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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他闯了大祸，从此他开始走下坡路。 那天他竟有兴致上街闭走。他看中了一个姑娘身上的花衣服，先是跟在人家身后，走一会就扑上去扯。姑娘回头就看见他的老脸。他一边用力扯姑娘的衣服一面龇着黄板牙笑，涎水顺着他的嘴角挂下去。姑娘惊叫一声就晕了。如果不是行人揪住他并且揍懵他，他完全有可能将姑娘剥得一丝不挂。 祸闯大了。姑娘的父母找到我家，我爸爸妈妈赔着笑脸求情。最后达成协议：赔偿损失费50元。那年头钱很实，5O元直顶眼下200元用。我爸爸一个月工资才42.50元。无论如何这损失太大了。 这时候大哥还在嘻嘻嘻笑，嘴里不停顿念叨：“花衣花衣咧。”爸爸看他一会，走过去就抽他一个耳光。大哥尖叫一声土豆一样滚向屋角。二哥说：“爸，他傻你打他有啥用？”爸恶狠狠骂：“傻，傻还知道追女人！” 大哥就趴在地上尖声嚎叫。 后来爸爸就用绳子把大哥绑上挂进小耳房。大哥不哭反而嘿嘿嘿笑。有时候他把脸贴上门玻璃朝外张望，一看见鸡拉屎就尖叫着踢门，接着用大脑袋撞玻璃。 再后来大哥闹得凶了，爸爸就把他的手脚全都捆住，把人拴在柱脚上。除了吃饭，一会儿也不松开。这样就不必担心他肆意破坏耳房里的所有设施。但我们每天晚上就更难安静入睡了。他彻夜嚎叫，尖利的声音简直可以刺穿心脏。他还时常把屎尿拉在裤子里，弄得无法洗涤。 再后来爸爸就干脆不给他衣服穿。 他的皮肤非常粗糙松弛，肉皮皱巴巴耷拉着。生殖器茁壮得与身材不成比例。我记得我曾经和两个小伙伴用小棍拨弄他那东西。起先他还尖声叫，后来就嘻嘻笑，再后来就嗯嗯嗯哼，再后来那东西就一点点粗大直立起来跳动。这使得我和两个伙伴吓得狂奔。我想，这大概是我所受到的第一次性教育，它充满了恐怖羞愧和罪恶。 再后来大哥就快死了——他一直被关了二年多。 爸爸终于将他放出来。大哥变得老实多了。除了继续吃鼻涕以外，别的癖好似乎都没有了。这使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那一年我十岁。 那一年，是1960年。大家都知道那一年是怎么回事。死的人很多，好象大部分是因为食物方面的原因。天灾人祸，历史可以忽略不计。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学习杨朔的散文，差点怀疑那年月里死的人都是因为有福不会享。 这是故事之外的闲话，我还是讲1960年以后的事情。 我家里似乎也没有什么东西吃，这不准确。应该说有酒糟和苞米面混成的发糕有菜团子有豆饼。到了冬天，恐怕真的就没什么东西好吃了。 北方的冬天特别难熬。下过雪，风就把地皮吹裂了。肚子空，就更觉得冷。我们哥儿几个整天围着破棉被挤在炕头，只眼巴巴盼老子回来。爸爸总说：毛主席还啃窝窝头呢！咱老百姓挺一挺就过去了。我们都信爸爸的话，只是肚子饿得受不了。我想这值不得抱怨，我家的生活也许相当不错，否则一定会死人。这证明我们家的人会享福。 但是，我家遇到了灾难。灾难的性质不带社会意义，只是一种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这也是造成故事平淡的原因之一。 灾难之一： 二哥不知从哪得到的信息。回家把我和姐姐叫到一块，说：“告诉你们，刮硝土能换钱呢。”这的确是一项十分叫人眼馋的事业。我们就找了一对土篮子一把铲子和一条扫帚。 天挺冷挺冷。地上没有雪。它们差不多都让风旋到洼地里去了。灰茫茫大地有雪沫和尘土贴住它滑动。我走起路来觉得非常吃力，但钱的诱惑使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二哥在风里边鼓吹刮硝的好处：可以换钱。知道么，换了钱咱们就可以买一只两只兔子和鸡。换得多，说不准能买一头猪呢。口水从我的嘴角淌出来，用祆袖子擦了。看看二哥，他的喉咙象是咽什么东西一滚一滚的。姐姐看着二哥，一副崇敬的面孔。 我们终于走上一块平坦辽阔的冰面。二哥踢一脚，一股白雾涌起，露出暗黑色的冰来。二哥说：“就扫浮在上边的白面，你们扫，我挑。” 那时我没曾想到过二十多年后我还会写小说讲故事，否则我会彻底弄清楚“扫硝”是怎么回事。当时只糊里糊涂地听二哥说把白面儿（硝？）收起来，放进大铁锅里熬成碱索。碱索就可以卖钱。我估计二哥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充其量知道把土碱面挑到人家作坊，换几分钱就是了。 打碱面并不轻松。看上去白花花老大一片，扫得腰酸腿疼也扫不满一筐。但我和姐还是坚持扫。扫满一副土篮子，二哥就挑它们回镇里。我看见二哥走得小心，两只手把着筐梁半点也不歪。从我们这到那镇里至少有三里路。可以想象二哥会累成什么样子。 我和姐留在野地里，顶着西北风扫土碱，四周平展展无遮拦，天都冻成青苍色。风把人的手刮出一道道血口子，血凝在手上，手就伸不直，我忍不住哭了，姐把我的手塞进她怀里暖着。两只手捂着我紫红的脸。待暖一暖，我仍旧咬着牙干活，我想象着，二哥换回一大把钱，然后买一个大兔子，然后回家，然后炖了，然后我吃个大肚蝈蝈，然后我就美美地睡觉。我就这样一边想象一边干活。 二哥终于回来了。他把手伸到我和姐眼前展开五指，大手掌上赫然趴着两枚二分的硬币。他的脸上挂着让人羡慕的笑。有热气从他的破皮帽子旁边飘出来。 我哇哇地哭了：“才四分呀？”我真想立刻回家去。姐擦我的脸，说：“四分也不少哇。五挑就两毛钱哩。”二哥说：“积少成多嘛，用不了半个月就能买三只兔子。” 就这样，二哥领着我和姐姐天天出去扫碱面，后来妹妹也跑来跟着干活。二哥只管挑。这样，每天可以换两毛四分钱。 那真是一段使我每回忆起就要激动要悲伤要痛苦要骄傲要糊涂的日子。这日子以二分硬币积累到166枚作为结束。这个时候妹妹病了。她病得很厉害，起不了炕。稍近一点的地方没有碱面可扫了，我们就停止了艰辛又充满希望的劳动。 二哥领着我在乡下的猎户手里买了两只兔子。我将它们背上，兔子毛暖着我。进了镇子，哥领我进小卖店，他转来转去转了一会就掏出所有剩下的零钱。 他问我：“老疙瘩，小伙子要心眼儿大是不是？”我说：“二哥，我啥都不要。别绕乎了。”二哥怪不好意思地笑了，他就买了一件红花黄底的布衫。 妹妹这天精神一些，知道要东西吃。妈妈高兴坏了，二哥买了兔子回来她更高兴，乐颠颠收拾。 二哥说：“老妹儿看哥买啥给你？”他抖开那件小布衫。妹妹竟跳起来去抢。她几乎摔了。她穿上又脱下又穿上又脱下。 大哥不知什么时候溜进来，他嘻嘻嘻笑着。小妹连忙把衣衫压在枕头下面。 叙述到此，聪明的读者已经有预感：灾难之一肯定与大哥或者小妹或者花衣衫有关。 的确与大哥小妹花衣衫有关。我尽可能让它不带感情之类的东西。这是出于一种道德范畴的慎重的考虑。 事情就发生在当天晚上。一家人都被我们的劳动果实弄懵了，根本没预料到会有事故发生，吃过饭一家人就去睡觉。生活在这天变得十分美好。于是就出了事。 半夜的时候，姐姐的屋里传出一声让人害怕的叫声，那无疑是妹妹的叫声。接着是姐姐招呼小妹的声音，接着我们又听见了大哥嘿嘿嘿的笑声。接着我们都跑进姐姐的屋子。接着灯光下我看见妹妹牙关紧咬人事不省，姐姐正抱着她连声呼唤。接着看见大哥一边嘿嘿嘿笑一边撕扯那件花布衫，那布衫已经成了若干布条。我还听见他叨咕：“花衣真好看花衣真好看。”我还注意到他没有穿衣服，皮肤青紫色，生殖器冻得缩在黑毛草里抖动。接着我听见二哥大吼一声。接着二哥一脚就把大哥踢出屋门。二哥打大哥这是唯一的一次。 妹妹终于醒过来，尖叫一声从妈妈怀里挣出去，一边朝外跑二边喊：“给我衣裳给我衣裳！”二哥一把抱住她瘦小的身体。她又撕又挠，二哥的脸流出鲜血，但二哥坚持没松手。 很清楚，妹妹让大哥给吓疯了。 妈妈拍着炕沿哭得天昏地暗。爸爸骂一句什么叹一口气，他没哭。 灾难之一讲完了。现在讲灾难之二。这一回没有什么意外的变故。一切都顺理成章——灾难之一导致了灾难之二。 妹妹从此精神失常。她整天把她的几件衣裳抱在怀里，再不就是东塞西藏。最难办的是她总往外跑，曾经跑丢过四次。后来爸爸把妹妹送进洮南精神病院住了半年多。秋天回到家却不见明显好转，只是不太往外跑了。 这本身就蕴藏了第二个灾难。 时间到了第二年冬天。这年冬天出奇冷。我无法形容冷到什么程度，它使人不敢出屋。这更预示着第二个灾难的发生。 那件事发生在一个雪不很猛烈的下午。我们好象突然间就发现妹妹没有了。于是大家就分头去找。一直到晚上也没找到。大家认为晚上也要找，不找到不行。 我已经冻破了脸，但我还是跟着二哥和姐一块出去。那时雪已经停了。道路上积雪不很厚。雪很疏松。月光下踢起的雪粉烟烟闪光。有几颗星很畏缩地明亮。风没有一丝。夜冷得十分干燥。如果没有找妹妹这事让人心焦，这无疑是绝顶美妙的冬夜踏雪行。我们自然没那种心境。夜空中不停迸发出我们呼喊小妹的声音。喊声可想而知异常干涩嘶哑悲愤。 我们就这样找了差不多一夜。天快亮的时候，我们终于找到了妹妹。那时候有一条月亮升起来。我们能看得遥远一些。我们看见一个白色小丘。我当时就说：“是妹妹。”真的是妹妹。身上盖了一层不太厚的雪。身体的某些部分露在月光下，是黑色的或是紫色的。 我没必要把气氛弄得悲悲戚戚，我只明确地告诉大家：妹妹已经冻死了。很明显，她怀里不会不抱着她的几件衣裳。那些衣裳很破旧打了补丁。同样显然，那件被大哥撕破又被姐姐连缀起来的花布衫也在这些衣裳之中。 总之，她冻死了。至于她为什么非要冻死在这片盐碱地里，我无法做出回答。 是二哥把她抱回去的。这之后的事情没什么可说的。 如果我的眼界开阔一些，心胸开阔一些，我就不会把这两件事说成灾难。平心而论，比这严重，值得哭的事多着呢。我完全没有必要这么煞有介事。 现在，我的故事终于到了结尾。前边讲的那许多，想来是在拖延时间。目的在于利用这段时间考虑一下怎样才能最冷静地完成最后的故事，使全篇有一个完满的最后结局。现在我终于想好了，那就是把诚实贯彻到底。 我发现我恨大哥由来已久。我认为大哥害死了妹妹，我甚至怀疑他有一天会害我。我看得出来，全家人都有这个想法，只是没谁说。 大哥丝毫没有负疚之感，妹妹出殡那天他照样嘻嘻嘻笑，焦黄的大牙齿上粘着半透明鼻涕，涎水不断地从他湿漉漉的嘴角上流下。那天他格外兴奋，在人群里窜来窜去，一只猩猩似的发出没有内容的叫声。那天，别人不太好伸手打他。 自从妹妹死后，大哥每天晚上都要尖叫一直叫到黎明。白天他睡完觉就追逐日光下边群卧的鸡或者把雪沫鸡屎人粪扬得漫天飞舞。毫无疑问，家里叫他闹得没了最起码的安宁。家人好象变得激动不安，言行举止都有些神经质。爸爸和妈妈经常吵架，有时候交换耳光，一般都是你一个我一个十分公道。最温柔的姐姐有一回也用条帚抽破了大哥的耳朵。 后来我们一致同意将大哥重新绑起来关进小耳房。他依旧在里边吱吱叫。有一天他不叫了。看来，已经奄奄一息。于是又把他弄回正房。待缓过来依然故我。再关押再释放，再释放再关押。就这样反反复复一直熬到了一九六三年夏天。 这是个新旧交接时期的夏天。大家都知道第二年夏天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变得阳光灿烂，有饭吃有衣穿有肉吃有酒喝全地球上所有的东西我们全都有。但那时我还不知道明年夏天与今年夏天会完全不同。我只预感到我们家今年夏天的运气有可能好转。我更预感到：能否好转将取决于我的行动。 这就越发接近了故事的结局。 行动的对象只能是我大哥。 这无疑是一个残酷可怕的选择，它可能给我的一生带来不幸。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这种后果，也不可能想到。我没有一点替自己开脱的意思。事实就是如此。你们应该知道：那年我十三岁。对一个十三岁的傻乎乎的孩子，你要他怎么样呢？ 我告诉大家：我“杀”了我大哥。一瞬间的情境促成了它。 那天我去镇边的水泡子洗澡。就在我要爬上岸的时候，我看见了大哥。 这是黄昏。红色的太阳就要沉没。天空浸泡在桔红的云霞里。没有风。天空平静得和我的心一样。泡子里的水没有波纹和天空那样平静。有一只蜻蜓落在岸边的一棵草上，翅膀透出红色的光辉。大哥就在这个时候来了。 事后我想：如果他那时不来，如果不是在那样一个夏天，如果不是在那样一个夏天的一个黄昏。如果不是在那样一个夏天的一个黄昏的那个时刻，如果……我就不一定杀他。这一切只说明我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什么选择。 就这么回事。 大哥就站在岸边。我正在齐腰深的水里扑腾。看见他，我就游过河心那片有两人深的地方爬到了河的对岸。 我讨厌看对面那张奇形怪状的脸。我就边用裤衩胡乱抹着身上的水边盯着水看。那会儿太阳几乎不见踪影了，却奇怪地把一抹玫瑰红和金黄色零零碎碎地撒了一河面。那会儿的河真美。那会儿我还是个屁事不懂的毛孩子，按说根本就不会明白什么叫美不美。可那会儿的河真的很美。所以我认为有的美是个人就懂。 大哥也懂。因为我听见了河对岸发出的笑声。 “花衣裳好看真好看。”他叨咕一阵。又笑。眼睛和我盯住的绝对是一个地方。 我盯一会儿河，再盯一会儿大哥。我希望大哥死。就在这里死。奇怪的是我想这些可怕的念头时心里一点也不紧张也不害怕相反十分平静。 “花衣……”大哥又叨咕着嘿嘿着。 “花衣裳！花衣裳！”我也冲他冲河里喊。 “花衣……” “花衣裳！快！花衣裳！” 我们俩就这样一唱一和一喊一应了二十多遍。我希望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大哥仍嘿嘿笑着叨叨咕咕着，却让自己的身体一摇一摆地挪到了水里。这一年大哥差不多二十二岁。他头一回象他那个岁数的人那样精确地明白了我的心思。他一边朝水里走一边还冲我叨咕花衣真好看真好看。水漫到了他的腰漫到了他的胸。很快，水面上就只露出他那颗丑陋的脑袋。我知道就要发生什么事了。我兴奋起来，用更加声嘶力竭的嗓子冲他继续一声一声喊：“花衣裳！花衣裳！花衣裳！” 直到我听见了大哥的一声尖叫和噼噼叭叭的击水声，直到我看见大哥那颗硕大的头颅在紫红色的水中冒了几次，细小的手扑打着紫红色的水面，水花闪着紫红色的光芒，同时水面传来没有节奏的清脆的响声。我才突然抓起背心裤衩疯狂地拼命地跑。一连摔了几跤。我就哭起来，我就一边哭一边兔子一样奔驰。 回到家我什么也没说。家里人也没问我看见大哥没有。事后我想，如果当时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问我，哪怕是问与大哥毫无关系的话，我也会告诉他：我杀了大哥。然而没人问我什么。到了夜晚也没有谁问起过大哥。 第三天中午，泡子里漂起了大哥肿胀的尸体。那是一具脑袋占了全部身长四分之一的一米多长的尸体。露出水面的那片肚皮上，落着一些苍蝇。 就这些。 我的故事终于讲完了。如果说还有一些我刚刚提起又丢下的故事和人物，我已经没兴致讲了。无论如何，故事到这里必须结束了。 如果说我自己还有什么想法，那就是恳求大家等一等再说话。 最后我认为有必要告诉大家关于结构处理方面的问题。巴乌托夫斯基先生的那段话我原本是放在最后的，但现在我把它搁在题记的位置上了。我这样干是出于对自己的偏见的修正。也就是巴乌托夫斯基先生的话太有道理而我太没道理。我发现自己太偏狭太小家子气太那个。 最最后我还想说一遍我说过无数遍的那句话：生活对每个人不太相同。 这句话是不是说得太轻松了？ 值得怀疑。 （原载《中国作家》1987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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