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少评，这是值得提倡的正确的求知态度。我们对于任何事物，如果不了解它们
的情况，缺乏具体知识，首先要抱虚心的态度，认真学习，切不可冒冒失失，评长论短，
以致发生错误，闹出笑话，或者造成损失。这也是我国历代学者留给我们的一条重要的
治学和办事的经验。谁要是无视这条宝贵的经验，就一定会吃大亏。
    一般说来，实际动手写一部书、做一件事等等，是相当不易的；而袖手旁观，评长
论短，总是不大费劲的。比如，古人写一部书吧，往往尽一生的精力，还不能完全满意。
却有一班喜欢挑剔的人，动辄加以讥评，使作者十分寒心。明代刘元卿的《贤奕编》中
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最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了。
    据说：“刘壮舆常摘欧阳公五代史之讹误，为纠缪，以示东坡。东坡曰：往岁欧阳
公著此书初成，王荆公谓余曰：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余
固辞不敢当。夫为史者，网罗数十百年之事，以成一书，其间岂能无小得失？余所以不
敢当荆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耳后。这个故事在明代陈继儒的《读书镜》中，
有同样的记载。陈继儒并且感慨很深地说：“余闻之师云：未读尽天下书，不敢轻议古
人。然余谓：真能读尽天下书，益知古人不可轻议。”
    事实上，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比薛居正的《旧五代史》，篇幅少了一半还不止，
而内容却有许多独到之处。这是不可抹杀的。然而，历来挑剔是非的人多得很，而且有
许多不能使被挑剔者心服，这是为什么呢？这难道不是因为有许多人学问不深而性好挑
剔，评长论短而不中肯要的缘故吗？
    尽管有的人自以为知己知彼，很有把握，对于自己的学问觉得满不错，对于被批评
的人从来看不在眼里。但是，他可能还没有想以，自己毕竟不是无所不知的，而对方也
不会是老不进步的。因此，他在批评中稍一冒失就发生了错误。比如，宋代陆游的《老
学庵笔记》中，提到王安石对人的批评，常常因为轻视对方，出语冒失，就是明显的例
子。
    陆游写道：“荆公素轻沈文通，以为寡学，故赠之诗曰：翛然一榻枕书卧，直到日
斜骑马归。及作文通墓志，遂云：公虽不尝读书。或规之曰：渠乃状元，此语得无过乎？
乃改读书作视书。又尝见郑毅夫梦仙诗曰：授我碧简书，奇篆蟠丹砂；读之不可识，翻
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识字，不勘自承。毅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诗语也。”可
见王安石自己并不熟识李太白的诗句，轻率地批评别人，就不免闹笑话。他看不起别人，
竟至随便给别人乱作盖棺定论，真真岂有此理！
    王安石是宋代革新派的大政治家。他有许多革新的思想，但是缺少实际知识和办事
的经验。宋代张耒的《明道杂志》说：“王荆公为相，大讲天下水利。时至有愿干太湖，
云可得良田数万顷。人皆笑之。荆公因与客话及之，时刘贡父学士在坐，遽对曰：此易
为也。荆公曰：何也？贡父曰：但旁别开一太湖纳水则成矣。公大笑。”在王安石当政
时期，类似这样的笑话还有不少。这些无非证明，王安石有许多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特
别是他很不虚心，这一点可以说是他的大毛病。
    我们从古人的经验中，必须懂得一个道理，这就是：对一切事物，要多学习，少批
评，保持虚心的态度。当然，这里所谓多和少，只是从相对意义上说，不应该把它绝对
化起来。但是，对于我们说来，任何时候都应该更多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且虚心地
向群众学习，在实践中学习。至于对错误的以反动的东西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那已经
超出我们所说的问题的范围，又当别论了。
    但是，我们如果遇到不懂的事情，总要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无知；发现自己有错误，
就不要怕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明代陈继儒的《见闻录》说过一个故事：“徐文贞督学
浙中，有秀才结题内用颜苦孔之卓语，徐公批云：杜撰。后散卷时，秀才前对曰：此句
出扬子云法言上。公即于堂上应声云：本道不幸科第早，未曾读得书。遂揖秀才云：承
教了。众情大服。”果然，打开《扬子法言》的第一篇，即《学行篇》，读到末了，就
有“颜苦孔之卓也”的一句。这位督学当场认错，并没有丢了自己的面子，反而使众情
大服，这不是后人很好的榜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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