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劳动力能够创造社会的一切财富；人的劳动力本身也就是最大的社会财富。因
此，爱护劳动力是发展生产、使国家富强的重大措施之一。我们的古人，就已懂得这个
道理了。
    早在春秋战国及其前后的时期，许多古代的大政治家已经知道爱护劳动力的重要意
义。当然，那个时候的人，特别是那一班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并不是真正爱护劳动力，
而只是为了取得和维持他们的封建统治地位才不得不如此。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统治
经验，却也发现了所谓“使用民力”的“限度”，实际上就是发现了劳动力消长的某些
客观规律。
    《礼记》《王制篇》写道：“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元代的学者陈澔注解说：
“用民力，为治城郭、途巷、沟渠、宫庙之类。”其实，用现代的话来讲解，这就是指
的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按照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古人规定了各种基本建设
所用的劳动力，大致只能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一左右。现在看来，这个比例对于以农业
生产为根本的古老国家是适当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个比例当然会发生变化，
不过它变化的快慢和比例的高低，与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有极密切的关系。社会性质和
制度不同，比例也会有很大不同。
    而且，即便在同一个生产水平之上，丰收的年成和普通的年成以及荒年，也不能按
照相同的比例来使用劳动力。所以，《周礼》上又记载着：“丰年三日，中年二日，无
年则一日而已。”这就是说，在丰年基本建设占用的劳动力可以达到总劳动力的百分之
一左右；平常的中等年景，只能占用百分之零点六左右；没有什么收成的荒年顶多只能
占用百分之零点三左右。
    对劳动力既然要注意爱护，那末，对于劳动力所支出的劳动以及它所创造的社会财
富，同样必须爱惜，注意积蓄。《礼记》《王制篇》还有一段文字，很突出地说明了这
个观点。它写道：“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虽然古人管理的国家未必都有这许多积
蓄，这是极而言之；但是，当作一种经济思想和学说来看，这一段话却很值得重视。在
农业上实现耕三余一，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上保持三年以上的积蓄，这是具有重大意义
的。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和学说，所以齐国的管仲主张：“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
的确，有许多事情必须估量自己的能力是否胜任，决不可过于勉强。这是我们每个人在
日常生活中都能体会得到的普通经验。
    而在另一方面，如果认真地积蓄力量，估量能够做得到的事情，又必须全力以赴，
保证它的实现。古人也有这样的例子。如晋国的狐偃为公子重耳策谋说：“蓄力一纪，
可以远矣。”一纪是十二年。当时狐偃伴随着重耳正走过卫国的五鹿，他就预言：“十
有二年，必获此土。”当时恰值鲁僖公十六年、后十二年，即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
（即公子重耳）果然伐卫国，正月六日占领了五鹿这个地方。从这个故事看来，象狐偃
这样的人，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总算是懂得积蓄力量的了。纪元前七世纪的古人尚且
懂得这些道理，我们生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然就应该更清楚地懂得这些道理。
    我们应该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更加注意在各方面努力爱护劳动力，从而
爱护每个人的劳动，爱护每一劳动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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