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访谈节录（陈军）
曹溪整理
编者按：旅法华裔作家高行健荣获２０００年诺贝尔文学奖。以下是其好友陈军与其的一次长谈。
陈：我想通过这个采访试图勾划在我们这一、两代人中，我们将来会为后人留下来的精神遗产是什么？我指的是各个涵意上的，从理念、人生的经验、艺术的创作，甚至包括对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的一些看法和个人体验。因此，我基本上想問的是這樣一類的問題﹐即在你人生的成長過程當中﹐哪些事情給你留下了重要的痕跡﹐不管它表現為感情﹐或者是政治上的挫折﹐或者只是友誼中的背叛。這些東西作為你人生的轉折﹐其內涵到底是什麼﹖比如你現在回憶童年的話﹐ 你是怎樣渡過的﹖
高行健﹕我的童年是個很梦幻又很渴望的。1949年共產黨要想建立一個新中國﹐一切都要個新的社會﹐要埋葬舊的社會。可是我是從那個社會來的。1949年我十歲﹐我是40年生的﹐我曾經一度是相信我是長在紅旗下的﹐忘了我以前的那段童年經驗。現在想起來﹐ 那段經驗是非常重要的。
陳﹕你的家鄉在哪裡呢﹖
高﹕我出生的時候家裡正在逃難﹐正是抗戰時期。我生在贛南﹐我的父親當時在中國銀行工作﹐算是公職人員罷。現在回想起來﹐那真是一個幸福的童年﹐我幸虧有這麼一段生活。不是在那種大集體呀﹐祖國呀﹐紅旗下長大的。後來我一直忘掉了這一段。我們整個那一段的教育過程就是讓你忘掉它﹐一切都是從零開始﹐要埋葬那個舊社會﹐一個大家耳濡目染的舊社會的苦難。可是我卻沒有看見多少苦難。那跟我的生活環境有關。
陳﹕你從哪裡逃到哪裡的﹖
高﹕我在40年的逃難中出生的﹐那是飛機轟炸下的贛州。這段我在小說裡寫到過。贛州當時是蔣經國在那﹐算是個治理得模範的地方了。蔣經國當時算是國民黨內的清官﹐還算是治理的不錯。當時日本人到那裡就停住了。後來他們開始襲擊﹐我們又開始往前走了。我再小的記憶就是在泰河﹐也是在贛南。日本人到哪﹐我們銀行就先撤退。所以﹐逃難對我童年殘存的記憶來講是個很快活的事﹐能去很多地方﹐而且很有安全感﹐並沒有感覺戰爭的那種恐怖。唯一對戰爭的恐怖记忆就是飛機轟炸。然後就是抗戰勝利以後﹐我父親還留在銀行裡﹐後來就失業了。後來他當過記者﹐又到私人的銀行裡干過﹐輪船公司也干過。儘管我父親常常失業﹐但我們家生活還是滿優越的。我父母都出生于一個破落的家庭﹐對他們來說﹐這個生活已被新生活埋葬掉了。所以我還趕上了舊生活的尾巴﹐但是這個舊生活現在對我來說是美好的。
陳﹕你在十歲以前﹐如果有過教育的話﹐ 是個什麼樣的教育呢﹖
高﹕我們的家庭是非常溫暖的。我們家的這種家庭到了新社會以後就消失了﹐那種人的關係也消失了。那時候﹐一切都显得溫文爾雅。我父親來的朋友談吐文雅﹐西裝革履的﹔我母親受的也是教會式的教育。所以我們家算是個中產階級了。父﹑母親家以前也是個大家族﹐後來雖然敗落了﹐但是他們身上那種遺風尚在。他們和他們的朋友唱什么西方歌曲了﹐什麼彈鋼琴了﹐唱歌劇了。太太們留學回來以後拿著洋嗓子唱花腔﹐生活很好玩。我父母他們當時組織了一個同樂會。我最早登臺表演是在我五歲﹐我媽叫我排個節目﹐讓我跟她一起登臺。我母親當時是抗日劇團的演員﹐後來跟我父親結婚後﹐出于政治原因﹐我父親不讓她搞政治﹐因為太危險。當時的抗戰劇團﹐國民黨也不太喜歡。後來我母親回憶起來猜測﹐她們劇團的外圍有共產黨在做工作。她是基督教青年會的。
陳﹕我媽媽的第一任丈夫就是因為當時參加了抗戰的演出團並寫文章﹐後來在1956年時被抓起來﹐至八十年代初才被释放。
高﹕所以他們49年後就根本不怎麼談這些事﹐但是這個記憶對我來說是非常寶貴的﹐於是我有兩個社會的經驗。我有現代中国的﹐再有就是西方社會的不同体验。现在我是完完全全生活在西方社會裡頭。
陳﹕ 你那時都是讀的什麼書呢﹖
高﹕應該說主要是童話。我也沒上學﹐因為那時在逃難嘛﹐加上我身體又不很好﹐所以基本上是我母親教我識字的。那時我家裡有一大堆書﹐有很多童話﹑兒童讀物﹑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可以說是一種很西式的教育﹐家裡那時還彼此講英文﹐穿的是西裝﹐唱的是洋歌。
陳﹕共產黨進城的時候﹐你們家當時在哪﹖
高﹕忘了。五零年以後我們家到了南京﹐我有一個表伯父早年參加新四軍﹐解放後就到處找我們家。他的父親家也是個大家﹐是個大買辦資本家﹐就娶了好多小老婆。然後他媽就到我父親家過﹐他和我父親就像親兄弟一樣﹐然後他到了上海上大學﹐參加了地下黨﹐背叛家庭﹐並參加了新四軍。四九年後他就找我們到南京去﹐ 當時他在南京軍區已是比較高的幹部了﹐所以我們家就在南京安頓了下來。所以我們家在他的庇護下過得還挺好。我父親從來沒參加過什麼政黨﹐只是一直都在銀行﹐沒吃過什麼大苦﹐而且他們還很天真﹐天真得讓人吃驚。解放以後﹐要改造思想﹐不过他們不热心，虽然以後也總是努力要作勞動模範﹐可是老也入不了黨。後來才知道他們的擋案裡有一大堆的問題﹐都是让他們自己交代的，最後事情总是这样。。。 在我小時候家里總是有一個溫暖的﹑非政治化的家庭﹐有一種現代的風氣﹐一種溫文爾雅的﹑客氣的﹑又有教養的﹑敦厚的﹑有長者之風的环境。後來我覺得這種格調的東西都把它扔掉了。以前的那種人際關係與這種政治化的不停的運動﹑人與人不能信任﹑互相之間的揭發完全不一樣。後來我覺得我父母老實得非常可憐，他們怎麼就這麼的黏糊﹐這麼的天真。我妈要求改造自己﹐下農場﹐最後自己就淹死在農場裡。我父親遇上反右﹐其實他也沒什麼不滿。他还很積極﹐很老實﹐ 有一次還做過模範工作者﹔拿著個小本子﹐發發傳單。但每次政治運動一來就免不了有事情。在我上大學的時候﹐大家都是互相提防着﹐動不動就互相揭發。我當時是個生活在小說似的幻想天地裡﹐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根本格格不入﹐却要努力防備他人。現在我想來﹐實際上當時是在用一個面具把自己罩住﹐用它來保護這樣一個幻想的天地﹐因為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是這麼的緊張﹐這麼需要提防。
陳﹕你這段生活中最糟糕的經驗是什麼﹖
高﹕我以前一直沒有遇到过什么糟糕的經驗﹐但一到大學就開始了。
陳﹕你大學以前的書是在哪念的﹖
高﹕我大學以前的書是在南京念的﹐在一所教會學校。我在上初中的時候﹐有些課是用英文上。很像美國式的教育﹐非常開放﹐圖書館還隨便進﹐書也不是管得那麼嚴﹐解放以前的書都能查的到。所以我在中學裡的時候﹐已經把西方主要翻譯過來的作品都看了。从早期的古典，一直看到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等等。而雨果的書一本也沒找到﹐以後反而看的少了。一直到反右以前﹐這個學校一直都很好﹐沒有什麼共青團的活動。我的底子是在那打下的。我的中學生活完全像是生活在夢裡。加上我與同學的關係很好﹐那些同學都是來自于知識分子家庭﹐所謂的高級職員﹐都是南京政府時期留下來的。因為當時需要考試﹐擇優錄取﹐所以貧民子弟很少。
但一到大學﹐立刻就遇到了反右鬥爭﹐這才感覺到人與人之間的緊張﹑恐怖和乏味。但我始終是生活在夢想當中﹐所以就整天泡在圖書館。我當時就覺得反右事件真是教條的和討厭。還有大學時就開始學毛著。但那時學毛著還有點自由﹐如果你上面放本毛著﹐下面放一本別的書還沒有人來揭發你﹐還沒到那個氣氛﹐但逐漸逐漸就開始了。比如我談戀愛就被告到團支部和黨支部那儿﹐所以我大學就入不了團。不過我從來就沒想過還有共青團﹐我根本就不知道它存在﹐但是它已經存在了。
陳﹕你怎麼會想到學法文的﹖
高﹕我覺得我在上大學以前基本都是在夢裡頭﹐現在回憶呀﹐我小時候就更是在夢裡了。然而我遇到現實﹐哇﹐我才知道現實是這樣的﹗所以我就採取了一個防衛的態度。
我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寫日記和寫作。我在大學裡學法文也是極偶然的﹐是因為家裡和週圍的環境﹐覺得最崇高的是科學﹐最應該上的三所大學是清華﹑北大和交大。當年我們中學學校是用庚子赔款建的。凡是學生考上這三所大學的﹐名字都會刻在體育館裡的一圈大理石上。這個學校有一百年的歷史﹐所以歷屆學生的名字就刻了很多。理所當然地﹐我也想學理工﹐因為那是最有出息的。當時我的理想是，做物理學家或數理學家。我當時的數學很好﹐文科也很好，但我對政治完全沒有概念。在大學的昇學指南上﹐我想考戲劇學院作導演﹐但是報考條件是三十歲﹐且要在三個團體工作兩年以上才有資格﹐所以我就沒戲了。我從小就跟我媽演戲﹐門關起來﹐我媽和我﹑我弟一起演﹐只有我爸一個觀眾。我媽会編戲或編個小節目。戲劇學院的表演系﹐男孩子的報考條件是身高一米七﹐我身高一米六八﹐差兩公分﹐連報考資格都沒有。那我想就當作家罷﹐但是大學的中文系是培養師資﹑編輯和記者的﹐沒有一來就當作家的。你看我當時多天真呀。再加上我當時參觀了南京大學﹐看了那些中文系的夫子先生﹐看了他們展示的四庫經典﹐那與我想遺世萬年的文學熏陶是不同的﹐我想這不是我要的。唯一有可能的就是學外國文學﹐這是唯一接近我的東西﹐還有就是画畫。
我從小就画畫﹐曾經想去考美院。我的画畫老師當時是全國美協最早的會員﹐在全國油畫展上還拿了油畫創作獎。当时這些老師都是當用高薪聘請留下的。我们画畫老師在學校裡还有自己的畫室。我画油畫是在初中開始的﹐开始我連油畫怎麼画都不知道。他在画的時候﹐我也不告訴他﹐就在边上看﹐看他怎麼調顏色﹐然後自己就到圖書館去找怎樣画油畫的書。我一直偷偷地画油畫﹐他始终不知道。到了高中以後就沒有繪畫課了。畢業的時候﹐老師要帶著昇學建議與家長見面。有一天﹐他到我們家來﹐一進屋子﹐看到滿屋子掛著我画的油畫﹐他就發了個感慨﹐說很有印象派的味道。我當時受寵若驚﹐因為我沒有受過什麼學院派的訓練﹐但我畫的顏色非常鮮明﹐大膽地把顏色往上抹。我當時也沒看過什麼印象派的畫作。我的這個美術老師有很多同學在中央美院當老師﹐他們原來都是從中大出去的。“我推薦你考中央美院一定沒問題。” 他说。
我非常興奮﹐可我媽反對。我媽說﹕“画畫﹐画什麼畫﹖在街上画什麼大躍進﹑什麼支援社會主義的宣傳畫？”當時還不像後來只是画毛主席像了。我說那有什麼﹐畫還有西方的和蘇聯的。我媽說﹕“畫家各個都窮﹐窮困潦倒地生活在亭子間里。你各科成績都很好﹐你做什麼我都不反對﹐只有画画这一件事，你得聽我這一次。”
在我們家一直有這麼一種東西﹐它對我後來的成長很重要﹐就是LIBERAL﹐極端的自由化。我可以跟我的父母討論我們這個月的錢怎麼花﹐按照每個人的需要一起花。我們每件事都是可以討論的。我們沒有一般中國家庭的家長制的那種壓力。所以我做什麼事情都可以。我的父母從來不擔心我﹐因為我不是那種闖禍搗亂的那種小調皮﹐吃吃喝喝地把別人的窗戶打爛。因为做什麼，包括學音樂﹑拉琴﹐干什麼都不会影響我的功課。但是我媽說﹕“這件事你一定要聽我的﹐我從來沒反對過你做任何事。你別學那美術﹐我看不到畫家的前途。其他﹐你干什麼都行。”後來﹐我就聽了母親的話放棄了画畫。如此一来，我该學什麼呢﹖
我学法文完全是偶然的﹐大概是小時候的性格吧﹐我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當時我跟幾個成績好的同學一起復習高考。那時都比較狂妄﹐要考文科非北大莫數﹔如果要考理工科﹐清華以外一概不去。我們那時自信心都很強﹐蘇聯的那種數學競賽題﹐我們都掐著表算。但突然一道很小的題目﹐把我卡住了，連做了兩節課都没出来。那時﹐我們學校還很自由﹐大家都在準備高考，因為是好學生﹐在語文課上做數學﹐只要你不說話﹐老師就不管你。他明明看見我在做數學題也不管我，所以我連做了兩節課也沒做出來。那時是五月份﹐校園裡的揚花都開了﹐花滾成了球﹐滾到教室裡﹐这情景我記得特別清楚。我突然覺得，我如果一輩子就這一只筆﹑一張紙去搞這個理科﹐太枯燥了，這一輩子就這麼的話﹐我覺得不值得。我不过是在盲目地跟著別人後面覺得学理科好﹐就是有前途。我于是開始想自己要過什麼樣的生活。我覺得我应该不是當作家就是藝術家。即如此，我就撩下了手上的题目﹐并跟我一起做題的兩個同學說，我不參加你們的復習了。那兩個同學很奇怪﹐問我怎麼了﹖我說等我想好了再告訴你們。接着﹐我就花了一下午﹐泡进了圖書館。
到了图书馆我就翻书和杂志，把所有我想要做的事的相关的书都翻了个遍。翻着翻着，我就突然翻到一本当时由国际共产在布拉格出版的杂志叫>，是个相当开放的杂志，其中正好有爱伦堡的>的连载，那是最早的连载，是五十年代初。在那里读到了本世纪初巴黎的超现实主义画家和艺术家、诗人和文学家们在巴黎小酒馆里的生活。我觉得那种生活太有意思了。书里有一段很浪漫的东西：当时巴黎的这些所谓的画家们白天在街上画画，晚上就发表他们的狂言，而且都没什么钱，就群居一起。其中有一天，一位女诗人，很年轻的，很穷困潦倒。把她自己的孩子放在酒吧的柜台上跟老板娘说她出去买点东西，以后她就再也没回来过。于是，老板娘就抱着那孩子四处去问谁是他父亲，但所有人都说不出来。后来，老板娘就决定把那孩子收养了下来。以后常来的客人每人都会自觉捐一点来养活那孩子。这让我非常感动，可又说不清为什么。仅仅就因为这个，我就决定了自己要学法文。从这天回家开始，我就把所有理科的东西全部扔一边，开始准备文科的高考。结果外语学院提前招生，六月份，在全国统考以前。我一考，结果在发榜以前就被录取了。到了学校之前还都不知道以后会做什么呢，去了才知道是培养翻译，好一点的可能是去外交部。我们学校当时是唯一开放给外国人参观的学校，是当时外交部的陈毅当院长。我看那些翻译像个小二儿似的跟着外国人后面，一年级过后就向学校提出来我要退学，我要换学校。可是换什么学校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学校里没什么作家呀。后来我有个同学在人大，我就去看了那个学校，听他讲了一通，觉得那里还不坏。于是我就正式提出转学，也不管什么轻重。校方把我当个小孩，很友好地对我说：”你要是退了学，就别想再转学校，你这是在瞎胡闹。” 这一吓，我当时就没敢呢。我当时觉得那学习是件很无聊的事，除了外语的精读和口语以外，其他的我都觉得非常无聊。那时，政治空气已经越来越强了，但还不至于像后来管得那么严，那是逐渐逐渐紧起来的。那时上课还可以不去，大课都可以不去，报个到就行了。
我十七岁到的北京。我主要的学院生活是不愉快的。我大部份的大学时间是在图书馆里，人就像做梦一样的。
陈：周围的环境对你没有任何影响吗？
高：实际上马上就来了，什么反右运动呀，什么58年的交心运动呀，完了就是大炼钢铁，简直就是胡闹。因为我过去生活的影子还在，总希望自己轻轻松松地活着，所以对那些事，在我的良心来说，抵触就特别大。我觉得呢，有些事情简直就是胡闹，像站在别人屋顶上打上半天的麻雀，然后挥着杆子到处吆喝等等。于是我就有一大堆牢骚。就是因为这些牢骚，我被认为是团也入不了的人。还有就是我常发表
一些怪论，但那也不是什么政治上的怪论，因为我不懂政治，也不关心政治。当时的《青春之歌》很热，团支部就组织学习，不管是不是团员，所有的青年都得读，还得讨论。但是，我却连三页也看不去。我就对他们说：这书也没什么吧。这种言论在当时还算不上什么反革命言论。
但是我却目睹了他们是怎样批斗右派分子的。我们新生进校的第一课的政治教育就是参加高年级的斗右派。我们只是列席，插不上嘴。当时只是觉得这些学生好可伶呀。他们一个个被叫上来。
陈：你们的系有多大？
高：我们的法文系不大，每个年级才一百多人，全部加一起也就两、三百人。这些右派学生后来都不见了，会开完后就被押走了。这批人大概有上十个吧。我们开始都不知道他们都去了哪，后来很久以后才知道他们都被直接送去劳改了。
开始时，我没受过什么批判，只是在班上的小批评，因为我的言论。从此我就觉得说话要小心，并觉得周围的学生如此积极地向党靠拢，觉得很古怪。人都这么积极地向党支部、团支部汇报思想，而我因为从来没有汇报过，于是就被别人认为是思想黑暗。然后呢，还因为跟同班的女生谈恋爱，结果她把我跟她谈的话，包括我对《青春之歌》的牢骚都汇报了上去。后来，党支部就找我谈话。我这才知道他们掌
握了我的一些情况。他们那时候想探探我的思想情况，还给了我一些告诫。因为我有了防备，所以就还好没出什么问题。从此我就更不再说什么了，也不再在班上交朋友了。
陈：那你的那个恋爱关系呢？
高：那当然就没有了。接着我就组织剧团。这个剧团没有活动到两年。我们是个小剧团，但在学校演出都很轰动。每个人演的都不错，是契可夫的东西，还挺洋的。因为当时还没有反修，人艺也演过它。后来还排了拉丁美洲的戏<<中锋在黎明前死去>>，是革命的、第三世界的戏。校方对这些都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后来还是找了我谈话。
陈：你在这个剧团中的角色是什么？有多少人？你自己参与演戏吗？
高：我是跟另外一个低年级的同学组织的这个剧团，叫海外剧社。我们真正经常在一起排戏的只有五、六个人。我在中间作过导演，也演过莫里哀的戏，用法文演的。因为我们这是个非组织的活动，后来才知道因为我们中间一个团员也没有，又不是学校出面组织的，所以叫非组织。其实，学校有自己的剧团，像宣传小分队。只是他们做的事情越来越无聊，一天到晚大跃进啦，活报剧这类政治化的、宣传的东西。我们刚进去的时候，他们倒还演过几场像什么曹禺的《雷雨》之类的戏，之后就没有了。以后因为我们搞了这个非组织的剧团，学校就要我们停止活动。对我来说，剧团已经搞过了，我就完全沉浸在自己写戏、写小说里头。
后来我又组织串联了另一批考进北京的中学老同学，碰巧我们的成绩依然都很好，其中有两个是北大的，一个是地质学院的，一共五、六个人吧，我们就在校外的紫竹院举行了一次聚会。我们大家都写点东西，也有写诗的。我们这些人在一起没有什么顾忌，什么都谈。我就在那次的聚会上第一次谈到将超现实主义的创作作为范例写东西，然后，大家互相交换作品看。当然没有想出版，只是自己互相看并论。
其中一个朋友就讲到了赫鲁晓夫和他的秘密报告，因为他的外文好，所以在外文上看的。后来，我也找来看了。看到了当时苏联一些平反的情况，其中一个艺术家因为搞了形式主义而被枪毙。我在想，因为形式主义的罪名就能枪毙人，那我们这样搞不就很危险了吗？
由于我在艺术上的早熟，所以我对政治上的这种宣传非常反感。因为这个事情，我就开始用法文读东西。我们比较正式的聚会就是紫竹院那次，以后人就没有凑齐，只是三三两两的聚会，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常常在一起议论各类的事情，常常发狂言：“那些人宣传的文艺简直就是狗屁，算是什么东西。”
我们当时尽管没有走得很远，讨论的是苏联二十年代、十月革命前的那批文人。我开始注意到布莱希特，他也是马列主义，但是布莱希特还是受到控制。这些都是在内部资料上看到的。我一个同学的哥哥是青艺的导演，我从他那看到了最早的那批灰皮书、黄皮书。黄皮书比较厚，灰皮书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东西，包括罗素的一本哲学书。法文中也读到了萨特编的《现代》杂志，还有法共的一些东西。在大学里
别人都不懂现代主义，所以我完全没有人可以谈，只有北大的那个同学英文好，一起谈的比较多。我们谈了斯大林和非斯大林化、平反和贝利亚的恶行。我们都不敢轻举妄动，只是在下面胡说八道，且对我们小儿科式的教育无法忍受。我们当时也不是要否定革命。
我很早就读了很多马列原著，像列宁的哲学笔记我在大学就读了。那时的哲学课教辩证唯物主义，太小儿科了，所以每到上课，我就坐在后排读列宁的哲学笔记。那时我觉得马列还有点意思。除了马列，我还读了康德和黑格尔。黑格尔的《美学》第一卷当时刚刚出版，我自己就花钱买了一本。
因为这些，让我突然想起来有一天在高一的时候，我跟同学闲谈过去家庭生活时，曾讨论过一个很深刻的哲学问题。那是在我俩刚拉完提琴以后，在音乐的感触下，我突然指着一个墨水瓶，问他那是什么颜色？他说是蓝色的，因为它上面写着蓝黑色。我说，我也同意那是蓝色，不过，我看到的蓝和你看到的蓝是不是一个蓝？我们用的都是一样的词，但是，我们的感受却不一样。这样一来的问题是，人们到底
是否能交流？实际上，我在中学时就已经有了一些哲学思考。我们家里有《大众哲学》，因此就知道一些像费希特、贝克莱、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等。当时就曾因为“我思故我在”，感受到这个感觉只有我才存在，由而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因为感觉是不可交流的。这么一来，那些似乎看起来合理的理论、教条，都是可以怀疑的。我的这种潜在的怀疑到了大学就进一步发展了，但是并没有发展到否定唯物主义，只觉得唯心主义是很具思考性的，是完全可以讨论的。我就跟原来其中的一个同学开始讨论哲学，有了不少书信的来往，幸好这些东西都没有被发现。我们常常在想，到底活着有什么意思？到底这个存在是个什么东西？到底社会中我跟他人之间存在的这个畏惧有什么意思？
而学术界里讨论的问题却很无聊。记得关于美学的讨论，有一篇姚文元写的文章挺可恶的，后来我就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批判他，也不能算是批他，但点了他。实际上他是根本不值得批的，例如：红色就是革命的，审美的标准是客观的。而我则指出：审美没有客观的标准。我就举了悲剧的例子，讨论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后来我居然还把这篇文章寄了出去。但是在学校里，我却不跟人家谈这事，只是跟我的要
好的中学同学谈了。我的那个同学也有他自己的看法，比如他认为马雅柯夫斯基写的《澡堂》就比较深刻，觉得要写就应该写这类的东西。当然我们还写一些诗，属于现代派倾向的那种，这样就种下了后来的种子。当时已经在反右了，又开始了反修，这些事情我们知道是绝对不能向外谈的。而苏联当时正搞得很厉害，开始了第二次反斯大林化。我就设法去找当时法国出的报刊来读。这些报刊很多也是左派的，还有号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包括萨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但这些报刊披露了很多关于俄国文学作家的一些遭遇，由此我也就接触到了法共，包括阿拉贡的作品。当然阿拉贡作品的原作我找不到，但有五卷本的《共产党人》翻译出来了，基本没什么人读过它，只有第一卷有人读过，所以我就把五卷全读了。尽管我还想找这之外更超前的东西，但《共产党人》在当时就已经是非常现代主义的了。他们的共产党跟我们大陆的共产党完全是两回事。我也了解了北欧的工人运动，没想到还有另外那样原味的做法，很吸引人。还有就是高尔基早期的一些戏，我都觉得很有意思，例如他的《避暑客》让我觉得革命和艺术实在是无法被拉到一起去，《避暑客》是相当颓废的。接着我又看了一些非常边缘的东西，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部叫《野鸭》的作品。我不知道它到底要说什么，觉得它跟我在中国这样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但又觉得那里面有什么东西吸引我。从那时起，我就想我要往那方面搞，要搞像布莱希特那样的戏。就这样，我那时大部份的时间都是在内心里渡过，读了很多书，一直到工作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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