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一光
十九
小时候我和表哥焦建国是一对冤家。我们俩老是闹矛盾。他总是对我吼道，小兔崽子，滚回你自己家去！我说，凭什么让我滚？要滚你先滚。他就上来用脚猛踢我。如果我反抗，他会把我挟在他那两条细细的胳膊下，捏住我的鼻子和嘴，让我无法呼吸。这是我知道的最厉害的惩罚之一了。我是说，对一种靠着呼吸来维持生存的生命，你不可能再找到被人捏住鼻子和嘴不让你呼吸更难受和恐怖的事情了。我被掐得喘不过气来，脸色发紫，拼命挣扎。可是他的力气比我大。他死死地捏着我的鼻子和嘴，就是不松手。我觉得我快完了，我就要死了。我翻着白眼，倒在地上。他格格大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说，怎么样，你们家里人多，空气少，匀不过来，你跑到我们家来，也占不到什么便宜吧？
我知道小姨会护着我，但我从来没有向小姨告过状。我知道小姨不会相信她这个儿子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他在她面前一向表现乖巧，像歌里唱的那种真正的花朵，只要她在，他总是瞪着一双天真烂漫的大眼睛，脸上布满了甜甜的笑容，把手洗得很干净，把鼻孔下擦得很干净，安安静静地坐着或者走来走去，一点响声也不出。他用一种谦恭的眼神看着她，好像他不是她的儿子，她也不是他的母亲，他是一条叭儿狗，而她是他的主子。
我在童年时代一直想揭穿焦建国的阴谋。那是我的一个梦想。我开始以为是我比他小好几岁，而且力量不够强大，我的复仇之刃无法洞穿他的阴谋，这才导致了他长期以来幽灵一般无所附依，让我捕捉不住的局面。后来我知道了那不是原因，而是因为他的经历比我曲折，他是靠着这种曲折的经历才成为一个恶棍的。我本来还有一个办法，是让我的两个哥哥把他狠狠揍一顿，揍得他口吐白沫向我求饶为止。这个很容易，我是能办到的，谁叫我们家骡马成群呢？但是我没有那么做，因为我不想靠着人多势众来保住自己的尊严，我要亲手把他干掉。
还因为他为此流过泪。
六十年代后期，小姨已经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里了，这样，我就可以经常去小姨那里了。
那段时间学校里搞运动，不上课，我有时候白天去大街上看忙忙碌碌革命着的人们，晚上就去小姨家。有一天我去小姨家的时候，小姨正在收拾东西，我一进门她就对我说，早点洗了脸脚睡觉，明天我们去山东。我说，我们去山东干嘛？小姨说，你别问，去了就知道了。
第二天我们就乘火车去了山东。
到了山东我才知道，我们是去看焦柳的。
省商业厅厅长焦柳在革命运动中被揪了出来，经过一段时间运动后，被发配到山东的一个临海农场里劳动改造。农场是半军事化集体生活，日子很清苦，也很劳累，这让焦柳很不习惯。焦柳想不通为什么自己革命了一辈子会落到如此下场，会成为革命的敌人，他就给小姨写信，希望小姨能去看他。在那之前，焦柳已经和小姨失去过好几年联系了，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打听到小姨新的地址的。他曾反感小姨老是为孩子的事去找他，并毫不客气地把小姨赶走，现在他好像完全忘了这件事。他在写给小姨的信上说，我们是多年的战友，我们还做过夫妻，别人不理解我，难道你还不理解我吗？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焦柳。他眼圈发黑，眼袋松弛，不修边幅，身上脏兮兮的，有一股浓烈的汗臭和狐臭味，因为有些发胖，喘气有点困难。他一见到我们就急不可耐地朝小姨手上的旅行包看，直到小姨把旅行包打开，一样样拿出带来的罐头、白糖、猪油、香烟和衣物，他才从紧张的状态中缓解过来，长舒了一口气，好像小姨这样做才没有辜负他的预期，他才放心了似的。老实说，他这个样子令我十分失望，他和我印象中的那个强有力的焦柳完全不是一个人。在我看来，英雄不该是这种样子的。
那以后，焦柳就开始给小姨讲他的事。他也不问小姨那么大老远地来，还提了那么老大一堆东西，累不累，也不问我是淮，也不给我们找地方坐下来，给我们倒一口水喝，让我们喘一喘气，只管一个人在那里喋喋不休。他说他想不通，自己为革命做过那么多的贡献，怎么会成了革命的对象；他说他不明白当年那些同事和部下，怎么一个个都一抹脸成了白眼狼，争先恐后地揭发他，把他往死里踹；他说他更不明白他的妻子，当年她那么坚决地要跟他，要死要活，把他当成一个神，佩服得要命，现在他倒霉了，她就不管他了，还提出要和他分手，简直像个变色龙；他说他现在身体不好，很不好，非常非常不好，老是犯失眠，夜里睡不着，睡着了就做恶梦，肾脏也有问题，有时候两分钟滴上两滴，有时候尿不出尿来，很痛苦；他说他想去找谁谁谁，他是他的老首长，当年很欣赏他，他还在台上，说话还管用，他了解他的情况，应该出来保他……
焦柳从中午一直讲到傍晚，这中间他起身去水缸边舀水来喝。我渴坏了，像一只走进了沙漠的羚羊，也去水缸边舀水。他这才像刚看到我似的，警觉地把水瓢横在嘴边，问小姨，这孩子是谁？是你的？然后他不等小姨回答，把水瓢放下，抹一把嘴角，又接着讲他自己的事。
在焦柳喋喋不休地讲着那些事情的时候，小姨一直坐在门上安静地听着，她只是从旅行包里拿出毛巾来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然后用毛巾扇着风。
后来小姨打断焦柳。小姨问，建国呢？建国在哪？
焦柳开始没明白小姨问的是谁，他也许只顾了说自己的事，把其他的事都忘记了。后来焦柳明白过来小姨问的是什么，他对小姨打断他的话有些不愉快，说，一早上就疯出去了，大概是去滩涂上摸小虾去了吧。
小姨看出了焦柳的不高兴，但她并不想依着他的高兴，说，这么么老半天了，怎么也没见他回来？
焦柳说，天黑了他自己会回来的，他总是天黑了才回来。
小姨说，他个子长得很高了吧？他的哮喘好了没有？他学习怎么样？
焦柳有些茫然，不明白地看着小姨，说，他的个子？他的个子，好像还行，到我胸口那么高了吧。这狗东西，只知道傻吃，疯长个子，鬼精，跑得比兔子还快，现在要揍他，你得追出二里地去，你还不一定能捞上他。他的哮喘病？好像还行，大概有一阵没犯了吧？他的学习吗？我从来没见他看过书，做过作业，他只知道一天到晚在外面疯，到处给我惹是生非，把我气死了。
小姨说，你就不管管他？
焦柳委屈地说，我自己都没有人管呢，我能管谁？他的情况比我强，他不用整天劳动，也不用整天写检查，快活得像神仙。他哪里像我，你不知道，我们现在管得太严了，我们每天早上和夜里都要集中交待情况，我们……
小姨说，天晚了，我们赶了几天路，饿了，你给做饭吧，我去找建国。
焦柳马上说，你们没带干粮呀？你们带干粮最好吃干粮，我这里是吃定量，一个月就二十六斤粮食，建国只十八斤，我们两个大男人，没有富裕的。
小姨说，带来的东西不是都给你了吗？我们再去哪儿弄干粮？
焦柳就有些不情愿，说，带来的那些东西得留着，现在供应紧张，东西很难弄，不能糟蹋了。
小姨说，那怎么办？我们这么大老远地来，你总不能让我们饿着吧？
焦柳想了想，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只好说，要不这样，今晚咱们就简单一点，咱们就熬点包米糊糊吃，等明天，我再给你们做大米。
小姨也不在乎吃大米，她这么老远地带着我赶来，也不是为吃大米来的，焦柳收拾锅做饭，小姨就去找建国。
小姨去找表哥建国的时候，我跟着一块去了。我不想一个人留在焦柳身边，我觉得他有可能把我宰了和包米糊糊一块煮了吃，我决定一步也不和小姨分开，决不冒那个险。
我们去了大海边的滩涂上。
大海灰蒙蒙的，遥远到看不见的地方，漂亮得要命。有腥味很浓的海风吹来，吹得海水一片片地往沙滩上扑。几只沙蟹在沙滩上快速地爬动着，一听见脚步声，立即钻进洞穴里去了。一群群海鸥在低空盘旋着，有时它们飞到海面上去了，它们的身影从那个地方消失掉，好半天不再出现，让人怀疑它们是不是变成了鱼，钻进海底下去了。
小姨站在那里，眯着眼，一动不动地朝大海看。她是看那些在大海上飞翔着的白翅黑翎军舰鸟。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看那些鸟儿，但我知道她看鸟儿的时候我不该打扰她，我就蹲在一旁挖沙蟹。
我们在那里没有找到焦建国，他不在那里。
从滩涂上回来，我们又去村子里找了一圈，还是没有找到焦建国。
我不住地问小姨，你不会不认识他了吧？你要不认识他怎么办？
小姨先是不理我，拽着我的手快步往前走。后来她笑着拿手指戳了我的额头一下，说，碎嘴子，我自己的儿子，我能不认识？用你操个什么心？
我说，那，建国哥不会不认我们吧？
小姨说，他怎么会不认我们呢？
我说，要不他怎么老躲着我们？
小姨说，傻孩子，我们又没告诉他，他是不知道我们来，他和你一样，也是个乖孩子，他要知道我们来了，不知会高兴成什么样呢。
月亮上来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找到建国。月亮在云层中钻来钻去，很快爬上天空的高处，把大地映照得如同白昼一般。这反而让我们犯疑。我们不知道在夜晚到来之前没有找到建国，现在黑夜来了，虽然这个黑夜如同白天一样，但它毕竟是黑夜，是我们不熟悉的黑夜，我们又去哪里找建国？我们只好回去了。
我们刚一到家门，焦建国就像一只鬼鬼祟祟的狗獾，蹑手蹑脚地跟我们进了屋。
焦建国一身脏乱，衣服上的扣子几乎全掉光了，脸上黑一块白一块，大概是锅灰和盐渍，他也不擦，手里拎着一根棍子，不声不响地站在我们身后。
焦建国盯着我们，大声说，你们是谁？到我家来干什么？
我没提防，吓了一跳，下意识地躲到小姨身后。小姨倒没吓着。小姨听到声音，迅速地转过身去，盯着焦建国。小姨很激动，脸色都变了。小姨向前跨了两步，朝焦建国伸出手去。
小姨喊道，建国！
焦建国目光警觉地朝后一退，把手中的棍子横在他和小姨之间，说，别动！再动我劈了你！
焦柳听见响动，头上戴了一方脏毛巾，从麦秸草搭的偏房里钻出来，吼道，你跑哪去野了一整天？你还知道回来呀？你怎么不死在外面？！
焦建国一点也不在乎焦柳吼他，他仍然盯着小姨和我，手里紧捏着棍子，冲焦柳歪了歪嘴，问，这两个人是谁？他们到咱们家来干什么？我跟着他们俩好长时间了。我瞧他们鬼鬼祟祟的样子，准不是好人。
焦柳吼，什么不是好人，他们是你妈，还有……
焦柳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小姨，眼里露出迷惑，不知道该怎样向他儿子介绍我。他到这时才发现，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我究竟是谁。
焦建国愣了一下。当焦柳冲着他吼他们是你妈的时候，他好像遭到了袭击，而且是突然袭击。他有些不信任地看了看焦柳，又回过头来看着小姨。
小姨的目光一直在焦建国脸上。从焦建国出现之后她的目光就一直在他的脸上，再也没有移开过。当焦柳吼他们是你妈的时候，她的身子晃动了一下，也像遭到了袭击。她站在那里有些力气用尽了的样子，有些站不住的样子。
小姨的声音有些发抖，她说，是的，建国，我是你妈妈。
焦建国的眼睛倏地亮了一下，迅速而羞涩地笑了笑。他笑了笑，耸了耸肩，好像替自己解围似的，老练地说，弄错了，我还以为是上咱们家混饭吃来的呢。
焦建国说完那话以后又笑了笑。他咧开嘴笑。他的牙很稀，像发育不全的小老鼠的牙。他笑过之后又耸了耸肩膀，把手中的棍子移开，突然地，目光垂落下去，身体随之颤抖了一下。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走，住下了。小姨借住在一个老乡家，我和焦柳焦建国父子俩住他们家睡一个炕。
小姨去老乡家之前，焦建国一直粘在小姨身旁。他和一开始进门时的样子大相径庭，就像小姨对我说的那样，乖得要命。他像一只听话的小羊羔，坐在小姨身边，手放在膝头上，一点也不乱动，小姨要搂他他就让小姨搂，小姨要给他洗脸洗澡他就让小姨洗，百依百顺，一句反对的话都不说。等小姨去老乡家借宿时，他就送小姨过去。他低着头，轻声细语地说，妈，外面天黑我送你。小姨一听那话，眼睛立刻红了，差点没落下泪珠子来。
那天晚上我和焦柳焦建国睡一个炕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那父子俩老是欺侮我，差不多一整夜没让我睡成。焦柳一个劲地审问我小姨身上带没带钱和粮票，带了多少；问我小姨现在一月拿多少工资，有没有积蓄。焦建国则不断地往炕边挤我，拿一双臭脚踹我，在被窝里掐我的大腿；他还让我去倒小便桶，弄得我十分紧张。
我最先见到黑黝黝的焦建国时很喜欢他因为他经历丰富，会捉小鱼小蟹，敢一大早就跑出家去，一整天都不归家，同时他是我的表哥。我甚至觉得他人长得精精瘦瘦的，身上又脏又臭，活脱脱一个无羁无绊的野孩子，那也让我羡慕。但是焦建国对我很防范，他一直把手揣在口袋里，用那种阶级斗争的眼光看着我。他在吃饭的时候监视我，不准我添第二碗糊糊，我准备添第二碗糊糊的时候，他就发出只有我们俩才能听见的一种类似眼镜蛇叫的嘶嘶声，吓得我不敢再添了。在小姨给他洗脸洗澡的时候，他拿眼睛横我，不许我靠近，不许我介入小姨和他的亲情。吃过晚饭后，他当着小姨的面，很大方地给了我两颗不知从哪儿摘来的核桃，让小姨非常高兴。小姨还亲昵地拍了拍他的脸蛋。我费老大的劲敲开一颗核桃，把核桃仁塞进嘴里，等我嚼了几下之后，才发觉那是一只霉了仁的核桃。我看焦建国，他也看着我，一脸无辜的样子，害得我手里捏着第二颗核桃，既舍不得丢掉，也不敢再敲开了。
夜里焦柳开始打鼾的时候，焦建国壁虎似无声地爬了起来，拎着我的脖子，堵上我的嘴，把我从被窝里拽了出来，拉到外面的瓜棚里。
我有点害怕，不明白出了什么事，等到了瓜棚，焦建国松了手，我就一边套着裤子一边哆嗦着问，干什么呀，人家都睡了。
焦建国说，我要审问审问你。
我问，你要审问我什么？
焦建国说，你慌什么？我还没有准备好，等我准备好了再审。
焦建国把我松开，从瓜棚的架子床下拖出一盏油灯，划燃火柴，熟练地把灯点上，挂在瓜棚的天头下，再变戏法似地变出他的那根棍子，操在手中，等这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以后，他就过来，重新把我勒回到他的胳膊弯里，把我拖到床边上，他坐下来，让我弯着腰，他手里的棍子在床沿边啪啪地拍打着，开始了他的审问。
焦建国说，小子，你给我听好了，我现在是在审问你，我是真正的审问，和电影里演的一模一样，不是假的，你对我的审问，要老老实实地坦白，不许反抗，不许撒谎，你要不老实，我就剥掉你的皮，敲碎你的骨头，把你喂了狼，你听明白了没有？
我说，我听明白了。
焦建国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说，那好，我先问你，你是不是我妈妈的新儿子？
我被他勒疼了。我还有点瞌睡。我挣脱着他，说，我不是小姨的儿子，我是她的侄儿。
焦建国说，胡说！你骗谁？你以为你能逃过我的眼睛？告诉你，我的眼睛不是一般的眼睛，我的眼睛能看穿你的身体，也能看出你是不是在说真话。
我说，我没有骗你，我说的都是真话，你才骗人，你根本没有那种本事，你要有那种本事，那你看我是谁的儿子？
焦建国真的盯着我很认真地看，看了一会儿，我以为他完全看出来了，他却换了一种方式，用狡猾的口气问，你先说说看，你是谁的儿子？我看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我说，我是我爸爸妈妈的儿子。
焦建国一点都不傻，他说，你爸爸妈妈是谁？
我说，反正不是小姨。
焦建国盯了我一会儿，松开手，哼了一声，说，谅你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做我妈妈的儿子，你要搞明白，那是找死！
我揉着被勒疼了的脖颈，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我还有一种很委屈的感觉。
焦建国一点也不管我是怎么想的，拿他的棍子在我的手背上敲了敲，说，你给我听清楚了，别打我妈妈的主意，别想着做她的儿子，否则我揍扁了你！
第二天一早起床，小姨从老乡家过来，焦柳去大队部集中汇报去了，小姨就把乱糟糟的屋子从里到外打扫了一下，把焦柳的脏衣服全翻出来，被里拆下来，拿到井台边洗了，然后在院子里扯了两根绳子，把洗过的衣服和被子晾起来。
焦柳从大队部早集中回来，一进门，看见屋里变了样，急了眼地问，你干什么？你翻我的屋子干什么？你没翻出我的什么东西吧？
焦柳说着就冲到粮食柜子前，打开柜子往里看。
小姨先没明白，说，我翻你什么东西？我什么也没翻，都脏成什么样了，我是替你打扫打扫。
焦柳检查过粮食柜，发现没什么变化，这才松了一口气，关上柜门，找出一把锁来把柜子锁上，把钥匙拴在裤腰带上，说，算了，弄吃的吧，吃过我还要赶着上工呢。
小姨悟过来了，也没生气，对焦柳说，我们不吃了，家里还有事，我们回去了，早点上路，也许能赶上今天的车。
焦柳马上说，也好，你们也没带粗食，我这儿粮又不够，留下你们也是遭罪，就不留你们了，下次来，记着多带点粮。那你们就走吧，不过有一件事我得和你商量一下，你走得把焦建国带走，他在这儿给我添麻烦，我实在是带不了他了。
小姨说，这个不用你说，我来就是带他走的，我不会让他在海边泡着，做一个光腚野人。
焦柳放心了，说，本来我还想给你看看我最近写的学习材料，我最近有一些新的认识，我打算认真琢磨一下，再向组织上汇报。
小姨说，材料就没有必要看了，倒是你昨天说了那么多话，我都听了，我也给你说一句。
焦柳说，那好，那好，你说，我听着。
小姨说，天塌下来了吗？
焦柳一时没明白过来，抬头看了看天，疑惑地说，天不在，没塌呀？
小姨说，天没塌，你把自己弄成这副没精没神的样子干嘛？你看看你的样子，头发不梳，胡子不剃，衣服脏成什么样，扣子都掉完了，也不缝一缝，锅不刷，碗不洗，屋里乱得老鼠都不愿待，像个牢房。你又不是没遇到过难处，你过去遇到难处都是怎么过来的？你那股子顽强劲头呢？你那副坚定信心呢？怎么全都不在了？小姨盯着焦柳，说，肩膀上是人头，肩膀下是人心，肩膀能扛住这两样，还有什么事扛不起来？
小姨说完这番话，也没打算和焦柳讨论下去，拎上空包，带着我们哥俩走了，临走时，她把身上所有的钱和粗票都清出来，留下路上用的，其余的全留给了焦柳。
焦柳很高兴，他把钱和粮票接过去数了数，从裤腰带上取下钥匙，打开粮柜，从粮柜里拿出一件旧军装来，把钱和粮票用纸包起来，放进军装的上衣口袋里，扣上扣子，把军装放回粮柜里，重新锁好柜子，再把钥匙仔细地拴在裤腰上，然后，他主动提出送我们走。
小姨说，你别送了，你还得出工，我知道路，我们自己走。
焦柳不依，一副刚接受过批评，坚定信心和顽强劲头都找回来了的样子，大声说，那怎么行呢？没去接你们，送总是要送一下的吧？走吧走吧，别罗嗦了。
焦柳这么说着，自己空着手在前面走，小姨拎着包袱，领着焦建国和我在后面跟着。
出了门，走到村前大路上，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迎面走来。
焦柳马上站住了，恭恭敬敬地说，刘队长，我送人，马上就回去上工。
那个干部模样的人看了看小姨，也站下了。
焦柳见干部看小姨，马上说，刘队长，这位同志姓梅，她是革命群众，在外地工作，毂去我们是同事，她路过这里，专门来帮助我进步的。
小姨知道那个干部在看她，她没停脚，目不旁视，带着我们继续往前走。
走出老远，我回过头来看，焦柳还站在那里给那个刘队长说话，一副讨好的样子。刘队长对焦柳说着什么并不感兴趣，一直看着我们的背影。
我们很快就走远了。焦柳再没有跟上来。
焦建国对离开这个地方很高兴。焦建国快活得要命，一路上都在和人打招呼，说，我要走了，离开那个反动的爹，操他妈他真不是个玩艺儿。我妈妈来接我了，我去我妈妈那儿，一辈子也不回来了。我妈妈是革命家，她不是一般的革命家，是领导，谁要是当了反革命，她可以随便揍谁，操他妈这一回我可算是解放了，我可算是捞上了，我非揍个痛快不可。
焦建国对人说这些话很耽误时间，好几次他都落在我们后面，我不想让他一个人落在后面，就慢下脚步来，在后面等他。焦建国气喘吁吁地赶上来，抹一把汗对我说，咱们非得走这么急吗？咱们不能慢点走吗？我还有几件事没办呢。
我说，你还有什么事？你还要去海边捉小鱼吗？
焦建国说，去他妈的小鱼吧，我这辈子算是逃离苦海了，我这辈子再也不捉小鱼了，我要再捉小鱼我不跟没解放差不多？他撩起衣袖擦拭了一下鼻涕，说，我是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我告诉你了，你他妈不准当叛徒。
我说，我从来不当叛徒，我最恨叛徒。
焦建国说，那我就告诉你。我主要有两件事，一件事是我在水渠边藏了不少地瓜，我得去把那些地瓜带上，我不想让别人得了我的好处；第二件事是我得去把小遛子揍一顿，这小子是我的死对头，专门和我过不去，上次抽得我直冒牙血，脸肿了三天没消下去，只有他我一个人没法对付。你帮我，咱们俩给他来个突然袭击，用棍子猛揍，打他个措手不及，打完咱们就跑，没等他反应过来，咱们就上火车了。
我想了想说，我没打道架。我觉得地瓜很好，我和你拿地瓜去，打架这事你得去和小姨说，你和小姨说了我就帮你。
焦建国说，你怎么就不明白，我不能去说，我妈她刚把我找到，她现在还隔我，我一说，她就对我的印象坏了，我就做不成她线上的人了。
我说，什么是线上？
焦建国说，线上你都不懂？你还是大城市来的人，线上就是一伙的。
明白了。我说，但是你不说，我也不能说，倒不是线上的问题，关键是我怎么对小姨说？
焦建国启发说，你就说，你肚子疼，得去拉泡屎，我就说我去陪你，这样我们就去了，拉泡屎的工夫，我们就把事情给办了。
我说，不行，这样说是骗人，我从来没有骗过小姨。
焦建国说，你就骗一次有什么了不起，她又不是你妈，你搞得那么严重。
我说，不行，我不干。
焦建国生气了，说，你他妈的原来是这种人哪，我怎么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呢？
焦建国说完，气呼呼地抬腿踢了我一下。他本来述想进一步地揍我，但他四下找了找，没找到顺手的家伙。他问我，我的棍子呢？我的棍子到哪儿去了？
我说，我怎么知道，你又没有交给我。
焦建国就后悔，说走得太急，把最重要的事情给忘记了，然后他就不再理我，一路上都不和我说话。
小姨没有听到我们在后面说的那些话。小姨一直走在前面。她急匆匆地走着，目不斜视，既没有去看她熟悉的北方的那些笔挺的钻天杨，也没有去看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田，和高声鸣叫着从麦浪尖上掠过的红彖鹛鸟。我和焦建国在她的身后紧跟着，我不知道她是已经忘记了在她生命中留下过深刻痕迹的北方，还是想尽快带着我们两个孩子离开这里，我跟在她身后，一路小跑着，一会儿就出汗了。
二十
小姨被逮捕之后，杨支书给焦柳同志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梅琴同志的情况。
杨支书在信中说，说实话，我单位广大革命群众一致认为，叶灵风的检举揭发材料不实，是诬陷，组织上对梅琴同志的处理缺乏慎重态度，应该予以甄别纠正。
杨支书没有多少文化，字写得不好，像鸡爪扒，而且他在写信的时候，还像以往那样，把墨水弄得一手一脸全都是。但有关梅琴同志的情况，特别是梅琴同志在县文化局里近几年工作的情况，杨支书认为他是很清楚的，他能够以自己的党性原则做担保，并且在给焦柳同志的信中已经写进了那样的担保了。杨支书写完那封信，把信装好，心里想，焦柳同志肯定会回信的。
果然，焦柳同志没过多久就回信了。
焦柳同志在信中说，杨广贵同志，来信收到了，你在信中提到的情况很重要，可见你是一个对党忠心耿耿，对同志具有负责精神的基层干部。但是，对党的忠心，对同志的负责精神，不但要体现在主动向党汇报情况，为同志积极说明问题这些方面，更要体现在不怀疑党，不轻易说是说非这一重要的方面。我们都是组织上培养起来的干部，我们要相信组织上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梅琴这个人一贯自以为是，遇事容易冲动，爱走极端，在脱离了党的帮助和教育的情况下，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这是令人痛心的，但也是可以想象的；退一万步说，即使梅琴有冤枉，对她的处理欠妥当，我们仍然要相信党，要坚守信仰，要接受党长期的、严肃的、各种方式的考验，做党忠诚的儿女。
焦柳同志在给杨支书的回信中还说到他现在工作很忙，他将要调到一个更重要的岗位上去担负领导工作，因为他和梅琴有过那么一段众人皆知的关系，不便出面为她说话，特别是私下里说情的话，云云。
杨支书看过信后很生气，骂了一句粗话，把信给撕了，丢进了滓纸篓。
杨支书虽然是一个基层干部，但他同时也是一位老革命，他的资历一点也不比焦柳同志低，要不是他文化程度低，再加上一些别的说不清楚的原因，说不定他现在的职务比焦柳还高，他也用不着听谁教育他了，他这样的资格，当然有理由撕掉那封狗屁云云的信，尤其是在那位老革命装腔作势对他摆谱的时候。
杨支书撕掉焦柳同志的信后并没有放弃，他又给另外两个正当红的老同志写了信，杨支书认为他不光有资格撕一位老革命的信，他还有资格给别的老革命写信。那两个老同志曾经和梅琴在一起共同战斗过，他们虽然有时候也摆摆谱，但是他们和梅琴没有那种众人皆知的关系，不会说那种长期的严肃的各种方式考验的鸟话。杨支书的犟劲头被焦柳同志刺激起来了，他再一次想到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这个道理，并且准备把这场斗争顽强地游行到底。
杨支书的判断很正确，那两个老同志接到他的信后，果然过问了这件事。他们先派了人来，到文化局做了一些调查工作，弄清楚了基本情况。他们弄清楚了基本情况以后就打电话到有关部门骂人，要有关部门重新调查，慎重处理。他们在电话里说了很多外人不易知道的事情，最后说，行了行了，我们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们都经历过，我们也知道你们很为难，你们再为难也为难不上天，说穿了，不就是个善后问题吗？你们把案子结了，人交给我们，别的事情不用你们操心，我们保证她离开你们市，你你就当她失踪了好了。
小姨被关押了十个月，其中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是在医院里度过的，然后她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小姨从监狱里出来后，很快来到了我们家生活的那个城市。
把小姨弄出监狱的那两个老同志，其中的一个姓王，是我们家生活的那座城市省里的领导，他把小姨弄出来后对小姨说，算了，你也别在那个鬼地方待了，再待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了，你干脆跟我走吧，去我那儿，你有个姐姐不是在那儿吗？你姐夫我很熟，我们在一张桌子上吃过饭，你去我那儿工作，看谁还敢把你怎么样。
小姨来到我们家生活的那座城市之后，被安排在文化局工作，职务是人事处长。小姨那个时候三十出头，但她参加革命时间早，是抗战干部，有资历，在文化局这种单位里，像她这么年轻又有资历的干部并不太多，她和省里的领导是血雨腥风的战友，上面看重她，下面尊重她，再加上她和我母亲终于生活在一座城市里了，我母亲能够照顾她，按照我们大家的想法，她的好日子总算是来到了。
小姨上班的第一天，局里开了一个隆重的欢迎会，局领导和机关科室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这个欢迎会。局党委书记在最后的总结发言时说，梅琴同志的到来为我们局的工作增添了一份希望，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对她表示欢迎！
欢迎会散会的时候，有一个面目清秀个子修长的青年人走进了文化局。他的名字叫鲁辉煌，是本市京剧院的一名武生演员。他来送一份请调报告。有人指给他看新来的人事处长。一分钟后，他走进人事处长办公室，坐到了小姨面前。
小姨最开始没有明白党委书记说她的到来为局里的工作增添了一份希望是什么意思，但是她很快就明白了。
几天之后，局里热情地请来省里的王领导，也就是小姨的老战友，请他来局里检查对小姨的安排情况。
省里的王领导一来就握住小姨的手，说，小梅呀，怎么样，他们安排得还可以吧？
省里领导来了也不能光是看看小姨，还得听听汇报。这方面，党委书记早就准备好了，并且是精心准备的，领导看望小姨的程序一结束，常委书记就把领导迎进会议室，请领导在沙发椅上坐了，削了水果，倒上热茶，一二三四五地汇报上来。
省里的王领导摆摆手，止住党委书记，说，你别给我来遛马那一套，我没那个时间，你就拣重要的说，我能办就办，不能办我拍屁股走路。
党委书记就说了两条，一条是驻地军队老是到局里下属各剧团里挖人，专挖骨干，挖得局里肉疼，军队规在地位高，供应有保障，挖谁谁都巴不得，局里不让挖又想不出好办法；二是局里一直想建一个地方戏的戏院，计划了好几年，材料也报上去了，上面也同意了，就是经费落实不了。
省里的王领导说，全国人民支援解放军，这是一条大道理，你要不明白这条大道理，你就没法搞好工作。这件事我帮不了你，准确地说，这件事谁也帮不了你。第二件事，盖戏院子的事，你说说需要多少钱。
党委书记连忙报了个数。
省里的王领导略一沉吟，说，我给建设厅说一下，过几天你们打个报告上来，报告直接打给建设厅蔡厅长，这事我给你们办了。
党委书记一个劲地感榭，说，谢谢领导了！谢谢领导了！
省里的王领导走的时候，又一次把小姨的手拉起来，说，小梅，好好干，到这个城市就像到自己家了，有什么困难给我打电话，直接上我办公室也行，我会常来看你的。
小姨看着省里的王领导乘坐的华沙牌小卧车冒着烟弛走了，她不明白地回过头来问党委书记，你说军队的事干嘛？军队在剧团里招人，剧团也在地方上招人，不都是一回事吗？
党委书记就说，你不明白，军队的可是说给省里领导听的，你要提供机会让领导对你的工作点拨一下，做一做帮助提高觉悟方面的指示，省里领导是军队干部出身，说军队的事最合适。再说，凡事都不会有全满，你要想办一件事，就得提出两件事来，让领导否定一个，另一个准能行。
小姨就恍然大悟。
文化局的人很快就知道了小姨的经历。他们知道小姨三十出头，年龄不大，但经历却十分丰富——她打过仗，蹲过伪满大狱，吃过共产党的冤牢饭；她从别的城市里调来，安排在他们这个充满激情的局里；她单身，但她曾经嫁过四个男人，后来都离了。这样的经历让人颇感兴趣。这是一个漂亮的女人，魅力十足的女人，她的过去充满了神秘感，这些神秘感再加上有过四个男人的经历，就足以使主人公成为故事中的人物了。文化局这样的单位从来就不缺少浪漫的故事，别的不说，只说下属十几个演出团体，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老艺人，有几个没有过浪漫的故事呢？那些新社会成长起来的年轻艺人，又有几个没有新的浪漫故事呢？但新来的人事处长不同，她是政工干部，是党里的人，她不能和艺人比，她的经历可以丰富，但应该单纯，可以曲折，但应该执著，她不该有入戏的权利，否则她把自己当成什么了？艺人吗？
文化局的人很快弄清了小姨经历中那四个男人的情况。他们知道那四个男人中，一个是敌伪官吏，两个是革命者，另一个是身陷囹圄的剧作家。这一清楚就使他们有话可说了。第一个男人成分不好，又是包办婚姻，这样的婚姻不接受是正常的。后两次婚姻呢？对方是老革命，是领导干部，论人生经历思想觉悟，哪一点比你差呢？最多也就是年龄偏大一点，相貌稍差一点，再就是文化程度问题，这些并不是原则问题，不值得提到离婚这个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上来处理。更令人同情的是那个剧作家，那是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是他们的同行，他会有什么不好？也让她有理由抛弃他？把他一个人丢在监狱里？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离开了第一个男人，又离开了第二个男人，接着离开了第三个男人，然后是第四个男人，她这样不断地离开过去离开过来，自由自在得一塌糊涂，简直是毫不节制，为所欲为，她要是没有问题，未必还是天下所有的男人都有了问题不成？人们这么一分析，有关新来的人事处长的形象就一目了然了。
接下来，人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件事。那位省里的王领导经常来局里看望人事长处。人们听说那位省里的王领导不光来看人事处长，他还经常给她打电话，他们在电话里充满感情地回忆当年的战斗友谊，一回忆就是一两个小时，回忆得两个人经常热泪盈眶。人们还听说省里的王领导不仅和人事处长共同回忆，他坯和她说一些私房话，比如说，省里的王领导告诉人事处长，他的家庭生活非常不幸福，他的夫人一点也不支持他的工作，他和她没有一点共同战斗的基础和语言，等等。其实这倒也没有什么，领导干部关心文艺界的情况在文艺界并不少见，文艺界的很多优秀人才都被领导干部们关心着，他们再多关心一个人事处长又有多大不了的呢？只有一次，人们当中的某一位没有沉住气，把原本属于他们自己私下里的认识弄到桌面上来了，这才使矛盾变得有些公开化和复杂化了。
那是一个地方剧团的团长，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干部，人很直率。那一次他找人事处长解决一件事，人事处长按照规定没有给他解决，他和人事处长大吵了一架。剧团团长拍着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是和某人的关系暖昧一点吗，后来还是局党委书记出来，把团长给骂了一顿。党委书记说，查某某，你不要在这里撒野，你说梅处长，你有什么资格？
小姨在那段日子里不止一次听到过别人背后的议论。她知道那不是已经或者正在进行的有关她的议论的全部，它们远比她听到的要多得多。她知道她没法去向人们解释，她也不想去解释。在经历了北方那座城市的那些遭遇之后，小姨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小姨，她已经不再企求人们对她的了解和理解了。
有一次，小姨到我们家来，吃过饭后，她和母亲在屋里说私房话。
母亲说，小妹，你还是躲老王远一点，免得人们说你的闲话。
小姨不明白地说，为什么？老王我们是战友，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把我从牢里救了出来，我不能连一点感激之情都没有，我那样做可就太不讲情义了。再说，我和老王之间，我们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干嘛要躲开他？
母亲说，你怎么就不懂，你这种经历，现在又是个独身女人，该要找多少闲话呀？
小姨说，什么闲话？
母亲叹了一口气，说，你呀，都折腾成这种样子了，还不学会保护自己，你是要怎么样才能明白呢？
小姨冷冷地笑了一下，说，我倒是很明白，我是太遭人说话了，好像我生下来，就该是人的一个话把子，任谁都可以拿我作谈资，我也知道他们说我什么，他们把我说成什么样，我不明白的是，我要怎样去做人们才能满意，才能放过我呢？也许人们会给我一些提议，他们会告诉我应该怎么做，要做成怎样才能让他们满意，让他们闭上他们的臭嘴，可是我偏偏不那样做，我就是能做也不做，我又不是活给别人的，我就不相信，有一天我走在大街上，他们会拿石头来砸我。
事实上，小姨并没有挨过任何人的砸，直到“文革”后期，她在我们那座城市里工作和生活着，基本上没有受到过身体上的暴力侵袭。小姨她就像是那种学名叫做沙冬青的蒙古黄花木，花儿金黄地开在我们那座城市里，没有盐碱的侵害，没有沙暴来掩埋，枝叶葱郁，迎风招展。她从大街上走过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对她抱以欣赏和尊敬的微笑，男人彬彬有礼地给她让路，女人惊讶万状地打量她柔韧的腰肢，孩子们扎撒着胳膊要她抱抱，惟独没有呼啸而来的石头。小姨她也许真的是蒙古黄花木，是那种如今惟一在荒漠沙区戈壁滩上残存着的常绿灌木，人们离着她太遥远，根本够不着她，人们再傻也不至于傻到跑进荒漠戈壁去，走近她，朝她丢石头，人们不会干这种傻事的。
倒是小姨，她在明白过来她不可能再获得人们的了解和理解之后，以强硬的态度对付着人们。她一点也不想给人们面子，或者说在经历过太多类似的事件后，再也不想给人们面子了。她不管人们在背后说她什么，都表示出邈视。她的嘴角常常露出那种被称之为冷笑和轻蔑的表情，那种表情不断地出现，就把一些可能转化的机会全都给葬送掉了。这还不算，小姨她还强烈地反击一切公开说她坏话的人。就在那次那个姓查的剧团团长对她拍桌子时，她并没有老实巴交地等着党委书记出来主持正义，替她申冤。剧团团长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是和某人的关系暖昧一点吗？小姨没等党委书记说话，就从她的办公桌后站了起来，当着党委书记的面，冷冷地对剧团团长说，这是第一次，我可以原谅你，下一次如果你再说这样的话，我就扇你的耳光。
小姨最终把矛盾弄到文化局的党委中去了。
文化局在小姨到来后，如遇甘霖，一下子就解决了久拖无望的地方戏戏院建筑资金问题。文化局欣喜万分，认为这件事小姨功不可没。他们很看重小姨这个宝贵的财富，他们要利用小姨这个宝贵的财富办更多的事。他们不断地提出要求，请小姨与省里的王领导联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那个问题。小姨很爽快，局里只要有要求，她都尽可能地去办。有时候王领导给办了，有时候王领导没给办，王领导没给办也不是为难小姨，而是那些事不太好办。小姨也是一个懂事的人，知道领导做得越大，问题遇到得越大，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做个官就能呼风唤雨，小姨也不勉强王领导，回到文化局，就给局里解释，话都直截了当说，有什么困难就说什么困难。局里也理解，也不失望，也不烦躁，也不责备小姨，过几天，再提出其他的问题，要小姨去找王领导。
有一次，小姨为局里几个剧团下乡演出时的交通工具问题我王领导，希望省里能给解决两台解放牌卡车。王领导给办了，从省里直接给批了两台，让文化局开了回去。
王领导办完这事，把小姨留了下来，私下里对小姨说，解放牌是劳模车，我这回可是下了狠心，连钢厂要十辆，我都扣了四辆，我给你们一下子批了两辆。不过小梅，我有一句话得给你说，有一个问题你得想一想，为什么你没来之前，你们文化局从来没有人找过我？为什么你来之后，每一次文化局有事，都是你来，别的领导不来？这个问题，你可要注意一下。
小姨怎么能不明白，小姨也不东躲西藏，说，还不是局里知道我和你的关系，局里才要我出面的嘛。
王领导说，是呀，这就是问题所在了，你们局，是因为知道我和你的关系，才让你出面做说客，知道你这个说客，我不是到了万不得已，不会驳你的面子，这就是个问题了。小梅呀，我也对你说个实话，我这个做领导的，也不光看你一个人的面子，我是共产党的领导，是全省人民的领导，谁找我办事，只要该办的，我都会办。当然，我不否认你来找我和你们局其他的领导来找我是有区别的，你们是市辖单位，文化局又不是我分工负责，我可以不管，我可以把问题转到市里去，我还可以叫别的同志去处理，你来了，那就不同了，我就不能推了。但你也得为我想一想，有很多事，并不是我愿意办就能办的，我也有难处。另外，你们局里老是这么怂恿你来找我，局里的同志就没有什么说法？
小姨想说什么，王领导伸手阻止住小姨，说，说法肯定是会有的，说法我并不怕，我相信你也不怕，我们枪林弹雨都过来了，我们死都死过几回了，只要是为了革命工作，我们能怕什么呢？关健的问题是，我不主张你们局个别领导把你当工具来使用，更不主张你做这样的工具，如果是为你自己的事，我就是再为难，也替你解决了，如果是工作上的事，局里自己能解决的，能通过正规渠道逐级解决的，最好不要你再出面。
小姨觉得王领导说的话很对，其突她也并不想老是来找王领导，只是局里的工作千头万绪，她是党组成员，是领导班子中的一个，她也想为局里的工作尽可能地多做一些事，王领导这么一说，她就点头，说，行，老王，我知道了，以后有什么事，我们局里尽可能自己解决，尽量少给你添麻烦。
小姨回到局里，就把王领导的事说给其他局领导听了。小姨是在局党委会上说这件事的。小姨说，我也觉得，我们老是找老王，显得我们老有依赖性，他做领导的，也有困难，我看，我们以后尽可能地少找老王。
局里的领导们听了小姨这话，面面相觑。大家沉默了一会儿，好像都有点意外，有点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似的。局党委七个人，除了小姨，都是男的，于是大家就闷头抽烟。
抽了一会儿烟，党委书记咳了两声，开口说，这个嘛，梅处长说的有道理，我们的确不能大事小事都去找省里的领导，比如像上次话剧团调人的事，还比如我们与化工厂之间的矛盾问题，这种事，无碍宏旨，我们自己能解决就自己解决，自己不能解决找主管部门，主管部门解决不了也没有多大关系，总之影响不到局里的生存大事。但是有些事情，我是说那种关系到局里生死存亡的大事情，恐怕我们也不能完全不找领导，我们完全不找领导，放弃领导的关心、教育和帮助，这也不对吧？
小姨说，现在又不是战争年代，能有什么生死存亡的大事情呢？
党委书记说，和平时期也不能说就没有生死存亡的大事情了，你像建地方戏戏院的事，戏院建起来了，剧团有了固定的演出场所，地方戏种剧种得到了发扬光大，这就是生；你像局里的级别，长期以来比文联矮半级，干什么都落在人家后面，听人差遣，受人制挟，这就是死。
小姨说，那以前呢？局里没找老王，工作不是也做得挺好的吗？
党组里一个姓孙的副书记这时开口说话了。孙副书记说，我觉得梅外长你还是要把这个担子担起来，你还是不能推卸这个责任，我们要是没有这个条件也就罢了，我们没有条件时叫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那就叫锦上添花，能锦上添花为什么不添呢？有这个条件为什么不利用呢？
小姨说，你说利用这话是什么意思？
孙副书记说，利用是一个中性词，一方面它有使用手段让人或者事物替自己服务的意思，另一方面它还有使人或者事物发挥效能的意思。
小姨不高兴了，看着孙副书记，说，你说这话，我就有些不明白了，就算你说利用这话有道理，我们利用也得讲理讲情，讲纪律讲原则，不该能利用就利用。而且为什么非得利用老王？非得我去利用？
孙副书记见小姨不解风情，是硬要钻进圈子里来似的，一时收手不住，笑眯眯地说，梅处长，你说你不明白，可是我们大家都是明白的，你和省里的领导，你们之间那什么，啊，那种关系，换了别人，谁又能利用上呢？你想一想，每次省里的领寻来局里，怎么就不握别人的手，要握你的手呢？他要是握我的手，要是握了我的手不放开，在我的手背上拍了又拍，那我就没有什么话说了，我就义不容辞，我就来利用他了。
党组成员们这一回笑得更厉害了。
小姨一下子站了起来，冷了脸，盯着孙副书记，一字一句地说，你听好了，你这话要是最后一次悦，我就原谅你，要是你再说，我就啐你！
在那段时间里，只有一件事情让小姨有了一点安慰。
小姨接到好几封信。信是同一个人写来的。写信的人义正辞严地谴责了人们小姨的议论，认为那是一种极不正常的庸俗现象，是人们的阴暗心理在作祟，希望小姨不要妥协，不要害怕，不要被这种无聊的事所纠缠住，挺起胸脯来，堂堂正正，做一个骄傲的人。那些信的落款是：京剧院演员团鲁辉煌。
小姨回想了一下，依稀想起她上任的第一天到她办公室里来送请调报告的那个京剧院英俊的武生。
小姨欣慰地想，毕竟还是有人能够理解我。
鲁辉煌的信源源不断地写给小姨，差不多每隔一天就会有一封信送到小姨办公桌上。鲁辉煌后来在信中不再批驳人们的阴暗心理，改为赞美小姨了。他在信中十分坦率地谈到了他对小姨的认识。他认为小姨之所以与人们格格不入，是因为小姨太美好了，她是泥泞中的一枝荷花，是天空中的一朵白云，是这个污秽的世界里一个纯净的奇迹，她这样的人，没法不受到身外世界的伤害。他对小姨的称呼也在不断地改变。他先称小姨为梅处长，再称小姨为梅琴同志，接下来他开始省略称谓，称小姨为梅琴，继尔称小姨为梅，最后他把梅这个称呼稍稍往后挪了一下，小姨就变成琴了。在称呼小姨为琴的同时，他向小姨表示了他“长久以来埋藏在心灵深处的火辣辣的爱慕之心”。
小姨觉得这太荒唐了，有点像演戏。在此之前他们只不过见了一面，充其量算是熟人。当然那以后他们就经常见面了。鲁辉煌是京剧院里的当家武生，跟过名师，下过苦功，自己又有悟性，戏唱得不错，他在院里唱红了两出戏后，就想调到国家京剧团去，他认为凭他的能力待在地方剧团太窝才了，他一直在活动调动的事，从小姨的前任活动到小姨。
鲁辉煌总是找机会到局里来见小姨，每一次来，他都会给小姨带一枝花来。他坐在小姨的办公室里，一点高傲的样子也没有，一坐老半天，一双大眼睛含情脉脉地看着小姨，发烧似地说着一些思恋的话。
小姨哭笑不得地对鲁辉煌说，我们认识不过几天，你根本就不了解我，我不明白你的感情是打哪儿钻出来的。
鲁辉煌说，真正的感情是一见钟情，而不是对对方有多少履历表上的了解。
小姨说，我三十多岁了，你才二十多岁，我们甚至可以说不是一代人，根本就没有这种可能。
鲁辉煌说，年龄不是爱情的障碍，燕妮比马克思大得多，他们同样组成了令人羡慕的家庭。
小姨说，我结过婚，我有过三个孩子，他们当中最大的如果活着，不会比你小多少。
鲁辉煌说，那只能说明你过去的经历是曲折的，你没有得到应有的爱，而我能给你爱。
小姨说，就算这样，我对你一点想法也没有，而且绝对不会有想法，这总该是障碍吧？
鲁辉煌胸有成竹地说，我会点燃你心中的爱情之火，让时间来考验我对你的忠诚吧。
小姨实在没有办法对付这种死缠烂打的求爱者，她本来对鲁辉煌是有一点好感的，在所有的攻击中，惟有他和别人不一样，表示着对她的同情和支持，但她现在却对他有点烦了，同时她不想让这个年轻人陷得太深，就说，小鲁同志，这样吧，你不是想调到北京去吗？北京我有一些战友，我想办法和北京方面联系一下，争取让你的想法成为现实。
鲁辉煌坚定地说，不，我过去想调走，是因为过去我不认识你，现在我认识你了，我哪儿也不去了，我就待在这里，待在你身边，我将为伟大的爱情献出我的一切！
鲁辉煌开始公开追求小姨。他不断地到局里来找小姨，并且不再以谈工作为理由。小姨很反感鲁辉煌的做法。她要他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游戏。
鲁辉煌追求小姨的事很快在局里传开了，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小姨为此很恼火，她对鲁辉煌说，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已经明确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你还要怎么样？！
备辉煌站在小姨面前。他就像他在舞台上扮演的穷困潦倒的书生，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他的英俊的面孔变得十分苍白。他的明亮的大眼睛里噙着泪水。他说，为什么？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我只不过是爱你，只不过是想得到你的爱，难道这也有错吗？
小姨真是疲惫极了。她有一种陷入一块巨大的海绵中的无可奈何的感觉。她恨恨地说，鲁辉煌同志，我要对你说多少遍你才会放弃这种愚蠢的念头呢？！
鲁辉煌清秀的脸上泛着光芒。他就像一个孩子，一个受了委屈的、固执的、不顾后果的孩子，大声地说，不！海可枯，石可烂，我爱你的心，永远不可变！
二十一
焦建国被小姨接回身边后，小姨希望他能够补回失去的学业，和别的孩子一样，成为一个合格的学生，为此她给他联系了最好的演校，给他买来新书包、新文具，让他读书。
小姨把焦建国拉到跟前，把他的手捧在自己手心里，说，建国，你这几年没妈管着，学习误了不少，现在你回妈的身边了，妈要让你好好学习，学好本事，将来建设我们的祖国。
焦建国非常聪明，读起书来一点也不吃劲，虽然他跟着焦柳时辍过一段时间的学，但他并不像别的学习跟不上的孩子一样，永远痛苦地跟在别人的后面拖。焦建国是那种很有灵气的孩子，他在学习上从来不用功，他不喜欢被别人强制着背公式、读课文、做习题，有时候兴趣来了，他会很入迷地学习功课，投入得让老师们也觉得感动，更多的时候他会对学习发烦，对学习毫无兴趣，连作业也懒得做。但他的成绩并不差，他总是会创造出一些奇迹，他的老师常常吃惊地发现，基础训练相当差的他，在考试的时候却能得到一般的学生望尘莫及的分数，这令老师们大惑不解。
小姨一直严格要求焦建国，但小姨工作忙，没有时间跟在他身后。每天焦建国放学回家后，小姨还在单位里上班，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回来，这段时间焦建国就会把它充分利用起来，玩得脚丫子朝天，等小姨快回来时，他会精确地掌握时间，回到家里，洗一把脸，把身上的衣服拍拍尘土，迅速地从书包里拿出作业，坐在桌前写作业，让推门进家的小姨大为满意。
几个月后，小姨把焦建国送到一所寄宿学校里了。小姨并不是因为识破了焦建国的阴谋才把他送进寄宿学校去的，而是因为自己的确太忙，没有时间照顾他的学习和生活。在她看来，这两样都很重要。而焦建国在回到小姨身边一段时间后，对小姨的严格管理教育也有点野马收疆的不习惯，他早就想脱离小姨的控制了，小姨一和他商量送他去寄宿学校的事，他就忙不迭地答应下来，说，妈，我早就想有个环境好好学习了，我还想不给你添麻烦，你工作这么忙，你都累瘦了，我再给你添麻烦，我实在不忍心，那我还算什么好儿子呢？
一番话，说得小姨差点没落下泪来。
焦建国后来得意地对我说，操，我妈她怎么就不明白，她居然出此下策，她完全想不到，这回我可是放虎归山了。
自从小姨来到我们住的这座城市后，我的父母就开始吵架了。
我的父母他们原来也吵架，但是他们原来吵架，大多是为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情吵，而且只要一吵，母亲从来不肯向父亲认输，不战斗到底，绝不罢休。可现在他们吵架大多不是为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情吵，而且只要一吵，总是母亲认输，好像一旦吵架的目的变了，父亲他就胜券在握了，而母亲则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父亲对母奈说，你把你那个妹妹管着一点，她和那个小白脸的事闹得全世界都知道了，闹得我们单位都知道了，丢人不丢人？
母亲说，你是说小鲁吧？怎么了？有什么可丢人的？
父亲说，我原来还不大明白，我还替你那小妹妹想不通，怎么别人都过得好好的，就她过不好，现在我可是明白了，她那么不踏实，别说过不好的话，就是再活一百次，也别想过好！
母亲说，你有话就直说，何必绕那个弯子。
父亲说，我再绕弯子，也不至于绕得没个谱，我也不至于要找个小上一大把年纪的小白脸！
母亲说，小又怎么了？小白脸又怎么了？年轻就不该活呀？脸白一点就不该活呀？
父亲说，那不是虚荣是什么？
母亲说，谁虚荣了？
父亲说，虚荣也行，虚荣就虚荣出个结果，要么叫那个小白脸滚远点，要么叫你那个妹妹嫁给他，别扯来扯去不明不白的，她不寒碜，我还替她寒碜呢！
母亲说，那是你的想法，你的想法不代表事实。我问过了，他们现在只是同事，没有那种关系。小鲁追梅琴，梅琴不愿意，情况就是这样。
父亲说，情况远远不是这样，还有一个老王。
母亲吵不赢父亲。最主要的是，母亲觉得父亲说的并不是没道理，事情真的有些严重，母亲就找小姨了解情况。
母亲和小姨谈这件事，小姨据实说来，说鲁辉煌已经闹得她不得安宁，她只恨不得找人把他锁起来才好，她又不能骂他，不能踢他，真锁当然也不行，她现在实在不知道把他怎么办；老王常来电话，有时间也来看她，话没说白，但意思也能听出来，是在往那方面引，她正在考虑怎么对这个老战友说呢。
母亲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你看看，怎么都给弄成这个样子了呢？
小姨是曾经沧海，说是那么说，并没有真当一回事，也许是一切都来了，泥沙俱下，不是她能够主宰的，她只能赌气，拿站立在那里不合作来作抗衡，母亲忧心忡忡成什么样，她也不急，从果盘里拿了一只黄金帅苹果，丢开母亲，去厨房里洗了，再一路啃回来，坐回到母亲身边。
母亲急着说，那你考虑好了没有，你到底跟谁？
小姨啃一口苹果，不明白地看母亲，说，什么跟谁？
母亲说，这两个人，小鲁和老王，你到底想要哪一个。
小姨说，我为什么要他们俩谁？我该要他们谁吗？
母亲说，你不要，他们放在那儿，他们都粘着你，大家都看着，你也不能不表态呀？
小姨明白过来了，把苹果皮吐在手心里，坚决地说，哪一个我也不要。
母亲说，那怎么行，小鲁为了你，人家可是什么事都做了，就只剩下给你跪下磕头了；老王这一头也是风雨欲采，只等着锣鼓开场了，分明要鱼死网破地搏一回。这两个人对你都动了心，你不能让人对你白动心，你总得要一个。
小姨看着母亲，说，姐，别人说这种话也罢了，你也说这种话，凭什么我得要一个？是我前世欠了还是今生该了？你只说他们对我动了心，你只说我不能让他们白动心，可你怎么不问问我，你怎么不问问我是怎么想的？
母亲就问，那你说说，你快说，你是怎么想的。
小姨慢慢地扬起了下颏。她的脸在游走于屋内的暗光中像一片澄澈的云母。她手里的那只残缺的苹果一点一点地往外渗着果血。她一字一句地说，我不会再要男人了。我已经对男人厌倦了。我这辈子再也不会让一个男人走近我。决不！
实际上，小姨并没有兑现她的诺言，在她说出决不这两个字之后不到半年，她就接受了鲁辉煌，让鲁辉煌走近了她。小姨在鲁辉煌打电话给她的时候，不再扣他的电话，在他去她的办公室找她的时候，在他星期天来到她家的时候，不再赶他出门，这相当于默认了她和他之间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关系，这和她对母亲说的那个决不是大相径庭的。
母亲并没有因此而揶揄小姨。连母亲都对鲁辉煌的一片痴情感动了。母亲对小姨说，摸良心说，我这个姐姐也做不到，我也早烦了，别说不相干的人了，到哪儿去找像小鲁这样忠心耿耿无怨无悔的男人？我是没见到过。
小姨拿眼睛去看母亲。母亲连忙说，我这可不是劝你啊？你不要觉得我是在劝你。你的事，我一句不劝，我从头到尾不劝，我只是替人家小鲁难过，他这么好的条件，又不是就你这么一条路，他也是自找的，何必呢？
促成小姨接受鲁辉煌的并不是母亲的话，而是人们的那些议论。
在小姨默认鲁辉煌走近她和母亲说出上面那番话之前，小姨在单位里和同事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糟，她的一颦一笑都会在单位里导致各种各样的说法，她几乎成了文化局里最遭非议的人物。
小姨的性格越变越古怪，她不再忍受人们对她的指指点点，不再宽容人们对她的说三道四，不管是谁，只要那些人的议论被她知道了，她必定会找上门去讨个说法，她甚至发展到不光是对人们的议论，就连人们的目光也不能忍受了。
小姨已经摆出一副完全不在乎的架式了。她才不管人们是怎么想的呢，她才不会按照人们想要看到的那样去做呢，她才不和什么人合作呢。小姨在文化局成了一个异类人物，成了一个独往独来的人，一个没有任何朋友、谁也不愿意来往的人。甚至就是党委开会的时候，小姨身边的座位也没有人坐，大家都远远地坐在一边，把她身边的位子空出来，而且在党委成员投票时，大家都下意识地不和小姨站在一起，好像和小姨站在一方，站得近了点，就会沾上一点什么说不清楚的事情似的。
小姨把内心的积郁说给老王听。她给他打电话，告诉他她的苦恼。小姨希望在当年的战友和恩人那里寻求到理解和安慰，同时还想听听他对这些事情的看法。
老王在电话里说，小梅呀，这件事，我早就想找你说一说了，可是这段时间我太忙，一直没抽出空来。
小姨说，老王，我想调一个地方。
老王说，你想往哪儿调？
小姨赌气说，往哪儿调都成，只要能躲开唾沫。
老王爽朗地说，不是唾沫的问题，唾沫要躲也躲不开，唾沫也没有什么可怕，失键是人在唾沫面前站得直不直，只要人站直了，心里无愧，你就是拿唾沫做成海又能怎么样呢？你拿唾沫做成海，我就在海里游泳，我还游出个花样出来给你看看，有什么了不起？
小姨被老王关于唾沫的话逗乐了。她想到人高马大的老王在唾沫的海里游泳的样子，差点没扑哧一声笑出来。小姨受到了鼓励，心里平静了一些，说，老王，你这样说，你还是理解我，我还担心你也不能理解呢。
老王说，小梅呀，咱们这么多年的老战友了，枪林弹雨都理解过来了，生生死死都理解过来了，一点唾沫还能理解不过来？我还告诉你，就算我不能理解，你也不要把它当成一回事，唾沫嘛，太阳一出来，一烤一烘，它连影子都见不着了，你怕什么呢？
小姨完全被乐观开朗的老王给鼓舞起来了，身心一阵轻松。小姨说，老王，你说得真好，到底是当大领导的，能启发人。
老王说，我能启发谁？我谁也启发不了。我呀，也就是认准了死理，十头健牛拉不回，是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人罢了。
小姨被老王一条道走到黑的话提醒了，犹豫了一下，说，老王，有一件事，我还正想和你说说呢。
老王说，说什么？
小姨说，老王，我们单位的人一直在背后议论我们俩的关系。
老王不明白地问，我们俩的什么关系？
小姨说，他们说，你把我从外地弄来，你老来看我，你是有自己的打算的。
老王奇怪地说，我是有自己的打算，我怎么能没有自己的打算呢？这有什么不对的吗？这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吗？
小姨说，老王，我一直想对你说的就是这个。你把我从监狱里弄出来，你帮我调到这个城市，帮我联系工作，经常关心我，帮助我，我非常感激，作为当年的老战友，我也非常地尊重你，但是，我们只是一种同志之间的关系，我不会，也不可能对你有别的什么想法，我也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被别人说什么。
老王说，什么想法？你说的是什么？小梅，你这么绕来绕去地绕圈子，把我都绕糊涂了。
小姨索性说白了，说，老王，这么说吧，我这一辈子，不会再考虑成家这种事了，我不会嫁给你，做你的妻子，我也不希望你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误会。
老王有一段时间在电话那一头没有说话，然后他就哈哈大笑起来。老王笑起来是很有感染力的，即使隔着看不见的黑皮线，小姨也能感到自己有什么地方给弄错了。
老王说，小梅呀，你真是，太逗了，你都把我弄得脸红了，幸好我没在你面前，我要在你面前，你还不把我当做红脸鸡公呀？小梅，别人那么说，别人是群众嘛，群众总是有觉悟不高的时候，咱们可以教育，可以引导，但也不能作出规定，不让人家那么想，那么说。可你是一个当领导的，你不是群众，你的觉悟应该比他们高，你怎么也会有这种想法？你怎么也会以为我想娶你？我把你从监狱里弄出来，我把你调到这个城市里来，我是想娶你做老婆？不错，我对你是有想法，我的想法是我们是战友，是经历过血雨腥风战火考验的革命战友，我们比一般的同志多一份共同的事业，多一份生死不换的友谊，那比什么样的说法不强？我老王也是见过场面的人了，我老王还是共产党里的人，我老王尤其是共产党里最忠诚的那种人，我老王什么样的道理不明白？难道说，我还能把共产党的纪律丢在一边，去做共产党不允许做的事情？不，我不会做，过去不会做，现在不会做，将来也不会做，我这一辈子，不会让党失望的。
小姨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她有些糊涂。她糊涂极了。她在那里想，不对，不是这样的，有什么事情被弄错了，一定有什么事情被弄错了。
党委书记和小姨的谈话是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的。
那天，小姨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处理手头的工作，她正在给手下的一名干部交待工作，党委书记背着一双手踱了进来。小姨开始没发现，后来发现了，停下手头的事，问：老陈，你找我有事？
党委书记摆手说，没事，没事，你忙你的。
小姨没在意，又回过头来向那个干部交待工作。等工作处理完后，那位干部出了小姨的办公室，小姨发现党委书记还没有走，站在墙边津津有味地看墙上的世界地图。小姨就把手中的事放下，说，陈书记，说吧，有什么事？
党委书记回过头来，冲小姨摆摆手，说，没什么事，真没什么事，我就是随便转一转。
小姨笑了笑，说，老陈，我到局里一年多了，你也不是没进过我的办公室，你进我的办公室总是有事情才来，你这是第一次随便转一转。
党委书记有些发窘，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说，是啊，是啊，平时也没时间，工作太多，哪里轮得上我这种苦命的人随便转呢？
小姨说，那你就节约时间，有什么话，快点说，说完不就了了一件事吗？
党委书记憋了半天，知道这种事，迟早也得说，就说，梅处长，有些话呢，我确实也不想说，我也知道话未必句句都是真的，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话能一听一个准呢？但是群众的反映太多了，多到我想要压都压不住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局里的工作，也为了当事人的名誉，我这个局里的一把手，就不得不说了。
小姨笑了笑，说，这种事终于得要你出面了？
常委书记不明白地看着小姨，说，你知道我要说什么？
小姨轻松地说，是的，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我觉得你没有必要说了。
党委书记更加不明白了，说，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怎么又知道没必要说了？
你要说的不就是我和京剧院鲁辉煌的关系问题吗？小姨平静地坐在办公桌后看着党委书记，记，我想我没说错吧？
党委书记叹了一口气，像是下了决心似的，走过来，在小姨面前的椅子上坐下来，说，梅琴同志，也不是我一定要揽这种事，我实在也不想揽这种事，我也知道你有你的难处，但不管怎么说，这事闹得满城风雨，影响你也知道，我作为局里的主要负责人，不能装做什么也不知道，既然知道了，我就不得不说了。
小姨说，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你可以不说了。现在满城风雨的，不就是我和鲁辉煌的关系是否正常吗？对吧？
党委书记说，是的，这是问题的关键。
小姨问：如果我们是恋爱关系呢？
党委书记有些发愣，说，你和鲁辉煌，你们一个未嫁，一个未娶，如果是恋爱关系，当然就没有什么了。
小姨平静地说，那好，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和鲁辉煌，我们就是恋爱关系，我们就是这样的关系，这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小姨在党委书记惊讶的目光中探身向办公桌，拿起话筒，拨通了电话。
小姨对着话筒说，请给我叫一下鲁辉煌。
片刻之后，那边的人接了电话。
小姨对着电话说，小鲁吧？我是梅琴，你不是要请我看电影吗？明天是星期天，咱们明天去怎么样？我在家里等你，你来接我好吗？
小姨把话筒放下的时候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她那种微笑是党委书记不熟悉的。党委书记坐在那里想，我是不是应该离开这里了？他还想，这个女人，她究竟想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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