这使我一生都不喜欢强烈的光芒。

　　据有关黄道和星座的书说，此时出生的女人，她的信念坚定得像那个西班牙的修女Therese Davila。

　　但是，将近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我发现我并没有翻越、避开那一缕刺目的光线。这会儿，我躺在大床上，感觉到阳光的脚在我的眼皮上跳来跳去，时光随着它的脚步一页页翻开。

　　我曾经是一个天使，但天使也会成长为一个丧失理性的魔鬼。正如同有人说，通向地狱的道路，很可能是用关于天堂的理想铺成的。

　　这需要一个多么疯狂的时间背景啊，所有的活的细胞都在它的强大光线笼罩下，发育成一块死去的石头。

　　现在，我不想起床。为什么要起来呢?我用不着再像许多人一样匆匆爬起来去上班，去挣钱。

　　只要能维持起码的衣食温饱，我就不想出去挣钱。

　　我睁开眼睛，盯住枕边的一块怪模怪样的墨迹，审视它良久。有一瞬间，好像我的灵魂脱离开了我的肢体，在床榻的周围游索，从三个维度审视躺在床上的躯体。于是，我更加用力去辨识那墨迹，想把那一股青烟似的魂灵拉回到我的身体。在我的这间玫瑰色的卧房里，在这张一年来孤居独寝的床榻之上，除了黑蓝色的钢笔墨汁以外，不会有其他的汁液。枕下零散地摊着几页白纸，和一只钢笔。我习惯于枕靠在床榻上写字或者乱画。无论纸页上那些断片残简是日记，是永无投递之日、也无处可投的信函，还是自言自语般的叙述，无疑都是我的内心对于外部世界发生强烈冲突的产物，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呼吸。

　　我常常感到脱离了正常意识．感到身边遍布着敌人，我自己也成为我之外的另一个人，甚至是一个无性别者，正像美国的那个叫做《镜子》的电影中我们所看到的人一样，那个人独自伫立在浴室内的镜子前，热气在滑亮的镜子光面上抹了一层水雾，窗子紧紧关闭着，但室外的风依然徐徐不断吹送进来，舞荡着浴缸前的帘子，那帘子正好遮挡在镜子前的人体的私处。那人充满自恋地把自己关闭在浴室内。因为那人曾把内心和肉体裸露在肮脏的外边太久。

　　空气里到处都埋伏着隐形的眼睛，不怀好意地窥视着这个人。

　　你不知道那人的性别，因为那人不想让你知道。

　　我常常觉得自己就是那镜子里的人。很显然，我是从发虚的镜中认出了我自己，那是一个观察分析者与一个被观察分析者的混合外形，一个由诸多的外因所遮掩或忽略了“性”的人，一个无性别者。由于这个人的光彩照人，便拥有了向多种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我还看到外部世界的典型现实已完全被扭曲、变形，好像一切都是虚幻。

　　即使我从不少宗教或者哲学的书里得知，无论东方抑或西方，如果一个人要得到启蒙、开悟，这种自我分离感是必需的经历。但是，我仍然担心，这种人格解体障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失去控制，爆发成一种疯狂。

　　在这样一个光线如玻璃一般刺目的清晨，我凝神注视枕边的那一块墨迹，大概是我在纸页上胡涂乱抹时，不小心弄上的。

　　这墨迹很像一张地图，空心地图，仿佛正象征着居住在我们这个球体上的人们的一些特征一—虚空、隔膜、碎裂及渴望。顶角上，仿佛是一对雌雄对峙的山羊，盘踞在性别的终极，既向往占有，又对立排斥；中间断裂的沟堑，是无底的黑洞；左右两端是两只怪兽，背道而驰、狂奔猛跑。

　　……那是一颗被岁月日渐噬空的巨型心脏，一扇在秃岭荒天中开启的天窗．一张焦渴地呼吸着盎然生机的嘴唇，一个敞开的等待雨露滋润的子宫，一只泪水流尽、望眼欲穿的眼睛，一叶被蛀虫噬损的绝望的肺片啊……

　　我不想起床，让自己长时间沉溺在对那块墨迹的想象中。

　　一年来，沉思默想占据了我日常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在今天的这种“游戏人生”的一片享乐主义的现代生活场景中，的确显得不适时尚。

　　其实，一味的欢乐是一种残缺，正如同一味的悲绝。

　　我感到无边的空洞和贫乏正一天重复一天地从我的脚底升起，日子像一杯杯乏茶无法使我振作。我不知道我还需要什么，在我的不很长久的生命过程中，该尝试的我都尝试过了。不该尝试的也尝试过了。也许，我还需要一个爱人。一个男人或女人，一个老人或少年，甚至只是一条狗。我已不再要求和限定。就如同我必须使自己懂得放弃完美，接受残缺。因为，我知道，单纯的性，是多么的愚蠢！

　　对于我，爱人并不一定是性的人。因为那东西不过是一种调料、一种奢侈。

　　性，从来不成为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在别处——一个残缺的时代里的残缺的人。

1黑雨中的脚尖舞

　　这个女人是一道深深的伤口，

　　是我们走向世界的要塞。

　　她的眼睛闪着光，

　　那光将是我的道路。

　　这个遍体伤口的女人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将生出自己的母亲。

　　那时候，我十一岁或者更小。夏季傍晚的天气有点像我的心绪，总是很糟糕。雨水说下就哗哗啦啦下起来，而且那雨水总是先集中吹落到我身上，一阵风过后，我看到自己细细的胳臂上的衣袖，生气地扭到后边去，皱皱巴巴别着劲，而腿上的裤管则更显得生气，直溜溜像根细木棍，一声不吭。

　　于是，我对我的胳臂说，“不小姐，我们不生气。”我给我的胳臂起了个名字叫做“不小姐”。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它代表着我的脑子。

　　然后，我又对着我的腿说，“是小姐，我们回家找妈妈去就是了。”我给我的腿起的名字叫做“是小姐”。因为，我觉得它更经常地只代表着我的肢体，而不代表我的意志，

　　再然后，我就率领着我的“不是小姐”们走开，一路上对她们说着安慰话。当然，我是在身体内部不出声地说。

　　有时候，我觉得我一个人是很多人，这样很热闹。我们不停地交流思想，诉说着随时随刻遇到的问题。我总是有很多问题。

　　但的确挺奇怪，当我从湿琳琳的“不小姐”和“是小姐”生气的表情上抬起头，我惊讶地发现我身边任何其他的人都还没有被淋湿。为什么总是我先被雨水淋湿呢?我不明白。不过，我比“不小姐”和“是小姐”想得开，我不生气。

　　生气有什么用呢?

　　有一次，在一阵雷雨之后，天边悬挂着一条幻景似的彩虹，院子里的湿淋淋的地上落满被风雨抽打下来的绿黝黝的树叶。我家门前有一株真正巨大的枣树，我相信它肯定比我在课本里看到的被别人描写过的“门前枣树”大得多，因为它的枝蔓是我见到过的最长的手臂，它们从院子的东边一直绵伸到西边，牢牢抓在高耸的院墙上，庞大的树冠覆盖了整个院落。每年夏季，它都会送给我们一满地小猪似的饱满蜜汁、滚圆酥脆的甜枣。雷雨过后，我便到积水还未完全渗进土中的院子里捡拾大枣，这时，我发现了一只非常小的麻雀，正歪歪斜斜站立在一截被风雨折断落地的树枝上不知如何是好。我立刻双手把它抱起来，放到家里的一只笼子中。并给它放进去清水和小米。

　　母亲对我说，你把它关起来，它会气死的，因为它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

　　我说，我很爱它，我喂它吃。

　　母亲说，它不会吃你给它的饭。

　　我不信。

　　可是，几天后，小麻雀果然死了，它拒绝吃任何食物，活活把自己气死了。

　　邻居家的一个孩子，见我养麻雀，就弄来一只猫咪来养，那只猫咪被领来时就已经很大，光滑而肥硕，它的适应力之强悍令我惊诧，它见食就吃，见窝就睡，见人就摇尾讨好，有奶就是娘，结果它一直活着，没有像我那只固执别扭的麻雀的命运。这使我终生痛恨猫这一种偷生苟活的宠物，它们在我眼中是一群毫无气节的投机主义者，正像我长大后所见到过的其他类别的嘴脸一样。

　　麻雀事件使我非常难过，同时也给十一岁的我上了人生的一课。我不停地亲着自己的食指，说，“筷子小姐，我们要学会不生气，否则你会被气死的。”

　　我给自己的食指起的名字叫做“筷子小姐”。

　　听妈妈说，下雨的时候，越是跑得快的人，越是容易淋湿。可是，在我被雨水淋湿前，我是和其他无关的人一样，原地没动，做着或想着什么事。我一边安慰着“不小姐”和“是小姐”，一边分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想，肯定是由于我身体内部的神经或血液之类的表面看不见的东西，她们的脚跑得太快了，把雨水都吸过来或者抓过来，抹到我的肢体上。我独自往家的方向走。这个时候，我知道没有一个小伙伴肯于或者敢于同我一起走，因为我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人，加上我瘦弱的体质，以及不怎么合群的别扭天性，大家总是不爱理我。更重要的原因是，我的班主任老师T先生正在全班范围内发起一场孤立我的运动。我对他的积怨已久，我想不明白他为什么总是让全班同学孤立我。

　　T这个人总是试图在全班同学面前证明我是最笨的一个，他总想让我处于一种窘困之中，为此我曾非常生气和伤心。我虽然在班里年龄最小，也不是一个很伶俐的女孩儿，有时候会把小辫梳反，特别是紧张的时候，我的左手总是不能及时地告诉我哪边是左，而另一只手也往往失职地忘记了承担着写字任务的是右手。但是，我一直试图向大家证明，我并不是最笨的一个。

　　有一次，他把我的母亲请到学校的办公室，他说要我的母亲带我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我的脑子是不是有什么残缺。他说我像个哑巴，简直猜不透我在脑子里每分每秒都在飞快地想着什么。

　　天啊，他那么刻毒地使用了“残缺”这个词。

　　当时，T大约二十八、九岁，他面对着比他年长八、九岁的我的母亲，毫不客气，态度十分强硬。

　　我记得，当时母亲牵着我的一只手，恭敬讨好地站在T先生面前。我们三个人僵立在办公室门前的一棵树冠庞大的黑枣树的绿荫下，我们身后是一个现在回忆起来不太合乎尺寸规则的乒乓球台，坚硬的洋灰台面已经被当时的没有更多娱乐方式的孩子们消磨得坑坑凹凹，那些小坑坑像一声声躲闪不开的尖叫。使得玩耍者猝不及防。

　　我们三人迎视而站，并不是围拢成一个和睦流畅的环形，他的身材非常宽大，我看到我们中间的空气如同一群愤怒跳跃的隐形火苗，突突蹿跳。我清楚地记得我的高度刚好到他的胳臂肘处，这个细节是绝对可以肯定的，因为我当时不停地与他比较着高度，我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硕壮的胳臂，我虽然一再抑制住自己没有用嘴迎上去，飞快地在那条结实的胳臂上咬上一口，但是，他的粗胳劈上肯定留下了我十一岁的牙痕，那是我用眼睛咬的。

　　我当时还做出了一个肯定：即使我长大了，也不会和他一样高大健壮；即使我长大了，也永远打不过他。我是从我的母亲身上发现这一残酷的无可改变的事实的——他是一个男人！

　　我的母亲涵养好得使我感觉近乎在讨好他。她说，拗拗她还是个孩子，她没想什么。她不过是长了一张敏感而偏执的脸孔，她过于腼腆和羞涩。

　　T先生说，她该说话的时候不说，不该说话的时候却说起来。她是个“问题儿童”。

　　我觉得T先生很无耻。情况并不是这样。

　　当时，学校教务处还在进行每周一次的教师工作抽查。第一次抽查到我所在的班里时，除我之外全班同学都发了言，大家都是按前一天T先生教我们的说法说的。简直就是一场对T老师歌功颂德的大合唱。只有我把头深深埋着或扭向墙壁，一声没吭。当班长一边说着T先生为了批改我们大家的作业废寝忘食的时候，竟然一边哭了起来。

　　我非常紧张和羞愧，心咚咚跳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教务处的人刚一离开，T先生就把我从座位上提起来，劈头盖脑地教训了我，我越发无地自容。

　　到第二次抽查时，我终于鼓足勇气。第一个就站起来发言。

　　我说，“上一次我没有发言，事后T老师严厉批评了我。我知道我错了。这一次我要改正缺点。T老师的确是一个公而忘私的人，比如昨天，T老师为了配合今天的检查工作，一字一句辅导我们的发言，一直到很晚。”

　　我一口气说完这么长的话，然后兴奋地坐了下来。

　　可是，待教务处的人刚一走，T先生—声大喊：“倪拗拗站起来!

　　T先生又把我从座位上提起来，用比上一次更加愤怒的语调教训了我。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这一次错在了哪里。我发誓，当时的我绝对以为是在为T老师唱颂歌，尽管这么做我相当不情愿。

　　我不仅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而且他那瞬息即变的脸孔使我非常厌恶。于是，我低下头，在嘴里不停地咕哝着。

　　T老师冲我吼叫着，要我把嘴里的话讲出来。但是，我决不会再告诉他。我那羞怯不安的、激烈涌动的身体内部，也决不会有一丝裂缝，把我内在的对话渗透或泄漏出来。我除了立志做一个哑巴之外，没有别的事情想做。

　　这件事之后，大家都不再与我说话。我自然也不相信身边任何—个人。说不出为什么，我觉得连每天的天气都像是假的，感觉自己在外边就如同是晴空里的一朵孤零零的乌云。一个人走路的时候，我告诉自己，这个地球若不是个假的，它肯定就不会转动。

　　我每天盼望的一件事就是：快快回家。

　　父亲是指望不上的，这一点我非常清楚。他是一个傲慢且专横的不很得志的官员，多年来(大约从我出生开始)他—直受着抑制和排挤，这更加剧了他的狂妄、烦躁与神经质。他是不屑与一个小学教师坐下来谈话的，哪怕这关系到我的命运、特别是T先生这样的熙指气使的男人，我相信他们在一起用不了十分钟，就会势不两立地争吵起来。因为他们都是男人。

　　所以，每次都是母亲来见T先生。关键是父亲并不关心我的事。他其实也不关心母亲的事，因为我从母亲那里感觉得到，我的事就是她的事。父亲只关心他自己。

　　我还想，我长大了一定不要嫁给父亲那样的男人，他让我和妈妈没有依靠。这对候，我忽然想起我应该嫁给教育局局长，他可以冲T老师大发其火，甚至可以打他的耳光，而不用像我和母亲一样把羞辱埋藏在心里。

　　可是，我又想起，前些天家里修建厨房时，由于父亲在体力劳动方面的无用，不仅无用，他还冲母亲请来帮忙的工人发脾气，使得母亲格外为难尴尬，一再说好话替父亲求情。当时看着母亲的样子，我发誓将来一定嫁给一个会盖厨房的男人。

　　想到这里，我的思绪格外茫然混乱，想不清楚到底选择教育局长呢，还是选择会盖厨房的男人。

　　黑色的雨珠还是带着一副偏执狂的面孔，在这样一个晴空的傍晚下了起来。用一种不柔和的、与环绕周身的自然极不和谐的声音垂落。

　　雨幕中。我忽然看见了路口处母亲那沉默无声的轮廓，她轻轻踮起脚尖，身子向前探出，这个我行我索的女人仿佛在自然之雨和生活的黑暗之雨的双重压力下，寻求着光明。她把远处的那个被淋湿的小女儿的身体，视为一团大水中的火苗，那“火苗”使她在人生的这一场大戏台上，跳着精神的与物质的双重脚尖舞。

2　一只眼睛的奶奶

　　我们对父亲们说“是”，我们对生活说“是”，

　　再也没有比这个回答更为深刻的否定。

　　我听到父亲吼叫声的时候，天空的雨忽然停住了。

　　那雨就像婴儿的哭声，不仅在下落时没有一个从哽咽、抽泣、再到泪水夺眶涌出的这样一种循序渐进的前奏或者预兆；而且收场也是戛然而止，没有一个雨珠渐渐稀疏细小、乌云慢慢散开去的过度，仿佛那雨珠还悬在半空，忽然就决定不再掉落下来。大概是父亲的叫声的威慑力量把它吓住了吧。

　　我惊惧地定位脚，扯了扯母亲的衣袖，“妈妈?”

　　母亲仰起头，望了望天空忽然就止住雨水的沉甸甸的样子，便也把自己眼中的湿润尽量收住，搂着我的肩继续往家里走。

　　母亲不打算和我说什么的神情，使我明白，父亲又在和母亲闹别扭。

　　我说，“妈妈，”我咽了咽唾沫，想压制住心口突突乱跳的慌乱，使嗓子里流出来的声音能够像一条直溜溜的棉线，不要打结扣，不要出现不流畅的断裂。我说，“妈妈，毛主席都说了，要搞团结，不要搞分裂……”我把那时候从小学校里“天天读”学来的毛的语录，终于直溜溜地说了出来，没有断住。

　　然后，我就说不出话了。

　　当时，我并不明白，“要搞团结”的这个“搞”字之微妙。

　　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确是需要“搞”才能“团结”在一起的，他(她)们的性别角色、立场、心理、行为方式等等差异很大，以至于不“搞”是完全无法沟通的。所以，男人与女人之间是天然的“战”友，而不可能是天然的“朋”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搞”好了，就“团结”到一个屋檐下，形成一个小的团体来对付外界的一片片混乱的男男女女。他(她)们在家庭这个团体的利益之下，收敛起作为个体性别的差异，淡化个体之间的矛盾与对抗，维持住家庭的融和与安定，以便于一致对外。

　　当然，也有“搞”了“团结”之后，又“分裂”的情形。当有一天这两个不同性别的个体之间的对抗性，强烈到可以置家庭的利益于不顾，那么这个既对立又统一的组合便宣告瓦解、崩溃。

　　这些道理，当然是我后来才慢慢领悟的。

　　这时候，我低着头，努力去观察土地上湿湿的泥巴正漫过我的凉鞋，在我的脚趾缝间穿梭，随着我的脚步的移动，那灰乎乎的泥巴出出进进时隐时现。

　　我尽量把自己的注意力吸引到我的脚上，欣赏着这一种并不好玩的情况是多么的好玩，把自己刚才那种莫名其妙的说不出话来的哽咽的感觉，赶快转移分散掉。

　　我从小就有一种特殊的消解、转移或忽略事物悲剧成份的本能。任何一种情形都是如此，我总是习惯在事物的对抗性质上膨胀自己的情绪，有一种奋不顾身地在死胡同里勇往向前的劲头，那种不惜同归于尽的毁灭感，很像一个有当烈士癖好的人。但一遇到悲伤，我便自动地想办法调转自己情绪的脚步转弯。比如这会儿，我对自己脚趾缝隙的泥巴的专注，就很能说明这一特点。

　　母亲说，“你爸爸不想再让奶奶留在家里了。”

　　奶奶是我家的保姆，已经照料我们全家的日常生活好多年了。她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早年被她的男人打瞎后，再也没有睁开过。从奶奶来到我家，几年来她哭过无数次。她哭的时候，为了不和她一起伤心，我就专注地留心观察她的那一只瞎掉的眼睛，我发现那只眼睛从未流出过泪水。

　　我曾问她，为什么要哭?

　　奶奶说，因为伤心。

　　我说，为什么那一只眼睛不伤心?

　　奶奶说，因为它已经不会了伤心。

　　我说，为什么那一只眼睛不伤心?

　　奶奶说，因为它已经死了，被她的男人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就给打死了。所以，她才离开了他，才来我家里干活，受爸爸的气。我说，等我长大了就去找你的男人，我要他赔你的那一只眼睛。

　　奶奶说，傻拗拗，长大了要嫁个好男人，就不会受苦。

　　我说，等我长大了，我要让他受苦，比如T老师那样的男人。

　　关于奶奶要我将来嫁个好男人这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

　　那时候，我有一个吃饭时总把筷子掉到地上的毛病(这个毛病一直延续到现在也没能根除)，一顿饭吃下来，总要换两双或三双筷子，因为我的兴趣完全没在食物上。我总是一边吃着，一边东望望西瞧瞧，吃一会儿就把筷子放在碗上，手里拿起身边的一本什么书或者什么好玩的东西，看上一会儿，再接着吃饭。吃一会儿，又停下来，把筷子放在碗上，手里又拿起什么。屡次三番，心不在焉，碗上悬放的筷子不免被碰到地上。每每总是奶奶再给我拿来一双干净的。奶奶便叨叨我说，“攥筷子攥得近，将来嫁得就近；攥筷子攥得远，将来嫁得就远。你呢，干脆把筷子弄到地上去，这么漫不经心怎么行!”

　　我不知道奶奶的这些老理有什么科学根据，就装作没听见，继续把筷子掉到地上。但是，我的确不是存心的。

　　奶奶对我的家庭的价值，是我长大之后才领悟到的。她默默无声地为着这个家庭的“荒地”，除草、灌木，她坚持着用汗水使这片荒凉的废弃之地变成田庄，她在这里永远旋转着她的围裙，日复一日地、不知疲倦地重复着日常琐碎的劳作。她不停地为这个家献上筵席，慷慨地喂养着它，试图使这个家庭的生命之光，能够在她的劳作之下存活下去。她在这里丢失了她自己，她可以读出这个家里的所有无声的暗语和符号，她为它奉献了全部的精力。

　　但是，她终于没能使它苏醒过来。

　　她最终的离开，使这个家庭像一个活人渐渐停止呼吸一样，慢慢停止、消逝……

　　父亲的叫声像一声响雷滚过来，我本能地闭了一下眼，很怕那声音击中我的眼睛，成为奶奶那样的一只眼睛的人。

　　我迟疑着脚步，扯扯母亲的衣袖，怯怯地小声说，“妈妈?”

　　“奶奶在等着和你告别呢。”母亲继续搂着我往家里走。

　　我磨磨蹭蹭，“为什么?我不想让奶奶走。”

　　“拗拗，听话!”

　　我说，“爸爸为什么要她走?”

　　母亲不说话。

　　我在心里默默分析着爸爸让奶奶离开我家的原因。这使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在我尝试喂养麻雀之前，我曾在家里养过一只小狗，因为它的嘴很大，双眼皮的眼睛格外温柔妩媚，一身乳白色的皮毛干净而高贵。我和妈妈就给它取名为索菲亚罗兰。索菲亚罗兰从小就非常聪明幽默，表现出坚定不移的立场和果断的判断能力。但是，它的参与意识过强，凡事都要表态，这决定了它的命运的不祥。

　　往往在星期天早晨，我起床后就找不到自己的鞋子了。因为在前一天晚上，我和母亲商量第二天去公园游玩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索菲亚罗兰。所以第二天清早，它就会把我的鞋子藏起来，然后卧在我的床边，等待我醒来后发现鞋子的失踪，以显示它的重要性和不可忽视。

　　我记得在七十年代中期，中国的家庭还没有广泛地使用电视。那时候。我家里有一台比较高级的俄式无线电收音机，每天清早七点钟，我父亲便气愤地准时打开收音机听新闻广播，同时宣布了全家起床的号令。这时候，索菲亚罗兰就会安静地坐到收音机前来，一动不动地倾听每一条消息，并毫不掩饰地表示出自己的喜悦或愤怒。它是家里除了我父亲之外第二个关心政治的“人”。听完了新闻节目，往往是一段固定的乐曲，这是索菲亚罗兰最欢喜的节目，收音机里一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它便兴奋地随着曲调“喔……喔……”地引吭高歌。

　　有一次，大约是在七五年底或七六年初时候，新闻里播诵完“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文章，索菲亚罗兰莫名其妙地不高兴了，当即对着收音机里的那一篇社论撤了一泡尿。这种有失文明教养的行为，在它短暂的成长史中从未发生过，它在我家里从小就不随地大小便。所以那一次它的行为，令我们全家无比惊诧。但是，我全家人包括我父亲在内，似乎都十分理解它的不高兴，我父亲还说了一句，“连狗都不爱听。”结果，索菲亚罗兰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可是，事隔几个月之后，它故技重演。那是在七六年清明前后，收音机里正在非常严肃地播诵人民日报社评论员关于“四五反革命事件”的文章，这一次，索菲亚罗兰不等新闻节目结束，就又冲着收音机撤了一大泡尿。

　　索菲亚罗兰不喜欢我父母闹别扭，如果他(她)们长时间互不理睬，它就会分别去拽他(她)们的衣袖，往一起拉，晚上睡觉前，它就会把我父母的睡衣叼到一块去。如果，他(她)们争吵，它就呜呜地哭起来，以此来打断他们的战局。

　　表面上索菲亚罗兰做着不偏不倚的调解、统战工作，实际上它心中非常有数，倾向性非常明确，它是我和母亲的忠诚的同盟。

　　父亲当然早已察觉这一点，但一直容忍着它，等待时机。我父亲与索菲亚罗兰之间的战斗，其实早已在暗中默默地酝酿，这种无声又无形的较量早巳心照不宣地存在着。

　　索菲亚罗兰很懂得韬光养晦，深藏不露，蓄势待发，决不做出要与父亲分庭抗礼之举。战斗在静水之下激烈地涌动、展开。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在家中选择一只狗作为他使用这一种高级战斗方式的对手。他对母亲、奶奶和我，从来都是表里如一，明暗一致，没有桌子上边的简单动作与桌子下边的高难动作之分。对我们，他的愤怒都写在脸上。当然，父亲无论在地位权力上、在性别的生理优势上(父亲的身材非常之高大强悍)、还是在经济实力上，他无疑都是家中的绝对权威。但是，通过父亲对索菲亚罗兰的藏而不露的含蓄或者收敛的态度，也使长大之后的我反省出来另外一个原因：父亲的粗暴、专制与绝对的权势，正是母亲、奶奶和幼年的我，自动赋予他的，我们用软弱与服从恭手给予了他压制我们的力量，我们越是对他容忍、顺服，他对我们就越是粗暴专横。

　　而索菲亚罗兰不，它貌似服从，那是因为它不会说话，它的不动声色决不是退让，它是用一种无声的消极态度，表达了它的积极的参与意识。这种内在的外人不易察觉的抵触和较量，父亲和索菲亚罗兰心里都十分清楚。只不过时机不到。他们都按兵不动罢了。

　　另外一个使长大之后的我想到的问题是，他们都是同一性别，父亲是一个男性气质十足的男人，索菲亚罗兰是一只公狗。我们从政坛、商界、战场乃至情场，都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凡是他们(或以他们为多数)聚集的地方，都是斗争的手腕最为高级、尖锐而残酷的地方。

　　但是，索菲亚罗兰与我父亲的矛盾，终于还是抑制不住地爆发出来了。

　　有一次，我父母不知为了什么争吵起来，大概涉及到另外一个男人。父亲一天到晚忧虑重重，疑神疑鬼，把自己的神经绷得过于紧张。那一次他的火发得特别大，气势汹汹，不可一世。我母亲也不再示弱，坚持自己的态度，认为我父亲的一切猜测都是无事生非，捕风捉影，都是他的想象力不正当地膨胀的结果。我父亲气急败坏，一挥手就把我母亲的眼镜掀掉了。

　　这时候，索菲亚罗兰在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观战和忍耐之后，终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一腔愤怒，冲着我父亲的脸孔吼了一声，一个蹿跳飞迎上去，并举起它的左前爪，送给我父亲一个无与伦比的耳光。

　　我父亲先是楞住，这种情形的发生对于他的权威地位来说是始料末及的。然后，他才弯下腰，满地摸着自己的眼镜。待他戴上破碎的眼镜直起身来的时候，索菲亚罗兰不幸的命运就被决定了——它被永远地驱逐离开我家，成为了一只野狗。

　　我这时候，想起来索菲亚罗兰，是因为现在轮到奶奶也要离开我家了。我想，奶奶肯定也是犯了类似于索菲亚罗兰的错误。

　　我走进家门时，看见奶奶正在用她那一只眼睛流着眼泪。她坐在床沿上，灰白的头发光溜溜地盘着，像羽毛一样自尊而光洁，那个圆圆的发髻用一个黑色的网罩兜住，绾在脑后。青色的中式棉布袄干净得无一丝皱痕，衣襟撵斜着流畅下来。她的身边是一个不大的包裹，用土蓝色的棉花布包裹皮松松地一系，也放在床沿，很像一张静物写生画。

　　父亲坐在里间书房硕大的藤椅里，宽大的脊背像一座山峰，他背朝着我们，我看不到他的表情。实际上我根本没打算看他，因为我本能地恐惧他的愤怒，避之唯恐不及。我是从走廊一闪而过时，用余光瞥到他的身影的。

　　我朝奶奶走过去，站到她的面前。她搂着我又哭了一会儿，就说，“拗拗，快换衣服吧，看都淋湿了。”

　　她起身，从衣柜里取出一身干净的衣服，又打算帮我擦掉脸上、身上的雨水，然后换上干衣服。洗脸的时候，我的眼泪终于流了出来，所以我一再拒绝奶奶要帮我洗的愿望。我磨磨蹭蹭洗了又洗，洗了好长时间，感觉到奶奶就在我身前身后忙着，好像是专门等着我回家为我换衣服。

　　当我终于止住眼泪，洗完了脸，换上干净衣服后，奶奶忙了一阵子的双手忽然垂了下来，像两只被大风折而未断的残树枝，撅掉也不是，连接又连不上，只好空空地垂着。

　　然后，她叹了一声，只说了句：“那，我这就走吧。”

　　说完，她并没有动身，依然站在原地不知再做点什么。

　　我很怕分手的场面，集体伤感的镜头像瘟疫一样，总使我想立刻脱身逃避。

　　忽然，我一个转身，拿起奶奶的包裹就往门外走。

　　走出家门后隔了一会儿，我才听到母亲和奶奶在后边跟了出来。她们一边走一边说着什么，我听不清。实际上，我很怕听到，也不想回头看她们，因为那样我的眼泪就会再一次流淌出来，而且我预感，它一旦流出来，就再也难以止住了。而这样是我所不愿意的，这将是多么地无用、多么地令我难堪啊！

　　我努力分散并转移着自己的注意力，我东看西看，想发现点什么吸引我的事物。但这一次，我没能成功，我始终没有从分离在即这一种悲伤的情调里挣脱出来。

　　走到大门口了，我站住，等着母亲和奶奶过来。随着她们的脚步声的走近，我忽然觉得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声音。我心里有一种发颤的感觉，非常酸。我很不希望自己在最后分手的时候，把这种发酸的情调张扬、膨胀起来，所以我对自己感到生气。

　　这时候，我忽然为自己的情绪找到了一个转折的方向和出口——那就是生气!对，应该生气!我很生气!

　　奶奶已经过来了，她和母亲并肩站立在院子门口。

　　雨后的路面水淋淋的，路边下水道的排水口处哗哗啦啦响着，墙根底下到处是飘落的树叶和花瓣，花瓣上的水珠闪闪发亮，空气里弥散着浓郁的花粉气味。

　　奶奶把钥匙交给母亲，然后就转身搂住我的肩，想说什么。

　　树木一动不动，仿佛也在安静地等候她说最后的什么话。

　　这时，从我的嗓子里面正在慢慢酝酿、升起抽泣的声音。那声音就要抵达我的喉咙口了。于是，我不等她开口，就像是要急着赶回家办什么事似的，匆匆忙忙地并且怀着一股莫名的仇恨，说，“奶奶，等我长大了，挣了钱，我接你回来。我让他走。我要报仇!”

　　说完，我就头也不回地跑了。

　　“他”，当然是指我父亲。

3　我是带菌者

　　“情愿通过一个钥匙孔，不愿通过打开着的门。”

　　大雨过后，出现了几天阴冷天气。我低垂眼帘，独自走在上学的路上，过来往去的行人都比我高大。我无心翘首远眺路口外边的景观，去上学使我心里压力重重。

　　一个疯子朝我走来，他冲我发笑，干枯的身躯如一把柴禾，在嗽嗽尖叫的小风里飘摇。他盯住我的脸孔，快乐地笑，仿佛他正在通往幸福天堂的大道上走着。我不知道他是否真正是个疯子，但我把他当成了疯子。街上除了发疯的人，谁还会对着一个索不相识的人发笑呢?特别是对我这样的一个没有任何社会行为力量的小女孩儿笑呢?

　　他从我身边如一束快乐的火苗窜过去。我站住，转身，恋恋不舍地看他的背影，看了很长时间，直到他拐弯消失，我的日光被街角的墙壁折断。

　　小学校里云低雾沉，仿佛到处都是青烟缠绕。今天，T老师要给全班同学分配课外学习小组。我疾步向教室跑去。

　　T老师已经在教室里了，他在课桌之间的缝隙来来回回地走着。还没有响上课铃，但教室里的同学一个个坐得笔直，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严阵以待。

　　一走进教室，我便听到了T先生的气管炎发作了，喉咙里像有一只哨子嘶嘶啦啦叫着。这是一种标志，是某种重大事件即将来临的征兆。

　　有一次，那是我在读四年级的学期末，T先生正要向我们宣布有人考试做弊这一卑鄙恶劣的行径时，教室里一片肃穆、安静。这时，只听见一阵细微而尖厉的哨声忽忽悠悠浮动在教室的上空。T先生大叫一声，“是谁在吹哨子?”

　　大家呆呆地谛听了一会儿，发现那怪怪的嘶鸣声正是从T的喉咙里发出的，就都把头埋下，偷偷地笑起来。

　　过了一会儿，T先生似乎也发现了那声音的来源，就清了清嗓子，恼羞成怒地说，“笑什么笑，这是中国历史强加于我的残酷的纪念！你们哪里懂得。”

　　从T先生几年里对我们有一无二、断断连连的只言片语的牢骚中，我知道了他是老三届的知青。1966年他作为一个倒台的高干子弟的叛逆者的形象，成为了一名东北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一扎根就是八年，直到1974年他父亲平反，他才终于得以返城。可是，他父亲在平反后的第九天，忽然暴死去世，家道从此衰败。

　　T在向我们提到这些时，一脸气咻咻的倒霉样，满腹的怀才不遇。

　　有关T的私人历史，有些是T在当时透露给我们的、而对于他这个人的心理背景，则是由于当时他与我发生了某种奇怪而混乱的私人关系，在这之后的许多年。我自己体会到的。

　　那一天，我走进教室后，悄悄摸摸坐到自己的位子里。然后东看看西望望。

　　我的同桌小声而神秘地告诉我，“我们当中有人偷了别人的钱。”

　　我身后的同学立刻小声反驳，“不是，是有人在厕所写了反动标语。”

　　我的心咚咚咚狂跳起来。

　　T老师像动物园里的红狼，愤怒但不失冷静地在我们的座位中间来来回回地走。他的警觉的目光钉子似的闪着凉气，从我们的脸孔上划来划去，仿佛目光能够由表及内地渗透到我们的心里，他可以从外表就能窥视到内部的秘密。我不知道是因为心跳得太快，使我出现了错觉，还是那划来划去的“钉子”果真扎破了我的脸颊，我只觉得脸上的血已经流了出来，像抹了一层辣椒一样烫。

　　千万不要脸红啊，你什么也没有做！我对自己说。

　　“现在，”T先生终于说话了，“我们当中有人在底下传阅人体图片，那种专门展示男女私部的图片。”

　　啊，谢天谢地，不是偷钱也不是反动标语。可是，私部，私部是哪儿?

　　T先生在说到“私部”时，语调很特别，有一种特殊的韵味。好像这个词被涂满磷粉，被T先生一掠而过的声音的火花碰燃，使这个词从一串连贯的句子里跳跃出来，火柴头似的燃烧了一会儿。

　　从他的语气，我看出私部这地方是非同寻常的部位，我想，私部大概就是指“那种”地方。这么一想，我的脸又莫名其妙地烫起来。真不知道我的脸为什么这么不听我的话。

　　“倪拗拗，站起来!”T先生在叫，“说说你为什么脸红?”

　　他的这一声质疑，再一次把我推向更为极端的孤立，很多人像躲开瘟疫一样躲开我，我成了一个“带菌者”。

　　放学后，T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判作业，让我站在一边反省。

　　后来，办公室里的其他人全都离开了，T老师终于停下手里舞动的红水笔。

　　“说说吧，”T先生的语调尽量放得柔和，看得出他并不想继续跟我过不去，他说，“你为什么脸红?”

　　我清了清嗓子，想了一下。

　　由于T先生首先做出来平和姿态，所以我打算放弃全盘的对抗情绪，而进入半抵触状态。

　　我说，“这件事的确与我无关。我没有看到过那些图片，不知道上边都画了什么。”

　　“画了人体的私部。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脸红?”

　　私部这个词又出现了，我再一次感觉到这个词在T先生的嘴里仿佛很烫，象含着一颗刚刚从沸水里夹出来的滚热的红枣，想急忙吞咽下去，可是又怕烫到里面去。

　　我犹犹豫豫，含混不清地说，“私部……是哪儿?我真的没有看到。”

　　“难道你不知道是哪儿?居然会脸红?”

　　我不再出声。

　　房间里沉静了一会儿，对抗的情绪又在我心里慢慢升起，我转过半边身子，打算不看他，也不再吭声。

　　忽然，T先生伸出手扳过我的肩，似乎有些生气了。

　　他把那一摞人体图片像扑克牌似的丢到我眼前，一张一张地在我眼前晃动。

　　“私部，难道你真的不知道?”他停了一下，然后再一次抬起他的手，“私部，就是这儿，”他在我的胸口处摸了一下，“私部就是这儿!”他又在我的大腿间摸了一下。

　　我向后闪了闪身，心突突乱跳，不敢出声。

　　T先生盯着我的脸看，神情有些焦躁不安的激动。

　　“倪拗拗，其实我一直很关心你，对你很好，你为什么总是和我别扭呢?”T先生的语气完全柔软起来，语重心长。有一瞬间，我甚至从他的表情中捕捉到一丝为我们的僵持而产生的苦恼。

　　我不出声，觉得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了，但又落实不准，说不出来。

　　“拗拗，你是个大孩子了，连私部都不知道怎么行?”T先生说着，又在我的胸前和腿间摸了一下。他的手像抹了胶水，缠缠连连地拿不开。

　　我忽然发现别扭在哪儿了，都在他的手上，他摸了我的身体。

　　我的脸腾地热起来，滚烫的程度一点不亚于早晨在教室里的情形。

　　在—种混杂着愤怒、激奋与反抗的矛盾情绪中，我忽然想举起我的手，在他身体上的相应部位也重复一遍，说，“私部。就是这儿。私部就是那儿！”

　　但是，我喘了喘气，终于一动没动。

　　我只是在脑子里演习了一遍刚才要说和要做的。所有的动作、声音，其实是在我毫无动作的想象中完成的。

　　“拗拗……”T先生并不想说什么，我看出来，他只是在叫我的名字，“拗拗……”我从他的脸上看到了和解的乞求。

　　我拔腿就跑了。

　　这时，小学校里已空无一人。从后院的办公室到前院的学校大门，要经过一条狭长的南道，甬道长长的，两边是高耸的墙壁。我放轻脚步，害怕我那咚咚的脚步声使自己以为是别的人。我全神贯庄地沉溺在刚才想象中那富于冒险意昧的细枝末节当中，心里有一种报复的愤怒和恐惧。

　　但是，走着走着，我渐渐感到愤怒的情绪正在一步步被我丢到身后。随着我的脚步在甬道两侧光滑的墙壁间僵硬地前伸，我感到一种恐惧而神秘的快意油然而生。由于这条小道的狭窄，使这里没有“四周”，而只有“前后”。我的肩臂不时地碰在两侧林立的墙壁上，仿佛在梦中走动。所以，首先感觉到那种神秘、恐惧的快意的，不是我的眼睛，而是我的不断被碰撞的肩膀。

　　我忽然有了一种莫名的胜利感。

　　但是，这胜利感是什么，我一点也搞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