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鲁迅的骂人
作者：陈思和
(一)一点说明
本文之所以要用"三论"做题目，是因为笔者在前几年曾经做过《鲁迅的骂人》和《再论鲁迅的骂人》两组随笔，都是有感而发的。第一篇写于1991年底，那时软性读物流行一时，梁实秋的小品与情书改变了人们原来从教科书里获得的"乏走狗"的印象。鲁迅一生积怨甚多，宿敌成行，其中最负恶名的是梁实秋，如今最被人同情的也是梁实秋。我于是作了一点文字，重提这个旧公案，为了说明人们已经忘记了当年鲁迅痛斥梁实秋为"乏走狗"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梁实秋在文章里暗示了对方是拿卢布津贴的共产党，这就有了想借当权者之刀来镇压对手的嫌疑。其实这也不是从梁实秋开始的，自林纾写《荆生》起就包藏了这样的祸心，也算是中国现代文人的一种内功。那篇短文是以"梁实秋活该"为结语，很使有些厚道的朋友以为是伤了忠厚，然而对我来说，这一声"活该"却成为一个题目，诱惑我去探询历史上某些被遗忘的黑洞。但是这个题目我做得并不顺利，倒不是那些被骂者不"活该"，只是在太平盛世中要去回想一些恐怖记忆不但需要环境的刺激，也需要一种心境来感应，环境与心境的错位常常使我写不出一个字。所以第一次研究"鲁迅的骂人"就在接着写了一篇谈国民党御用文人王平陵的"官话"以后罢笔不缀。两篇短文合在一起，用了"鲁迅的骂人"作为题目收进我的编年体文集《羊骚与猴骚》。
几年过去，大约是1996年春夏之际吧，社会上开始流行起宽容与多元，舆论似乎又波及鲁迅著名的"费厄泼辣应该缓行"的提法，有人把鲁迅描述得很可怕，以为中国如果出了五十个鲁迅，那就不得了！仿佛中国的宽容局面将被这位一生都在追求精神自由的知识分子毁灭。对于这种颇为蛊惑人心的说法，我是不以为然的，于是又写出了一组再论"鲁迅的骂人"的随笔。我想说明的是，纠缠鲁迅一生的骂人与被骂的事件中，受伤害最烈的恰恰是鲁迅本人，只是事过境迁，那些争论的背景与环境都已被人遗忘，唯留下了鲁迅独战无物之阵的身影，事情就朦胧起来。就像是两个人打架，你一拳我一脚旁观者看得清清楚楚，但忽然将其中一个作隐身人处理，虽然拳脚犹在，但人们能看见的，只剩下另一个人单方面地舞动拳脚，判断自然就容易出错。这组随笔谈了鲁迅与陈西滢、章士钊以及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以及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斗争，我忍不住地说："试想一下，一个知识分子整天处于特务的监控盯梢之中，过着半地下的幽闭生活，他的书被查禁和销毁，他的文章即使用了笔名发表仍然受到粗暴删改和攻击，他的书信刊物在邮局里被没收和检查，与他接近的书店和杂志被警告和恫吓，他的朋友（甚至年纪比他轻的朋友）一个个莫名其妙地失踪或者公开被枪杀，还有关于他的谣言不停地流传……这对于一个生着重病、又需要用笔写了文字去换钱来养家糊口的老人，能不陷入疑神疑鬼、孤独易怒的精神状态么？如果他不是这样以极端的形式挺身出来作狮子吼，那么，他明白地意识到他也只能'赴诉无门'了。"这些话我在今天边抄边读，犹能嗅到历史的血腥味。不过这以后，研究鲁迅骂人或被骂的论说渐渐多了起来，有关的资料集出版了好几种。在我手边的，就有《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今日中国出版社）、《被亵渎的鲁迅》（群言出版社）两种，当然还有别的。我的做文章习惯是，某题目一成显学便不再参与议论，所以也就匆匆收摊。
又过了几年，鲁迅再一次成了热门话题。这回是《收获》杂志推出"走近鲁迅"的栏目引起的。本来，要走近"鲁迅"只能是走近一个平凡而真实的鲁迅，而不是以往政治权威借助钟馗来打鬼的工具鲁迅，也不是现在高高端坐在虹口公园里接受儿童献花的偶像鲁迅。在世纪交替之际，中国的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是什么？应该如何去接受和继承这笔遗产？这是每个文化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我有时候总会情不自禁地感到庆幸：幸而中国20世纪文学有了鲁迅，就如欧洲的20世纪文学有了卡夫卡。后者在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中真实地感受到了压抑与绝望，而前者则对本国的精英们梦寐以求的西方现代化的样板抱着深深的疑虑。似乎只有鲁迅才敢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一种哪儿也不向往，没有第二的空间也没有第二的时间，就只是牢牢地粘在现实的土地上，与种种鬼魅死缠烂打，并由此，升腾起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灵魂。这样的鲁迅，也就是在这样的国度里才可能成长起来。中国的文学长河，因为处于这时代普遍的尴尬里，分支多而涣散，但鲁迅所开拓的，恰恰是本色然而也是坎坷的一条航道。鲁迅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真理的化身为读者指点迷津，相反他总是以自己的困惑与内心痛苦来现身说法，揭示出认识中国前景之困难。所以今天的中国还需要鲁迅，不是因为鲁迅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作用，而恰恰是在今天，鲁迅的精神（包括他的困惑和迷茫）依然是帮助当代知识分子认清中国社会的本质以及中国人的生存环境的重要依据。可是我不能不遗憾地看到，鲁迅研究领域确实有许多所谓的研究者正掮着莫名其妙的"维护鲁迅"的大旗，把鲁迅继续定格在政治符号的框子里，而使之与现实生活隔离开来。我一直不明白我们的专家为什么不能接受一个因丰富生动而说不尽的平民鲁迅？如果普通大众（包括知识分子）不能七嘴八舌地任意议论对鲁迅及其作品的好恶，那么，怎么使今天的大众（包括知识分子）来关心鲁迅和接近鲁迅？又怎么使鲁迅从高高的政治偶像的框架里走下来，走进平民社会，来继续倾听和表达乘凉闲话中的阿金们的家常哀乐？
我不喜欢也不赞同王朔、冯骥才两位先生的言论，作为一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业人员，我看到的是作家们不够严谨的自由发挥和故作惊人之谈，但他们并无恶意，只是很坦然地说了自己对鲁迅思想和作品的理解。如以作家最低限度的言论自由而论，他们也有表示自己对鲁迅的看法的权利，如以杂志的编辑艺术而论，开设一个旨在更有效地普及鲁迅精神的栏目，即使以标新立异之说，期引起读者界的注意，也是理解之中的事情。如果一味发表那些研究鲁迅的学术论文和颂扬之词，已经汗牛充栋，还需要《收获》这样一家文艺性杂志来做么？记得几年前王朔明知故犯地在北京一家报纸上传播鲁迅拿日本人津贴的谣言，似乎也没有今天那样引起鲁迅专家们的愤怒，我当时写《再论鲁迅的骂人》正是有感于学术界的麻木迟钝而发的。不过我以为学术界的争论应该通过正常的学术批评来展开。现在的文人除了林纾梁实秋那一招内功外，又添了新招，就是利用传媒去炒作，我翻看了前些时候的许多报刊杂志，都把正常的学术活动炒成沸沸扬扬的运动，又是声讨会又是发通电，剑拔弩张，搅得周天寒彻。也曾有一些记者朋友来采访过我，要我发表看法，都被我拒绝了，我始终觉得学术研究到头来总该是寂寞的事情，有何必要搞得像赶庙会那样热闹？
如果说，中国社会的奇特政治曾一度把鲁迅当作打鬼的钟馗来使用，那是因为鲁迅像钟馗那样，确实有过与各种鬼魅作殊死搏斗的经历与业绩，但是，后人因此而把钟馗涂抹成面目狰狞的神明来唬人，不准别人议论，或者，干脆宽容到把钟馗扫地出门而与鬼魅们称兄道弟握手言欢，那么，后人似乎也沾染鬼魅气了。于是，我又动起写关于"鲁迅的骂人"的念头，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继续探究一下，鲁迅在他那时的生活环境中是如何骂人和为什么要骂人。七年前，我在《羊骚与猴骚》的序言里说过当时的写作计划："关于鲁迅骂人的一组，本来想好八篇，计谈梁实秋、王平陵、章士钊、成仿吾、周扬、徐懋庸、新月派和现代评论派，想探讨一下鲁迅为什么骂人以及中国文人性格中的缺陷。结果才写了两篇，风气忽然大变，原来的心情不知不觉消失了，再也写不出那样曲里拐弯自以为得计的文字，于是这组系列也就中断。"几经捡拾，现在这个题目只剩下计划中的成仿吾、周扬和徐懋庸三题了。这回总算是勉强做完，将前后连贯起来，可以称之为"三论"。
(二)成仿吾
也不是鲁迅对创造社的人都有偏见，但他不喜欢成仿吾确是事实。新文学社团在成立之初，几乎都有一套齐全的班子：诗人、小说家、还有一个批评家。创造社异军突起的时候，成仿吾就是充当了那个评论家的角色。他天性好斗，写了一篇《诗之防御战》把"五四"新文学的主将全得罪了，用郭沫若的话说，他是一阵"黑旋风"（也就是今天所谓的"黑马"）。他还写过一篇批评《呐喊》的文章，说鲁迅的小说集可以分成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再现"的艺术，后半部分是"表现"的艺术。创造社早年推崇"为艺术而艺术"和浪漫主义，很鄙薄自然主义式的写实方法。在创造社的词典里，"再现"即自然主义，就是没有想象力，鲁迅前期大部分的小说，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全属于这一类；而"表现"才能体现主体性对创作的介入，才是真正的艺术，以此推理，《呐喊》里真正能"进入纯文艺的宫廷"的惟有神话小说《不周山》。还有，作为批评家的成仿吾思路相当奇怪，比如他称赞《端午节》这篇小说，却要特地说明："他（指鲁迅）那想表现自我的努力，与我们接近了，他是复活了。"似乎在暗示鲁迅是受创造社的影响才有了进入"艺术之宫"的机会。但是我想，这些批评虽然荒唐仍不失为一家之言，还不至于会引起鲁迅的特别反感。虽然鲁迅一再嘲笑成仿吾的"纯艺术"的观点，并在《呐喊》再版时半是赌气半是恶作剧地删去了《不周山》；也虽然据郭沫若说周作人曾经刻薄过成仿吾是"苍蝇"（周作人早期在小诗与散文里确实都写过苍蝇，至于是否影射成仿吾一说，却也拿不出具体的证据）。
即使是鲁迅嘲笑成仿吾的"把守纯艺术之宫"，也不是在成仿吾做批评家的时候，而是在他成为"革命文学"论者以后。成仿吾是个老实人，他一旦投靠了谁都是死心塌地效忠：他第一次批评鲁迅的小说不够"艺术"，自以为是效忠于"艺术宫廷"。他第二次批评鲁迅是在1927年初，正在效忠于广东革命政府，当时郁达夫曾写《广州事情》敏锐觉察到广东的新军阀势力，而他却一片赤诚地写了《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把"五四"新文学老将鲁迅周作人等一网打尽，罪名是"趣味主义"，而且把他们归入"讨赤的首都"派（也就是北伐的对象），其用心极为良苦。但是几个月以后，国民党发动清党，成仿吾改换门庭，从日本搬来了一批日共福本路线的追随者，开始了"革命文学"的鼓吹--思路却是一样，第三次把鲁迅当作了一块"资产阶级"的老石头，要用"十万两无烟炸药"去轰炸。三次转向，每次都是拿鲁迅的人头开刀，以示对新主的忠诚，这也是令人深思的现象。
读鲁迅对"革命文学"论者的答辩文章《"醉眼"中的朦胧》和《我的年纪气量和态度》，只觉得鲁迅失去了昔日与西滢战、与长虹战时的凌厉风格，语气里充满了委屈和不解，还夹杂了对未来的恐惧。本来，鲁迅携眷从广州来上海定居，还想与在上海的创造社诸人（郑伯奇、郭沫若等）联手恢复《创造周报》，这显然是放弃旧嫌，共同对付国民党新军阀势力的良策。那时一定是成仿吾去日本搬兵的时候，等到兵搬来了，新的理论也搬来了，他们认定时代已经进入了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阶段，因此文化上也应该来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五四"。当他们靠一套从日本贩过来的"革命文学"理论建立了新的话语权，老石头就理当搬掉。于是，非但"联合"没了下文，还要教训、批判、辱骂："有闲阶级"、"落伍者""资产阶级""封建余孽""法西斯蒂"……呜呼！鲁迅几乎没有正面与"革命文学"论战，他只是反复揭露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学'的旗子"；进而揭露成仿吾"总算离开了'艺术之宫'的职掌，要去'获得大众'，并给革命文学家'保障最后的胜利'"。这样的资料排列对今天不了解文学史背景的读者来说真是不知所云，而鲁迅却命中要害地打击了那种吕布式的投机善变和"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鲁迅尖锐地发问："倘若难以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过了三年，鲁迅的心态稍稍稳定，但他对成仿吾依然耿耿于怀，在一次著名的讲演中，他又提到了成仿吾："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鲁迅曾说：他对青年人的攻击，往往是"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但这支"箭"之锋利，胜过十刀无数。成仿吾等"革命文学"论者对鲁迅的谩骂虽然又多又毒，现在却早没有人再提起，而"才子+流氓"的称呼，却变成一种形象的代名词，铁铁地箍在了成仿吾等创造社成员的头顶上。虽然，成仿吾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克服了吕布式的习性，老老实实地吃了许多苦，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革命文学"论者所具有的品质--一是聪明善变，二是变了以后立刻拿别人的人头当作讨好新主的见面礼--这样的人品与行为，大约都可以用得上这个光荣的尊号：才子+流氓。
(三)、周扬
如果仔细追溯鲁迅与"革命文学"论者以及后来与周扬等人的冲突，他们在理论上的分歧实在是很小，倒不是说双方的理论水平都很高，恰恰相反，双方都没有具备多少深刻的理论。早期的"革命文学"论者的理论武器大都来自苏俄的"拉普"一派和日本的"纳普"一派，从今天的立场看都是充满了左倾幼稚病的狂热与宗派主义；而鲁迅等人，则是从苏俄早期的文艺政策中，吸取了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文艺思想，其实两派理论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多半是纠缠在如何从事文艺运动的政策和路线--这也给后来的中国左翼文学理论带来了几乎是不可克服的缺陷，始终是以文艺政策的思路来取代对马克思文艺理论基础的建设。而且，这些有关政策也是别人的政策，只要别人的态度一改变，他们马上就陷入窘况，自己来打自己的耳光。日共纳普清算藏原惟人与中国左联清算钱杏邨就是这类自打耳光的例子。不是左联成员的胡秋原不识其中三昧，仗着自己读过普列汉诺夫的理论，也去凑热闹帮着清算钱杏邨，结果反而惹来一身羊膻，被套了一顶"托派"的帽子。左翼的耳光只能自己打，别人想插一手当然是咎由自取。这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所以我说，左翼文艺运动内部并没有真正的理论分歧，如果说有"分歧"也是不上台盘的，多半纠缠在人事的感情与宗派上。--这个问题说起来枝蔓太复杂，还是暂且不提也罢。
不过从这里可以大致了解鲁迅在左联时期与周扬等人的矛盾所在。所谓左联内部的周扬派和鲁迅派（注意：这是我杜撰的名称，当时被人叫做"雪峰派"或者"胡风派"）你死我活地恶斗半个世纪，究其原因实在是不足以与外人道。从史料看，周扬从未公开说过鲁迅的坏话，但他是以清君侧的态度，与冯雪峰和胡风不共戴天，而冯、胡虽然后来都败在周扬的手下，但从他们的回忆录来看对周鲁的矛盾也都语焉不详。鲁迅在私下和公开的信件里早已斥周扬为"奴隶总管"，还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但具体的原因也说得不多。冯雪峰回忆他在1936年从陕北去上海与鲁迅见面，鲁迅第一句话就说："这几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尽管冯雪峰特别强调了鲁迅这句话的可靠性，我仍然有些怀疑--至少，鲁迅是绍兴人，用绍兴方言的结构怎么也说不出这句话的原汁原味，"……得可以"的补语结构不合南方人的用语习惯。但是鲁迅话里的这层意思是不会错的，鲁迅说的"摆布"，含有"被耍"的意思，也就是现在上海人的口头禅"白相我"。鲁迅性格多疑，与青年人合作总是警惕被人利用来当招牌或当枪使，但他更痛恨的是自己营垒里的青年人作弄他。田汉化名绍伯写《调和》一文攻击鲁迅，理由是鲁迅有一篇文章和被鲁迅骂过的杨邨人的文章发表在同一本杂志上，便攻击鲁迅搞"调和"，"为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这似乎毫无道理，经鲁迅诘问，田汉解释说他是故意冤枉鲁迅的，为的是想刺激鲁迅愤怒起来去攻击杨邨人。假如田汉的自我辩解是真诚的，那么难怪鲁迅要怀疑："去年（1934年）下半年来，我总觉得有几个人……恶意地在拿我做玩具。"所谓"做玩具"，也就是"摆布"的意思，看来这样的事件不止一次。据说"绍伯"事件发生后，另一个左联领导人夏衍哈哈大笑，说老头子又发牢骚了。头子而且"老"，牢骚而且"又"，真是一派作弄名流的玩笑态度，使鲁迅感到又窝囊又沮丧。
问题的实质还不在于此，我一直不明白的是，既然鲁迅如此在意别人对他的利用，那么经历了"革命文学论争"以后建立起来的左联，本来就含有把鲁迅作为一面旗帜（也就是另一种招牌）的意思，阅世如此老辣的鲁迅难道还会不明白么？徐懋庸后来说，他本来是佩服鲁迅的，但"我只有一个想法，关于路线政策问题，总是共产党员比较明白，鲁迅不是党员，而周扬却是的。因此我要跟党走。"这也是公开的秘密，左联直接受到中共的领导，在鲁迅以外还有具体领导班子。鲁迅不是党员，只是在单线听取汇报后提出一些建议而已。他创建左联时提出把老朋友郁达夫团结进来，但郁达夫很快就被清除出去，而且主持这个会议的正是创造社的元老郑伯奇。这种摆摆样子的事情都不给鲁迅一点面子，还在乎其他事关大局的决策吗？我不知道鲁迅总共参加过几次具体的左联会议和活动，如果不是后来瞿秋白隐居上海期间与鲁迅亲密交往，共同发挥了重大作用的话，鲁迅在左联里的实际作用实在令人怀疑。我想这也是鲁迅对瞿秋白满心感激、称之为"人生知己"的重要原因吧？
周扬是后来居上成为左联领导的，但他不是创造社旧人，与鲁迅没有宿怨。他在左联工作中的潜在对手是冯雪峰，而冯雪峰因为与鲁迅的关系比较好，以致把鲁迅也卷到纠纷里面去了。现在可以查到的最初的纠纷起因是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上发表芸生的骂人诗《汉奸的自供》，诗是骂"自由人"胡秋原，里面居然有"放屁，口你的妈，……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会变成剖开的西瓜"这样的流氓语言。冯雪峰觉得太过分，就请鲁迅出面写文章纠正一下，鲁迅后来说是"从公意做过文章"，大约就是指他奉了冯雪峰的意思去写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那是直接批评周扬的文章。按理说鲁迅是左联的领导，批评左联成员的某些不好倾向是很正常的，但是周扬非但不接受鲁迅的批评，反而发表了首甲（祝秀侠）等四人的反驳文章，指名攻击鲁迅的文章是"带白手套革命论的谬误""是极危险的右倾的文化运动中的和平主义"等等。鲁迅本来对成仿吾式的"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持有警惕，一看"辱骂和恐吓"又在左联中阴魂重现，自然感到寒心。后来他对朋友说："我真好像见鬼，怕了。"这里"见鬼"是南方人的口头禅，意思是莫名其妙受了骚扰的祸害。但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冯雪峰身为左联领导，自己不直接批评周扬，却要把鲁迅扯进去呢？而周扬又为什么连这么小的一件事都不肯认错，偏要与鲁迅对着干呢？显然，在周扬的眼里，鲁迅作为左联领导的地位是虚的，而是冯雪峰的后台才是实在的。由此也能猜测出冯周之间的隔阂之深。鲁迅无意间成了冯雪峰的屋上"鸟"，爱之恨之都是间接的，无辜的。
鲁迅经常说周扬是白衣秀士王伦，就是《水浒传》里那个气量狭小的头领，后来被林冲火併掉了。鲁迅一定是在什么场合领教过周扬睚眦必报的小动作。但从现有的资料看，周扬与鲁迅的正面冲突是一次也没有过。但周扬作为左联的实际领导人，他对鲁迅不尊重甚至潜在敌意的态度肯定影响了周围的人，包括田汉、廖沫沙、徐懋庸等与鲁迅发生过冲突的人。周扬一直把他与鲁迅的隔阂归咎于第三者的挑拨离间，这是不真诚的，他从未在自己身上寻找失去鲁迅信任的原因。只要比较冯雪峰与周扬对待鲁迅的态度就不难看出两人的不同：冯雪峰对鲁迅的利用远甚于周扬，但他是有意识地接近鲁迅，并以学生、邻居的身份一边学习鲁迅，一边诱导鲁迅去做各种事情，甚至捉刀代笔。鲁迅不会不明白冯雪峰利用他来掩护做宣传，但鲁迅似乎是乐意的，即使勉为其难也努力去做。而周扬却相反，他俨然以地下革命者和左翼文坛领袖自居，平时深居简出，有事要么约鲁迅出去谈话，要么通过第三者去传话，有时是请茅盾，有时指派叶紫或者徐懋庸。鲁迅对周扬这种傲慢态度自然不会感到痛快，他屡屡讽刺周为"元帅"，甚至说："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人与人不能常常见面交换意见，有些隔阂与误会就不容易消除，这恐怕不是谁能轻易挑拨出来的。
回顾鲁迅与中共的关系，可以说是相当深刻的。中共第一代领袖仲甫先生、守常先生，都是与鲁迅共同发起新文化运动的战友；中共第二代领袖瞿秋白政治失意后。把鲁迅当作严师诤友，亲密地并肩作战；接下来是冯雪峰做着中共党与鲁迅的沟通工作，更是以私淑学生的身份；而周扬，无论从党内的资历还是党内担负的责任来说，都是初出茅庐的后生，而他那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元帅"作派不能不让鲁迅反感。鲁迅批评周扬的三个绰号：一是"元帅"--指他深居简出，态度傲慢；二是"王伦"--指他气量狭窄，不能容人；三是"奴隶总管"--指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宗派情绪和打击手段，几乎都事出有因，击中要害，但也未失分寸。可是这一切并未引起周扬的警觉和悔改，他一味指责别人挑拨离间，自己仍一如既往沿着这三个标记做下去，与鲁迅的隔阂自然也越来越大。左联成员真正被鲁迅信任的人本来就不多，先是柔石、冯雪峰，后来是胡风，等这些人死的死，散的散以后，只剩下一个徐懋庸了。徐为人骄横，仗着与鲁迅的特殊交情就擅自写信，阐述了周扬的意见。终于，矛盾总爆发了。鲁迅根本没有把徐懋庸当作对手，他一再说徐的信是代表了周扬"一群"的意见，因此，他在复信中通篇指责的也是周扬"一群"，在那封信里，鲁迅痛斥"四条汉子"，点名周起应，确实是言重了。
(四)徐懋庸
如果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根本不存在，那么鲁迅与左联的矛盾始终都在暗室里操作，不会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鲁迅所指出的："在左联结成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飘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豀，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样的传统至今不绝，但决不会正大光明地公开出来，放在冠冕堂皇地位上的总是另外一套话语。由于徐懋庸的冒失惹事和鲁迅的病中火气，使这场积压了多年的矛盾总爆发了，也使以后长达三四十年的文坛纠纷此起彼伏，成王败寇轮流转。徐懋庸在鲁迅去世后撰一副挽联，曰：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倒是不幸成了以后几十年文坛斗争的谶言。
周扬等人在事后总是把徐懋庸的信解释成是他个人的行为，但鲁迅决不这样认为，他在给老友杨霁云的信中说："写这信的虽然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试一细读，看那口气，即可了然。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还傲然地说："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语气上是十分认真的。换句话说，也可以理解作鲁迅以徐懋庸的信为由头，正式宣布与周扬等人的决裂。其时左联已经解散，鲁迅的意见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也就是说，那个早已名存实亡的联盟已经无声无息地结束了。而鲁迅作为这个团体名誉上的领袖，在无人理睬的状态下理所当然要表一个态：从"革命文学"论争以来他与左联的结盟关系也已经划上了句号。
围绕着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就有纠缠不清的两个口号之争、中国文艺家协会和《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之争等等，已经有许多回忆录和研究文章讨论，本文不再挑起这方面的话题。我只是想提供另外一种解释历史的可能。在我所读的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里，多半把鲁迅的晚年写得颇为凄凉，似乎鲁迅晚年与周扬等人的矛盾使他再度陷入了《野草》时代的绝望境地。鲁迅的一生，始终被一种斯巴达之魂的精神所笼罩，带有狂热的奋不顾身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一生都在寻求中国社会最激进的力量结成联盟，去从事知识分子实际的广场斗争。早年的光复会，中年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及国民革命，晚年的左翼文化运动，都可作如是观。但反之，热烈之切，也常常伴随着失望之果，鲁迅的深刻就在于他既不断地与最激进的力量结盟，又不断地超越他的盟友，使自己总是处于精神上的"荷戢独彷徨"的境界。这样理解鲁迅晚年的思想状况总的来说是不错的，但我觉得鲁迅作为一个民间知识分子的另外一面似乎还没有被人充分注意到。
那就是，鲁迅始终在独立地寻求一种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民间生存方式。在他与周扬等左联领导人关系恶化以来，他一直寻求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和斗争形式。他没有像有的研究者想象的那样绝望，而是在充分认识恶劣的生存环境的前提下，独辟蹊径地尝试新的生存方式和道路。这就是我在本文一开始所讲的，当鲁迅拒绝了地狱天堂和黄金世界以后，他没有陷入消沉和孤独，而是对生根于现实土壤的知识分子岗位的重新发现与界定。我们已经注意到，1935年萧军萧红来到上海，鲁迅明确不希望他们加入左联，认为还是在外围的人能做出些成绩，一到里面就"酱"在纠纷里了。事实上当时在鲁迅身边已经团结起一批非常优秀的青年作家，除了胡风、聂绀弩、周文等左翼作家外，还有一批民间出版社和刊物的青年编辑，如良友图书公司的赵家璧，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吴朗西，编辑《译文》的黄源，编辑《文季月刊》的靳以，编辑《中流》的黎烈文，编辑《作家》的孟十还等等，而在这批年轻的作家和编辑周围，又团结了一大批文学新生代。这批青年人对现实环境抱着强烈的批判和抗争态度，但又都是以自己的写作、翻译、编辑、出版等为岗位，来履行知识分子的立场和社会责任。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各不相同，与鲁迅也有亲疏的差别，但这个以鲁迅为中心的进步文学阵营在上海文化领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现实存在。
这个新崛起的新生代在鲁迅拒绝参加周扬们组织的中国文艺家协会以后第一次浮出海面，那就是由巴金和黎烈文起草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鲁迅领衔签名，初步展示了他们的存在。虽然对巴金黎烈文等人来说并没有自觉的群体意识，他们签名发表宣言以后就分散了，没有进一步组成新的团体，但这个信息被老练的政治工作者冯雪峰注意到了。他曾对茅盾说，胡风他们要搞一个文艺工作者协会，要茅盾多动员些人参加进去，以冲淡它与周扬的"文艺家协会"之间的对立。看来，冯雪峰是希望把这股真正以鲁迅为灵魂的生气勃勃的青年群体发动起来，为他所用的。只是鲁迅的过早逝世使这股力量迅速涣散，而其中一些主要骨干力量在抗战的实践中各自发扬了鲁迅的精神。事实上，周扬也注意到了这个群体的存在，尤其是这个群体直接妨碍了他在解散左联后组织中国文艺家协会的计划，他把所有的怒气都转移到鲁迅周围的新生代作家身上。所谓"胡风之诈，黄源之谄"，巴金无罪可言，便把西班牙的安那其主义之"反动"栽到他头上，徐懋庸信件里的那些人身攻击的话，显然是受到了周扬他们观点的影响。因为别人的情况我不太清楚，关于徐懋庸与巴金的关系，原先应该是并无恶交的。徐在劳动大学读书时，另一个安那其主义者、也是巴金的朋友吴克刚是他的法语老师，因此他对安那其主义是有所了解的。这封信被鲁迅公布以后，他唯一感到遗憾并表示歉意的，就是对"许多并不卑劣的安那其主义者"。可见他给鲁迅信中的话并不全是他的意见。在鲁迅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周扬等都批评徐"无组织无纪律"，破坏了他们"同鲁迅的团结"，徐很不服气，他说，"信虽然是我自己想写的，但其基本内容不是你们经常向我灌之又灌的那一套么？不过我把它捅出去而已。"因此，似也可以说，这封信正是传达了周扬清君侧的基本思想。
当然，徐懋庸在这个事件中栽了跟斗，虽然客观上也有替罪羊的作用，但也要归咎于他的青年人的蛮横性格。徐懋庸受到周扬的重视，不仅让他当左联的执行书记，而且在左联解散后他是即将成立的中国文艺家协会的最年轻的理事，主编《文学界》。虽然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不算什么官衔，但从一个追求进步的左翼青年来说，也不是完全无动于衷的名誉。他在乎它，才会对鲁迅拒绝参加协会而使工作陷于瘫痪耿耿于怀，才会迁怒于胡风、巴金、黄源等人，甚至不惜人身攻击。这里很难说没有个人野心与名利的成分在作怪。徐懋庸不缺少才华和勤奋，缺的是一种中国文人所宝贵的"德"，也就是所谓"贵有自知之明"和"君子有所不为"的对己对人之道。他与鲁迅稍微建立了一点信任，就急于用尽用足，甚至于想去解决他力不能及的事情，结果适得其反，这是缺乏自知之明；他为了效忠周扬，不惜用教训的口气来刺激鲁迅，更有甚者，在鲁迅的公开信发表后，他不顾旁人劝阻，还进一步发表答复，公开谩骂与攻击鲁迅，这就违反了"君子有所不为"的道德。徐懋庸留给后人的教训，远不仅是事件本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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