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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顾工
“爸爸，爸爸，我又想出来一首诗，一首诗。”六岁的儿子顾城，每天从西直门小学放学回家，就沿着曲曲折折的楼梯，长长的通道，狂喜地狂叫着狂奔着，他推开房门直扑到我的面前。小小的心和心灵在剧烈地跳动，他大喘着气把他的诗念给我听：是塔松和雨珠的故事；是云朵和土地的对话；是瓢虫和蚂蚁的私语……
我凝视着他那深藏梦幻的瞳仁，时惊时喜时忧患，六岁的瞳仁中也有忧患吗？是小白兔似的忧患，还是小花猫似的忧患？他背诵完他的“诗”，也常常凝视，凝视在雨云下忙于搬家的蚂蚁；在护城河里游动的蝌蚪和鱼苗；在屋檐下筑窝的燕子和觅食的麻雀……他不太凝视人，人似乎是种最令人生畏的动物。不管从哪里来了位远方的来客，他都立即躲藏、回避。在“文革”初期，有人在我们楼窗下马路对面的潮湿墙壁上，刷了两条大标语，不知是贴反了，还是贴错了，马上被众多的路人围拢来，死死地缠住、揪住，按下头，用脚踢……顾城起初是从窗户的缝隙中久久凝视，后来他恐惧了，脸色惨白。他关紧窗户，蜷缩在床头，像蜗牛，再不向窗外多看一眼。他越来越想躲开人，躲开眼睛，躲开喧嚣、激越的声音，只想去那没有人只有天籁的世界。
有这样的世界吗？当一辆破旧的卡车把我们抄家后的残破旧家具，连人一同载走的时候，在十二岁的顾城眼里，流露着迷惘也流露着喜悦，我们全家是不是正在迁移，迁移到没有人的世界？渤海荒滩上栖落着大群大群水鸟，翅膀时时拍打着那像是泥捏似的村落，连村落里的人也像是泥捏出来的，说着我们听不太懂的话，穿着比泥土颜色更深的衣服。很少人来接近我们；我们也不主动接近任何人。
我被分配去养猪。我每天和小小的儿子一起拌猪饲料，烧猪食。那土灶的柴火烧红着不透明的早晨，和我们父子灰暗的脸。儿子借着灶口闪烁不定的火光，翻看着一本残破的《洛尔加诗选》，不知为什么这位西班牙意象派诗人的诗，竟会使这和我一起被放逐的孩子，产生这样浓烈的兴趣。儿子抬起有星云流动的大眼睛说：“爸爸，我和你对诗好吗？我读过你的诗，你有首诗题目是《黄埔江畔》，我想对首《渤海滩头》；你还有首叫《芦苇中的雁》，我想对首《沼泽里的鱼》”我深深感动，暗暗惊喜：“世界上已经没人再会想起我的诗；而儿子却记得，记得。”于是，父子俩真的对起诗来，一首又一首，把每首即兴诗，都用烧焦的枯枝写在灰烬上。儿子低声说：“火焰是我们唯一的读者。”
喂猪是我们流放生涯中最大的乐趣。在没有散尽的寒雾中，把一大桶一大桶热气腾腾的猪食，倒进猪圈，倒进猪槽，看着那些饥饿得要发疯的猪来争食，实在是太感人，太激奋了。儿子给每头猪取了名字：“老病号”、“老祖宗”、“天吃星”、“饿死鬼”……真的，由于缺少饲料，每头猪都饿得脊骨突露，嘴尖毛长。有时竟相互撕咬，你噬它的耳朵，它啃你的尾巴。
饲料危机是最大的经济危机，我们父子只有打开猪圈去放牧。几十头毛色不同、性格各异的猪，在海滩边，在淮河旁，咕咕哝哝、呼呼哧哧地咀嚼着野草和没有挖尽的红薯根、萝卜叶。中午，初夏的太阳已经有些温暖，我和儿子就跳进这即将入海的激流里，尽情浸没和扑腾。没有人，只有云和鸟和太阳，还有远远的草地上正在觅食的猪。草有些绿了，更绿了。盛夏来到。赤裸裸、水淋淋的儿子伏在沙滩上晒暖。他的手指却伸进砂砾中写诗：“太阳烘烤着地球，像烘烤着一块面包。”
是的，我们是多么需要一块面包！
儿子吃过面包？似乎还没有。
几年后，我们被允许回城，回北京。由于林彪在温都尔汗的荒野上爆炸，我们就能离别渤海边的荒滩了，车轮又把我们全家带回旋转着许多车轮的社会。和猪和海洋、天空一起生活了几年的儿子，已长成真正的英俊少年。他从寂寥而壮阔的生活中，带回几盒在草棵中采集的昆虫标本和几册自编自写的诗集。随后，生活就给他上紧了发条。他比时钟更紧张，更匆忙。他去街道服务所里服务，什么苦活、脏活、累得死去活来的活，他都争着抢着一马当先的去干。掏阴沟，爬到楼顶去刮铁锈，拉大锯，刨树根，油漆各种家具，去高温的熔炉旁边拌糖浆……他这时真成了枚万能的螺丝钉，拧在什么机件上都能发光发亮。他为自己能成为一枚螺丝钉而自豪、而得意。
一个生日又一个生日，都在恼人的轰响中过去。突然，在十九岁生日来临的时候，他对“螺丝钉”产生了极大的问号：人是有大脑的，“螺丝钉”它有大脑吗？正好，在困惑中他所在的服务所宣告解散；正好，我们当年抄家时抄走的书籍，零零散散发还一些，加上也能借到一些，这下，顾城觉得他的大脑应该变得更大些，要容纳下所有的书籍、语言、思想，全世界和全宇宙所有的学问。于是，他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日没夜地沉浸在越堆越高的书堆之中。他把过去翻过的两大厚本《辞海》重新扫描(他知道古今中外的学问全在这“海洋”中蕴藏)；他读所有的诗歌、小说、哲学、科学、政治经济学……他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他的大脑和眼睛是不是真有什么特异功能？常常一个通宵就能翻完厚厚的一本。我不相信，我多次推醒在晨光中熟睡的儿子：“你真的在读？”“嗯嗯”。儿子睡意惺忪，睡眼朦胧：“全读完了。昨夜，这《悲惨世界》……”我更难相信，我随便翻开雨果写的一个章节：“你说说，‘往往寄托就是断送’这段写的是什么？”“哦，这是写珂赛特在汲水的井边，遇上了冉阿让，他就帮她……”啊！一点不错，果真一点不错，不但人名，情节，甚至对话和原句。我服了，我不能不服。我又翻开另一本考问。
儿子白天都睡眼朦胧，夜晚却精神特大。他室内的灯光几乎都是彻夜不眠的。梦幻，却分不清月光和阳光，时时伴随着他，缠绕着他。白昼午睡和黎明欲来没来时，是他写诗最好的时刻。儿子写诗似乎很少伏在桌案上，而是在枕边放支原珠笔，迷迷蒙蒙中幻化出来飞舞起来的形影，景象，演绎，思绪……组合成一个个词汇，一个个语句。他的手便摸着笔，摸着黑(写时常常是不睁眼的)，涂记下来。有时，摸到笔摸不到纸(淘气的小本子是不是钻到床下去了？)他就把句子勾划到枕边的墙壁上。唉，他睡的墙头总是涂满了诗；还有许多用漫画笔法画的小人小狗和小猪……他那后来传诵一时的名诗名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就是在这样的迷蒙中、幻化中涂抹到墙上去的。
儿子的诗在七十年代的后期，八十年代的初期，在全国的大大小小刊物、大大小小报纸上发表(他从来不计较报刊的大小，排版位置的高低)，他竟招引来来自全国各地的“崇拜者”。有男有女，有大学生，有待业者，有工人、农民、教师、干部……我们家不太结实的门扇时时被扣响、捶响，弄得全家都一惊一乍。一开门，常常是成群结队的一大帮，忙着掏证件，掏名片，掏介绍信；当然，绝大多数什么也不掏。他们进门就争辩：“顾城，我们分好几派，有派说你写的《远和近》是爱情诗，有派却说是讽喻诗，还有派……”“顾城，你那首《弧线》可真够绕的，在我们大学的毕业论文中有人论述……”行了，行了，天天这么搅和，这么纷争，弄得顾城写不成诗了，我也写不成诗了。不过真奇怪，我的诗从来没有引起这么多年轻的挑战者和好事者；我的诗总在全国各个报刊的舒适的位置上舒适地安憩。
引起舌战、笔战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年轻人和中国的评论家；有些盖着海外邮戳的信件，大都通过作家协会，竟也有时飘落到我家。看得我和顾城都瞠目结舌。我们父子俩都不懂外文，能看懂的只有海外的书刊偶尔刊出的我们父子的照片。真见鬼，我和儿子的照片从不轻易给人，人家是怎样弄到的？又是八十年代初的一个早晨，中国作家协会来电话，说从瑞典来的一位汉学家想和顾城谈谈。这不能不谈呀！怯于见人的儿子，这时却早已不怯于见古今中外的一切人。在和一群群年轻人的雄辩中，他已练出一副舌战群儒的口才。他欣欣然地去往作家协会约定的地点。
这位从波罗的海西岸来的老人，确实气宇轩昂、气概非凡，头上堆着基阿连雪山未溶冰雪似的白发，蓝色的眼睛像能穿透人的灵魂。顾城在这位皇家院士面前真有些望而生畏了，但老人一张嘴，一聊天，我们这位初出茅庐的诗人的局促不安，顿时冰消雪化。老人的汉话说得太溜了，简直比老北京还老北京。老人说：“你要知道，我年轻时是以研究中国宋朝辛弃疾诗词的多种版本，获得硕士学位；以后我以研究中国四川方言的音律，获得博士学位。”这下，顾城觉得是遇到了真正的老相识，老知己了。他也就天马行空，任思想的云朵、语言的江河随意飘飞，恣意奔腾。他讲述了自己的童年，渤海湾，淮河，荒村和荒野，当然还有小猪和猪圈……老人请他背一首他那时写的诗；顾城用他刚刚从童年转化成的男低音，背诵了那首在炙热的河滩上，用手指在砂砾中写下的诗：《生命幻想曲》……老人听入了神，听入了迷：“请你再背一首，再背一首！”顾城又背了昨夜才写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当他背到“……我想涂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这些句子时，老人早已老泪纵横，他情不自禁地拥抱着小小的顾城说：“我一定要再见到你，在瑞典，在我海边的家里。”
这位瑞典老人，后来顾城才清悉的知道，他是“欧洲汉学会”主席，是“诺贝尔奖金委员会”的评委。他回国后，果真一次又一次向顾城发来了邀请信，邀请他去北欧，去瑞典访问。但顾城却一次又一次婉言推托了。他倒不完全是由于舍不得离别哺育他养他的这方热土，他的姐姐、爸爸、妈妈；或许更主要的是他这时已有了一位东方的维纳斯。他觉得她太美了。这不是上帝的杰作，而是他自己的灵魂和生命凝成的天使。他不能离开她一天、一小时、一分钟，不能，不能，决不能……
几年后，他和这和诗一样纯情纯美的女孩结了婚；婚后不久，他又接到从德国发来的邀请，邀请他去参加在明斯特市举行的“国际诗歌节”。顾城这时沉浸在空前未有的幸福中、甜美中，他欣然接受了邀请。但提出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必须和他新婚的妻子谢烨同行。这次出席“国际诗歌节”的世界各地的诗人都没有带夫人的，可是顾城却破例地被恩准了，他忙于办手续，买机票，等到飞机穿越日落和日出到达法兰克福时，“国际诗歌节”已快举行闭幕式了。顾城和刚刚走进世界的谢烨在晕眩中，被引上主席台。大会主席宣布：闭幕式推迟举行，现在请中国诗人顾城发表演说。顾城不知所措也不知所云，但仍面不改色地滔滔不绝地连说了两个小时。谢烨被邀请朗诵，她也就面对着几十个国家的诗人代表，大声朗诵起她最喜爱的心爱的诗。“德国汉学会”主席、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库彬为顾城的诗歌作了专题报告，明斯特大学邓黑达博士称他们俩是东方的明珠。
真没想到，世界各国的代表竟纷纷上前邀请他们俩到自己的国家去，并相互协商为他俩排列好了时间表：先去奥地利的维也纳，再去丹麦、芬兰、瑞典、法国、英国……并给他俩购买了一张在西欧的通用年票。顾城很小很小的时候，在叫她姐姐给他念春秋战国历史的时候，便如痴如醉的说：“我长大以后，也要像孔子那样周游列国，到每个国家去讲学。”现在，他真的如愿以偿了，听他讲学的不仅仅是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而都是些西方的名牌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波恩大学……顾城宣讲的当然不只是孔子，更主要的是老子、庄子、韩非子、屈原、李白……他尊崇远古，神往古老的文明。他特别鄙弃、特别憎恶的是西方最现代化的花花世界。那些红灯区、夜总会、霓虹闪烁的地方，顾城都远远回避。他寄回家的一些照片，都是讲学的课堂、森林公园、马克思墓……还有在波恩的海的月光下，和那位瑞典老人的泛舟。他们在粼粼的波光中捕鱼捉虾。这镜头总使我想起我和顾城最迷恋的小说，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顾城和谢烨转了半个欧洲，在回国的途中路过香港，又被香港挽留，参加了在当地举行的“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与会的有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家。代表们都是西装革履，唯有顾城一人穿着浅灰色的“毛服”——他出国时买了四套同样同色的“毛服”，海外仍称中山装。在世界各地转来转去，这衣服的样式、颜色永远不变。有位香港诗人竟专门为顾城题诗一首：“六十套西装之中/唯一的中山装/但你的诗/却穿的是童装。”
回国后，顾城又接到美国的邀请，去纽约的艺术博物馆大厅参加诗歌朗诵会；朗诵会举行了三天，盛况空前。驻美国的《文汇报》记者作了这样的报道：“中美当代诗歌朗诵会别开生面，开创了中美诗坛交流的先河……尤其令美国听众颠倒的，是中国诗人顾城的朗诵表演及其诗作……”
飞离美国，顾城对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产生垒浓烈的兴趣。他和谢烨乘着渡轮渡到那里。他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像陶渊明发现了桃花源。他俩在荒凉的海滩上，找到了一所暂时可以隐居的小屋。他和这里的土著毛利人结邻。他想考察他们的饮食起居、生活习俗、历史渊源……顾城崇尚远古，崇尚梦幻。他来信说：我在这里找到了我的梦——在渤海湾、在淮河畔、在泥巴捏的村落里，做的许多许多梦，现在再次呈现；不过，要比当年的梦更美妙、更绮丽……
顾城从诞生到如今，一直在寻觅那远古的梦境。他多次对我说：“爸爸，我最神往的地方，就是你年轻时去过的西藏。我认为没有一个梦境，是睡在现代化的摩天楼里，它总是隐藏在云深雾浓处，冰山雪岭中。越高的地方越接近天国。”是的，我想是的，总有一天我会和我儿子同去攀登那最瑰丽的世界屋脊的……
这里看出的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充盈的爱和得意。有意思的是，明显的痕迹——岁月和时代留下的，在一个老诗人的叙述中呈现得清晰，只要看那句“他特别鄙弃、特别憎恶的是西方最现代化的花.花.世.界。那些红灯区、夜总会、霓虹闪烁的地方，顾城都远远回避。他寄回家的一些照片，都是讲学的课堂、森林公园、马.克.思.墓……”就知道了。
有时侯，爱也是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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