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木兰的生命传奇
　　说起来它有点像是70年代的聊斋了，来到大辛庄不久，就听到了一个富有传奇
的人物的名字——英木兰。在砖窑有人谈论她，到了配件厂对她的评说就更多。一
个劳改队中的女性，之所以能在男性王国中产生轰动效应，是因为她在大辛庄，做
了一件压倒须眉、震动全场的事。
　　有一天，砖窑40米高大烟筒的顶部，因沉积的粉尘大多，需要有人到大烟筒的
顶部去疏通。劳改队长当然只想到了男号，他在队列前，号召能够活学活用毛主席
著作的人，勇敢地站出来，主动完成这个艰难的任务，以此立功赎罪。为了鼓励勇
者，队长在大轮窑下摆了一碗酒，目的自然是以酒壮其心志，豪其男儿之胆，以完
成这个谁看了都心颤的活儿。
　　会场死寂了多时，没有人敢于应答。谁都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活儿：这
儿没有吊车，登上那么高的烟筒，要靠手脚并用地一格一格地爬镶嵌在烟筒上的铁
梯。人站在地下往上看，都有些眼晕；要是从上往下看，腿肚子都会转筋。就在队
长为难的时候，人群中突然走出了医院的女医生英木兰。她刚到轮窑之下时，人们
都以为她是执行救死扶伤，准备抢救险情的。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身着白衫的英木
兰，走到轮窑的大烟筒之下，没有任何表白，就开始了她的生命攀登。
　　在场的男号都惊呆了。队长们也面面相觑。道理十分简单，这样的活儿，让一
个从医的女号去干，在劳改队还没有先例。何况这个英木兰，是个在上海读过医科
大学的女号，人又长得恬静而淑雅，连说话都是细声细语的。队长们历经了片刻的
研究，大概认定她不会是到大烟筒上去自杀，便在茫然不知所措当中，没有阻拦她
的行动。结果在众多男号面前，她一步一步地攀上了高高的烟筒，并完成了清扫烟
筒上顶的活儿——英木兰的名字，从此响遍了全场。
　　乍听到这件事情时，我也在内心不无疑惑——固然妇女早有半边天之称，但毕
竟因生理与心理等因素，不太适合这项劳动。她在内心何以会没有恐惧，而使须眉
们为之失色的呢？又由于她的名字与中国古代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只有姓氏上的差
异，又强化了我索密的潜在愿望——有一天，我身体有些不适，借看病之际（她在
医务室工作），首先想看一看此人，当然更想知道她何以会有压倒眉须的坚毅精神。
　　记得，那已是初冬时节，我穿着一身厚厚的棉衣，走进医务室的过廊，那儿已
经有几个病号，坐在长椅上排队候诊。我正伸着脖子，好奇地向室内眺望，突然坐
在我前边的候诊病号，拍了我肩膀一下：“喂，老兄，还认识我吗？”
　　我看了看招呼我的人，他身着一件蓝色的棉猴，连帽子也套在头上，外露的只
有他的那张瘦削的脸。他见我流露出陌生的神色，便把他那三角形的帽子，拉了下
来。
　　“是在哪儿见过你，只是……”
　　“你还记得有一个人，带你去见死前的吕荧吗？”
　　若同一道从天而落的闪电，我的思维立刻被照亮了：“你是姜葆琛？是在清华
大学被划成的右派？早听说你也来到这儿了，只是总在大院外边干活，没能见到
你。”
　　说实话，他如果不提起美学家吕荧，我是无论如何也认不出他来的。因为我和
他昔日只有一个小时的见面机缘。但是姜葆琛能够画龙点睛，一提吕荧的名字，就
打通了我的全部思路。
　　我们俩紧紧地握了手。虽然我和他的邂逅，给我带来了快慰，但我的中枢神经，
仍然在英木兰的精神光环笼罩之中。在我看来，她的不凡绝非来自于天然，一定有
着造就她的不凡的社会基因。因而，在我与姜葆琛初见时的话题，既非他，也非我，
而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一个奇异的女性。葆琛对她的情况也只是略知一二，他告诉我
英氏家族，在解放之前的北京，是个名门望族。她出身于一个天主教会的世族家庭，
在解放后不久，她的父亲作为反革命被捕坐牢；她也因其父亲的问题，而被开除出
上海震旦理工学院医科专业，后来听说经受过比我们劳改还要严酷的监狱生活。至
于更具体的情况，他也无从知道，但他告诉我，想要了解她并不难，因为她的爱人
王继昆是个老右，也在这儿劳改。
　　“你认为她为什么能有那么惊人的毅力？而又那么默默无言？”
　　葆琛君低声地回答我说：“反正不是‘老三篇’显灵！”
　　“那又是什么力量显灵？”
　　葆琛君突然反问了我一句：“你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是不是又犯了你作家的职
业病了？”
　　我无言以答——我当真不知道一个女号的行为，为什么会对我产生这么大的诱
惑。在我的小屋中，我曾与张沪探讨过英木兰的精神动力问题，她与葆琛君的看法
一致，说我死去的文学梦，被这件不凡的事情，给重新点燃了。我极力否认这一点，
我说我只是在浑浑噩噩的生活中，发现了并不浑噩的人——而且她是个女人。
　　轮到我进屋去看病了。她在为我看病，我则在仔细地审视她。致使她觉得我这
个病号，目光中流露出异常。她先用手擦了擦她的脸，以为她的脸上带有什么污垢。
我连忙低下了头，怕她把我看成一个流氓。
　　“名字？”她说话是简短的。
　　我告诉了她。这回轮到她来审视我了，她说她给张沪看过病，知道我们的一些
情况。我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下询及她爬大烟筒的事，这不仅因为看病的病号挺多，
还因为我和她只是初见，在此时此刻我如果谈及这一问题，不仅十分莽撞，而且有
失礼仪。所以她给我开了药，我立刻就走开了。但是她那形象，无论如何也不能让
我把“无畏”这个字眼，与她联系在一起。她体态倒是并不单薄，但是她脸上那文
文雅雅的气质，怎么能使人和爬高高的烟筒钩连在一块儿呢？直到很久之后，葆琛
专为此事，带我去找了她的丈夫王继昆，后来又渐渐与她熟悉了，才算对英木兰的
坚毅之举，有了铭刻于心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是对她个人的，也是对历史和社会
的；还可以视为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别一种类型的认知——因而，我在这里
不能不多花费些笔墨，忠实地记录下这个劳改中的奇特人物。
　　她落生于1933年9月的北京，我与她同庚但她比我小着半岁，当我17岁那年，
正在中专读书时，她已经成了阶下之囚了。按法律，不足18岁的未成年人，何以成
囚？这是一个法律之蚀。反正她与几个在教会就读的同学，在同一天的晚上，都被
带进了公安分局。逮捕她的理由一直是个谜：一个从小进了教会办的慈幼院的孩子，
少年时代进了教会的辅仁女中，16岁进了震旦大学的年轻知识分子——即使是教会
办的学校，她的家庭又是信奉天主教的世代家庭，似也没有被逮捕的理由——因为
她当年才17岁呀！
　　进了分局对她震动比较大的，是从分局向提篮桥监狱的转移，持枪的武警，先
把她们五花大绑地绑好，然后让她们两个人一对前后对齐——她当时有点心颤，以
为是一颗子弹，可以射穿前后两个人的脑袋哩！但是武警并没有处决她们，而是把
她们押送到了监狱。
　　英木兰说：“过了没有被枪决的一关，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了。由于当时我
的年纪很小，倒觉得里边挺好玩的。牢房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四周的墙都是黑
色的。还有使我觉得新鲜的，提篮桥监狱是一座上下相通的楼，从上可以直接看到
下边，这个陌生的角落，使我有一种身在教堂的神秘感。当时，吃得当然比不上在
学校，但是每吃一次鸡蛋，出于从小受到的教育，我都让给别人。我最小，我该这
么做。当时我就懂得人活在世界上，没有比付出更神圣的事了。”
　　“付出”这两个字，对我很有启迪意义。所以我有如此的感受，与英木兰后来
在生活中的一连串的付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她在监狱里关押了一年多，终因
没有具体罪行而被释放。她回到故园北京时，年仅19岁——这时她才似乎明白了一
点点，她是因父亲的株连和宗教的关系，而进监狱的。她的父亲英纯良（英千里之
弟），因昔日参加过胡宗南的部队，后又脱离了国民党，在辅仁大学担任国语系教
授，专事文学的教育工作——他认为脱离了国民党，就再也不是国民党了，解放后
“没有登记”，因而在1953年镇压反革命时被捕，被判处7年徒刑。其父如此，其
女亦然——这种血统株连，一直像影子一样追随着她。
　　回到北京以后，她从事医疗工作。尽管她在震旦医大并没有毕业，但是她天性
聪颖，对医学苦苦钻研，在一家震旦学长开设的诊所里，很快成了一个优秀的医生。
但是好景不长，几年之后，反右派运动开始，她并没有任何反动言行，可是追随她
的那个影子，并没放过她，在1958年，她被勒令停止了医生的工作——与社会上的
“五类”分子，一起被送往京西一个劳动地点从事运输的装运工作。
　　当时的她刚刚20岁出头，不但有充沛的体力，更有乐于助人的精神。无论从事
什么劳动，她都是个佼佼者。为此，到了那儿没有多久，便被调到运输厂的医务室
工作。那个简陋的医务室，没有任何外科的手术设备，但是她在那个方寸之地，为
患者进行了近乎于神话般的手术：青光眼的开刀，白内障的摘除，以及众多在小医
院都无法进行的小手术。英木兰的工作，在那个年代已经不同凡响，更令人崇敬的
是，不久有一个来自儿童医院的大夫，因身体不好，参加体力劳动有些困难，请求
英木兰帮助她进医务室工作。英木兰不仅为她办成了这件事，自己还顶替了她的角
色，回到负重的体力劳动中来。此事，曾在运输厂引起轩然大波，劳动成员们对此
纷纷表示不平。但是英木兰对此安然处之。她对我讲起这段生活时说：“一个人如
果把付出作为人生的坐标，那么他就永远精神不死，我就是这么理解人生的。所以
无论面对多么大的困难，我几乎没有畏缩的记录。”
　　这就是英木兰。在此之后，她多次为别人付出：在1966年“文革”前夕，当时
她已然从运输厂被转移到“强制劳动”的劳改农场天堂河。虽然对她说来，这等于
步入了谷底深渊，但是她依然不改博爱于人的初衷。当时，在北京的儿童中，出现
了“流脑”。为医治这样的病儿，常常要为病儿输血——她身为医生，一次又一次
地从自己身上抽血，将自己的生命血浆，献给那素昧生平的幼小生命。致使她自己
因营养匮乏，而患上了肝炎。她将她的这些行为，一律认知为“应该的付出”，而
与劳改农场的表现好坏，没有内在的关系。
　　我相信她的自白都是真实的，这个印象的得来，是多方面的综合：“文革”年
代，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是不间断的。在我的目光中，她坐在会场一角，从来没有过
什么是与非的表态；这不等于她的心里没有一杆秤，但她是从不哗众取宠或有意讨
好任何人的——包括劳改干部在内。大辛庄农场的头头赵书记，老婆一连生了几个
丫头，第六胎好不容易生了个带棒儿的小子——可惜老天有意与之为难，孩子在没
有满月的第28天，突然得了肺炎。英木兰并没有从事儿科的任何经验——她大着胆
子给那个婴儿使用了头皮输液，结果那孩子的生命保住了。那位头头的夫人，为了
答谢她的昼夜监护，用报纸包着一包东西，非要送给她不可。英木兰推辞不下，拿
回去当众打开——里边是四个白面馍馍，她笑着将其搓碎，喂了鸡舍的鸡。她说，
她费尽心血甚至是冒着风险，抢救那个孩子，只因那个婴儿是个生灵，而别无其他。
就是劳改成员家属生下的婴儿，也不会例外——只要是我能干的，我一定干好；即
使是我不能干的，我也要试试。
　　最后，我和她谈起她的婚姻。在我的认知中，一个自幼受天主教会影响较大，
并把付出视为生命本能的人——特别是女性，大多属于对婚姻淡泊的类型。英木兰
认同了我的分折，她说她所以迟迟到38岁才与王继昆结合（王继昆是来自外语学院
的老右，英木兰的英语也非常好），两个人有共同的语言，只是她走出这一步的原
因之一；而更为本质的问题所在，是出自于她对他的同情。王继昆本来是有一个美
好的家庭的，夫妻感情也很不错；但是女方家长反对这门婚事，原因是王继昆是个
右派。后来因为王的妻妹，要嫁给一个解放军的军官——在当时政治择偶不仅是一
种时尚，而且发展为社会不成文的条例。王妻家中，为了完成这门大好婚事，便迫
使其姐与王继昆离异——否则在填写档案的社会关系这一栏里，便有了一个右派姐
夫。王继昆与其前妻分手后，精神受到的刺激之强烈可想而知；偏偏此时此刻，王
在化工车间劳动时，又被火碱烫伤，英木兰在为他医治烫伤时，便对王产生了强烈
的同情。英木兰对我说道：“我是首先对他产生了人类共有的同情，才渐渐彼此相
知相敬相爱的——假如，他没有前边的命运坎坷，他当时就是一个单身汉，我就是
与他有共同的语言，我怕是也不会走出与他结婚这一步的——因为我这个人，比较
喜欢独处；可以这么说，是王继昆的生活不幸，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
　　至此，我好像已然对英木兰那天敢于爬40米高的大烟筒，有了一个全面的理解
了。一个心揣博大精神的人，面对困境会产生博大的情怀；只有一连串为别人着想，
而一次又一次舍弃自我的人，才会产生惊人的坚毅。她说她在爬那高高的大烟筒时，
没有恐惧；但她每攀上一格铁梯，都要告诫自己镇静，并自我激励一定能够成功。
这个成功，意味着的不仅仅是无畏——更是她人格、意志的自我完成。
　　我曾询及她这一问题：“这里边有没有宗教精神因素在起作用？”
　　她沉默了许久，没有作答。当时的“文革”把一切都砸烂了，我如此提问不是
给她出了一道难题吗！我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逆向推理，问她是不是“活学活用”
之成效，她亦没有作答。正是这两个没有回答，我才对她肃然起敬，致使我这部回
忆录动笔之前，升腾起必须见她一面的愿望。好不容易从昔日难友处找到了她的地
址。这个地址既在我意料之外，又在我意料之中——她的问题得到平反后，便很快
皈依了她从小信奉的天主教，此时她住在修女院，已是天主教北京教区的若瑟修女
会副会长。我去看分别了15年的她，她身着黑色修女的圣装，神态与在劳改队时没
有什么差别——如果非要寻找一点什么差异的话，那就是她脱掉了医生的白褂，穿
起了修女的黑衫。她依然是那么沉静，那么安然。让我感伤的是，她的先生——我
的同类王继昆得了膀胱癌，已然在1989年离她而去。曾记得，王继昆在1988年前后，
曾给我来过一封信，谈及对我作品的印象，他在信中说，我的小说《风泪眼》、
《阴阳界》都写了落难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他希望我能以纪实的文体，比较系统
地写出我们这一代热爱民族的人（当时《走向混沌》第一部尚未出版）；而今他已
去了天国，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我对昔日的生活回访中，英木兰成了书中不可
或缺的一颗闪光的星斗。
　　1995年，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中国召开，英木兰是作为中国宗教界中的修女，
参加世界妇女大会的。我想，那些来自地球不同经纬的不同肤色的女性，无论她们
的想象力多么丰富，也想象不到那神态安然的修女英木兰，曾经留下一个中国女性
所独有的生命传奇——其中最为令人震撼的一笔，是她曾在极其困顿的劳改生活中，
如长虹出世，压倒过全体须眉，那些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女性，她们对中国曲里拐
弯历史的了解只是隔靴搔痒，从而无法对这个从历史溶洞中走出来的女人，从今天
的形态上去还原她的过去……
　　谁能破译她体躯内的生命密码？大概只有曾与她有过共同受难的经历，并以人
学为研究对象的作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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